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已轮廓出现。总的目标是重新领导世界，重点关注对象是中国。
　　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上任以来首次外交讲话。他在阐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时，列出了八大优先事项，分别是结束新冠疫情、振兴国内外经济、恢复民主、移民改革、重建联盟、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新任国务卿阐述新一届政府的外交重点任务，乍一看没什么特別之处。但是，回顾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外交中把单一的国家—中国，单列为“外交优先”。
　　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21年贸易议程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这份308页的报告，提到中国多达467次，频次史无前例。这样的年度报告，带有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意味。有美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是唯一被特别列为“拜登政府将应对”的国家。
　　拜登的外交将紧盯中国。目前来看，他的政府不仅这样说，还打算这样做。
　　这不是外交智慧，能否如其所愿还很难说。拜登外交为何会紧盯中国？
　　此前的文章中，我多次提到，拜登的对华外交带有极强的焦虑感。这一届总统任期干完，拜登已年逾八旬。作为浸润美国政坛半个世纪的老政客，这是他“青史留名”的最后机会。在拜登的逻辑中，美国能否重新领导世界，中国因素是最大的变数。
　　拜登有焦虑感。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也有焦虑感。布林肯2019年谈到中美战略竞争时曾说，“目前中国已经比我们处于更优势的地位。”事实上，在整个美国战略界，都有“美国一直在输给中国”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说，在对华政策上，拜登圈内的美国政治精英们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美国在世人眼中不再那么“美”，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错”。与中国“极端竞争”，还可能导致美国的自我扭曲。

　　但是，基于焦虑制定的政策，很容易滑向非理性。这是常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情绪化、非理性正是特朗普对华外交的突出特征。拜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用了“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这样的表述。拜登如何用这种带有满满情绪的表述，来区别他与特朗普的政策不同？
　　特朗普政府曾极力营造中美新冷战氛围。拜登明确否认过中美将陷入新冷战，强调与中国的关系也有合作的一面。但他“极端竞争”的对华外交，如何能产生竞争与合作的连接点？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拜登真的希望与北京展开合作，与特朗普的做法有所不同，那么拜登的首要任务就不是‘极端竞争’，因为这听起来像是特朗普时代的升级再次升温。”
　　拜登的就职演说，主要谈的是如何“治愈美国”。这说明，他与他的政策团队非常清楚，美国的最大挑战，以及所有挑战的根源，在美国国内。
　　美国政治的部落主义、极端化趋势，美国民主的式微，美国经济优势的减弱，美国社会的撕裂和不宽容，美国在世人眼中不再那么“美”，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错”。与中国“极端竞争”，不仅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还可能导致美国的自我扭曲。
　　某种程度上说，拜登政府对华外交的焦虑感，是其国内焦虑感的向外投射。我们不能完全寄望于美国政治精英们找到情绪的平衡点、回归理性，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对于中美关系，目前的中国比两国建交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和塑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