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一个特殊的土豪群体，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阶层能够像他们一样最典型、最集中地代表资本丑恶的一面，也没有任何阶层能够像他们一样让所有人产生好奇和关注——FT中文网曾称他们是“中国式典型的强盗资本家，创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强盗乐园”。
　　2014年3月12日上午11时，山西太原武宿机场，原本打算搭乘从太原飞往深圳的班机，转道去香港处理公司上市事宜的联盛董事局主席邢利斌被警方带走。对大众而言，可能不熟悉邢利斌，但其煤老板的身份以及7000万嫁女事件却一定“如雷贯耳”。
　　联盛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最大的煤炭民企，随着邢利斌被带走，煤炭企业的命运和煤老板的命运再次备受关注。
　　2002年，一纸文书，计划煤变为市场煤。煤老板们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某天清晨，当他们从黑乎乎的炕上爬起来，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几位揣着钞票端着笑脸的买煤人，而在不久前，为了把煤卖出去，他们还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这只是一个网络段子，但也确实是从2002年开始，以邢利斌为代表的煤老板这个特殊群体诞生了。
　　有人曾总结邢利斌成功的因素——运气和胆识。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煤老板当初是怎么“混”进这种关乎民生的资源性行业的，最后归咎于历史带给他们的好运；邢利斌在被警方带走后曾表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一种枭雄式的胆识，体现在他们的发迹暴富中，却也同时体现在官商勾结、挥金如土和醉生梦死中。
　　一如黑洞洞的矿井与其上空飘荡着的灰蒙蒙的愁云，在挥霍了“好运”后，命运的天平终于无法再向煤老板倾斜。2012年，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山西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从2002年到2012年——10年，这个10年是中国煤炭行业不断制定规则的10年；这个10年游走在制度的边缘，造就了无数个“邢利斌 ”；这个10年见证了煤老板的诞生、崛起、癫狂至灭亡。
　　2014年，煤老板邢利斌拉上了他的序幕。多年后，或许没有人记得邢利斌，也没有人理得清煤改风暴，但是“煤老板”这样一个带着原罪而生、伴着疯狂而活、又随着时代而亡的特殊群体注定被后人津津乐道。
　　春天
　　张军，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终日以煤矿为伍的煤矿工人。在张军的记忆中，在煤矿上除了干活还是干活，“那时候工作量大，我们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虽然下井工作的时间规定是八小时，但由于井下交通不便，往往干了一天活，还需要步行两个小时才能从工作地走到井口。除了工作条件差，生活水平也不高。矿上的饭菜质量不好，张军每天早晨下矿井时，除了要背一个矿灯，还要背上三个饼子和一些咸菜，“井下一干就是一天，只能自己带一些饼子充饥。”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张军每个月的收入还非常少，“这些钱减去吃喝日用，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余了，日子过得紧巴巴。”那时候，不只工人穷，企业也没钱，甚至很多企业没有资金，连工人的劳动保护器具都难以配齐，下井的人要找关系说情才能弄到一个防尘口罩。张军说：“没有防尘口罩，到了井下工人采煤时呼吸的全是煤面儿，许多人都因此得了尘肺病。”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煤老板的“前半生”就是這样的。
　　新中国成立初，煤炭行业在计划经济中运行，所有的煤炭生产任务都是由国营企业承担的，依赖国家投资，生产、销售、定价完全是按照政府计划执行。那个时候，只有煤炭工人，没有煤老板。
　　随着商业规律的不断构建，计划经济下的煤炭产业出现了煤炭供不应求和煤企连续亏损的局面。为了挽救颓势，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提出了“有水快流”的政策，鼓励地方发挥当地优势发展经济。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国家对煤炭资源管理实行放开政策，政府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
　　由此，第一代煤老板登上财富舞台。
　　第一代煤老板在8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日子过不下去的破落户，政策的放开让他们其中一些胆大的人看到了机遇。然而，政策的放开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无竞争化，机遇摆在眼前，能否抓住，就看个人了。八九十年代，煤炭价格非常便宜，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就可以批到一批煤了。但即便如此，几万元也不是那些没钱没势的破落户能够承担的。这些人为了经营煤矿开始到处借钱，亲戚、朋友、熟人，能借的都借遍了，甚至还有给出承诺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的。可以说，这些人就是抱着“豁出去”的心理了。
　　但是，当时，煤炭行业是很不被看好的，除了脏苦累之外，更重要的是风险太大。煤炭价格低廉，为了维持煤矿正常经营，到处举债是煤老板的常态，甚至只能克扣矿工工资来维持生计。这个时期的煤老板白担着“老板”的名号，却是痛并艰难着，甚至有的为了躲债主、躲工人，连家都不敢回。
　　孟老夫子是这么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无法领悟这句话的煤老板都中途“阵亡”，放弃煤矿了，而坚持下来的就成了真正的煤老板。
　　1993年煤炭价格双轨制，计划外的煤炭市场初步形成；2001年，煤炭价格由低谷走向复苏；2002年，计划煤变为市场煤，煤老板的春天开始了。
　　原罪
　　胆大、能吃苦、没钱、没势、没文化，是煤老板最初拥有的标签。有意思的是，如果单单从这些标签来看，煤老板绝对是时下最流行的“D丝逆袭”的典范、正能量的模本。可惜，特殊的经济环境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幸运儿，却也让他们成为狡猾的投机者。他们站在了煤炭行业最开始的时刻，对这些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大老粗”来说，为了生存、为了金钱，没有任何规范标准、道德伦理、法律人情。作为开拓者，他们为“煤老板”这个群体打上了“原罪”的烙印。
　　2012年，邢利斌7000万嫁女儿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原本已经算是低调的邢利斌成了“暴发户煤老板”的代表，而与此同时，邢利斌的“发家原罪”也被大众挖了出来。 　　2002年，对煤老板意义深刻的一年，对邢利斌同样。2002年，邢利斌以8000万收购兴无煤矿，以这样的“白菜价”购买国有资产，这正是大众对邢利斌的质疑。对此，邢利斌的回答是：“任何事情要看它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确，当时煤炭价格低迷，兴无煤矿面临破产，根据当时的评估资料，兴无煤矿保有储量8400万吨，资产总额26181万元，负债19355万元，净资产682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3.9%。兴无煤矿所属的山西柳林县政府迫切地想将兴无煤矿抛出去，邢利斌的机会来了。
　　同样的疑问，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过：“国有企业可以出售给私人吗？”柳林县政府的回答是：“兴无的出售不是承包，而是股权转移。”而对于8000万的“白菜价”，邢利斌曾声明，他同时承担了负债，才会有8000万的价格。
　　兴无煤矿是山西第一个股权转让的国有煤矿，邢利斌的8000万具有领头作用。然而，虽然邢利斌每个质疑都能作出澄清，但是这个带着奇迹色彩的转让史仍然让大众看出端倪——以承包名义行事，钻政策的空子，于灰色地带含糊发家。
　　邢利斌接手兴无后的成绩让大众对这段灰色历史淡忘很多，直到嫁女事件、直到被捕事件、直到煤老板相继出事，煤老板的原罪被置于闪光灯下接受大众审判。
　　邢利斌只是无数煤老板其中之一，对他的灰色地带的质疑也只是整个煤老板原罪的冰山一角——官商勾结、霸占资源、垄断市场、横行一方，煤炭行业早已声名狼藉。
　　有一本名为《山西煤老板》的书，就讲述了煤老板的暴富和原罪。书里讲到一个故事，颇有含义——一个外地人到山西投资煤矿，在煤炭行情暴涨的情况下，他却赔了个血本无归。问起原因来，让人大吃一惊，说是山西官煤勾结，挤对得他无法生存。他投资煤矿的那个县，书记、县长和当地一个大煤矿主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他的煤矿刚刚开张，书记、县长就给他做工作，提出让那个大煤矿主的小舅子来当执行矿长了。过几天，执行矿长一来，就提出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煤矿的利润要二八开，投资人占两成，执行矿长占八成。投资人当然不干，于是就把那个执行矿长轰走了。从此以后，这个煤矿的厄运就来了：三天两头就有县里的人来检查，以种种借口封矿停产；隔三岔五就有当地的坏人来捣乱，明抢暗夺。一年下来，投资人的几千万打了水漂，最后抱恨而归。
　　如果透视真正的煤炭行业，这个故事单调的可怕。原罪，是部分基督教神学家提倡的神学理论，他们认为，人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消除，还会一代传给一代，永无停止。煤老板的原罪源于各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官煤勾结何时清？无解。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下，煤老板的原罪无法得到救赎，这才有了之后的“迷失”和“覆灭”。
　　迷失
　　如果沒有这段迷失，或者煤老板的逆袭可以作为正能量的模本。“谈煤色变”已经不足以形容大众对煤老板的厌恶，几乎没有哪一个阶层像煤老板一样受到全民的抨击。可以想象，即便有一天，“煤老板”这个群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人们对“煤老板”三个字所携带的罪恶也不会忘记。当然，同样不会忘记的，还有那些奇葩的事迹。
　　暴发户、情妇、房子、悍马还有矿难，这些是煤老板之后的标签，原罪集聚的庞大财富让煤老板迷失了。
　　网上流行过一个段子：等咱有了钱，买两辆奔驰，开一辆拖一辆……这个普通人奢侈的梦想，在煤老板那里早就实现了。有媒体做过一个调查，山西煤老板座驾以奔驰、宝马为多，为了方便跑山路一般煤老板还同时配有越野车。豪华车在山西的具体分布是太原以奔驰、宝马居多；大同以宝马、凯迪拉克为多；吕梁、孝义流行悍马；灵石、临汾一带则以宾利为主。而类似煤老板为子女举办的豪华婚礼中，悍马、林肯、奔驰、法拉利等豪车聚会场景，更是平常事。专栏作家许知远是这样“解释”煤老板对豪车的痴迷的：“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你看到他们身家过亿，却仍旧保持着从前的吝啬和土气，他们少年时代是这样的，今天也仍旧如此。他们的出手阔绰，经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摆阔气、爱攀比之余，煤老板还撑起了中国房地产的半边天，煤老板炒房团和温州炒房团堪称大城市房价的最给力助推者。资料显示，2005年9月到11月，建外SOHO销售额接近10亿元，这其中一半是山西煤老板买单，他们当中最多的一位一次性买房12套，耗资6600万。2006年2月，一个由约30名身家号称5000万元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购房团，高调进入上海看房。
　　豪车、购房等炫富行为还只是属于煤老板的个人行为，即便社会仇富心理严重，也不至于波及生命安全。然而，当一场又一场矿难发生，当一个个煤老板对这种带血的GDP沾沾自喜时，煤老板已经不是迷失，而是疯狂了，更是人性的泯灭。
　　在山西，遍地都是中小煤矿，矿难也是如影随形，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座煤矿没有发生过事故。这些煤老板不注重煤矿的生产安全，导致矿难频频发生；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甚至出现买卖“死亡指标”、黑煤窑童奴、奴役智障人士等。而与之对应的是，他们只是用简陋的方法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的现金。
　　清时有学者评价山西人：“质朴淳厚，有古陶唐之风。”历史上的晋商以勤俭质朴闻名天下，曾有人试图将煤老板归结为“新晋商”，现在看来，将“晋商”二字和暴发户联系在一起，着实不妥，煤老板已经失去了作为商人的最基本理性。
　　覆灭
　　2008年，又一个对于煤老板意义非凡的一年。
　　2008年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陷入大萧条，煤炭需求也随之陷入低谷。而不断被曝光的矿难黑幕也把煤老板的各种“不人道”手段置于风口浪尖。煤炭行业的整顿迫在眉睫。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经此一役，山西矿井数由2598座压减到1053座，办矿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
　　可以说，从那时起，煤老板已经开始走上覆灭。短短五六年，煤炭行业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突然的暴富还是突然的末路，都让煤老板难以调适。而难以调适的暴富带来的是人性的迷失和垂死挣扎的可悲。
　　这样的经济环境让许多煤老板难以相信，“最初投资煤炭行业，也是看准了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无偿开采的政策优势才去做的……”现在呢？《南方周末》在2009年曾亲赴山西见证这批煤老板灭亡前的百态——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而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则是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一位煤老板这样形容那段日子：“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每一场谈判都是在抉择人生。这个畸形的商业群体，本以为早已擅长游走在政策和体制的边缘，却依然无计可施。
　　2008年那场“战役”后，也确实留下了幸存者，他们被冠以下一个“超级富豪”，邢利斌也算是当时的幸存者。然而，邢利斌被捕之后，大家才知道，即便是几年前的幸存者，也只是在痛苦维系可笑的资金链了。
　　在政策浮沉中，煤老板的十年似乎真的接近终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