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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定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1952年初，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早几年在苏联访问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定具有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固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取得令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于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以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外群众来信共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形成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的制定是在十分慎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认为，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在日本成为通用的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
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工作。
可是，“拼音”是不是“文字”的问题，有的群众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群众，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关心，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定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我国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婉拒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使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方案。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实践已经证明，它为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实现“语同音”的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u加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还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可行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地区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ui”这样的音节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当时方案委员会并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约定俗成。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改掉一个缺点往往又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是：从国外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这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过程。
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学习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摘自《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改）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1952年初，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早几年在苏联访问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定具有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固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取得令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于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以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外群众来信共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形成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的制定是在十分慎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认为，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在日本成为通用的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
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工作。
可是，“拼音”是不是“文字”的问题，有的群众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群众，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关心，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定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我国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婉拒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使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方案。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实践已经证明，它为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实现“语同音”的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u加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还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可行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地区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ui”这样的音节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当时方案委员会并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约定俗成。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改掉一个缺点往往又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是：从国外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这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过程。
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学习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摘自《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