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的言说欲望和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对媒体人、对我们社会还保留有信任，这种信任也给了我力量，让我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迅速调整，继续投入采写报道，坚守记者的责任。
车站里，返乡的人，多了起来。他们的行李，比往常多了一些：除了行李箱，水桶、电风扇、席子、被子等，也一并被带走。
所有的一切，都悄悄昭示着：2016年即将结束。
和往年一样，年末，我习惯到车站走走看看。即将过去的2016年里，我曾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直接或转乘前往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以及广东省内各地……
我对车站有特殊的感情，这不是因为我常年出差，时常和车站打交道的缘故，而是因为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属于哪个阶层和群体，他都得依托车站出行—即便坐飞机、高铁，也通过车站来转乘。因此，在我看来，车站是观察群体和阶层的好地方。
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车站能让我看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春运时都不得不“平等”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拥挤排队进站、买票、上车；焦急排队进入人满为患的厕所；排队购买昂贵的快餐……
这些画面的出现，让一贯苛刻的我，懂得宽容各阶层里那些并不完美的个体。
因为在车站，我们看到扶老携幼的他们，看到肩挑背杠的他们，看到亲昵不舍或相互偎依的他们……从中也看到我们自己，看到了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飘零和不易。这时候，我们收回平日那个苛刻的自我，学会给周边的人多点关爱，温暖彼此。我相信，这一刻的观察是冷静而客观的。
回望曾一次次出发和回归的车站，从一张张黝黑而粗糙的脸上，我读出2016年里，他们曾有的艰辛與坚持—因为全都写在了脸上。但我也看到更多的他们，脸上是轻松惬意和久违的笑容，因为那是一颗颗期盼归途的心，那也是对自身日渐隆起的荷包的宽慰。
此刻，说起2016年的中国表情，“艰难与希望”我想应该是在全国每个车站里，都可以捕捉到的画面。
撇开因感观而触动内心的画面，接下来，我从2016年的走读、采访、接触和认知，谈谈这一年里，一些具体而微的社会和人心变迁。
2016年元旦，我在江西余干县调查“重金求子”选题。那时，我来到那两个被称为“诈骗村”的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驱车进入这两村庄，我看到这两村子的房子比其他村庄的房子建得要高、装修得要豪华漂亮很多，这是第一个感观认知。
第二个感观认知是，村里的车子很多。第三个感观认知是，村里的生活配套很齐全，有夜宵摊、麻将馆、农贸市场—我们知道，在内地，除了集市，一个普通的村子里，是少有夜宵摊和饭馆的，村民宁可自己买东西回家煮着吃，也不会上饭馆吃饭。
当然，这里也并非所有村民的财富都是靠诈骗起家的。起高楼、建豪宅、买豪车中，也有诚实守法、依靠双手努力挣来的。但我们知道，在农村，致富的生态如果是有人靠歪门邪道起家，它所带来的群仿效应非常巨大，几乎对这个地方的人伦道德带来致命的摧毁，能坚守内心本分的，只有少数。
余干很多本地人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有一些没有诈骗机会的人，甚至羡慕那些懂得通过诈骗发家致富的人，价值观的破坏远比因诈骗给他人带来的财富损失大得多。
在这两个村庄走访，眼看他们起朱楼，眼看他们宴宾客，也眼看他们和他们的“产业”，在警方的重拳打击后，“分崩离析”、四处逃散……也眼看昔日挥金如土的土豪骗子，被张贴在余干县城的大街小巷进行通缉，接受全县人民的鄙视。
骗子被抓了，但如果因此认为骗子就绝迹，问题就解决，那是天真的。因为，远没有结束。
2016年年底，广西警方也对宾阳县的互联网诈骗行为发起总攻、重拳出击。多年来，广西宾阳县也因QQ等互联网诈骗行为盛行而名扬全国。当地人对此也十分厌恶，认为骗子坏了整个宾阳的名声。一些宾阳的朋友说，在外面，他们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自己是宾阳的。
而在年头与年末之间，因被骗也发生过很多惨烈的故事。比如今年上半年，甘肃乡村教师范银贵，在被骗光23万元的购房款后自杀。
3个月后，山东女孩徐玉玉，因9900元学费被骗而郁结于心，最终心脏骤停离世。公安部为此发出A级通缉令，来自福建等地的骗子，悉数落马，随之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
同样，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19岁的大学生蔡淑妍，因被短信骗走1万多元学费，选择跳海自杀。
我们知道，在警方强有力的打击下，很多骗子在潜伏，但一些骗子还在活跃。有时，我们没法理解：为何就不能脚踏实地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为何非得让自己的富有、挥霍、不劳而获，建立在一帮更弱小、更善良的底层人身上？
当然，对骗子不能靠说教来解决，打击，唯有重重打击，同时让他们的相貌贴上街头，拉上横幅，让他们的信用破产、身败名裂，才有可能收到一点点的效果。这时，我们欣喜看到官方强有力的回应—这是官方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与回应。
这时，面对警方的强有力打击，请不要强调骗子的尊严，请不要说“考虑骗子家人感受”之类的话，不要否认严打的必要性，因为你在强调善待骗子的时候，拿什么来慰藉那些含苞未放就已逝去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拿什么慰藉那位省吃俭用一辈子的乡村教师的亡灵？
打击罪恶就是善待与维护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生活的秩序，维护我们社会稀缺的诚信。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让善良的人、让讲诚信的人都活不去的社会。他们应该活得很好，这才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2016年，无论是徐玉玉、蔡淑妍，还是范银贵，他们的死，都和骗子有关，但也和自身有关—这样说，多少有些冷漠，但不正视这点，我们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也无法解决“被骗致死”之谜。 剧烈变动的社会里，除需要一颗不害人的善良心，还需要具备一种意识，就是：社会没我想的那么坏，但也不一定有我认为的那么好—因为总有那些利用人性善良作恶的人存在。
客观说，被骗致死，首先和其家庭贫困有关，因为贫穷，所以抗风险、抗挫折的能力更弱。因此就出现了，在很多人看来，一些“不太大的损失”也可以导致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活下去，无法原谅和放过自己，这就是经济能力弱“连累”到抗挫折能力的问题。
其次，他们死于在见识上的自我否定。过去，他们过于相信社会和他人，并在心理上认可了自身对社会和他人的认识能力，但是当这种认识能力遭到现实否定和打击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原来自己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是錯误的，甚至是一无所知。这时他们极度否定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因为“竟然看不透”、“太笨了”的自责，助推着他们往绝路上走。
现实是这样的：这个社会没有他们被骗前想的那么美好，但也没有他们被骗后认为的那么坏。如果看不到这点，被骗前、后所带来的极端看法，会在短时内对冲、颠覆，并产生巨大落差，这让自己生活在不断的纠结、矛盾和自责中，似乎唯有结束生命，才能结束自我内心的煎熬，所以他们选择一条令人遗憾的不归路。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的内心都足够强大。但他们的死去，给活着的人提了醒：很可能，我们一个不大友好的处理问题方式，或是一次偶发的欺骗他人行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一个家庭。比如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同行，因为男友出轨、冷漠，她选择了在婚房外自杀身亡。人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父母养育、陪伴了30年的恩情，为什么就比不上一段和陌生人相恋才一年多的情感？
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行善，关注生命，在乎他人的生死、冷暖，让对方—哪怕是个陌生人，都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或听到我们的关心、祝福和在乎。
我的走读体验也是如此，2016年，我足迹主要遍及中、西部地区，采访中，我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波折，但随着采访推进，在我几乎失望的同时，还发现有突破的机会，这无关我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受访者还有对不平事件的言说愿望与行动。
他们的言说欲望和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对媒体人、对我们社会还保留有信任，这种信任也给了我力量，让我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迅速调整，继续投入采写报道，坚守记者的责任。
现实就是这样，它不以个体的喜怒哀乐而改变，幸运的是，面对这个常常让人无奈的世界，更多人选择了宽容与信任。人们还是愿意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在好起来。
车站里，返乡的人，多了起来。他们的行李，比往常多了一些：除了行李箱，水桶、电风扇、席子、被子等，也一并被带走。
所有的一切，都悄悄昭示着：2016年即将结束。
和往年一样，年末，我习惯到车站走走看看。即将过去的2016年里，我曾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直接或转乘前往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以及广东省内各地……
我对车站有特殊的感情，这不是因为我常年出差，时常和车站打交道的缘故，而是因为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属于哪个阶层和群体，他都得依托车站出行—即便坐飞机、高铁，也通过车站来转乘。因此，在我看来，车站是观察群体和阶层的好地方。
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车站能让我看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春运时都不得不“平等”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拥挤排队进站、买票、上车；焦急排队进入人满为患的厕所；排队购买昂贵的快餐……
这些画面的出现，让一贯苛刻的我，懂得宽容各阶层里那些并不完美的个体。
因为在车站，我们看到扶老携幼的他们，看到肩挑背杠的他们，看到亲昵不舍或相互偎依的他们……从中也看到我们自己，看到了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飘零和不易。这时候，我们收回平日那个苛刻的自我，学会给周边的人多点关爱，温暖彼此。我相信，这一刻的观察是冷静而客观的。
回望曾一次次出发和回归的车站，从一张张黝黑而粗糙的脸上，我读出2016年里，他们曾有的艰辛與坚持—因为全都写在了脸上。但我也看到更多的他们，脸上是轻松惬意和久违的笑容，因为那是一颗颗期盼归途的心，那也是对自身日渐隆起的荷包的宽慰。
此刻，说起2016年的中国表情，“艰难与希望”我想应该是在全国每个车站里，都可以捕捉到的画面。
人 心
撇开因感观而触动内心的画面，接下来，我从2016年的走读、采访、接触和认知，谈谈这一年里，一些具体而微的社会和人心变迁。
2016年元旦，我在江西余干县调查“重金求子”选题。那时，我来到那两个被称为“诈骗村”的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驱车进入这两村庄，我看到这两村子的房子比其他村庄的房子建得要高、装修得要豪华漂亮很多，这是第一个感观认知。
第二个感观认知是，村里的车子很多。第三个感观认知是，村里的生活配套很齐全，有夜宵摊、麻将馆、农贸市场—我们知道，在内地，除了集市，一个普通的村子里，是少有夜宵摊和饭馆的，村民宁可自己买东西回家煮着吃，也不会上饭馆吃饭。
当然，这里也并非所有村民的财富都是靠诈骗起家的。起高楼、建豪宅、买豪车中，也有诚实守法、依靠双手努力挣来的。但我们知道，在农村，致富的生态如果是有人靠歪门邪道起家，它所带来的群仿效应非常巨大，几乎对这个地方的人伦道德带来致命的摧毁，能坚守内心本分的，只有少数。
余干很多本地人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有一些没有诈骗机会的人，甚至羡慕那些懂得通过诈骗发家致富的人，价值观的破坏远比因诈骗给他人带来的财富损失大得多。
在这两个村庄走访，眼看他们起朱楼，眼看他们宴宾客，也眼看他们和他们的“产业”，在警方的重拳打击后，“分崩离析”、四处逃散……也眼看昔日挥金如土的土豪骗子，被张贴在余干县城的大街小巷进行通缉，接受全县人民的鄙视。
骗子被抓了，但如果因此认为骗子就绝迹，问题就解决，那是天真的。因为，远没有结束。
2016年年底，广西警方也对宾阳县的互联网诈骗行为发起总攻、重拳出击。多年来，广西宾阳县也因QQ等互联网诈骗行为盛行而名扬全国。当地人对此也十分厌恶，认为骗子坏了整个宾阳的名声。一些宾阳的朋友说，在外面，他们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自己是宾阳的。
还是人心
而在年头与年末之间，因被骗也发生过很多惨烈的故事。比如今年上半年，甘肃乡村教师范银贵，在被骗光23万元的购房款后自杀。
3个月后，山东女孩徐玉玉，因9900元学费被骗而郁结于心，最终心脏骤停离世。公安部为此发出A级通缉令，来自福建等地的骗子，悉数落马，随之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
同样，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19岁的大学生蔡淑妍，因被短信骗走1万多元学费，选择跳海自杀。
我们知道，在警方强有力的打击下，很多骗子在潜伏，但一些骗子还在活跃。有时，我们没法理解：为何就不能脚踏实地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为何非得让自己的富有、挥霍、不劳而获，建立在一帮更弱小、更善良的底层人身上？
当然，对骗子不能靠说教来解决，打击，唯有重重打击，同时让他们的相貌贴上街头，拉上横幅，让他们的信用破产、身败名裂，才有可能收到一点点的效果。这时，我们欣喜看到官方强有力的回应—这是官方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与回应。
这时，面对警方的强有力打击，请不要强调骗子的尊严，请不要说“考虑骗子家人感受”之类的话，不要否认严打的必要性，因为你在强调善待骗子的时候，拿什么来慰藉那些含苞未放就已逝去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拿什么慰藉那位省吃俭用一辈子的乡村教师的亡灵？
打击罪恶就是善待与维护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生活的秩序，维护我们社会稀缺的诚信。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让善良的人、让讲诚信的人都活不去的社会。他们应该活得很好，这才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理 性
2016年，无论是徐玉玉、蔡淑妍，还是范银贵，他们的死，都和骗子有关，但也和自身有关—这样说，多少有些冷漠，但不正视这点，我们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也无法解决“被骗致死”之谜。 剧烈变动的社会里，除需要一颗不害人的善良心，还需要具备一种意识，就是：社会没我想的那么坏，但也不一定有我认为的那么好—因为总有那些利用人性善良作恶的人存在。
客观说，被骗致死，首先和其家庭贫困有关，因为贫穷，所以抗风险、抗挫折的能力更弱。因此就出现了，在很多人看来，一些“不太大的损失”也可以导致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活下去，无法原谅和放过自己，这就是经济能力弱“连累”到抗挫折能力的问题。
其次，他们死于在见识上的自我否定。过去，他们过于相信社会和他人，并在心理上认可了自身对社会和他人的认识能力，但是当这种认识能力遭到现实否定和打击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原来自己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是錯误的，甚至是一无所知。这时他们极度否定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因为“竟然看不透”、“太笨了”的自责，助推着他们往绝路上走。
现实是这样的：这个社会没有他们被骗前想的那么美好，但也没有他们被骗后认为的那么坏。如果看不到这点，被骗前、后所带来的极端看法，会在短时内对冲、颠覆，并产生巨大落差，这让自己生活在不断的纠结、矛盾和自责中，似乎唯有结束生命，才能结束自我内心的煎熬，所以他们选择一条令人遗憾的不归路。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的内心都足够强大。但他们的死去，给活着的人提了醒：很可能，我们一个不大友好的处理问题方式，或是一次偶发的欺骗他人行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一个家庭。比如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同行，因为男友出轨、冷漠，她选择了在婚房外自杀身亡。人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父母养育、陪伴了30年的恩情，为什么就比不上一段和陌生人相恋才一年多的情感？
希 望
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行善，关注生命，在乎他人的生死、冷暖，让对方—哪怕是个陌生人，都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或听到我们的关心、祝福和在乎。
我的走读体验也是如此，2016年，我足迹主要遍及中、西部地区，采访中，我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波折，但随着采访推进，在我几乎失望的同时，还发现有突破的机会，这无关我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受访者还有对不平事件的言说愿望与行动。
他们的言说欲望和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对媒体人、对我们社会还保留有信任，这种信任也给了我力量，让我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迅速调整，继续投入采写报道，坚守记者的责任。
现实就是这样，它不以个体的喜怒哀乐而改变，幸运的是，面对这个常常让人无奈的世界，更多人选择了宽容与信任。人们还是愿意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在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