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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其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融入了华夏文明的血脉。西汉初年以治《诗经》著称的著名经学家韩婴著有《韩诗外传》，该书虽不是解释《诗经》的著作，但书中的每一则故事或每一条议论之后都引《诗经》，用以印证故事或议论。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发现，建立在管理学以及传播学基础上的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其文化渊源并非绝对西化和孤立的。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它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梁启超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基于此，我们从《韩诗外传》入手，追寻“思无邪”的诗经思想内涵以及“温柔敦厚”（孔子语）的诗经特点，探讨公共关系之古老且厚重的文化基因。
有漼者渊，萑苇淠淠——古老的公关格言
语出《诗经·小雅·小弁》，其意是“广阔的的水潭啊，芦苇多么丰茂。” 韩婴解说“言大者无不容也”——说的是心胸宽广的人无所不容。
《韩诗外传》卷七以“有漼者渊，萑苇淠淠”来印证中国传统公关的典型案例——“绝缨之宴”：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忽然一阵疾风吹过，筵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这时有一位官员悄悄拉扯王后的衣服，王后抓住他的帽缨并且拉断了。王后回到楚庄王面前告状，让楚王点亮蜡烛查看众人的帽缨，以便找出刚才无礼之人。楚庄王却传令不要点燃蜡烛，而是大声说：“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所有的帽缨都被拉断，因而也就不知道被王后拽断帽缨的那人是谁了。庄王和群臣畅饮一场才散去。后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有一位将领常常杀在前面，五次交战，五次冲锋陷阵打退敌人，终于割下吴国将军的头颅献给楚王。庄王觉得奇怪，便问他：“我对你不曾有什么特别优待，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忠厚？”那人回答说：“我就是先前在殿上被王后扯断帽缨的那个人，当时我就应该肝胆涂地。我心中负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没有机会为您效劳。现在幸而有机会发挥我应有的作用，还可以为大王您打败吴国使楚国强盛起来。”
古人讲：“君则敬，臣则忠。”楚庄王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与其“有漼者渊”“无不容也”不无关系。假如没有绝缨宴，也许那位非礼的将军早就被处死了，楚国和谐的内部公关氛围会蒙上一层阴影，吴楚之战的結局也很难预料，楚庄王的春秋大业就不一定顺风顺水。所以，“殿上绝缨”所体现的是一种对“非原则性小错”的原谅与赦免，是一种公关激励方式，无形中使被赦免的人得到一种幸免受罚的内疚忏悔感，进而转化为戴罪立功的动力源泉。
从公关的理论来讲，楚庄王之“此次君臣宴饮，旨在融洽君臣关系，酒后失态乃人之常情，不予追究”的朴素公关思维成功争取和扩大了顺意公众、逆转了逆意公众和边缘公众。顺意公众指那些对组织持赞成意向和支持态度的公众对象；逆意公众指对组织的持否定意向和反对态度的公众对象；边缘公众则是指对组织持中间态度、观点和意向不明朗的公众对象。公共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多交友；少树敌”，因此任何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公关行为都应该尽可能争取支持，减少敌意。
蔽茀甘棠，勿刬勿伐，召伯所茇——政府公关形象塑造的古老范例
语出《诗经·召南·甘棠》，其意是“可爱的甘棠树，不要砍伐它，召公在这里露宿过。”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一“邵伯与《甘棠》之作”这一章中，讲述的是《诗经·召南·甘棠》的创作缘由。
昔者周王朝政治昌明，邵伯在朝里任太保，掌管国家的行政事务，有关主管官吏请求为邵伯建设邵邑来居住。邵伯说：“唉！为了我一个人而使庶民劳苦，这不是我们前代君王文王的意愿。”于是他出朝来到农田主动接近老百姓，亲自为他们处理诉讼问题，解决实际困难。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邵伯处理完百姓事务，露宿于野外，在树下搭个草屋居住。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国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韩婴接着说：其后，做官的骄横奢侈，不体恤黎民百姓，赋税繁重，“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来到当年树下邵伯休息的地方，赞美邵伯的德政而唱出了怀念他的诗歌。《诗》曰：“蔽茀甘棠，勿刬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邵伯继承文王之志，不肯因为自己个人而使百姓劳苦，于是到田间去审理诉讼问题，从而安定百姓，促进生产，体现了西周初年统治者强调的敬德保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为后世的儒家所继承，提出了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儒家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公关思维的精华，其文化的基因就是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召之治。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公关（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是指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传播管理，旨在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公众关系。这种良好的公众关系表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坦诚合作、和平共处。成功的政府公关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美誉度，获得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谅解和支持。而政府公关形象的被践踏，常体现为政府官员扭曲的政绩观以及肆意妄为、侵害公众的利益。按民本主义的要求，政府决策之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公众的利益所在，平衡和考量社会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执行时更要依靠公众的力量，实现行政的目的。
古今一理，邵伯舍于甘棠之下听讼决狱的故事，既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政治模式，也是中国古代政府公关形象塑造的成功范例。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选人用人的公关原则
语出《诗经·周颂·时迈》，其意是“周王朝明智明察，按次第任人，使在位者各得其序，各称其职”。《韩诗外传》卷三用《诗经》中的这句名言来印证魏文侯置相的标准与李克的五大选才原则：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
战国时，魏的开国君主魏文侯打算立相，到底是立翟黄还是立魏成子，他召见李克问之。李克以“卑不谋尊，疏不间亲”的理由“不敢当命”，文侯说：“先生在国家大事面前不要谦让。”李克才说出了选取人才的五大标准：“观察人，平素家居时，看他所亲近的人；富有时，看他能否有所施予；显贵时，看他所推荐的人；困厄时，看他能否有所不为；贫穷时，看他能否有所不取。用这五点完全可以看清人了。”文侯说：“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是子夏的学生，因翟黄推荐而任中山相，可以说，翟黄是李克的伯乐。所以当翟黄问李克谁出任魏之相国的时候，李克说：“魏成子为任。”翟黄气得变了脸色，说西门豹、乐羊、还有先生你，都是我推荐的，这些人都于功业有所成就，我什么地方不如魏成子？李克的回答极具现实意义：“您介绍我给您的君王，难道是结党营私来谋求提高官位吗？君主问谁可以为相，所以我提出了‘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的选才原则，因此我知道魏成子要当相。因为魏成子受俸禄千钟，十分之一留在家里，十分之九用在外边，用来邀请邀约天下的贤人。从东方请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人，君主都以之为老师和朋友。而您所推荐的人，君主都以之为臣，您怎么能与魏成子等同呢？”于是翟黄徘徊不安，惭愧地说：“鄙人固陋，失对于夫子。”
魏文侯问贤于李克，并根据李克的五大选贤标准选定了魏成子为相，完全没有考虑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根据才能和人品修养的高下裁决的。这种不徇私情的公关用人原则值得肯定，五大选才标准也具有借鉴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克没有因为与翟黄的特殊关系而举荐翟黄，翟黄也没有李克的所作所为而产生怨恨，这种大公无私的和谐公关氛围是魏文侯时期能够首霸中原的重要原因。
自古至今，国家之兴，在于得人，所谓“吏者，民之所悬命也”。孔子也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如果公众不服，怎么能治理好社会呢？所以选人用人是国家公关建设的关键。
（未完待续）
有漼者渊，萑苇淠淠——古老的公关格言
语出《诗经·小雅·小弁》，其意是“广阔的的水潭啊，芦苇多么丰茂。” 韩婴解说“言大者无不容也”——说的是心胸宽广的人无所不容。
《韩诗外传》卷七以“有漼者渊，萑苇淠淠”来印证中国传统公关的典型案例——“绝缨之宴”：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忽然一阵疾风吹过，筵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这时有一位官员悄悄拉扯王后的衣服，王后抓住他的帽缨并且拉断了。王后回到楚庄王面前告状，让楚王点亮蜡烛查看众人的帽缨，以便找出刚才无礼之人。楚庄王却传令不要点燃蜡烛，而是大声说：“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所有的帽缨都被拉断，因而也就不知道被王后拽断帽缨的那人是谁了。庄王和群臣畅饮一场才散去。后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有一位将领常常杀在前面，五次交战，五次冲锋陷阵打退敌人，终于割下吴国将军的头颅献给楚王。庄王觉得奇怪，便问他：“我对你不曾有什么特别优待，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忠厚？”那人回答说：“我就是先前在殿上被王后扯断帽缨的那个人，当时我就应该肝胆涂地。我心中负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没有机会为您效劳。现在幸而有机会发挥我应有的作用，还可以为大王您打败吴国使楚国强盛起来。”
古人讲：“君则敬，臣则忠。”楚庄王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与其“有漼者渊”“无不容也”不无关系。假如没有绝缨宴，也许那位非礼的将军早就被处死了，楚国和谐的内部公关氛围会蒙上一层阴影，吴楚之战的結局也很难预料，楚庄王的春秋大业就不一定顺风顺水。所以，“殿上绝缨”所体现的是一种对“非原则性小错”的原谅与赦免，是一种公关激励方式，无形中使被赦免的人得到一种幸免受罚的内疚忏悔感，进而转化为戴罪立功的动力源泉。
从公关的理论来讲，楚庄王之“此次君臣宴饮，旨在融洽君臣关系，酒后失态乃人之常情，不予追究”的朴素公关思维成功争取和扩大了顺意公众、逆转了逆意公众和边缘公众。顺意公众指那些对组织持赞成意向和支持态度的公众对象；逆意公众指对组织的持否定意向和反对态度的公众对象；边缘公众则是指对组织持中间态度、观点和意向不明朗的公众对象。公共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多交友；少树敌”，因此任何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公关行为都应该尽可能争取支持，减少敌意。
蔽茀甘棠，勿刬勿伐，召伯所茇——政府公关形象塑造的古老范例
语出《诗经·召南·甘棠》，其意是“可爱的甘棠树，不要砍伐它，召公在这里露宿过。”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一“邵伯与《甘棠》之作”这一章中，讲述的是《诗经·召南·甘棠》的创作缘由。
昔者周王朝政治昌明，邵伯在朝里任太保，掌管国家的行政事务，有关主管官吏请求为邵伯建设邵邑来居住。邵伯说：“唉！为了我一个人而使庶民劳苦，这不是我们前代君王文王的意愿。”于是他出朝来到农田主动接近老百姓，亲自为他们处理诉讼问题，解决实际困难。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邵伯处理完百姓事务，露宿于野外，在树下搭个草屋居住。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国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韩婴接着说：其后，做官的骄横奢侈，不体恤黎民百姓，赋税繁重，“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来到当年树下邵伯休息的地方，赞美邵伯的德政而唱出了怀念他的诗歌。《诗》曰：“蔽茀甘棠，勿刬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邵伯继承文王之志，不肯因为自己个人而使百姓劳苦，于是到田间去审理诉讼问题，从而安定百姓，促进生产，体现了西周初年统治者强调的敬德保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为后世的儒家所继承，提出了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儒家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公关思维的精华，其文化的基因就是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召之治。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公关（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是指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传播管理，旨在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公众关系。这种良好的公众关系表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坦诚合作、和平共处。成功的政府公关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美誉度，获得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谅解和支持。而政府公关形象的被践踏，常体现为政府官员扭曲的政绩观以及肆意妄为、侵害公众的利益。按民本主义的要求，政府决策之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公众的利益所在，平衡和考量社会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执行时更要依靠公众的力量，实现行政的目的。
古今一理，邵伯舍于甘棠之下听讼决狱的故事，既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政治模式，也是中国古代政府公关形象塑造的成功范例。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选人用人的公关原则
语出《诗经·周颂·时迈》，其意是“周王朝明智明察，按次第任人，使在位者各得其序，各称其职”。《韩诗外传》卷三用《诗经》中的这句名言来印证魏文侯置相的标准与李克的五大选才原则：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
战国时，魏的开国君主魏文侯打算立相，到底是立翟黄还是立魏成子，他召见李克问之。李克以“卑不谋尊，疏不间亲”的理由“不敢当命”，文侯说：“先生在国家大事面前不要谦让。”李克才说出了选取人才的五大标准：“观察人，平素家居时，看他所亲近的人；富有时，看他能否有所施予；显贵时，看他所推荐的人；困厄时，看他能否有所不为；贫穷时，看他能否有所不取。用这五点完全可以看清人了。”文侯说：“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是子夏的学生，因翟黄推荐而任中山相，可以说，翟黄是李克的伯乐。所以当翟黄问李克谁出任魏之相国的时候，李克说：“魏成子为任。”翟黄气得变了脸色，说西门豹、乐羊、还有先生你，都是我推荐的，这些人都于功业有所成就，我什么地方不如魏成子？李克的回答极具现实意义：“您介绍我给您的君王，难道是结党营私来谋求提高官位吗？君主问谁可以为相，所以我提出了‘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的选才原则，因此我知道魏成子要当相。因为魏成子受俸禄千钟，十分之一留在家里，十分之九用在外边，用来邀请邀约天下的贤人。从东方请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人，君主都以之为老师和朋友。而您所推荐的人，君主都以之为臣，您怎么能与魏成子等同呢？”于是翟黄徘徊不安，惭愧地说：“鄙人固陋，失对于夫子。”
魏文侯问贤于李克，并根据李克的五大选贤标准选定了魏成子为相，完全没有考虑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根据才能和人品修养的高下裁决的。这种不徇私情的公关用人原则值得肯定，五大选才标准也具有借鉴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克没有因为与翟黄的特殊关系而举荐翟黄，翟黄也没有李克的所作所为而产生怨恨，这种大公无私的和谐公关氛围是魏文侯时期能够首霸中原的重要原因。
自古至今，国家之兴，在于得人，所谓“吏者，民之所悬命也”。孔子也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如果公众不服，怎么能治理好社会呢？所以选人用人是国家公关建设的关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