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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别名多达十几个，其中“端午”一名如今最流行，它出现的时间、原因也最为关注。一般认为“端午”之名出现于魏晋时期，然而，果真如此吗?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目前学者能够援引说明“端午”一名已在魏晋时代出现的证据是唯一的，即周处《风土记*的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然而这一证据很成问题。《风土记》原书早已散佚，现代学者对它的引用只能来自转引。《玉烛宝典》(隋·杜台卿)、《北堂书钞》(初唐·虞世南)、《艺文类聚》(初唐·欧阳询)、《资暇集》(中唐·李匡义)、《太平御览》(宋·李防)等均引用了《风土记》关于五月五日风俗的记述，但有的作“仲夏端午”，有的作“仲夏端五”。上述诸书中《玉烛宝典》成书最早，对《风土记》的引用也最详，它的引用当最为可信，那么更大的可能是周处《风土记》本作“端五”，由此以《风土记》为“端午”出现于魏晋时期的证据是靠不住的。
其二，唐代之前流行的节名是“五月五日”。《玉烛宝典》卷五“附说”云：“此月夏至及五日，俗法备拟甚多。”又案语引《风俗通》、《续齐谐记》、《抱扑子》、《异苑》等均称作“五月五日”，或省称“五日”。又梁·王筠有《五日望采拾》诗，北齐·魏收有《五日》诗，亦作“五日”。甚至初唐时期，“五月五日”还是通行的节名。如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停诸节进献诏》有“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句，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有“所在五月五日，非期功已上亲不得辄相赠遗”的规定，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有“五月五日，细碎杂物，五色丝算，并宜禁断”的规定。可见在政府文件中，均用“五月五日”为节名。
那么，“端午”作为节名出现于何时呢?当是唐代。理由如下：
第一，有个叫李匡义的中唐人专门谈及端午一词在他那个时代开始使用的事实：“端午，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
第二，事实正如李匡义所说，“今人多书午字”，无论唐代政府还是俗民个体，盛唐以后更多使用“端午”这一名称。比如宪宗元和四年(809年)闰三月敕中有“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贡修其庆贺”语；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疾愈德音》中有“并端午、降诞常例进献等，一切权停”语；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开成改元赦文》中有“诸道贺正、端午、降诞、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语，可见“端午”已取代“五月五日”成为政府文件中的常用词语。
在个人那里，端午也已广被接受。永泰元年(765年)独孤及上表请立代宗诞辰为“天兴节”时曾云：“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阳，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风俗。”这里将端午与寒食、上巳、重阳并列，显然视端午为节日专名。此外，盛唐以后多有含“端午”一词的诗作，如唐玄宗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杜甫的《端午日赐衣》、窦叔向的《端午日恩赐百索》、殷尧藩的《同州端午》、文秀的《端午》等，反映了“端午”当时已广被使用的事实。
综上所述，“端午”节名并非现身于魏晋时期，而是在唐代。至于个中原因，目前尚不得而知。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目前学者能够援引说明“端午”一名已在魏晋时代出现的证据是唯一的，即周处《风土记*的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然而这一证据很成问题。《风土记》原书早已散佚，现代学者对它的引用只能来自转引。《玉烛宝典》(隋·杜台卿)、《北堂书钞》(初唐·虞世南)、《艺文类聚》(初唐·欧阳询)、《资暇集》(中唐·李匡义)、《太平御览》(宋·李防)等均引用了《风土记》关于五月五日风俗的记述，但有的作“仲夏端午”，有的作“仲夏端五”。上述诸书中《玉烛宝典》成书最早，对《风土记》的引用也最详，它的引用当最为可信，那么更大的可能是周处《风土记》本作“端五”，由此以《风土记》为“端午”出现于魏晋时期的证据是靠不住的。
其二，唐代之前流行的节名是“五月五日”。《玉烛宝典》卷五“附说”云：“此月夏至及五日，俗法备拟甚多。”又案语引《风俗通》、《续齐谐记》、《抱扑子》、《异苑》等均称作“五月五日”，或省称“五日”。又梁·王筠有《五日望采拾》诗，北齐·魏收有《五日》诗，亦作“五日”。甚至初唐时期，“五月五日”还是通行的节名。如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停诸节进献诏》有“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句，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有“所在五月五日，非期功已上亲不得辄相赠遗”的规定，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有“五月五日，细碎杂物，五色丝算，并宜禁断”的规定。可见在政府文件中，均用“五月五日”为节名。
那么，“端午”作为节名出现于何时呢?当是唐代。理由如下：
第一，有个叫李匡义的中唐人专门谈及端午一词在他那个时代开始使用的事实：“端午，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
第二，事实正如李匡义所说，“今人多书午字”，无论唐代政府还是俗民个体，盛唐以后更多使用“端午”这一名称。比如宪宗元和四年(809年)闰三月敕中有“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贡修其庆贺”语；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疾愈德音》中有“并端午、降诞常例进献等，一切权停”语；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开成改元赦文》中有“诸道贺正、端午、降诞、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语，可见“端午”已取代“五月五日”成为政府文件中的常用词语。
在个人那里，端午也已广被接受。永泰元年(765年)独孤及上表请立代宗诞辰为“天兴节”时曾云：“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阳，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风俗。”这里将端午与寒食、上巳、重阳并列，显然视端午为节日专名。此外，盛唐以后多有含“端午”一词的诗作，如唐玄宗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杜甫的《端午日赐衣》、窦叔向的《端午日恩赐百索》、殷尧藩的《同州端午》、文秀的《端午》等，反映了“端午”当时已广被使用的事实。
综上所述，“端午”节名并非现身于魏晋时期，而是在唐代。至于个中原因，目前尚不得而知。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