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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人在记事时经过选择、分析、理解甚至重组的产物,而文化也因其历时性呈现出不可复制的魅力。历史长河中俯拾皆是的文化名人、思想成果、族群记忆的聚合之处,便是历史与文化最动人的节点。批判和审视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撷英咀华的过程中得以重塑当下文化的精神谱系,是《凭什么心忧天下——文人江湖十六拍》这部文集努力要达到的目的。
作者莫斯选择了边缘化视角,写了一部关于“文人”的书,这多少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当你打开它,马上就会发现,这本运用超级想象力乱炖古今中外“文人”遭遇的书,确是一本“奇书”。
在作者笔端,一切事物都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存在另一个可以被置换的空间,存在历史真实性和虚拟性的交织。对于这本书,我愿意视其为一种价值观叙事而非历史叙事,因为这里的历史只是一个载体,它和当下的关系曲径通幽,最终体现为思维的独特性和思想的原创性。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有限空间的突破呢?
蚂蚁与大象、公猴与母牛,是否具有可比性?前一组,都是动物,后一组,都是哺乳兽;前后两组的共同点都是有机物,都生活在地球上。乱点鸳鸯、反弹琵琶式的解读历史与文化,可能会带给一般读者不一样的风景和感受。这可能也与时下学术超男超女的催生风气有关。每一个人都有解读的权利,而颠覆,更需要勇气。《凭什么心忧天下》大概是开创了一个人一本书实现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等等多个跨文化学科成果于一体的先河。
纵观该文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文人贵族的基本精神形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痛苦隐忧的根源,探询了中国传统文人为何没有催生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的根源。“苏东坡和伏尔泰都有超一流的直觉,也都是超一流的表达高手,但苏东坡表达的更多的是个人品质和文字之美,而伏尔泰则更多是思想和社会思潮之美”。这的确是一种精妙的论述。
在这个节点上,作者大胆发力,指出“中国文人的社会和自身含金量全部在于皇权”,“诉诸皇权是私人表达,诉诸百姓是公众表达,它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形成社会灾难”。这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反思。
“诉诸皇帝的基本表达路径决定了中国文人江湖史基本就是中国文人的伤心史。与悲伤相伴就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宿命”。这就揭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实质,击中他们信仰缺失的要害。
文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文人中的贵族和贵族中的文人也好,其族类的本质是有独立精神,无论出世还是人世都有担当和人文关怀。虽然一个时代的文人传统之生成,有各种复杂的历史、社会、个人因素,但是作者直指物质承传上的贫困可能会导致精神的卑贱。
事实上,王安石、苏轼、范仲淹、司马光等人青史留名的原因未必在于他们是否贵族出身,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人文光辉。高官不等于高贵,出身低微的人未必人格卑贱,中国历代政权更替的人为角色未必都是因为流氓、农民、低贱者才引发了暴力革命和流血。任何历史叙事无不隐藏着政治性目的的追求和政治意图的表达,关于这些正史、野史、文学史、思想史里的边边角角,哪些才是真相,哪些是“神话叙事”,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地哗众取宠的一切钩沉、分析、对比、思辨,才显得更有生命力,更有价值,就如东坡居士说的“贵其真也”。
魏晋风骨不可重演,希腊哲学生命长青。文化反思永远是启蒙的星星之火,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的生命之本,是人类历史河流的航标。君不见,独立思考者往往换取的是寂寞……这一切看似相悖,却是历史演进的必需。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成全人格和风骨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因此而被后世记取,并成为值得汲取的力量和营养。这大概才是文化和精神谱系真正的可贵的源头。而这源头,永远是活的。
作者莫斯选择了边缘化视角,写了一部关于“文人”的书,这多少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当你打开它,马上就会发现,这本运用超级想象力乱炖古今中外“文人”遭遇的书,确是一本“奇书”。
在作者笔端,一切事物都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存在另一个可以被置换的空间,存在历史真实性和虚拟性的交织。对于这本书,我愿意视其为一种价值观叙事而非历史叙事,因为这里的历史只是一个载体,它和当下的关系曲径通幽,最终体现为思维的独特性和思想的原创性。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有限空间的突破呢?
蚂蚁与大象、公猴与母牛,是否具有可比性?前一组,都是动物,后一组,都是哺乳兽;前后两组的共同点都是有机物,都生活在地球上。乱点鸳鸯、反弹琵琶式的解读历史与文化,可能会带给一般读者不一样的风景和感受。这可能也与时下学术超男超女的催生风气有关。每一个人都有解读的权利,而颠覆,更需要勇气。《凭什么心忧天下》大概是开创了一个人一本书实现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等等多个跨文化学科成果于一体的先河。
纵观该文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文人贵族的基本精神形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痛苦隐忧的根源,探询了中国传统文人为何没有催生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的根源。“苏东坡和伏尔泰都有超一流的直觉,也都是超一流的表达高手,但苏东坡表达的更多的是个人品质和文字之美,而伏尔泰则更多是思想和社会思潮之美”。这的确是一种精妙的论述。
在这个节点上,作者大胆发力,指出“中国文人的社会和自身含金量全部在于皇权”,“诉诸皇权是私人表达,诉诸百姓是公众表达,它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形成社会灾难”。这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反思。
“诉诸皇帝的基本表达路径决定了中国文人江湖史基本就是中国文人的伤心史。与悲伤相伴就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宿命”。这就揭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实质,击中他们信仰缺失的要害。
文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文人中的贵族和贵族中的文人也好,其族类的本质是有独立精神,无论出世还是人世都有担当和人文关怀。虽然一个时代的文人传统之生成,有各种复杂的历史、社会、个人因素,但是作者直指物质承传上的贫困可能会导致精神的卑贱。
事实上,王安石、苏轼、范仲淹、司马光等人青史留名的原因未必在于他们是否贵族出身,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人文光辉。高官不等于高贵,出身低微的人未必人格卑贱,中国历代政权更替的人为角色未必都是因为流氓、农民、低贱者才引发了暴力革命和流血。任何历史叙事无不隐藏着政治性目的的追求和政治意图的表达,关于这些正史、野史、文学史、思想史里的边边角角,哪些才是真相,哪些是“神话叙事”,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地哗众取宠的一切钩沉、分析、对比、思辨,才显得更有生命力,更有价值,就如东坡居士说的“贵其真也”。
魏晋风骨不可重演,希腊哲学生命长青。文化反思永远是启蒙的星星之火,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的生命之本,是人类历史河流的航标。君不见,独立思考者往往换取的是寂寞……这一切看似相悖,却是历史演进的必需。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成全人格和风骨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因此而被后世记取,并成为值得汲取的力量和营养。这大概才是文化和精神谱系真正的可贵的源头。而这源头,永远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