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有些人在讨论鲁迅是穷还是富的问题，各执一词；但有人却注意到了白居易在诗作里“坦白”了自己的薪资：从初入仕当校书郎，一直到“致仕”（离休）林下，还交代了后事及家产的处理。鲁迅先生是以写作为生的，是读书人与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谁都知道，文人、知识分子靠写作、靠著书立说，永远成不了富翁、财主。而白居易则不同，他是官场中人，一“入仕”，便成了“公务员”。讨论他的经济问题，不但对研究他个人有重要意义，对唐代官僚制度、官场生活和官员品格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整个社会（包括当今）都有借鉴作用。
　　白居易每次任官的经济收入被人重视，看似出于当世学者之法眼。其实不然。在《容斋续笔》与《容斋五笔》中，宋代洪迈两次提到白居易“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所以，他检出集中诗句，“辄叙而列之”。
　　白居易按时“亮薪”，恐怕是无意的，却是自然的。出于什么心理或动机？还得请研究白太傅诗词和思想的专家来破解。但我以为，他是自觉的、认真的、习惯性的记事，而决非如今天某些人一切抱“玩家”式或随意“戏耍嘲弄”的态度。因为白公从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而且声明“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故览仆诗，知仆之道也”。（引文出处同上）可知他非同一般的人品与德识！
　　读完白居易一生有关薪俸及家产进益的全录，首先的感觉是钦敬与佩服。这样的坦然、实然与自然，不隐不讳，不藏不掖，检索一遍二十五史，古往今来，能有几人？我在刚开始“工作”（参加“革命”）时，也曾有过将每月工资单收集起来的想法，还曾有记录额外收入（如讲座费、稿酬、福利奖金之类）的打算。后来因运动啦、调动啦、搬家啦、怕出问题啦，终于半途而废了。有人记柴米油盐账，倒成了比较社会发展的好材料。其实企事业职工的工薪变化远胜于日常收支账目，更能衡度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各阶层人群经济生活升降的变异。
　　其次一个感觉，我认为值得我国的行政人员及所有公务员效法和借鉴。中国人缺乏写日记及写回忆录的好习惯，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高层干部。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有回忆录及日记存世，大概寥寥无几。值得肯定的是，近年确有一些高层领导写的回忆录相继行世，如杨尚昆、薄一波、李鹏等等，应该填补了某种不足与缺憾。众所周知，当年记日记也常被作为罪证来观照其人思想、品行的，弄得人人自危，不少人毁去日记中的禁忌而自保；当年重大会议，当事者不得记录，传达的材料要收回销毁，听传达的人也不能记录……于是几多第一手的历史材料化作“云烟”。如今出了多如牛毛的回忆、亲历，不是出于特殊经历者（如警卫、服务员、医生、秘书），便是其子女后裔。其真实性与可信度只怕要大打折扣的。所以，我们至今看不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高层决策者与亲历者的让人信服的原案、实录。如果我们要对得起子孙后代，存建国以来的信史、实录，那就得从现在起，负责地记下在中国这块广褒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乃至无可改易的细节。如果老是存疑，多是谜案，或是待查，或是推导，那实际上是一种丧失历史责任心的态度。
　　白居易先生的坦白心态及实录精神，应成为各级官吏的楷模。这样做，非但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而且向历史也交出一笔清白诚实的“账”。我们常说：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就应该像白居易一样，一笔一笔地记下来，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文史学会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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