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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地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执政方式。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执政61年。中共从90年前一个只有10几个党员的小党，发展到如今拥有7000多万党员、管理着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世界第一大党，是几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筚路蓝缕开拓和创新、奉献和牺牲的结果。
其间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惨痛。但不管怎样，中共在90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它是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善于学习和创新的政党。执政和革命的区别
我们可以把中共90年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三个阶段。
两个时期是指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时间为28年，和之后的执政时期，迄今已61年。在革命时期，中共是以革命党的面貌出现的，用社会动员和暴力革命的手段与方式，把推翻旧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而在执政时期，中共已成为一个执政党，执政的目标是维护现有体制和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所以，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其所存在的价值、面临的任务和目的、与政权的关系，以及所代表的阶级基础，都是不同的，后者与前者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执政后的中共，随着自身地位地变化，所扮演的“角色”也要与之相适应地转变。
三个阶段指的是在执政时期，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前30年革命建设阶段和后30年改革建设阶段，再加上前28年的革命，组成三个阶段。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中共在执政后的前30年里，“角色转变”并未发生，还是用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思想、思路，用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去指导和管理社会，从事生产建设，甚至还延续革命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中共真正从革命向执政、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发生于改革开放后。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矛盾的转换，社会结构的重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经济的自由化等，要求中共的治国理念、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体制、机制和管理手段、执政方式等都必须跟着改变。过去那套熟知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思想路线、任务目标、政策体系，都已被扬弃，而代之以一套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任务目标也不再是建立一个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式也不是过去的管制和计划，而是用市场即利益交换的方式去发展，管理社会，协调关系。
总之，在这一转变中，中共的指导思想、组织结构、阶级基础等都有了很大变化，本质上中共已向现代政党接轨，并初步树立起现代政党的形象。
人民的新期待
但在肯定中共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个转型是比较缓慢的。从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对自身的转型有一种历史的自觉，但具体到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则已经内化成一种惯性。如果执政党的思想、体制、架构、手段还有一些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那么，显然是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改革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提高，随市场化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自由度的相对扩大，也使得人们增强了认同感，另外，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这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具有磁铁般吸引力。
然而，靠经济发展换取人们的支持，这实际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绩效要取得合法性效果，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济持续发展，其成果能够为大多数人公平分享。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规则，很难做到全体公平分享。这样，经济越是发展，收入差距可能就越大，社会不公反而更严重。
从我们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曾经警告的，党自身还存在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它们不符合政治文明的要求，也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成果广大民众所得有限，還要用这有限的收入去市场上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致使民众心理产生严重的相对抵触感。
完成党的现代转型
事实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批评了党内所存在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党组织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问题。
关键是，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并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它们。在笔者看来，尽管上述现象只存在于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中，是所谓的“支流”，但绝不能小看其对整个党员队伍，对社会产生的腐蚀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和现象，根源在于党的运转模式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权益提升的现实，也就是党自身的现代转型不够。所以，要克服上述弊端，固然需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道德、理想和使命教育，但更为根本的是要改善党的思想理论、权力基础。组织构架和执政方式，完成党的现代转型。因此，从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一刻起，历史就向党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要求。
党的现代化包括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权力结构和运行的现代化，阶级基础的现代化，以及执政手段的现代化等。如前所述，中共自改革以来，在思想理论方面，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尽管还在发展和丰富，但大体说来，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在阶级基础方面，包括资本所有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精英，现在都可以无障碍地成为党的一员。当下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以及执政手段上，虽然这些方面比过去有一定改善，但还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
现代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或者特点是民主和开放。民主主要是就党内选举和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而言；开放则主要是指党的权力结构要向全体党员和向社会成员开放，以及执政方式要公开透明。
转型的重点与路径
首先需要明了党内民主的含义。一般而言，一个政党的民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党员权利、组织结构和运作形态都是民主的。前者是党内民主的精髓和核心，以及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中者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形态，也是党员权利得以实现的载体；后者是党内民主实现的程序保证。三者缺一都不能实现党内民主。
结合中共目前党内民主发展的现状，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去推动中共的转型：
一是以县政改革为重点，建立起竞争性选举制度。选举权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 党内民主建设要有根本性、实质性突破，必须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
从当前来说，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党务政务的公开，不宜一下子全面铺开，可以把重点放在县政这一层次。县级政权在我国的政权结构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步，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它多为具体的行政事务，改革出现失误，相对容易控制；另外，县政直接针对民众，而当前很多群体事件和社会矛盾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县，因此，人们对它变革的期望也很大。
二是研究党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形式、时间要求。目前中共地方党委普遍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朝公开迈出的重要一步，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
三是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和氛围。如果单有知情权而无言论权，这样的知情权就抽去了实质内涵，所以应该落实宪法和党章赋予公民和党员的言论权利，允许党员和民众可对执政党的具体政策提出批评。各级党政官员不得滥用公权力和所谓名誉权、隐私权等限制和打压这种自由批评之权利。当然，为避免言论自由过大损及执政党的权威，目前可对言论自由的层级进行限定，主要是与党员权利和公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公共政策及政府行为，可以给予社会充分的言论空间和言论自由。
四是确立起法治的权威。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法治的欠缺，领导干部的个人权威大于法律的权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仅要求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还需要利用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并确保宪法法律的絕对权威，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最后，作为一项具体的措施，中共还必须建立起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中共现在将更多的经济精英纳入自己的麾下。但党的“扩容”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排除一些人怀着其他目的混入党的队伍，要防止这种“入党动机不端正”的情况，以及党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对党的侵蚀，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不合格党员的处置程序。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共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因此，党所面临的挑战也世所罕见。要成功地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尽管改革开启的政治转型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与繁盛局面，为进一步转型创造成功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权力结构的固化，以及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抗拒转型的安逸与过渡心态。在当前党的转型过程中，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执政61年。中共从90年前一个只有10几个党员的小党，发展到如今拥有7000多万党员、管理着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世界第一大党，是几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筚路蓝缕开拓和创新、奉献和牺牲的结果。
其间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惨痛。但不管怎样，中共在90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它是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善于学习和创新的政党。执政和革命的区别
我们可以把中共90年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三个阶段。
两个时期是指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时间为28年，和之后的执政时期，迄今已61年。在革命时期，中共是以革命党的面貌出现的，用社会动员和暴力革命的手段与方式，把推翻旧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而在执政时期，中共已成为一个执政党，执政的目标是维护现有体制和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所以，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其所存在的价值、面临的任务和目的、与政权的关系，以及所代表的阶级基础，都是不同的，后者与前者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执政后的中共，随着自身地位地变化，所扮演的“角色”也要与之相适应地转变。
三个阶段指的是在执政时期，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前30年革命建设阶段和后30年改革建设阶段，再加上前28年的革命，组成三个阶段。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中共在执政后的前30年里，“角色转变”并未发生，还是用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思想、思路，用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去指导和管理社会，从事生产建设，甚至还延续革命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中共真正从革命向执政、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发生于改革开放后。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矛盾的转换，社会结构的重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经济的自由化等，要求中共的治国理念、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体制、机制和管理手段、执政方式等都必须跟着改变。过去那套熟知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思想路线、任务目标、政策体系，都已被扬弃，而代之以一套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任务目标也不再是建立一个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式也不是过去的管制和计划，而是用市场即利益交换的方式去发展，管理社会，协调关系。
总之，在这一转变中，中共的指导思想、组织结构、阶级基础等都有了很大变化，本质上中共已向现代政党接轨，并初步树立起现代政党的形象。
人民的新期待
但在肯定中共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个转型是比较缓慢的。从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对自身的转型有一种历史的自觉，但具体到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则已经内化成一种惯性。如果执政党的思想、体制、架构、手段还有一些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那么，显然是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改革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提高，随市场化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自由度的相对扩大，也使得人们增强了认同感，另外，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这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具有磁铁般吸引力。
然而，靠经济发展换取人们的支持，这实际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绩效要取得合法性效果，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济持续发展，其成果能够为大多数人公平分享。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规则，很难做到全体公平分享。这样，经济越是发展，收入差距可能就越大，社会不公反而更严重。
从我们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曾经警告的，党自身还存在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它们不符合政治文明的要求，也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成果广大民众所得有限，還要用这有限的收入去市场上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致使民众心理产生严重的相对抵触感。
完成党的现代转型
事实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批评了党内所存在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党组织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问题。
关键是，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并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它们。在笔者看来，尽管上述现象只存在于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中，是所谓的“支流”，但绝不能小看其对整个党员队伍，对社会产生的腐蚀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和现象，根源在于党的运转模式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权益提升的现实，也就是党自身的现代转型不够。所以，要克服上述弊端，固然需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道德、理想和使命教育，但更为根本的是要改善党的思想理论、权力基础。组织构架和执政方式，完成党的现代转型。因此，从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一刻起，历史就向党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要求。
党的现代化包括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权力结构和运行的现代化，阶级基础的现代化，以及执政手段的现代化等。如前所述，中共自改革以来，在思想理论方面，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尽管还在发展和丰富，但大体说来，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在阶级基础方面，包括资本所有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精英，现在都可以无障碍地成为党的一员。当下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以及执政手段上，虽然这些方面比过去有一定改善，但还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
现代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或者特点是民主和开放。民主主要是就党内选举和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而言；开放则主要是指党的权力结构要向全体党员和向社会成员开放，以及执政方式要公开透明。
转型的重点与路径
首先需要明了党内民主的含义。一般而言，一个政党的民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党员权利、组织结构和运作形态都是民主的。前者是党内民主的精髓和核心，以及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中者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形态，也是党员权利得以实现的载体；后者是党内民主实现的程序保证。三者缺一都不能实现党内民主。
结合中共目前党内民主发展的现状，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去推动中共的转型：
一是以县政改革为重点，建立起竞争性选举制度。选举权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 党内民主建设要有根本性、实质性突破，必须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
从当前来说，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党务政务的公开，不宜一下子全面铺开，可以把重点放在县政这一层次。县级政权在我国的政权结构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步，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它多为具体的行政事务，改革出现失误，相对容易控制；另外，县政直接针对民众，而当前很多群体事件和社会矛盾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县，因此，人们对它变革的期望也很大。
二是研究党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形式、时间要求。目前中共地方党委普遍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朝公开迈出的重要一步，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
三是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和氛围。如果单有知情权而无言论权，这样的知情权就抽去了实质内涵，所以应该落实宪法和党章赋予公民和党员的言论权利，允许党员和民众可对执政党的具体政策提出批评。各级党政官员不得滥用公权力和所谓名誉权、隐私权等限制和打压这种自由批评之权利。当然，为避免言论自由过大损及执政党的权威，目前可对言论自由的层级进行限定，主要是与党员权利和公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公共政策及政府行为，可以给予社会充分的言论空间和言论自由。
四是确立起法治的权威。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法治的欠缺，领导干部的个人权威大于法律的权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仅要求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还需要利用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并确保宪法法律的絕对权威，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最后，作为一项具体的措施，中共还必须建立起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中共现在将更多的经济精英纳入自己的麾下。但党的“扩容”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排除一些人怀着其他目的混入党的队伍，要防止这种“入党动机不端正”的情况，以及党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对党的侵蚀，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不合格党员的处置程序。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共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因此，党所面临的挑战也世所罕见。要成功地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尽管改革开启的政治转型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与繁盛局面，为进一步转型创造成功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权力结构的固化，以及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抗拒转型的安逸与过渡心态。在当前党的转型过程中，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