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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用語特征看，研究和叙述是马克思对“抽象力规定”的工作锁定。由于马克思力求以历史行动统一“理性的抽象力”和“知性的抽象力”，于是产生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分野。抽象力是把握总体学科的思维能力，它的基本研究维度是客观性和总体性的，它的逻辑是以“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图型执行辩证法意蕴的知识革命。这种新型的“知识的意义态”帮助马克思寻求到了思维活动的“本体”（历史——总体思维），寻求到了思维形式的运动构造（总体思维——具体思维形式），而这又是走出“思维派系主义”的总根据。据之可确认，马克思方法论的特别涵义在于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工作规范”，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真态”恰恰通过研究对于叙述的工作统帅性得以保证，因此，《资本论》的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意在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抽象力;研究方法;叙述方法;思维派系主义;劳动二重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5-0033-12
一、总论：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方法？
新时代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论内涵，需要对“研究”和“叙述”的关系进行新表述，以期扬弃抽象态的“知识一般”，重建“行动一般”与“知识一般”的统一规定。这是“四个自信”统一方法论的内在工作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语义下，方法论乃是作为实践态的“思维规定”予以看待的。实践逻辑的“历史域”“理论域”“问题域”及其对所讨论主题的立体链接，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彼此分立，达成“知行合一”工作效果。据此，马克思的“思维方式革命”应置放于行动语境中考察，以求语言革命的工作体式转而要求主客观的历史和实践的统一。总体看，此乃求取方法论的“唯物论”与“历史论”（规定）的系统性努力，它第一次使“整全意义态的科学”有了可能。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根源于“抽象力”理论。这是互系的学科规定：从方法到逻辑，而不是资产阶级学者信奉的倒过来的“从逻辑到方法”;前者是坚持将方法作为逻辑之根据，后者实质是孤立地讨论逻辑方法！思维本体—思维实体—思维实体的构造，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辩证叙述”的方法论实质在于以总体对具体思维形式进行工作统摄，在这当中，总体思维从来是出发点和思想归宿。具体而言，以总体思维统驭思维形式的成型、指导具体思维形式的运用，以研究—叙述体式作为批判科学之特别工作程式乃是意在建立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的强大的内在统一性。亦即，一是通过建立“方法论的唯物论”，最大程度地防止纯逻辑主义;二是通过建立“方法论的历史论”，确立思维之于历史形式的能动关系。就后者而言，马克思强调了研究方法的规定性在先，而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在后。历史—思维—语言，简言之，将“历史”建立为“思维”，即是形成“方法”的过程，而与之相适合的将“思维”建立为“语言”的过程，则形成了通常所说的“逻辑”。因此，从研究在先的行动看，在根本上是强调了方法的在先性。如此看来，思维是从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存在”，说准确些，思维是方法论的建设性元素，是统一方法和逻辑的有机“黏合剂”。
抽象力确实是一种境界，但只有把它提到学科建设高度予以掌握理解，方能知晓境界的能力性所在。然则，马克思的思维“特质”集中体现于为历史“代言”;方法—逻辑—思维工具，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乃是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于是排除了这种认识：“既然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并非实在自身的实际进程，而只是思维把握实在的逻辑结构或构造，那么，从抽象到具体或者说概念之间的排列关系，便摆脱感性之历史出现顺序或神秘的否定之否定之人本逻辑，而全然由概念间的关系所决定……因此，便不能将这种‘历史发展’理解为一种实体性的变化，即一种实在的目的论，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拟历史目的’论，也就是一种近于康德式的历史目的论。”[1]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即在逻辑上形成概念的原理同康德主义解释问题的先验论，同把现实的一切现象视为没有区别和同等意义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2]（P36）
在这种情势下，研究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遵循“历史学规律的方法”，即全部的研究必须是历史感和实践态的;与之相适合的“叙述方法”则是指叙述形式遵循一般社会学规律的方法和程式，而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凸显主题上的大写化的“历史知识”。归根结底，这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它要求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运动上把所要书写的“对象”总合起来。
二、思维派系主义存在问题及其批判线索
《资本论》问世之后，一直遭到“冷遇”与“误读”。马克思为此适时撰写了第二版跋文，对一版序言中的方法论的“抽象力理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详解，将研究和叙述在规定上界定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说明为“统一的行动”。尽管如此，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为后世的《资本论》研究者严重低估;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没有将之作为方法论作品来看待以及作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体例说明意义上的“方法导论”。“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3]持有这种方法论立场，又或许是认识到，“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可以在以斯密、穆勒、李嘉图、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著作中得到鲜明体现，这是一大群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研究路径中的共同特征，（并且）他们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往往自发地采用这条路线。”于是，“有别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一是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二是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三是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与偏离本质之处，四是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4]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论》逻辑主要地被归结为“叙述的逻辑”，不仅从文本方面看是如此，甚至从工作实质上看也是如此，形成所谓的“叙述的思维科学”结论。 在我国大部分學者的眼中，“研究”和“叙述”又完全超出了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成为“形式运动”，乃至被完全“知识逻辑化”，如“具体—抽象—具体”的演绎形式。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叙述方法就可能被孤立地从方法论工作体系中游离出来，独立地成为支持各种“具体思维形式”的根据。这些当然是理论逻辑的“借口”。事实并不会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高度是以“批判”为学科方法的工作规定，它否决了思维上的单边主义。
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对待思维，所遭受的冷遇是“资产阶级的沉默”，因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拿手好戏是解释学。当资产阶级学者武断地将方法论认定为“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时，已然跌入工具主义之主张，陷入思维单边主义;从这个单方要求出发，其必然满足于具体思维形式的“片面真理性”，而寻求思维的非批判性和工作自足性。因此，如果要追究方法论与思维有怎样的关系，就势必要从方法规定的追溯说起，要从对资产阶级思维形式的批判性反思说开来。这样，我们亦可理解了：《资本论》出版之初遭受“冷遇”，乃是因为被认可为运用了“另类的思维”，又或者说，由于它根本没有采用资产阶级所习惯的逻辑方式去说话。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表达一种“无意图性”，即平实的语言讲述风格。此工作方式亦是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了解和无法接受的。于是，《资本论》首版时（第一卷）在受众者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困难。然而，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有意误解，迫使我们必须从正面回答什么是思维，以解决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的问题。就是说，同客观世界一样，思维无疑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构造，是同样符合辩证法规律的运动和构造。①为此，卢卡奇提出“总体科学”建构设想，目的即是防止各种思维形式的画地为牢，避免出现思维科学的片面真理性。例如，他这样分析到，“马克思的后继者从人类存在的这种普遍基础出发，创建了一门与经济生活相脱离的‘具体科学’，因而他们只能在局部关系中揭示与纯粹个别的人的活动的联系，对这种联系即使进行全面综合也无法超出个别性。”[6]（P275）
思维派系主义的做法是局限于把握思维对象的知识态，“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7]（P19）跳过“体”和“学”，资产阶级工作者试图直接在“应用”的层面上下工夫，但这样一来，就可能落入庸俗的解释学陷阱，因为它抹杀了下列界限：“从可被规定、改变的基础、下层、潜能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动变，这便是唯物主义地解释世界;而从永恒的、不变的上层、目的、理念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动变，这便是唯心主义地解释世界。前者是一种基础条件论因果观，因为它基于既有存在、基于事实性;而后者因基于未来存在、基于规范性和目的性，则是一种目的论因果观。”[8]由于采用了带有“意图性”的解释，人们对《资本论》运用的方法难以达成共识，这就是解释学所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综观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史，马克思的思维活动来自《资本论》中蕴含的“活的辩证法”，它的认识维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方法）——发生学（工作逻辑）——劳动二重性（总体思维）。[9]马克思“思之维”（规定）集中体现于上述三者的工作统一之中，达成了“马克思的思维发生学”（以对“对象史”的考察为思之维、以对“研究对象史”的考察为思之维、以对“资本史上的结构”考察为思之维），达成这种工作效果：“全部落脚点就在于坚持把‘批判’建立为工作逻辑”，因为最彻底的实证不过就是“批判（规定）”，“说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逻辑，批判是道路，批判是历史真实。”[10]
以此观之，马克思以“抽象力”为思之维，乃是强调其作为历史规定的“客观思维形式”，而消除了思维的“派系主义”，并能动地运用各个方向的“思之维”，使之基于存在者的逻辑重新统合起来，进一步消除既成思维形式下“死文本”阅读之不良工作倾向性。很显然，以上论断极大地否定了作为“作为科学哲学之应用”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②其试图以形形色色的“科学认识论”巩固或干预经济思维方式，——在这方面，波普尔可算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③波普尔的理论企图在于迫使我们面对此种尴尬局面：“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11]（P116）波普尔提到的“第二世界”（世界2）乃是指“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但《资本论》归根结底提供的不是思维，不是思维驱使下的诠释性文本，而是对于“客观批判”行动的能动性描述。④马克思将方法论界定为研究和叙述之工作体式统一，乃是寻求“实践态的”方法规定。从中可以显见，马克思的方法论在终极性上强调的是历史的工作本位，又始终立足了对于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的把握。可《资本论》出版之后旋即遭遇“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则表明：误解者所依据和指向的，正是所谓的“诠释性文本”。然则，本文需要暂时跳出文本，寻找支持资产阶级学者做出论断的背后根据：从《资本论》遭遇的“困难”中提取“实践态的《资本论》辩证法”（规定）。
根据以上概括，由《资本论》所实践的“方法”在具体含义上包括如下内容：（1）通过总体思维建立具体思维形式的有机联系，超越资产阶级思维的自足—非批判态;（2）从自然形式、社会形式、思维形式的统一方面把握“经济形式的工作内涵”，确立“总体批判”纲领;（3）努力从思维“派系主义”工作中走出，建立历史支架（总体历史及思维的发展类型）与认识支架（抽象历史类型及其知识状态）的辩证联系;（4）把握“实践态的”辩证法工作概念，以期最终达成从主体与客体的实践统一的规定上升华对于“方法论特性”的认知。这样看来，《资本论》所呈现的工作内容——以研究为体、以叙述为用——使之有资格称作“批判的知识理论”，从而确立了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双重意义上的“科学”，即“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这种工作体式和中华路径内在契合。盖因二者皆认同“思维的客观性”，且都是从总体的层面上切入这个问题，总之是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形式）之实践态和内生的统一路径。它有效促成了历史—逻辑体式对“历史—思维—语言”工作路径的转换，并为“历史思维科学”的出笼奠立基础。 三、总体思维作为中介规定的地位与作用——相关问题辨析
马克思以总体思维之构造着手解决思维派系问题，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统一工作路线。据此，必须强调研究的工作在先性，乃至强调方法规定相对于逻辑而言的发生学意义的“在先性”;历史世界的统一性不由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所构图，而由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所决定和呈现。
首先，历史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对接”使得思维本身必须同时作为“特殊的客观存在”。可这样说时，无疑从语言层面触及了马克思“思维方式革命”的实质指向：在叙述环节层面充分肯定各个具体思维形式的独立存在性，而于研究工作中取消这种规定性，因为，单单逻辑化的思维形式不能实现“整史+全史”之学科路径探索;反过来说，为了完成“整全”域内的学科规定的探索，必须使“研究形式”（即叙述）向唯物主义内容回归。它的目标指向是这一点：历史的辩证法知识。这么看，应存在有两种意义的抽象规定：一种是学科方法规定的“抽象”，一种是具体思维规定的“抽象或概括”。前者匹配于“抽象历史类型”，又或者针对于“总体的历史”;后者匹配于“抽象知识状态”，又或者说是针对了“知识的抽象态”。以此语义察之，前一種意义符合马克思提出的“抽象力”说法，指示的是以历史规定为基础的“思维抽象力”。它涵括“实验抽象”，但更强调了思维的本体规定，乃是超出实验抽象力的“历史抽象”思维规定。实验的抽象力乃是实证科学思维的本义，本质上仍然是知识态的思维活动，着眼于“思维的物质器件”。⑤马克思的抽象力规定毫无疑问地受启发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力”，然而，“历史学家不仅不可能以实验方式重复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条件自始至终只能是一堆全然附带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业已消逝的情况蒙住了被研究的现象的本质。”同时，“由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方法不同于比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对历史编纂学来说，历史方法基本上是逻辑的方法，但同时又不摆脱历史的形式，所以不难理解，历史过程的形式最接近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概念’的时刻具有不可估量的认识意义……由此可见，按典型‘样品’来研究一定形态类型的社会中隐藏的本质和主流要比其他方法更为充分、更为纯粹、更为突出，因为典型‘样品’比较成熟完备，能以其具体历史的、可以观察到的职能发挥和运动表现出这种本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重要的基本认识原理之一，它在逻辑上即是‘极限性原理’。”也因此，“‘历史’这一概念的分析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现实中展开的历史过程;认识方面——出现在认识中的历史过程。”[2]（P39-40）据此看来，“历史的抽象力”是有关于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统一之工作规定，它和知识态与客体维度的“实验力”根本不同，但不排除后者作为基础性工作备件的功能，在现代科学意义上，实证科学的“实验”又或可视为一种“认识催化剂”。归根结底，抽象力作为“历史力”和“批判力”，是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统一之规定，即历史过程形成的“总体思维”，是生产范畴的理论能力。⑥
后一种意义属于抽象思维形式和方法，是运用具体思维手段（分析、归纳、综合、演绎等）形成概念及其关系的“范畴的方法”，或者说相比之下，乃是运用范畴的理论能力。总体思维对思维手段的具体展开目的是使认识主体形成对“实验抽象”和“历史抽象”统一的把握能力，但也引起种种误解，如“科学抽象法”。例如，“依照陈教授的说明：抽象与具体统一的方法被等同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它不但是范畴规定的丰富化、转化以及范畴自身的转化，而且是对象范围的逐步扩大和对象性质的转换，也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阶段及条件的具体化过程。直接性与间接性统一的方法，即深化与外化的统一。这一方法之所以归入‘全程性’方法，是因为它反映了黑格尔逻辑学中‘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思维进程。”[15]其实，该方法专指一种特殊工作形态之抽象法——社会系统抽象。⑦这种方法逻辑应用于资产阶级认识批判，效果是很显著的：因为，从抽象到具体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之构造方式。而当此时，理论家们的一个共识是，“仅仅解释世界还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是就改变世界而言，（而）要使改变世界成为可能，不仅必须有一门模式化地描述世界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必须有一门描述人的选择规范的科学。（于是）就人的行为规范都是建基于某种价值原则之上而言，这门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科学可称之为‘价值科学’。”[8]因此，马克思相应认为建立“理论思维的抽象度”很重要！它是建立批判的工作基石。⑧然则，抽象规定，既是语言，也是思维，亦必然是历史的思维形式;它在可能性上统一了抽象与具体的历史和语言工作类型。以此观之，“抽象力”很显然乃是“抽象法”的工作原像，并且，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运用辩证法规定的真义所在。⑨
其次，犹如历史是抽象与具体的类型统一，思维在规定性上亦必然是“抽象（逻辑）”与“具体（逻辑）”之统一。总体思维建立了具体思维形式的有机联系。由于坚持从历史出发，而非从思维本身出发，语言就不是纯粹思维形式，同样知识亦不是纯粹语言形式，它们都是批判的范畴。在语言生产层级，抽象、具体分别和不同知识状态对应。这表明，抽象和具体是从知识状态上被提升为不同层级的思维形式，最后归为特定历史类型，从它的发展形式中得到确证的。这就使得历史和逻辑的关系具体化了。虽则如此，可以说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在“思维”这里有一个工作转换：从统合（历史类型的“统合生长”）到分立（知识状态的“相互分立”），因此，总体思维结构必须辩证处理好自然形式、社会形式、思维形式乃至客观和主观的工作结合关系。马克思在一版序言中开篇就重点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P8）这些“抽象力”如自然形式、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又以结合态的形式出现，于是有二重规定的本体论批判，以此完成对“方法的实践态”的把握。“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就是客观史与主观思维的统一。”[19]
以劳动二重性为例，马克思以劳动为“本体批判”的基始，是将劳动既看成自然形式，又看成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这样才有发生的和批判的工作起点。可见，劳动二重性作为“总体思维”，既是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统一的直接结果，又同时作为二者的表现形式而成为“思维的特殊存在”。一言以蔽之，劳动二重性必须作为商品生产交换史上的“总体思维（结构）”看待，它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按工作性质看，且既是主观批判路向的，也是客观批判路向的。这样也才有辩证的叙述形式产生。综合态的《资本论》无疑是研究和叙述的高度统一，但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7]（P21）对此可采用一个简明的说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不过是建立对“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工作路径的搜寻，而与之配合的叙述方法则不过建立了对上述构造的辩证表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同时性的研究——叙述手段，从而达到这种效果：“其带来了逻辑和表达上的便利”，并且，“这一理论形式突显了历史、逻辑的工作一致性。”[13]（P456）也就像斯威齐盛赞的，“这种处理方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使我们对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有一个清楚的、首尾一贯的认识。”⑩如此，与研究方法内在契合的叙述方法同样可视为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叙述是“思维具体”的生产范畴，即思维科学形式的系统论。从而，这里有必要区分抽象的不同的研究形态：从事出发的抽象和从物出发的抽象，——它基本对应了前面所区分的形态不同的“抽象思维”规定。 劳动二重性所要求的是“事的科学”的抽象思维，——在这里，事的规定和物的规定是统一的。事物合一的抽象关切“时间流”和“空间流”全体，并以历史的时间流（规定）规范空间流的范畴形式。如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分析（利润等收入形式的获取），分成“作为消费者之商人获取形态”“作为商人之商人获取形态”“作为生产者（工业资本家）之商人获取形态”以及“作为虚拟者（金融资本家）之商人获取形态”。总之，空间流程的事态并不是事的全部，历史的时间流程说明事的历史支架（总体历史及思维的发展类型）;空间既内置历史支架规定，亦有认识掩盖的作用。毕竟，单纯的空间研究容易为物的规定所塞满，例如，“在西方那些以‘研究’马克思而著称的学者中，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像当年的杜林一样，把《资本论》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同起来，另一个极端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例如，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是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辩证法，是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毫无关系。法国的阿尔都塞也持这一观点。”[21]（P19）
于是，系统论的想法占了上风。一般的科学实验思维使抽象和具体的組装完全基于平面机械的物质工程图型。例如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法思维原理的具体化和科学实证化，体现了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独特的把握方式。它把成熟的典型的具体对象当作性质稳定的同一生长阶段的有机体，依照实验科学的方式设定科学认识活动的严密条件，通过剖析典型获得一般规定，因而一般与特殊、个别是直接统一的。”[15]另外一方面，哲学的系统思维（其通常以“唯物辩证的系统论”为工作地基）由于倡导思维科学的系统论，就更为关注思维形式本身对范畴的工作关系，强调了分析与综合的工作统一;但由于只关注于“物的抽象”（如认为实在具体到抽象乃是知识态的物的分析），就不可能建立对历史动态系统的批判性研究。总体来说，一般抽象思维（物的抽象思维）并不适用于理论社会科学。因为，“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而）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7]（P21）
这些说明乃是为了突出“思维的总体发生学”，并通过它论证辩证法的工作统一性。然则，所谓“辩证方法”即在于迫使方法和逻辑的统一。一言以蔽之，历史和概念知识的组装中介是“总体思维”，而非任何“片面性的科学思维形式”。这里的基本结论是：事的分析综合构成“时间流”抽象，相反，物的分析综合构成“空间流”抽象，而物的综合仅仅是单纯的知识图像（所谓的“知性范畴”）。抽象到思维具体是批判工作过程，乃主观因应客观世界的反思规定，故不能说成是纯空间的综合，它同时也是时间流程的思维形式，是历史的抽象规定。由此可以看到，《资本论》的“范畴的系统论”，本质上即方法论批判的理论形式。所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通过上升方法的叙述方式，从《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范畴开始，经过第二卷一直到第三卷的最后一个经济范畴即地租范畴，说明这些范畴的产生、发展，不只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发展，同时又是对这个学说所作的完全的、彻底的科学证明。”[22]（P480）但“叙述”（总体思维—具体思维形式）始终扣于“研究”（历史—总体思维）的逻辑，这个工作程式可总结为：形式（内容的发展形式）→内容→形式（事物的表现形式）。归根结底，叙述方法乃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辩证讲述方式和工作形式。{11}
四、《资本论》遭遇的困难和马克思的解决
思维派系固执于单一的学科思维，唯具体思维形式是从，排斥总体思维，把思维看作真理本身，排斥叙述内在于方法的规定性，也就排斥了总体思维的中介性。这使《资本论》遭遇“思维上的非议”。盖因其否认：《资本论》是作为“史书”来写的科学著作，乃至是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学作品。由于“思维短视”和“阶级偏见”，导致资产阶级工作者将非议完全指向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结果是，人们宁可相信马克思有一种“独特的思维”和“方法”，并且，它就集中在《资本论》中。以致现在，阅读和研究《资本论》的人就要把它找出来，——严格地说，是替马克思把它（们）找出来，无论马克思本人是否乐意或认可。结果可想而知了，马克思的无意图陈述构成了资产阶级“有意图解释”的靶的，马克思围绕“万事开头难”的陈述则可能被任意曲解和逻辑放大，并可能被更多地基于“科学实验思维”进行随意性引申。例如史傅德此类的先生（据称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同时也是极少数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学者之一）放言：“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24]再如这样的判断：“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最为困难的地方，莫过于他的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对多条逻辑思路同时展开的把握方式。1837年马克思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主流思维方法的根本缺陷……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便自觉地推动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但是，由于思维方式革命是一个极为艰苦复杂的过程，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往往零散地表现在不同的著作中……人们要是不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和整体性阅读他的著作，还原他的独特思维方法，那么，他们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只能简单地抓住某个方面、某个问题……这种研究注定要沦为某种先入为主的‘解释学’。”[25]（P85-86）
这是典型的用马克思的“科学逻辑”反对马克思的“人文逻辑”（阶级逻辑和人本逻辑）的做法。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是科学逻辑滥觞的时代，它突显了“实验思维力”的重要性。马克思以自然科学作为理解和工作对照，要努力讲明抽象在经济思维中的不可或缺性，甚至可以说是基石的地位作用，就必须依托时代语境，展示其远大的发展前景。因而，这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声明。但马克思并没有就这个论题大谈什么“抽象法”，而就此打住，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抽象力”与“抽象法”的原则性区分问题。然则，上述人们在《资本论》中究竟试图寻找些什么呢？其似乎从文本到文本，在这类研究者眼中，马克思写出《资本论》是借助了“独特的思维方法”，从而，抓住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就抓住了《资本论》的特质，赞誉或攻讦也就可以通由这条路径得以展开。然而文本诠释并不是以历史为依归，相反以思维为优先;深一步而言，从思维出发，亦必定陷入“具体”和“抽象”之烦琐辩证法逻辑。此外，所谓研究者个人思维特质（据之提升自身为“理论天才”）的说法，又不过是一种“逻辑美学”，“即坚持由思维形式本身而非历史过程进行主体的‘思维’。”例如，“用黑格尔的例子说，就是满足从‘劳动抽象化’出发探讨‘抽象的人的本质’，从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一般劳动和特殊劳动的划分不过是他用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环节划分一切范畴的其中一个应用而已。’”但是，马克思工作超出黑格尔之处并不在于“思维”，而在于高度的历史感和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行动决心（所谓的“主义”），“马克思超出黑格尔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从任何绝对完美的理念、不是从纯独立化的抽象——概念——出发，从而完成了对于现实历史和物质性存在的批判规定的全体把握。历史，思维，语言，前者不断贯串后者，后者则不断形成了对于前者的认识上的具体化，——这就是马克思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工作逻辑。”[19] 作为取象比类，马克思重点地把“抽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科的特质性思维的规定明确了出来，但是，把“取象比类”看作实际相同的研究者，却借机抓住不放，于这里寻求物理学或生物学路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大谈特谈“抽象法的思维”或其他什么思维方法。显而易见，这是把“思维”作为了研究方法本体，而力图从中管窥“马克思的思维方法”。这种抓住马克思思维来研究的方式，那是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论》的面貌了，因而不仅仅是舍本逐末的问题，而根本是进行有意图性的解释工作。至于1850年代以来，马克思革命在思想内涵上已经集中于“语言革命”（即彻底批判），这是史傅德之流无论如何无法认识到的，——而如上所述，这些交代就完成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文中。
一版序言的工作内容在叙述层次上，可简分成七点内容：（1）《资本论》（1867）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续篇;（2）万事开头难！第一卷第一章最难;（3）交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4）告诉读者：《资本论》直接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说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6）交代《资本论》的体式结构;（7）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自白。
这些内容简单明了，要点明确，绝无含糊之处，并没有什么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也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学者加以“有意误导”的地方，然则，又似乎着实令人费解，是为什么呢？因为漠视者们高度“漠视”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实践活动，并极力加以刻意地歪曲。作为方法论研究的制高点，《资本论》二版跋所排除者就是“逻辑优先”的工作规定，从而缔造了批判的知识理论建构路径。
详尽起见，我们进一步说明二版跋叙述结构上的三层意思：第一层——《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修订情况;第二层——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历史发展及其阶级性实质;第三层——《资本论》方法的相关问题（批判工作规定和唯物的历史的辩证法）。落脚点是“第三层意思”：马克思据此给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工作分野的界说。
按马克思的用语，研究方法就是“我的实际方法”，是辩证法的实际工作形态。按规定性，它不属于任何的具体思维方式或形式;它统领总体思维和具体思维的统一。二版跋中，把“叙述方法”相对独立出来，是对具体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应用的肯定。这是从表现态上看的。但两者地位不等。叙述形式（或方法）或可称为“有研究（方法）内置其中的叙述（方法）”。借助这种“实践态”，马克思由此说明了《资本论》绝不是任何的思维学或知识论意义的逻辑学，《资本论》文本结构的形成亦绝不是靠“思维的力量”或任何“理论的逻辑”，依靠的是思维本身和客观世界、历史世界的统一性。人文学科的历史主义、行动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在工作范围上远超科学实验思维。所谓：“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法尽管类似于实验科学，但它与实验科学也存在差异。首先，实验科学设定的实验条件更多依赖于显微镜、化学试剂等物质手段。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运用‘抽象力’。其次，特定的实验科学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某些环节，不同环节的研究是由不同科学家独立进行的。因此，研究同一对象的不同环节、层面的科学家，还不能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具有一种实证化了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学关系。他们甚至更多地把这种研究归结为经验实证主义的要求。他们比社会科学更科学的地方，在于他们更为严格地把特定认识限于特定条件。马克思则是对特定的客观对象进行整体性研究。”[15]
据之可以认为，马克思的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意在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资本论》创作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马克思分别于一版序言、第二版跋中设立了“抽象力”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区分的工作规定，目的是赋以“历史行动内涵的方法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的阐述彰显了“真正意义的思维科学”，使思维活动成为批判工作意蕴的历史实践构造。这种具有特别工作关系的实践向度性在本质上显然只能总体归结于“辩证方法”，并不能由任何单一思维形式所承担。
五、实践态《资本论》辩证法概念的深层涵义
马克思一再承诺要写出独立形态的《辩证法》著作。这一著作的根本目的——从方法论层面上看——乃是为了解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逻辑统一性问题。这样，势必对学科思维进行整合，必须把学科逻辑理解为“实践态的工作构造”，即作为“学科方法（规定）”和“工作逻辑（规定）”的历史、实践状态的统一。总体看，这就是方法论上的研究的工作本位性。它要求方法论规定的“实践活动”的理解意义。从而，研究方法具有“主体行动”的方法论特征，执行主体是研究者和各门学科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7]（P21）与之相对应的叙述方法具有“客体”（或者说客体“行动”）的方法论特征，它的“执行主体”则是知识态的客观逻辑，即作为研究对象工作逻辑之反映形式。
抽象力——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相统一——它和“抽象”具有嚴格意义的不同，《资本论》将工作程式锁定为：抽象力的思维本体（指向统一的历史科学即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抽象力的思维实体（用作方法论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二重性）——思维实体的构造（抽象和具体）——对具体思维形式的工作统摄。这就是中华意蕴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事物合一的探索。据之，沿着学科——科学的“行—知”路线，中西方道路的历史分野可从中得到极其透彻的诠释。这样对照下来，所谓方法论的实践规定（方法的“实践活动”），盖由方法的“主体规定”和“客体规定”组成。具体而言，前者乃为实践逻辑寻求的规定，目的是寻找各门学科逻辑的总体形式，并以此为制订批判工作方法的依据;这样就把“批判”界定为一个不断发生和成长的工作链条，即实践批判→总体批判→内在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认识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而统领以“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归根结底，它说明批判乃是学科方法的内置结构。这正是“唯物主义的工作本体”，“研究方法”可据此确定为学科基础（“研究内容”）与客观思维（“研究工具”）之工作路径意义统一。在这种路径中，抽象（规定）和具体（规定）始终处于工作统合状态，它们“和而不同”。 与之相异，后者乃为工作逻辑形式的规定。以研究对象逻辑为依托，马克思追求平实朴素的表达风格，“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并且马克思认为，“《资本一般》……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必须同时出版。内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26]（P168）马克思以符合客观标准的文本的呈现结构，作为“叙述规定”，所追求的正是“说明”，而非“解释”。所以，研究—叙述体式体现的正是“唯物主义的工作形式”。这就把行动路线（内涵）锁定了，“从历史使命的工作方法出发，马克思方法论的主旨在于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学循环工作图式，还原‘历史’，解救‘科学’。”同时，也把方法论唯物主义规定域的“认识活动”锁定了。从指向性看，其具有实践的模态：即是说，“理论域中的方法论形态不过是对实践域中的方法论活动的映照。从而，这里的出发点不是构造本身，而是历史和存在合一的规定，不是认识本身，而是实践，乃至不是认识的实践活动，而是实践活动本身。”[27]
与之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刻意掩盖的就是方法论主体规定的方法实践活动，制造一种缺少“历史”和“行动”的纯形式的解释学的理解图式（即通常所说的“模型”）。例如寻找“马克思的思维”的做法，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认定摆在他们面前的仅仅是马克思自己组织起来的文本，——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堆已经死了的文本。以致现在，它们就构成评论者研究的“对象”，任由评论者以自己的思维和“马克思的思维”对话。但失败的例子亦会很多。{12}“但如果是这样，人们会很快地陷入彼此交缠着的语义的各种泥潭。”然则至为重要的是，这些逻辑操作主义“因而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工作内涵及其形式上——落入资产阶级工作陷阱，使自身陷入险地。”[13]（P566-567）
实践态的辩证法从批判工作出发，解决了起点规定之“形而上”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工作逻辑—劳动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前两个工作环节对应的是“研究”，而后两个工作环节所对应者即“叙述”。虽则研究过程对应了历史知识的生产态，与之契合的叙述过程对应知识运用态和实现态，但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体型的结合，不在于把握抽象规律，相反在于把握各种具体规律，把握规律的总体性。所谓：“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7]（P21）很显然，它不限于解剖学，目的是形成批判的辩证叙述，即以发生学逻辑为工作地基的“劳动二重性思维”表达体系（所谓的“似先验的结构”）。于是，“‘批判起点（规定）’成就了真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上的研究……（同样）完成了对生产本身的发展特征的历史显露。（一句话）叙述的含义归根结底由历史研究工作所涵容，以期完成对事实关系的全面揭露。”[13]（P85-86）这个主题用卢卡奇的话说，即是：“因此，各种得到不同发展的存在形式，决不是从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范畴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被理解为这种范畴体系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相反，它们是依照自身规律演变的存在过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存在过程能够使更复杂的存在形式的产生成为可能。”[6]（P361-362）
批判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三者的统一性，意在消弭“纯逻辑起点”之理论假说。以此规定叙述起点，则《资本论》体系展开于“商品——资本批判”的历史开放路径。亦即，从叙述上看，商品、资本势必都是客观范畴，而能寻求互系的内涵逻辑。这是学科方法既定下的策略。若从研究的整体路径看，二者各自仅代表不同但内在联系着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客观批判’就起到重要的中枢作用。”并且，“综上所论，‘商品批判’是马克思实际所采用的起点概念，它蕴含客观发展和认识批判两方面意蕴。”[29]在商品经济形态内，由于历史进程可以用总的发展支架“商品——资本——商品”概括（前一个环节代表“生产启动社会再生产”、后一个环节代表“再生产启动资本的流通”），决定关于资本的本质的研究必须被规定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并由此安排“现象发生学”的研究以及与它们内在关联着的诸多形态发生学的研究内容。“历史发生学与系统发生学的规定性的合流使我们得以统一把握‘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在此并且需要尤其强调这一点：“《资本论》商品章不断得到马克思的增订、修缮……深层次的理由恐怕还是为了直接突出‘商品批判’……（盖因）以前的所有的方案或版本的不周到或不够清晰的地方就在于没有突出‘商品批判’的客观发展过程的规定，而没有了这样的规定，‘市民社会批判’很可能重新回落为‘市民社会的解剖’，从而给了‘物的科学’有机可趁。”[19]
这个工作链条使“认识支架”（抽象历史类型及其知识状态）的生产集中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即《资本论》第四卷。因此，“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30]（P123）但实际表现出来的《资本论》结构是“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从而，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从工作逻辑上看是同步的。内在的工作匹配消解了思维自足主义和纯逻辑学的考察路径，达成如下工作效果，所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1]（P55）
历史—思维—语言，尔后有逻辑和历史的相一致、相统一，如此等等，这正是历史的“取象”与“比类”的过程。有人说，中国古人不擅长西人概念和推论的方式（所谓“定理—结论”之形式思维），中国人更看重通过示例的启发与自身的体悟，于是，古代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成套经济学理论。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医理论和实践：例如说，望闻问切是一个判定病情性质的过程，辨证施治是根据确定的病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医的“辩证”在于判定寒暑燥湿风对人体脏腑危害的情况，特别注意的是“辩证”，而非“辩症”！这个“辩证”过程就是定性的过程，同时是“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定量指標的确定过程。据此观之，中国传统的五行元素的说法其实是为了在人类“抽象力”不足的时代，便于人们掌握的“总体思维”的一种具象性的比喻。无独有偶，这种特殊类型的理论—实践工作模式又重现于今日中国改革时代：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过是立足“新的实践高度”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在我们看来，又不过是行动境域的历史逻辑（总揽“历史域”“理论域”和“问题域”），例如说这一“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可以相机利用“资本主义工厂”，但决不能对“金融工厂”生长现象无所节制，任其发展，必须以“劳动正义”社会对抗“资本正义”，变“金融的无限掠夺”为“金融的有效服务”，从思维和语言看，此为社会主义生产之“道”性和社会主义经济之“德”性;所求者国学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感召”以及对“中国版”的经济理论与方法的深度发掘。综上讨论，就是需要我们认识到，“中华固然具有丰富的生产力实践科学，但意图讨论中国经济学则绕不开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工作关系的探讨，而必欲使中华生产科学提升为‘生产关系科学’予以整体考察。”从而需要“从整全的批判规定出发”，并认识到：“最终的研究目的是从所有制规定上统一主客体的发展分析”，“换言之，在当下，以占有和分配‘产品’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和以占有和分配‘价值’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必须被赋予同等重要的研究权重，这样，使‘生产—分配’运动中轴同样从交换关系中展露出来。”更或许，“这总体就是《资本论》的‘在中国’。”[32] 在此种路向上，《资本论》于是必然被视作具有革命性方法论的内涵，乃至视为“经济学的宪法”。这种科学研究意义的对象性存在，简言之，即方法之“实践活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同样实现在思维领域中，由此产生大写字母意义的方法论。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思维形式完全集中于“劳动二重性”。马克思借评论者考夫曼之口说出的“研究方法”也正是指此二者：一者为开放的学科建设向度之指示，一者为统一历史科学的“总体思维”（所谓自然形式、社会形式、思维形式统一的规定性）之指示。然则，有如下之结论诞生：“至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应该视为‘客观标准’与‘理论思维形式’之间客观存有的工作关系。”[19]
在思维与语言发生学上，马克思极力寻求思维（形式）的客观性标准，从中发掘“客观思维”的规定性。这样说来，政治经济学具有党派性，然则，经济思维却并不具有派系性，——并且这一说法恰恰真正提升了思维方法的“工具性”规定。现在，我们回看史傅德先生的“放言”（所谓“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声称：“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但“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甚至炮制言论：“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其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24]然则，当其这么说时，仿佛马克思是背对着革命的，又或单单是把“暴力革命论”的首创权强加到恩格斯一人之头上。
这样的论断所依据的不外乎是“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此类的说辞，是陈词滥调的反复翻版。仿佛是，“这里，创造一个神话：唯一版本的‘独特的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是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天才者独有的禀赋。于是，恩格斯最能理解马克思这个历史事实被无情摧毁，乃至于要被认识颠覆”，但是，“对于这种刻意的言词上的抬高，马克思的态度向来是揶揄加讽刺的，一概加以原封不动地退回。”[13]（P582）由于史傅德不理解研究与叙述的同构性，导致他以极端的方式撇开了马克思的研究，或者以语言攻讦的形式完成了他的“特殊研究”，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但这些都属于研究工作的泛滥和不加节制，例如说：“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24]
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规定）从而辩证统一了学科方法的先后、体用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工作关系。简括地说，“这种语言生产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要求。”[29]它们彼此接续、彼此加强和相互制约，由此可以把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所谓的“合理内核”，就是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这既是自然形式、社会形式的自我扬弃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又是思维形式的自我扬弃过程，这样看来，思维本身的发展即意味着辩证法的“实践态”，“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事物的发展，从而按本性来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P22）
注释：
①恩格斯这样论述：“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至为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并且，此处恩格斯还重点论述到，“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
②在这里，需要稍加说明：科学哲学虽说是20世纪以后（特别二战以后）的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但在马克思写“二版跋”的时候，也已经有了端倪：法国实证论、英国演绎法、分析的方法学派以及研究方法的严格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实在论）和叙述方法的德国辩证法（唯心主义的叙述形式），等等，马克思列举的这些“派系”分歧，差不多就是后来的科学哲学的总缘起。
③波普尔虚拟了“独立形态的世界3”，目的是试图直接建立实在历史和概念知识之间的工作关系。所谓领会存在于世界3（概念东西的世界）之中：“理解的每一个主观行为大部分存在于第三世界之中”，“关于这种行为所能做出的几乎所有重要评论都在于指出这种行为跟第三世界客体的关系”;“這种行为主要地在于运用第三世界客体;我们运用这些客体，似乎它们是一些物理客体。”[11]（P173）这种“幻相的逻辑”在于突出思维的自主性。波普尔的办法则是一面使思维活动工作服从于知识文本，一面又同时迫使知识生产活动隶属于人类的思维世界。所谓：“几乎所有的主观知识（世界2的知识）都依赖于世界3，就是说（至少实际上）依赖于用语言表述的理论。”[11]（P79）而实际发挥作用的工作链条亦只能如此描绘：“三个世界形成这样的关系：前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后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换言之，“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第二世界为中介。”[11]（P65）
④与之相反，波普尔是要从理论思维上说明：“理解活动本质上就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11]（P176）并且，“波普尔最初是受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的触动——尤其是受到下列愿望的驱使，即应用他的划界标准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所谓合理的科学研究中驱逐出去。——这样，结合波普尔自己在政治哲学中的偏好，使得他成为那些对经济科学感兴趣的人的当然选择。”[12]（P299） ⑤即自然科学的以实验室为手段和技术装备力量的辩证研究。但后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无论经验实证或逻辑实证——也都广义化、泛化了，并逐渐脱离了这个工作基础。“这是在直观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支配下的‘科学主义’。”[13]（P572）例如凭借此种方法技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任意制造‘资本是什么’的解释游戏，玩弄起史无前例的实证主义工作命题。”[13]（P352）可见，“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规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又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主张物的科学意义的解释学。”[13]写在前面P9
⑥这种抽象力从中国来看，实际上就是特殊的“行动二重性观”。如有学者论道：“商品二重性理论把握了商品的阴阳属性，但遗漏了商品的‘道’性。”“这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是商品的第三重属性，即商品的‘道’性。”然而，所谓社会价值（道）“主和”，所谓商品使用价值（阴）“主生”，所谓商品价值（阳）“主长”，实际上即是指认“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之历史结构;由此，其所论说的“万物都包涵‘道、阴、阳’三大基因”、此所谓“相生相克的‘三元论’”、“如果丢失‘道、阴、阳’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产生类似于基因缺失的病变”，用意在于阐明中华传统之“道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4]
⑦我国学者由知识解释路径出发界定的所谓“两步抽象法”：由现实具体到思维抽象和相应的由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本质上没有超出“系统抽象法”的认识层次。
⑧由于缺乏对“抽象力”的认知（一切的实证主义也都缺乏这种工作认知），导致李嘉图不加批判地相信了斯密的传统，走上了歧途，“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马克思举例说，李嘉图这样做的原因是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由此促使：“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16]（P210-211）
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分析的方法”，“而是把它置于辩证法之下”。可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意在否决“抽象法”的工作原像，抑或不能够认识到它的总体存在性，转而普遍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导致“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息息相关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分解分析法”“形式分析法”“意义分析法”，其推崇分析哲学，贬低或反对辩证法，以致相信这种说法：“只有实证主义这副严厉的药方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17]就实质而言，“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因此信赖主流方法論和理性技术，一方面要求陈述的精确性，一方面促进论证的严格性……错误根源在于所使用的以个人主义、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18]
⑩此处，斯威齐同样写道：“光是类比可能流于空泛。还是让我讲得更直接具体一些。粗略地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两篇加上第三篇前三章的大部分内容（约占第一卷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定性的，也就是说集中在确定和阐明一般商品社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在此之后，包括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偏重于将这些关系定量化，或者说偏重于阐述表现这些关系的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纵观全书，整个论证都是依据价值论进行的，并且无意在价值的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划上一条明显的界限。对于马克思，定性渗透于定量，而定量表现出定性。”所以能够结论说，“即马克思通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价值论，清晰地阐明了在他身后的理论家们都无法看清的资本主义发展史。”[20]（P13-14）
{11}叙述的非独立性还由马克思的下列话语中得到印证：“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3]（P143）
{12}如在新时代，“当有学者把MEGA2和马克思学分别作为文本和学术标准在学术界推广时，这一点尤其清晰。”“是否存在足以在根本上影响马克思解释的新文献？”“逻辑上，如果真的还存在着颠覆既有解释的新文献，那么《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将是一个笑话。”所以，“它们在根本上都不是文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代公认的那些对理论和现实具有冲击力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是基于MEGA2解读做出的？不论其在实践上的发展，仅就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知识中的表现来说，从开辟新道路的卢卡奇、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进展，哪一项是MEGA2的贡献呢。或许，有人仍然会指出这里的列举忽视了西方马克思学。对此……反问一句，事实又如何呢？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MEGA2可能是治疗学术软骨症的最后补药……这是一剂中国人体质消化不了的补药。”[28]（P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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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earch Method and Narrative Method of Das Kapital
Xu Gua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features， research and narration are Marx's work lock on "abstract force regulation". As Marx tried to unify "the rational abstract force" and "the intellectual abstract force" with historical actions，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research methods and narrative methods. The "top-level design" is invisible， which manifests the unity of "science of action"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prompt "research" and "narrative" should be examined as a "practical mode of thinking". Abstract force is the thinking ability to grasp the overall discipline， its basic research dimension is objective and overall， the logic is "crit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dialectics of production pattern implementation implication of knowledge revolution. This new-style "intellective significance" help Marx sought the body of thinking activity （from history to general thinking） and the movement composition of thinking form （from general thinking to the form of concrete thinking）， which is the general basis for going out of "thought clique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dialectical knowledge revolution l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duction pattern of "critical knowledge theory"， while "natural state" of Marxist criticism is precisely guaranteed by the account of the commander chief of research work on narra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norms and narrative norms of "das kapital" are intended to be the grand foundation of "unified historical science".
Key words： Das Kapital， history， force of abstraction， research method， narrative method， thinking sectionalism， the labor duality， dialectics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抽象力;研究方法;叙述方法;思维派系主义;劳动二重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5-0033-12
一、总论：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方法？
新时代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论内涵，需要对“研究”和“叙述”的关系进行新表述，以期扬弃抽象态的“知识一般”，重建“行动一般”与“知识一般”的统一规定。这是“四个自信”统一方法论的内在工作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语义下，方法论乃是作为实践态的“思维规定”予以看待的。实践逻辑的“历史域”“理论域”“问题域”及其对所讨论主题的立体链接，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彼此分立，达成“知行合一”工作效果。据此，马克思的“思维方式革命”应置放于行动语境中考察，以求语言革命的工作体式转而要求主客观的历史和实践的统一。总体看，此乃求取方法论的“唯物论”与“历史论”（规定）的系统性努力，它第一次使“整全意义态的科学”有了可能。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根源于“抽象力”理论。这是互系的学科规定：从方法到逻辑，而不是资产阶级学者信奉的倒过来的“从逻辑到方法”;前者是坚持将方法作为逻辑之根据，后者实质是孤立地讨论逻辑方法！思维本体—思维实体—思维实体的构造，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辩证叙述”的方法论实质在于以总体对具体思维形式进行工作统摄，在这当中，总体思维从来是出发点和思想归宿。具体而言，以总体思维统驭思维形式的成型、指导具体思维形式的运用，以研究—叙述体式作为批判科学之特别工作程式乃是意在建立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的强大的内在统一性。亦即，一是通过建立“方法论的唯物论”，最大程度地防止纯逻辑主义;二是通过建立“方法论的历史论”，确立思维之于历史形式的能动关系。就后者而言，马克思强调了研究方法的规定性在先，而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在后。历史—思维—语言，简言之，将“历史”建立为“思维”，即是形成“方法”的过程，而与之相适合的将“思维”建立为“语言”的过程，则形成了通常所说的“逻辑”。因此，从研究在先的行动看，在根本上是强调了方法的在先性。如此看来，思维是从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存在”，说准确些，思维是方法论的建设性元素，是统一方法和逻辑的有机“黏合剂”。
抽象力确实是一种境界，但只有把它提到学科建设高度予以掌握理解，方能知晓境界的能力性所在。然则，马克思的思维“特质”集中体现于为历史“代言”;方法—逻辑—思维工具，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乃是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于是排除了这种认识：“既然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并非实在自身的实际进程，而只是思维把握实在的逻辑结构或构造，那么，从抽象到具体或者说概念之间的排列关系，便摆脱感性之历史出现顺序或神秘的否定之否定之人本逻辑，而全然由概念间的关系所决定……因此，便不能将这种‘历史发展’理解为一种实体性的变化，即一种实在的目的论，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拟历史目的’论，也就是一种近于康德式的历史目的论。”[1]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即在逻辑上形成概念的原理同康德主义解释问题的先验论，同把现实的一切现象视为没有区别和同等意义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2]（P36）
在这种情势下，研究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遵循“历史学规律的方法”，即全部的研究必须是历史感和实践态的;与之相适合的“叙述方法”则是指叙述形式遵循一般社会学规律的方法和程式，而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凸显主题上的大写化的“历史知识”。归根结底，这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它要求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运动上把所要书写的“对象”总合起来。
二、思维派系主义存在问题及其批判线索
《资本论》问世之后，一直遭到“冷遇”与“误读”。马克思为此适时撰写了第二版跋文，对一版序言中的方法论的“抽象力理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详解，将研究和叙述在规定上界定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说明为“统一的行动”。尽管如此，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为后世的《资本论》研究者严重低估;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没有将之作为方法论作品来看待以及作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体例说明意义上的“方法导论”。“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3]持有这种方法论立场，又或许是认识到，“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可以在以斯密、穆勒、李嘉图、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著作中得到鲜明体现，这是一大群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研究路径中的共同特征，（并且）他们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往往自发地采用这条路线。”于是，“有别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一是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二是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三是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与偏离本质之处，四是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4]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论》逻辑主要地被归结为“叙述的逻辑”，不仅从文本方面看是如此，甚至从工作实质上看也是如此，形成所谓的“叙述的思维科学”结论。 在我国大部分學者的眼中，“研究”和“叙述”又完全超出了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成为“形式运动”，乃至被完全“知识逻辑化”，如“具体—抽象—具体”的演绎形式。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叙述方法就可能被孤立地从方法论工作体系中游离出来，独立地成为支持各种“具体思维形式”的根据。这些当然是理论逻辑的“借口”。事实并不会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高度是以“批判”为学科方法的工作规定，它否决了思维上的单边主义。
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对待思维，所遭受的冷遇是“资产阶级的沉默”，因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拿手好戏是解释学。当资产阶级学者武断地将方法论认定为“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时，已然跌入工具主义之主张，陷入思维单边主义;从这个单方要求出发，其必然满足于具体思维形式的“片面真理性”，而寻求思维的非批判性和工作自足性。因此，如果要追究方法论与思维有怎样的关系，就势必要从方法规定的追溯说起，要从对资产阶级思维形式的批判性反思说开来。这样，我们亦可理解了：《资本论》出版之初遭受“冷遇”，乃是因为被认可为运用了“另类的思维”，又或者说，由于它根本没有采用资产阶级所习惯的逻辑方式去说话。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表达一种“无意图性”，即平实的语言讲述风格。此工作方式亦是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了解和无法接受的。于是，《资本论》首版时（第一卷）在受众者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困难。然而，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有意误解，迫使我们必须从正面回答什么是思维，以解决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的问题。就是说，同客观世界一样，思维无疑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构造，是同样符合辩证法规律的运动和构造。①为此，卢卡奇提出“总体科学”建构设想，目的即是防止各种思维形式的画地为牢，避免出现思维科学的片面真理性。例如，他这样分析到，“马克思的后继者从人类存在的这种普遍基础出发，创建了一门与经济生活相脱离的‘具体科学’，因而他们只能在局部关系中揭示与纯粹个别的人的活动的联系，对这种联系即使进行全面综合也无法超出个别性。”[6]（P275）
思维派系主义的做法是局限于把握思维对象的知识态，“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7]（P19）跳过“体”和“学”，资产阶级工作者试图直接在“应用”的层面上下工夫，但这样一来，就可能落入庸俗的解释学陷阱，因为它抹杀了下列界限：“从可被规定、改变的基础、下层、潜能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动变，这便是唯物主义地解释世界;而从永恒的、不变的上层、目的、理念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动变，这便是唯心主义地解释世界。前者是一种基础条件论因果观，因为它基于既有存在、基于事实性;而后者因基于未来存在、基于规范性和目的性，则是一种目的论因果观。”[8]由于采用了带有“意图性”的解释，人们对《资本论》运用的方法难以达成共识，这就是解释学所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综观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史，马克思的思维活动来自《资本论》中蕴含的“活的辩证法”，它的认识维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方法）——发生学（工作逻辑）——劳动二重性（总体思维）。[9]马克思“思之维”（规定）集中体现于上述三者的工作统一之中，达成了“马克思的思维发生学”（以对“对象史”的考察为思之维、以对“研究对象史”的考察为思之维、以对“资本史上的结构”考察为思之维），达成这种工作效果：“全部落脚点就在于坚持把‘批判’建立为工作逻辑”，因为最彻底的实证不过就是“批判（规定）”，“说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逻辑，批判是道路，批判是历史真实。”[10]
以此观之，马克思以“抽象力”为思之维，乃是强调其作为历史规定的“客观思维形式”，而消除了思维的“派系主义”，并能动地运用各个方向的“思之维”，使之基于存在者的逻辑重新统合起来，进一步消除既成思维形式下“死文本”阅读之不良工作倾向性。很显然，以上论断极大地否定了作为“作为科学哲学之应用”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②其试图以形形色色的“科学认识论”巩固或干预经济思维方式，——在这方面，波普尔可算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③波普尔的理论企图在于迫使我们面对此种尴尬局面：“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11]（P116）波普尔提到的“第二世界”（世界2）乃是指“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但《资本论》归根结底提供的不是思维，不是思维驱使下的诠释性文本，而是对于“客观批判”行动的能动性描述。④马克思将方法论界定为研究和叙述之工作体式统一，乃是寻求“实践态的”方法规定。从中可以显见，马克思的方法论在终极性上强调的是历史的工作本位，又始终立足了对于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的把握。可《资本论》出版之后旋即遭遇“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则表明：误解者所依据和指向的，正是所谓的“诠释性文本”。然则，本文需要暂时跳出文本，寻找支持资产阶级学者做出论断的背后根据：从《资本论》遭遇的“困难”中提取“实践态的《资本论》辩证法”（规定）。
根据以上概括，由《资本论》所实践的“方法”在具体含义上包括如下内容：（1）通过总体思维建立具体思维形式的有机联系，超越资产阶级思维的自足—非批判态;（2）从自然形式、社会形式、思维形式的统一方面把握“经济形式的工作内涵”，确立“总体批判”纲领;（3）努力从思维“派系主义”工作中走出，建立历史支架（总体历史及思维的发展类型）与认识支架（抽象历史类型及其知识状态）的辩证联系;（4）把握“实践态的”辩证法工作概念，以期最终达成从主体与客体的实践统一的规定上升华对于“方法论特性”的认知。这样看来，《资本论》所呈现的工作内容——以研究为体、以叙述为用——使之有资格称作“批判的知识理论”，从而确立了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双重意义上的“科学”，即“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这种工作体式和中华路径内在契合。盖因二者皆认同“思维的客观性”，且都是从总体的层面上切入这个问题，总之是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形式）之实践态和内生的统一路径。它有效促成了历史—逻辑体式对“历史—思维—语言”工作路径的转换，并为“历史思维科学”的出笼奠立基础。 三、总体思维作为中介规定的地位与作用——相关问题辨析
马克思以总体思维之构造着手解决思维派系问题，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统一工作路线。据此，必须强调研究的工作在先性，乃至强调方法规定相对于逻辑而言的发生学意义的“在先性”;历史世界的统一性不由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所构图，而由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所决定和呈现。
首先，历史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对接”使得思维本身必须同时作为“特殊的客观存在”。可这样说时，无疑从语言层面触及了马克思“思维方式革命”的实质指向：在叙述环节层面充分肯定各个具体思维形式的独立存在性，而于研究工作中取消这种规定性，因为，单单逻辑化的思维形式不能实现“整史+全史”之学科路径探索;反过来说，为了完成“整全”域内的学科规定的探索，必须使“研究形式”（即叙述）向唯物主义内容回归。它的目标指向是这一点：历史的辩证法知识。这么看，应存在有两种意义的抽象规定：一种是学科方法规定的“抽象”，一种是具体思维规定的“抽象或概括”。前者匹配于“抽象历史类型”，又或者针对于“总体的历史”;后者匹配于“抽象知识状态”，又或者说是针对了“知识的抽象态”。以此语义察之，前一種意义符合马克思提出的“抽象力”说法，指示的是以历史规定为基础的“思维抽象力”。它涵括“实验抽象”，但更强调了思维的本体规定，乃是超出实验抽象力的“历史抽象”思维规定。实验的抽象力乃是实证科学思维的本义，本质上仍然是知识态的思维活动，着眼于“思维的物质器件”。⑤马克思的抽象力规定毫无疑问地受启发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力”，然而，“历史学家不仅不可能以实验方式重复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条件自始至终只能是一堆全然附带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业已消逝的情况蒙住了被研究的现象的本质。”同时，“由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方法不同于比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对历史编纂学来说，历史方法基本上是逻辑的方法，但同时又不摆脱历史的形式，所以不难理解，历史过程的形式最接近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概念’的时刻具有不可估量的认识意义……由此可见，按典型‘样品’来研究一定形态类型的社会中隐藏的本质和主流要比其他方法更为充分、更为纯粹、更为突出，因为典型‘样品’比较成熟完备，能以其具体历史的、可以观察到的职能发挥和运动表现出这种本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重要的基本认识原理之一，它在逻辑上即是‘极限性原理’。”也因此，“‘历史’这一概念的分析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现实中展开的历史过程;认识方面——出现在认识中的历史过程。”[2]（P39-40）据此看来，“历史的抽象力”是有关于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统一之工作规定，它和知识态与客体维度的“实验力”根本不同，但不排除后者作为基础性工作备件的功能，在现代科学意义上，实证科学的“实验”又或可视为一种“认识催化剂”。归根结底，抽象力作为“历史力”和“批判力”，是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统一之规定，即历史过程形成的“总体思维”，是生产范畴的理论能力。⑥
后一种意义属于抽象思维形式和方法，是运用具体思维手段（分析、归纳、综合、演绎等）形成概念及其关系的“范畴的方法”，或者说相比之下，乃是运用范畴的理论能力。总体思维对思维手段的具体展开目的是使认识主体形成对“实验抽象”和“历史抽象”统一的把握能力，但也引起种种误解，如“科学抽象法”。例如，“依照陈教授的说明：抽象与具体统一的方法被等同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它不但是范畴规定的丰富化、转化以及范畴自身的转化，而且是对象范围的逐步扩大和对象性质的转换，也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阶段及条件的具体化过程。直接性与间接性统一的方法，即深化与外化的统一。这一方法之所以归入‘全程性’方法，是因为它反映了黑格尔逻辑学中‘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思维进程。”[15]其实，该方法专指一种特殊工作形态之抽象法——社会系统抽象。⑦这种方法逻辑应用于资产阶级认识批判，效果是很显著的：因为，从抽象到具体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之构造方式。而当此时，理论家们的一个共识是，“仅仅解释世界还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是就改变世界而言，（而）要使改变世界成为可能，不仅必须有一门模式化地描述世界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必须有一门描述人的选择规范的科学。（于是）就人的行为规范都是建基于某种价值原则之上而言，这门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科学可称之为‘价值科学’。”[8]因此，马克思相应认为建立“理论思维的抽象度”很重要！它是建立批判的工作基石。⑧然则，抽象规定，既是语言，也是思维，亦必然是历史的思维形式;它在可能性上统一了抽象与具体的历史和语言工作类型。以此观之，“抽象力”很显然乃是“抽象法”的工作原像，并且，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运用辩证法规定的真义所在。⑨
其次，犹如历史是抽象与具体的类型统一，思维在规定性上亦必然是“抽象（逻辑）”与“具体（逻辑）”之统一。总体思维建立了具体思维形式的有机联系。由于坚持从历史出发，而非从思维本身出发，语言就不是纯粹思维形式，同样知识亦不是纯粹语言形式，它们都是批判的范畴。在语言生产层级，抽象、具体分别和不同知识状态对应。这表明，抽象和具体是从知识状态上被提升为不同层级的思维形式，最后归为特定历史类型，从它的发展形式中得到确证的。这就使得历史和逻辑的关系具体化了。虽则如此，可以说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在“思维”这里有一个工作转换：从统合（历史类型的“统合生长”）到分立（知识状态的“相互分立”），因此，总体思维结构必须辩证处理好自然形式、社会形式、思维形式乃至客观和主观的工作结合关系。马克思在一版序言中开篇就重点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P8）这些“抽象力”如自然形式、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又以结合态的形式出现，于是有二重规定的本体论批判，以此完成对“方法的实践态”的把握。“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就是客观史与主观思维的统一。”[19]
以劳动二重性为例，马克思以劳动为“本体批判”的基始，是将劳动既看成自然形式，又看成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这样才有发生的和批判的工作起点。可见，劳动二重性作为“总体思维”，既是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统一的直接结果，又同时作为二者的表现形式而成为“思维的特殊存在”。一言以蔽之，劳动二重性必须作为商品生产交换史上的“总体思维（结构）”看待，它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按工作性质看，且既是主观批判路向的，也是客观批判路向的。这样也才有辩证的叙述形式产生。综合态的《资本论》无疑是研究和叙述的高度统一，但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7]（P21）对此可采用一个简明的说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不过是建立对“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工作路径的搜寻，而与之配合的叙述方法则不过建立了对上述构造的辩证表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同时性的研究——叙述手段，从而达到这种效果：“其带来了逻辑和表达上的便利”，并且，“这一理论形式突显了历史、逻辑的工作一致性。”[13]（P456）也就像斯威齐盛赞的，“这种处理方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使我们对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有一个清楚的、首尾一贯的认识。”⑩如此，与研究方法内在契合的叙述方法同样可视为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叙述是“思维具体”的生产范畴，即思维科学形式的系统论。从而，这里有必要区分抽象的不同的研究形态：从事出发的抽象和从物出发的抽象，——它基本对应了前面所区分的形态不同的“抽象思维”规定。 劳动二重性所要求的是“事的科学”的抽象思维，——在这里，事的规定和物的规定是统一的。事物合一的抽象关切“时间流”和“空间流”全体，并以历史的时间流（规定）规范空间流的范畴形式。如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分析（利润等收入形式的获取），分成“作为消费者之商人获取形态”“作为商人之商人获取形态”“作为生产者（工业资本家）之商人获取形态”以及“作为虚拟者（金融资本家）之商人获取形态”。总之，空间流程的事态并不是事的全部，历史的时间流程说明事的历史支架（总体历史及思维的发展类型）;空间既内置历史支架规定，亦有认识掩盖的作用。毕竟，单纯的空间研究容易为物的规定所塞满，例如，“在西方那些以‘研究’马克思而著称的学者中，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像当年的杜林一样，把《资本论》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同起来，另一个极端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例如，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是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辩证法，是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毫无关系。法国的阿尔都塞也持这一观点。”[21]（P19）
于是，系统论的想法占了上风。一般的科学实验思维使抽象和具体的組装完全基于平面机械的物质工程图型。例如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法思维原理的具体化和科学实证化，体现了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独特的把握方式。它把成熟的典型的具体对象当作性质稳定的同一生长阶段的有机体，依照实验科学的方式设定科学认识活动的严密条件，通过剖析典型获得一般规定，因而一般与特殊、个别是直接统一的。”[15]另外一方面，哲学的系统思维（其通常以“唯物辩证的系统论”为工作地基）由于倡导思维科学的系统论，就更为关注思维形式本身对范畴的工作关系，强调了分析与综合的工作统一;但由于只关注于“物的抽象”（如认为实在具体到抽象乃是知识态的物的分析），就不可能建立对历史动态系统的批判性研究。总体来说，一般抽象思维（物的抽象思维）并不适用于理论社会科学。因为，“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而）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7]（P21）
这些说明乃是为了突出“思维的总体发生学”，并通过它论证辩证法的工作统一性。然则，所谓“辩证方法”即在于迫使方法和逻辑的统一。一言以蔽之，历史和概念知识的组装中介是“总体思维”，而非任何“片面性的科学思维形式”。这里的基本结论是：事的分析综合构成“时间流”抽象，相反，物的分析综合构成“空间流”抽象，而物的综合仅仅是单纯的知识图像（所谓的“知性范畴”）。抽象到思维具体是批判工作过程，乃主观因应客观世界的反思规定，故不能说成是纯空间的综合，它同时也是时间流程的思维形式，是历史的抽象规定。由此可以看到，《资本论》的“范畴的系统论”，本质上即方法论批判的理论形式。所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通过上升方法的叙述方式，从《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范畴开始，经过第二卷一直到第三卷的最后一个经济范畴即地租范畴，说明这些范畴的产生、发展，不只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发展，同时又是对这个学说所作的完全的、彻底的科学证明。”[22]（P480）但“叙述”（总体思维—具体思维形式）始终扣于“研究”（历史—总体思维）的逻辑，这个工作程式可总结为：形式（内容的发展形式）→内容→形式（事物的表现形式）。归根结底，叙述方法乃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辩证讲述方式和工作形式。{11}
四、《资本论》遭遇的困难和马克思的解决
思维派系固执于单一的学科思维，唯具体思维形式是从，排斥总体思维，把思维看作真理本身，排斥叙述内在于方法的规定性，也就排斥了总体思维的中介性。这使《资本论》遭遇“思维上的非议”。盖因其否认：《资本论》是作为“史书”来写的科学著作，乃至是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学作品。由于“思维短视”和“阶级偏见”，导致资产阶级工作者将非议完全指向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结果是，人们宁可相信马克思有一种“独特的思维”和“方法”，并且，它就集中在《资本论》中。以致现在，阅读和研究《资本论》的人就要把它找出来，——严格地说，是替马克思把它（们）找出来，无论马克思本人是否乐意或认可。结果可想而知了，马克思的无意图陈述构成了资产阶级“有意图解释”的靶的，马克思围绕“万事开头难”的陈述则可能被任意曲解和逻辑放大，并可能被更多地基于“科学实验思维”进行随意性引申。例如史傅德此类的先生（据称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同时也是极少数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学者之一）放言：“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24]再如这样的判断：“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最为困难的地方，莫过于他的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对多条逻辑思路同时展开的把握方式。1837年马克思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主流思维方法的根本缺陷……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便自觉地推动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但是，由于思维方式革命是一个极为艰苦复杂的过程，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往往零散地表现在不同的著作中……人们要是不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和整体性阅读他的著作，还原他的独特思维方法，那么，他们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只能简单地抓住某个方面、某个问题……这种研究注定要沦为某种先入为主的‘解释学’。”[25]（P85-86）
这是典型的用马克思的“科学逻辑”反对马克思的“人文逻辑”（阶级逻辑和人本逻辑）的做法。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是科学逻辑滥觞的时代，它突显了“实验思维力”的重要性。马克思以自然科学作为理解和工作对照，要努力讲明抽象在经济思维中的不可或缺性，甚至可以说是基石的地位作用，就必须依托时代语境，展示其远大的发展前景。因而，这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声明。但马克思并没有就这个论题大谈什么“抽象法”，而就此打住，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抽象力”与“抽象法”的原则性区分问题。然则，上述人们在《资本论》中究竟试图寻找些什么呢？其似乎从文本到文本，在这类研究者眼中，马克思写出《资本论》是借助了“独特的思维方法”，从而，抓住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就抓住了《资本论》的特质，赞誉或攻讦也就可以通由这条路径得以展开。然而文本诠释并不是以历史为依归，相反以思维为优先;深一步而言，从思维出发，亦必定陷入“具体”和“抽象”之烦琐辩证法逻辑。此外，所谓研究者个人思维特质（据之提升自身为“理论天才”）的说法，又不过是一种“逻辑美学”，“即坚持由思维形式本身而非历史过程进行主体的‘思维’。”例如，“用黑格尔的例子说，就是满足从‘劳动抽象化’出发探讨‘抽象的人的本质’，从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一般劳动和特殊劳动的划分不过是他用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环节划分一切范畴的其中一个应用而已。’”但是，马克思工作超出黑格尔之处并不在于“思维”，而在于高度的历史感和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行动决心（所谓的“主义”），“马克思超出黑格尔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从任何绝对完美的理念、不是从纯独立化的抽象——概念——出发，从而完成了对于现实历史和物质性存在的批判规定的全体把握。历史，思维，语言，前者不断贯串后者，后者则不断形成了对于前者的认识上的具体化，——这就是马克思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工作逻辑。”[19] 作为取象比类，马克思重点地把“抽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科的特质性思维的规定明确了出来，但是，把“取象比类”看作实际相同的研究者，却借机抓住不放，于这里寻求物理学或生物学路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大谈特谈“抽象法的思维”或其他什么思维方法。显而易见，这是把“思维”作为了研究方法本体，而力图从中管窥“马克思的思维方法”。这种抓住马克思思维来研究的方式，那是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论》的面貌了，因而不仅仅是舍本逐末的问题，而根本是进行有意图性的解释工作。至于1850年代以来，马克思革命在思想内涵上已经集中于“语言革命”（即彻底批判），这是史傅德之流无论如何无法认识到的，——而如上所述，这些交代就完成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文中。
一版序言的工作内容在叙述层次上，可简分成七点内容：（1）《资本论》（1867）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续篇;（2）万事开头难！第一卷第一章最难;（3）交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4）告诉读者：《资本论》直接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说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6）交代《资本论》的体式结构;（7）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自白。
这些内容简单明了，要点明确，绝无含糊之处，并没有什么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也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学者加以“有意误导”的地方，然则，又似乎着实令人费解，是为什么呢？因为漠视者们高度“漠视”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实践活动，并极力加以刻意地歪曲。作为方法论研究的制高点，《资本论》二版跋所排除者就是“逻辑优先”的工作规定，从而缔造了批判的知识理论建构路径。
详尽起见，我们进一步说明二版跋叙述结构上的三层意思：第一层——《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修订情况;第二层——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历史发展及其阶级性实质;第三层——《资本论》方法的相关问题（批判工作规定和唯物的历史的辩证法）。落脚点是“第三层意思”：马克思据此给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工作分野的界说。
按马克思的用语，研究方法就是“我的实际方法”，是辩证法的实际工作形态。按规定性，它不属于任何的具体思维方式或形式;它统领总体思维和具体思维的统一。二版跋中，把“叙述方法”相对独立出来，是对具体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应用的肯定。这是从表现态上看的。但两者地位不等。叙述形式（或方法）或可称为“有研究（方法）内置其中的叙述（方法）”。借助这种“实践态”，马克思由此说明了《资本论》绝不是任何的思维学或知识论意义的逻辑学，《资本论》文本结构的形成亦绝不是靠“思维的力量”或任何“理论的逻辑”，依靠的是思维本身和客观世界、历史世界的统一性。人文学科的历史主义、行动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在工作范围上远超科学实验思维。所谓：“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法尽管类似于实验科学，但它与实验科学也存在差异。首先，实验科学设定的实验条件更多依赖于显微镜、化学试剂等物质手段。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运用‘抽象力’。其次，特定的实验科学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某些环节，不同环节的研究是由不同科学家独立进行的。因此，研究同一对象的不同环节、层面的科学家，还不能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具有一种实证化了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学关系。他们甚至更多地把这种研究归结为经验实证主义的要求。他们比社会科学更科学的地方，在于他们更为严格地把特定认识限于特定条件。马克思则是对特定的客观对象进行整体性研究。”[15]
据之可以认为，马克思的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意在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资本论》创作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马克思分别于一版序言、第二版跋中设立了“抽象力”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区分的工作规定，目的是赋以“历史行动内涵的方法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的阐述彰显了“真正意义的思维科学”，使思维活动成为批判工作意蕴的历史实践构造。这种具有特别工作关系的实践向度性在本质上显然只能总体归结于“辩证方法”，并不能由任何单一思维形式所承担。
五、实践态《资本论》辩证法概念的深层涵义
马克思一再承诺要写出独立形态的《辩证法》著作。这一著作的根本目的——从方法论层面上看——乃是为了解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逻辑统一性问题。这样，势必对学科思维进行整合，必须把学科逻辑理解为“实践态的工作构造”，即作为“学科方法（规定）”和“工作逻辑（规定）”的历史、实践状态的统一。总体看，这就是方法论上的研究的工作本位性。它要求方法论规定的“实践活动”的理解意义。从而，研究方法具有“主体行动”的方法论特征，执行主体是研究者和各门学科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7]（P21）与之相对应的叙述方法具有“客体”（或者说客体“行动”）的方法论特征，它的“执行主体”则是知识态的客观逻辑，即作为研究对象工作逻辑之反映形式。
抽象力——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相统一——它和“抽象”具有嚴格意义的不同，《资本论》将工作程式锁定为：抽象力的思维本体（指向统一的历史科学即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抽象力的思维实体（用作方法论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二重性）——思维实体的构造（抽象和具体）——对具体思维形式的工作统摄。这就是中华意蕴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事物合一的探索。据之，沿着学科——科学的“行—知”路线，中西方道路的历史分野可从中得到极其透彻的诠释。这样对照下来，所谓方法论的实践规定（方法的“实践活动”），盖由方法的“主体规定”和“客体规定”组成。具体而言，前者乃为实践逻辑寻求的规定，目的是寻找各门学科逻辑的总体形式，并以此为制订批判工作方法的依据;这样就把“批判”界定为一个不断发生和成长的工作链条，即实践批判→总体批判→内在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认识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而统领以“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归根结底，它说明批判乃是学科方法的内置结构。这正是“唯物主义的工作本体”，“研究方法”可据此确定为学科基础（“研究内容”）与客观思维（“研究工具”）之工作路径意义统一。在这种路径中，抽象（规定）和具体（规定）始终处于工作统合状态，它们“和而不同”。 与之相异，后者乃为工作逻辑形式的规定。以研究对象逻辑为依托，马克思追求平实朴素的表达风格，“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并且马克思认为，“《资本一般》……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必须同时出版。内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26]（P168）马克思以符合客观标准的文本的呈现结构，作为“叙述规定”，所追求的正是“说明”，而非“解释”。所以，研究—叙述体式体现的正是“唯物主义的工作形式”。这就把行动路线（内涵）锁定了，“从历史使命的工作方法出发，马克思方法论的主旨在于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学循环工作图式，还原‘历史’，解救‘科学’。”同时，也把方法论唯物主义规定域的“认识活动”锁定了。从指向性看，其具有实践的模态：即是说，“理论域中的方法论形态不过是对实践域中的方法论活动的映照。从而，这里的出发点不是构造本身，而是历史和存在合一的规定，不是认识本身，而是实践，乃至不是认识的实践活动，而是实践活动本身。”[27]
与之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刻意掩盖的就是方法论主体规定的方法实践活动，制造一种缺少“历史”和“行动”的纯形式的解释学的理解图式（即通常所说的“模型”）。例如寻找“马克思的思维”的做法，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认定摆在他们面前的仅仅是马克思自己组织起来的文本，——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堆已经死了的文本。以致现在，它们就构成评论者研究的“对象”，任由评论者以自己的思维和“马克思的思维”对话。但失败的例子亦会很多。{12}“但如果是这样，人们会很快地陷入彼此交缠着的语义的各种泥潭。”然则至为重要的是，这些逻辑操作主义“因而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工作内涵及其形式上——落入资产阶级工作陷阱，使自身陷入险地。”[13]（P566-567）
实践态的辩证法从批判工作出发，解决了起点规定之“形而上”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工作逻辑—劳动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前两个工作环节对应的是“研究”，而后两个工作环节所对应者即“叙述”。虽则研究过程对应了历史知识的生产态，与之契合的叙述过程对应知识运用态和实现态，但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体型的结合，不在于把握抽象规律，相反在于把握各种具体规律，把握规律的总体性。所谓：“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7]（P21）很显然，它不限于解剖学，目的是形成批判的辩证叙述，即以发生学逻辑为工作地基的“劳动二重性思维”表达体系（所谓的“似先验的结构”）。于是，“‘批判起点（规定）’成就了真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上的研究……（同样）完成了对生产本身的发展特征的历史显露。（一句话）叙述的含义归根结底由历史研究工作所涵容，以期完成对事实关系的全面揭露。”[13]（P85-86）这个主题用卢卡奇的话说，即是：“因此，各种得到不同发展的存在形式，决不是从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范畴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被理解为这种范畴体系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相反，它们是依照自身规律演变的存在过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存在过程能够使更复杂的存在形式的产生成为可能。”[6]（P361-362）
批判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三者的统一性，意在消弭“纯逻辑起点”之理论假说。以此规定叙述起点，则《资本论》体系展开于“商品——资本批判”的历史开放路径。亦即，从叙述上看，商品、资本势必都是客观范畴，而能寻求互系的内涵逻辑。这是学科方法既定下的策略。若从研究的整体路径看，二者各自仅代表不同但内在联系着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客观批判’就起到重要的中枢作用。”并且，“综上所论，‘商品批判’是马克思实际所采用的起点概念，它蕴含客观发展和认识批判两方面意蕴。”[29]在商品经济形态内，由于历史进程可以用总的发展支架“商品——资本——商品”概括（前一个环节代表“生产启动社会再生产”、后一个环节代表“再生产启动资本的流通”），决定关于资本的本质的研究必须被规定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并由此安排“现象发生学”的研究以及与它们内在关联着的诸多形态发生学的研究内容。“历史发生学与系统发生学的规定性的合流使我们得以统一把握‘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在此并且需要尤其强调这一点：“《资本论》商品章不断得到马克思的增订、修缮……深层次的理由恐怕还是为了直接突出‘商品批判’……（盖因）以前的所有的方案或版本的不周到或不够清晰的地方就在于没有突出‘商品批判’的客观发展过程的规定，而没有了这样的规定，‘市民社会批判’很可能重新回落为‘市民社会的解剖’，从而给了‘物的科学’有机可趁。”[19]
这个工作链条使“认识支架”（抽象历史类型及其知识状态）的生产集中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即《资本论》第四卷。因此，“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30]（P123）但实际表现出来的《资本论》结构是“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从而，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从工作逻辑上看是同步的。内在的工作匹配消解了思维自足主义和纯逻辑学的考察路径，达成如下工作效果，所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1]（P55）
历史—思维—语言，尔后有逻辑和历史的相一致、相统一，如此等等，这正是历史的“取象”与“比类”的过程。有人说，中国古人不擅长西人概念和推论的方式（所谓“定理—结论”之形式思维），中国人更看重通过示例的启发与自身的体悟，于是，古代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成套经济学理论。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医理论和实践：例如说，望闻问切是一个判定病情性质的过程，辨证施治是根据确定的病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医的“辩证”在于判定寒暑燥湿风对人体脏腑危害的情况，特别注意的是“辩证”，而非“辩症”！这个“辩证”过程就是定性的过程，同时是“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定量指標的确定过程。据此观之，中国传统的五行元素的说法其实是为了在人类“抽象力”不足的时代，便于人们掌握的“总体思维”的一种具象性的比喻。无独有偶，这种特殊类型的理论—实践工作模式又重现于今日中国改革时代：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过是立足“新的实践高度”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在我们看来，又不过是行动境域的历史逻辑（总揽“历史域”“理论域”和“问题域”），例如说这一“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可以相机利用“资本主义工厂”，但决不能对“金融工厂”生长现象无所节制，任其发展，必须以“劳动正义”社会对抗“资本正义”，变“金融的无限掠夺”为“金融的有效服务”，从思维和语言看，此为社会主义生产之“道”性和社会主义经济之“德”性;所求者国学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感召”以及对“中国版”的经济理论与方法的深度发掘。综上讨论，就是需要我们认识到，“中华固然具有丰富的生产力实践科学，但意图讨论中国经济学则绕不开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工作关系的探讨，而必欲使中华生产科学提升为‘生产关系科学’予以整体考察。”从而需要“从整全的批判规定出发”，并认识到：“最终的研究目的是从所有制规定上统一主客体的发展分析”，“换言之，在当下，以占有和分配‘产品’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和以占有和分配‘价值’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必须被赋予同等重要的研究权重，这样，使‘生产—分配’运动中轴同样从交换关系中展露出来。”更或许，“这总体就是《资本论》的‘在中国’。”[32] 在此种路向上，《资本论》于是必然被视作具有革命性方法论的内涵，乃至视为“经济学的宪法”。这种科学研究意义的对象性存在，简言之，即方法之“实践活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同样实现在思维领域中，由此产生大写字母意义的方法论。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思维形式完全集中于“劳动二重性”。马克思借评论者考夫曼之口说出的“研究方法”也正是指此二者：一者为开放的学科建设向度之指示，一者为统一历史科学的“总体思维”（所谓自然形式、社会形式、思维形式统一的规定性）之指示。然则，有如下之结论诞生：“至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应该视为‘客观标准’与‘理论思维形式’之间客观存有的工作关系。”[19]
在思维与语言发生学上，马克思极力寻求思维（形式）的客观性标准，从中发掘“客观思维”的规定性。这样说来，政治经济学具有党派性，然则，经济思维却并不具有派系性，——并且这一说法恰恰真正提升了思维方法的“工具性”规定。现在，我们回看史傅德先生的“放言”（所谓“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声称：“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但“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甚至炮制言论：“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其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24]然则，当其这么说时，仿佛马克思是背对着革命的，又或单单是把“暴力革命论”的首创权强加到恩格斯一人之头上。
这样的论断所依据的不外乎是“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此类的说辞，是陈词滥调的反复翻版。仿佛是，“这里，创造一个神话：唯一版本的‘独特的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是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天才者独有的禀赋。于是，恩格斯最能理解马克思这个历史事实被无情摧毁，乃至于要被认识颠覆”，但是，“对于这种刻意的言词上的抬高，马克思的态度向来是揶揄加讽刺的，一概加以原封不动地退回。”[13]（P582）由于史傅德不理解研究与叙述的同构性，导致他以极端的方式撇开了马克思的研究，或者以语言攻讦的形式完成了他的“特殊研究”，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但这些都属于研究工作的泛滥和不加节制，例如说：“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24]
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规定）从而辩证统一了学科方法的先后、体用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工作关系。简括地说，“这种语言生产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要求。”[29]它们彼此接续、彼此加强和相互制约，由此可以把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所谓的“合理内核”，就是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这既是自然形式、社会形式的自我扬弃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又是思维形式的自我扬弃过程，这样看来，思维本身的发展即意味着辩证法的“实践态”，“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事物的发展，从而按本性来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P22）
注释：
①恩格斯这样论述：“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至为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并且，此处恩格斯还重点论述到，“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
②在这里，需要稍加说明：科学哲学虽说是20世纪以后（特别二战以后）的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但在马克思写“二版跋”的时候，也已经有了端倪：法国实证论、英国演绎法、分析的方法学派以及研究方法的严格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实在论）和叙述方法的德国辩证法（唯心主义的叙述形式），等等，马克思列举的这些“派系”分歧，差不多就是后来的科学哲学的总缘起。
③波普尔虚拟了“独立形态的世界3”，目的是试图直接建立实在历史和概念知识之间的工作关系。所谓领会存在于世界3（概念东西的世界）之中：“理解的每一个主观行为大部分存在于第三世界之中”，“关于这种行为所能做出的几乎所有重要评论都在于指出这种行为跟第三世界客体的关系”;“這种行为主要地在于运用第三世界客体;我们运用这些客体，似乎它们是一些物理客体。”[11]（P173）这种“幻相的逻辑”在于突出思维的自主性。波普尔的办法则是一面使思维活动工作服从于知识文本，一面又同时迫使知识生产活动隶属于人类的思维世界。所谓：“几乎所有的主观知识（世界2的知识）都依赖于世界3，就是说（至少实际上）依赖于用语言表述的理论。”[11]（P79）而实际发挥作用的工作链条亦只能如此描绘：“三个世界形成这样的关系：前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后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换言之，“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第二世界为中介。”[11]（P65）
④与之相反，波普尔是要从理论思维上说明：“理解活动本质上就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11]（P176）并且，“波普尔最初是受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的触动——尤其是受到下列愿望的驱使，即应用他的划界标准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所谓合理的科学研究中驱逐出去。——这样，结合波普尔自己在政治哲学中的偏好，使得他成为那些对经济科学感兴趣的人的当然选择。”[12]（P299） ⑤即自然科学的以实验室为手段和技术装备力量的辩证研究。但后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无论经验实证或逻辑实证——也都广义化、泛化了，并逐渐脱离了这个工作基础。“这是在直观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支配下的‘科学主义’。”[13]（P572）例如凭借此种方法技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任意制造‘资本是什么’的解释游戏，玩弄起史无前例的实证主义工作命题。”[13]（P352）可见，“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规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又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主张物的科学意义的解释学。”[13]写在前面P9
⑥这种抽象力从中国来看，实际上就是特殊的“行动二重性观”。如有学者论道：“商品二重性理论把握了商品的阴阳属性，但遗漏了商品的‘道’性。”“这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是商品的第三重属性，即商品的‘道’性。”然而，所谓社会价值（道）“主和”，所谓商品使用价值（阴）“主生”，所谓商品价值（阳）“主长”，实际上即是指认“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之历史结构;由此，其所论说的“万物都包涵‘道、阴、阳’三大基因”、此所谓“相生相克的‘三元论’”、“如果丢失‘道、阴、阳’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产生类似于基因缺失的病变”，用意在于阐明中华传统之“道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4]
⑦我国学者由知识解释路径出发界定的所谓“两步抽象法”：由现实具体到思维抽象和相应的由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本质上没有超出“系统抽象法”的认识层次。
⑧由于缺乏对“抽象力”的认知（一切的实证主义也都缺乏这种工作认知），导致李嘉图不加批判地相信了斯密的传统，走上了歧途，“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马克思举例说，李嘉图这样做的原因是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由此促使：“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16]（P210-211）
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分析的方法”，“而是把它置于辩证法之下”。可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意在否决“抽象法”的工作原像，抑或不能够认识到它的总体存在性，转而普遍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导致“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息息相关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分解分析法”“形式分析法”“意义分析法”，其推崇分析哲学，贬低或反对辩证法，以致相信这种说法：“只有实证主义这副严厉的药方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17]就实质而言，“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因此信赖主流方法論和理性技术，一方面要求陈述的精确性，一方面促进论证的严格性……错误根源在于所使用的以个人主义、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18]
⑩此处，斯威齐同样写道：“光是类比可能流于空泛。还是让我讲得更直接具体一些。粗略地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两篇加上第三篇前三章的大部分内容（约占第一卷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定性的，也就是说集中在确定和阐明一般商品社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在此之后，包括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偏重于将这些关系定量化，或者说偏重于阐述表现这些关系的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纵观全书，整个论证都是依据价值论进行的，并且无意在价值的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划上一条明显的界限。对于马克思，定性渗透于定量，而定量表现出定性。”所以能够结论说，“即马克思通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价值论，清晰地阐明了在他身后的理论家们都无法看清的资本主义发展史。”[20]（P13-14）
{11}叙述的非独立性还由马克思的下列话语中得到印证：“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3]（P143）
{12}如在新时代，“当有学者把MEGA2和马克思学分别作为文本和学术标准在学术界推广时，这一点尤其清晰。”“是否存在足以在根本上影响马克思解释的新文献？”“逻辑上，如果真的还存在着颠覆既有解释的新文献，那么《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将是一个笑话。”所以，“它们在根本上都不是文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代公认的那些对理论和现实具有冲击力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是基于MEGA2解读做出的？不论其在实践上的发展，仅就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知识中的表现来说，从开辟新道路的卢卡奇、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进展，哪一项是MEGA2的贡献呢。或许，有人仍然会指出这里的列举忽视了西方马克思学。对此……反问一句，事实又如何呢？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MEGA2可能是治疗学术软骨症的最后补药……这是一剂中国人体质消化不了的补药。”[28]（P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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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earch Method and Narrative Method of Das Kapital
Xu Gua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features， research and narration are Marx's work lock on "abstract force regulation". As Marx tried to unify "the rational abstract force" and "the intellectual abstract force" with historical actions，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research methods and narrative methods. The "top-level design" is invisible， which manifests the unity of "science of action"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prompt "research" and "narrative" should be examined as a "practical mode of thinking". Abstract force is the thinking ability to grasp the overall discipline， its basic research dimension is objective and overall， the logic is "crit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dialectics of production pattern implementation implication of knowledge revolution. This new-style "intellective significance" help Marx sought the body of thinking activity （from history to general thinking） and the movement composition of thinking form （from general thinking to the form of concrete thinking）， which is the general basis for going out of "thought clique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dialectical knowledge revolution l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duction pattern of "critical knowledge theory"， while "natural state" of Marxist criticism is precisely guaranteed by the account of the commander chief of research work on narra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norms and narrative norms of "das kapital" are intended to be the grand foundation of "unified historical science".
Key words： Das Kapital， history， force of abstraction， research method， narrative method， thinking sectionalism， the labor duality， dialec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