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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收入与贫富差距扩大，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公正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构建橄榄型社会，实现社会安定与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将是相当长时期各国不懈奋斗的目标。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学会顾问，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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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各国减贫树立榜样
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即要求从1990年到2015年间全球饥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减半。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明确到2015年全世界饥饿人口人数要减半。到2015年，各国在减少贫困、改善贫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实现两大全球性“减饥”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不足30个。
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于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包括有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计300余人参加了论坛。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认为，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减贫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较短时间内使数亿人口脱贫，极大推动了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期待继续同中国开展减贫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频致辞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为减贫做了一系列承诺，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所有人创造更有尊严的生活。世界银行预测，到2015年底，全球赤贫人口将降至7.0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比重降至9.6%，这将是赤贫人口的比重首次降低到10%以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37年，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坚持普惠政策和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积极帮助，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榜样。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我们既为11亿人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然在挨饿而深为担忧。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慢、生产和服务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提高以及地缘政治危机，都严重冲击了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5月1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1亿，比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多出3000万。报告指出，在全球劳动力中，有3/4的劳动者签订的是临时或短期合同，从事非正式工作或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在全球劳动力中，近1/4的人日薪不到2美元，1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已高于50%。叙利亚危机4年多来，在2200多万人口中，已有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多万移居国外。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2015年5月27日发表的《2015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介绍，世界饥饿人口比1990年至1992年间减少2.16亿，但世界饥饿人数仍有7.95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15年9月15日在伦敦发表报告指出，全球1/3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全球超过1.6亿的5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迟缓，45%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与营养不良有关。世界银行2015年5月18日发表报告指出，全球仍有近30亿人使用污染燃料做饭，全球用电普及率从2010年的83%升至2012年的85%，但全球1/7人口仍用不上电。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水理事会预测，到2050年，由于全球2/3人口将缺乏水资源，届时达90亿的世界人口将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而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还将使1亿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世界银行于2015年10月初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这意味着全球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世界银行上调贫困线标准，增加了各国的减贫和扶贫压力。经济下行也增加了各国减贫和扶贫的困难。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强调，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正受到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及新兴市场金融动荡的“威胁”。他还呼吁应该实现包容性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应实行更加公平的税收政策，以避免富人逃税。2015年初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都强调，需要确保人民更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截至2014年底，中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水平。总之，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减贫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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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任重道远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到步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全球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及其严重威胁，已引起国际社会、各国政界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3月出版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对18世纪工业革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凯蒂指出，如果财富占有在21世纪剩余期间更加集中，前景将相当黯淡，除非你喜欢寡头垄断的统治。他建议实行严格的财产征税制和所得税累进税制，对高收入群体和资本征收高额税率，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制约，有效降低财富占有不平等现象。2015年10月12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研究的贡献。迪顿得知获奖后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一个关心世界穷人和人类行为方式的人”。迪顿2013年出版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在贫穷、健康、公共福利政策问题上的观点。迪顿指出，不平等拖慢社会向前的脚步，甚至最终终结社会进步的进程。 《安联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私人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包括证券、银行存款、保险和退休金——增长9.9%，创2003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从而使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创下约150万亿美元的新纪录，其中超过4/5掌握在北美和西欧等富裕地区的富人家庭，虽然这些家庭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8.8%。据金融稳定委员会2015年11月4日公布的数据，未受监督的“影子银行业”规模到2014年已升至约80万亿美元，超过世界GDP。
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对“富人”的界定是：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10月9日发表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部主任鲁奇尔·夏尔马题为《亿万富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指导意义》的文章介绍，过去8年，亿万富翁（通常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现金、股票、基金等流动性资产者）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654人。全球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富人特别是少数亿万富翁手中。
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2015年1月19日发表报告指出，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财富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在剩下全球52%的财富中，46%由世界其余20%的富有人口占有，另外近80%的人口分享全球5.5%的财富，人均财富仅3851美元，而全球最富有的群体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拥有财富达270万美元。据乐施会统计，2015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财富相当于全球低收入人口即约35亿人的财富总和。乐施会首席执行官温妮·拜厄尼马表示：“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令人震惊，尽管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主要议程，但是，最富有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仍在迅速扩大。”乐施会预测，到2016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球财富之比将增至50%以上，即最富有1%的人拥有全球财富之比将超过其余99%的人的财富之和。
全球收入和财富差距急剧拉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从美国开始的。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际，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初担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干预，核心是打击垄断和对富人征收所得税。据统计，在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从1950年到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4%，这说明，对富人征收较高所得税，并未影响经济发展。1981年初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其理论依据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认为，如果美国有一个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和好的货币政策，就不需要福利政策、不需要累进税制，这些都是无用和有害的。其中关键是不征收累进税、实施“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据统计，从1980年到201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2.7%，从2010年到2013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2.1%。但是，美国富人收入和财富继续大幅度增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3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为63.94万美元，几乎是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7倍，是低收入家庭的70倍，贫富差距之悬殊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2014年7月1日发表迈克尔·希尔齐克题为《诺贝尔奖得主捅破美国“黄金时代”神话》的文章指出，由于政治制度日益趋屈从于1%的富人，平等的支柱逐渐遭到破坏。美国国会议员和政要为什么主要维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4年1月10日介绍，2012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534名议员中，至少有268人的净资产达到100万美元或超过这一数字，美国首次出现半数国会议员都是百万富翁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1月4日刊登该报驻美洲总局编委西村博之对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专访，题为《历史真的终结了吗？》。福山在谈到美国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时指出，以金融危机为例，与冷战结束后的预想相反，至今未能实现的就是建立起恰当的监管，因为那些手握巨大资本、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制度，正是他们导致了政治的衰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实行累进税和福利政策，收入差距缩小，社会趋于稳定，较快实现了经济复兴。但是，21世纪初以来，欧洲国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法国《回声报》网站2015年5月21日发表题为《经合组织：全球贫富差距到达“临界点”》的文章介绍，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还是7.1倍。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预测，到2025年，欧洲贫困人口将达到1.46亿，欧洲可能需要25年才能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生活水平。
西方国家的金融集团、大企业和富豪们不仅控制国内越来越多的财富，而且从全球获取超额利润。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4年8月19日刊登题为《资本主义的局限与未来——专访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和日本大学教授水野和夫》的文章在谈到“如何看待21世纪的资本主义？”时，寺岛认为：“金融游戏横行和金融庞大化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特点。”他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展。把世界的实体经济换算成国内生产总值，其总和约为72万亿美元，而据推算，金融市场的规模超过上述数字的4倍。”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本来目的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明白无误的事实。”美国100多家跨国公司全球销售额是美国进出口总额的两倍。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20年”，但是，截至2014年3月为止的2013财年，日本上市企业在亚洲获得的营业利润同比增加22%，时隔3年再创新高。因此，日本仍是拥有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日本财务省2015年5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增加13%，达到366.9万亿日元，已经连续24年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相当于日本财富增加1倍以上。 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很多国家政局和社会动荡。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1月16日发布报告展望未来10年世界面临的风险，其中包括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五大类。评估报告认为，长期的“收入差距”是最有可能对整个世界产生系统性冲击的全球性风险，在未来几年最有可能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和各国对此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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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橄榄型社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橄榄型社会与金字塔型社会的主要区别：收入分配比较公正，财富占有差距较小，从而形成富豪少、低收入或贫穷人口少而中产阶级（或阶层）人口占多数、类似橄榄型的社会，在这些国家，社会比较和谐和稳定，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较少而可持续，全国财富和人均收入协调增加。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会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从而构建橄榄型社会。
美国较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较早形成金字塔型社会或“楔形经济状况”。《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2012年11月15日发表基拉·扎兰对普利策奖得主赫德里克·史密斯题为《美国梦的灭亡》的访谈录。史密斯指出：“这个国家因金钱、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明显产生了极端分裂。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此外，美国公司和富人行使着过大且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在选举期间通过在华盛顿工作的大量说客而实现着。”史密斯介绍：“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情况显示，生产力翻一番，中产阶级分享了其中的收益，他们的平均薪酬增长水平与生产力增长几乎持平。但是，从1973年至今，生产力提高了80%，但标准美国人的平均薪水仅增加10%。所以你会发现我所说的楔形经济状况——顶层的群体收益巨大，而处于社会中层群体30年来的收入基本没有增长。”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和财富大幅增加，广大群众收入都相应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明显拉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474、2013年的0.473降至0.469，这是自2009年以来基尼系数连续第6年下降。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仍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而且在经济大国中仍是最高的国家之一。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仅占全国财产的1%左右。
2015年两会前夕，新华网进行的网友调查显示，在19个热点问题排行榜上，“收入分配”从近三年一直稳居前两位到位列第一。这表明，收入差距问题依然突出，仍需引起重视，民众期待依然强烈，确需发力解决。
一些国家的主要经验是，构建橄榄型社会是系统复杂工程，需要顶层综合设计与政府、企业、广大群众和市场协力推进和构建。
一、持续打好扶贫和脱贫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1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11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以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减少贫穷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这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持续打好扶贫、脱贫攻坚战。
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世界的减贫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受到历史、自然条件、社会等因素影响，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截至2014年底，按照国家扶贫标准，我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主要分布在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当前，我国14个连片贫困地区、12.9万个贫困村，还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六成，还有数千个村不通电，近10万个村不通水泥沥青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即使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面临严峻挑战。世界银行上调贫困线标准，增加了中国扶贫压力，贫困仍然是中国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的地区。”因此，当前扶贫已进入新的攻坚期，要汇聚强大力量，努力啃下扶贫攻坚的“硬骨头”，保证按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农民增收致富是关键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8%，而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9%，两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即使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农村人口仍超过6亿。因此，农民增收致富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关键。
首先，保护耕地和水土资源，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英国《卫报》网站2015年2月16日发表题为《中国城市扩张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城市能养活它的市民吗？》的文章援引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它却必须要养活世界1/5的人口。由于几十年无节制的开发，中国约一半的耕地“退化”了。我国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证实：从1979年至2013年35年间，我国化肥用量由1086万吨增加到591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5.2%。我国化肥消耗量占全球化肥消耗总量的35%，我国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是世界亩均化肥用量8公斤的2.8倍、美国的2.6倍和欧盟的2.5倍。目前，一年使用175万吨左右的各种农药，其中七成进入土壤、空气和水域中。我国土壤退化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40%以上。我们不仅要切实保住18亿亩耕地，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水土资源，这是实现粮食增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石。 第二，将农产品加工业向县、乡镇转移。美国农产品80%以上是经过加工后上市的，农产品增值达到5倍以上。2014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管业务收入达到18.5万亿元，连续11年年均增长率超过20%。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正处在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机遇。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74亿人，其中外出打工农民工1.68亿人。从行业上分布看，在几大行业领域农民工所占比重：建筑业81.8%，制造业73.6%，餐饮服务业67.4%。目前，农民工就业出现一个新变化，经过进城打工的磨炼，已经掌握某一行业的技术、积累一些资金、有些创办企业的能力和营销渠道，对农村仍有感情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已达200万人左右。各级政府应支持这些农民工到县或乡镇创办企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相关服务业，走出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三、要缩小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
按行业门类看，1985年我国行业薪酬最高与最低比值是1.81倍，到2011年扩大到4.48倍，之后有所下降，2013年为3.8倍。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对收入过低行业的就业和发展造成很大冲击。
2013年，工商银行董事长最终薪酬核定为税前199.56万元、工行员工平均年薪约14.53万元；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一位教龄20年的小学校长拿到手的年工资收入为4.08万元，而该校一些刚入职的老师年收入2.4万元，这位校长说，由于工资待遇不高、工作忙及工作地点相对偏远等因素，学校里的一些男老师甚至很难寻觅到合适的伴侣。这位小学校长年工资收入相当工行董事长年薪酬的2%、相当于工行员工年薪收入的28%；而该校一些刚入职老师年收入相当工行董事长收入的1.2%和工行职工年薪收入的16.5%。有30年教龄、2013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美乡村教师”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每月工资400元，一年工资收入4800元，相当于同年建行行长年薪214.58万元的0.22%，即建行行长年薪是这位“最美乡村教师”的426倍。农村教师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3月30日刊登曹灿辉题为《“就地取材”化解农村教育“缺才”困境》的文章介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学生1亿多，专任教师620万，分别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教师总和的70%左右。目前，由于农村教师收入低、在职老师总是千方百计想调入城市，年轻知识分子又不愿到农村任教，长此下去，农村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甚至后继乏人。而农村又需要加强中小学教育。2015年两会期间，湖南省慈利县零溪镇象鼻嘴村党支部书记向平华代表介绍，他在全村摸了摸底，发现有75%的农民家庭里没有笔、纸和书。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呼吁，保障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他建议，应从国家制度层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农村教师工资、津贴待遇等作出统一规定，制定农村教师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问责机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农民，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直到2001年前整体上不高有时甚至偏低。2001年后，企业高管薪酬突然进入快速提高阶段，与其他工薪劳动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央企看，2002年央企高管平均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为9.85倍，到2010年提高到13.39倍，之后在政府调控下趋于平稳。从全部上市公司看，2000年企业高管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为8.68倍，到2011年已扩大到17倍。企业高管与职工之间收入分配，本质上体现的是管理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要结合多方因素，找到既能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又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收入分配合理的区间。
四、扩大中产阶层队伍并增加其收入
中产阶层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创新、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人才，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中坚力量，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主体。
到2014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已达5550多万人，占我国人才队伍总人数的45.6%，高、中、初级专业人才比例为11∶36∶53，大专以上学历占68.6%。短缺的是领军帅才、高端创新英才，即所谓的千军易得、一帅难寻。值得我们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创新、管理和经营英才外流者越来越多。
据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到2014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到351.84万人，并呈快速扩大之势，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45.98万人，较2013年度增加4.59万人，增幅达11.09%。其中多数英才集中在美国。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门户开放》报告提供的数据，全美高校在2013-2014学年录取886052名留学生，同比增加8%，创历史纪录。在美国高校留学生中每3人中就有1 人持中国护照。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至2013年底，归国出国留学人员达144.48万人，占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305.86万人的32.6%。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2014年8月中旬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创业论坛上表示，尽管中国每年海外留学回国人数将很快超过出国人数，但“人才赤字”和“移民赤字”仍然存在。近年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仍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7月18日援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外国人中获得美国大学颁发理工科博士学位最多的是中国学生，其中拿到博士学位滞留者占9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外流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也在大幅增加。彭博新闻社网站2015年3月5日报道，截至2013年的10年间，超过7.6万中国富豪移民国外或获得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3月19日发表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指出，2014财年共有9128名中国内地公民获得美国的EB-5投资移民签证，在美国发放的10692个投资移民签证中约占85%。
一些国家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不仅要培养好人才，而且要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为此，第一，政府既要加强宏观规划和协调，又要为各个领域英才自由、自主研发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环境；第二，深化高校改革，一些重点大学能够培养专业英才；第三，产学研要互补互利合作，使科研成果较快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社会效益；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提高教育和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据世界银行统计，早在2001年，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已占本国GDP的4.8%，哥伦比亚、古巴等中等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已占本国GDP的5.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当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公共教育支出占GDP之比达到4.07%至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我国政府在1993年提出，教育经费占GDP的4%。但直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之比才达到4%的目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2013年3月发表该中心主任达雷尔·韦斯特题为《发明与移动经济》的文章介绍，研究与开发投资（R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学会顾问，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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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各国减贫树立榜样
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即要求从1990年到2015年间全球饥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减半。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明确到2015年全世界饥饿人口人数要减半。到2015年，各国在减少贫困、改善贫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实现两大全球性“减饥”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不足30个。
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于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包括有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计300余人参加了论坛。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认为，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减贫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较短时间内使数亿人口脱贫，极大推动了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期待继续同中国开展减贫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频致辞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为减贫做了一系列承诺，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所有人创造更有尊严的生活。世界银行预测，到2015年底，全球赤贫人口将降至7.0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比重降至9.6%，这将是赤贫人口的比重首次降低到10%以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37年，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坚持普惠政策和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积极帮助，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榜样。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我们既为11亿人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然在挨饿而深为担忧。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慢、生产和服务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提高以及地缘政治危机，都严重冲击了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5月1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1亿，比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多出3000万。报告指出，在全球劳动力中，有3/4的劳动者签订的是临时或短期合同，从事非正式工作或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在全球劳动力中，近1/4的人日薪不到2美元，1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已高于50%。叙利亚危机4年多来，在2200多万人口中，已有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多万移居国外。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2015年5月27日发表的《2015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介绍，世界饥饿人口比1990年至1992年间减少2.16亿，但世界饥饿人数仍有7.95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15年9月15日在伦敦发表报告指出，全球1/3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全球超过1.6亿的5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迟缓，45%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与营养不良有关。世界银行2015年5月18日发表报告指出，全球仍有近30亿人使用污染燃料做饭，全球用电普及率从2010年的83%升至2012年的85%，但全球1/7人口仍用不上电。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水理事会预测，到2050年，由于全球2/3人口将缺乏水资源，届时达90亿的世界人口将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而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还将使1亿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世界银行于2015年10月初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这意味着全球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世界银行上调贫困线标准，增加了各国的减贫和扶贫压力。经济下行也增加了各国减贫和扶贫的困难。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强调，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正受到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及新兴市场金融动荡的“威胁”。他还呼吁应该实现包容性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应实行更加公平的税收政策，以避免富人逃税。2015年初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都强调，需要确保人民更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截至2014年底，中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水平。总之，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减贫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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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任重道远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到步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全球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及其严重威胁，已引起国际社会、各国政界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3月出版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对18世纪工业革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凯蒂指出，如果财富占有在21世纪剩余期间更加集中，前景将相当黯淡，除非你喜欢寡头垄断的统治。他建议实行严格的财产征税制和所得税累进税制，对高收入群体和资本征收高额税率，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制约，有效降低财富占有不平等现象。2015年10月12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研究的贡献。迪顿得知获奖后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一个关心世界穷人和人类行为方式的人”。迪顿2013年出版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在贫穷、健康、公共福利政策问题上的观点。迪顿指出，不平等拖慢社会向前的脚步，甚至最终终结社会进步的进程。 《安联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私人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包括证券、银行存款、保险和退休金——增长9.9%，创2003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从而使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创下约150万亿美元的新纪录，其中超过4/5掌握在北美和西欧等富裕地区的富人家庭，虽然这些家庭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8.8%。据金融稳定委员会2015年11月4日公布的数据，未受监督的“影子银行业”规模到2014年已升至约80万亿美元，超过世界GDP。
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对“富人”的界定是：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10月9日发表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部主任鲁奇尔·夏尔马题为《亿万富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指导意义》的文章介绍，过去8年，亿万富翁（通常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现金、股票、基金等流动性资产者）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654人。全球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富人特别是少数亿万富翁手中。
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2015年1月19日发表报告指出，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财富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在剩下全球52%的财富中，46%由世界其余20%的富有人口占有，另外近80%的人口分享全球5.5%的财富，人均财富仅3851美元，而全球最富有的群体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拥有财富达270万美元。据乐施会统计，2015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财富相当于全球低收入人口即约35亿人的财富总和。乐施会首席执行官温妮·拜厄尼马表示：“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令人震惊，尽管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主要议程，但是，最富有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仍在迅速扩大。”乐施会预测，到2016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球财富之比将增至50%以上，即最富有1%的人拥有全球财富之比将超过其余99%的人的财富之和。
全球收入和财富差距急剧拉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从美国开始的。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际，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初担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干预，核心是打击垄断和对富人征收所得税。据统计，在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从1950年到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4%，这说明，对富人征收较高所得税，并未影响经济发展。1981年初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其理论依据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认为，如果美国有一个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和好的货币政策，就不需要福利政策、不需要累进税制，这些都是无用和有害的。其中关键是不征收累进税、实施“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据统计，从1980年到201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2.7%，从2010年到2013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2.1%。但是，美国富人收入和财富继续大幅度增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3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为63.94万美元，几乎是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7倍，是低收入家庭的70倍，贫富差距之悬殊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2014年7月1日发表迈克尔·希尔齐克题为《诺贝尔奖得主捅破美国“黄金时代”神话》的文章指出，由于政治制度日益趋屈从于1%的富人，平等的支柱逐渐遭到破坏。美国国会议员和政要为什么主要维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4年1月10日介绍，2012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534名议员中，至少有268人的净资产达到100万美元或超过这一数字，美国首次出现半数国会议员都是百万富翁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1月4日刊登该报驻美洲总局编委西村博之对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专访，题为《历史真的终结了吗？》。福山在谈到美国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时指出，以金融危机为例，与冷战结束后的预想相反，至今未能实现的就是建立起恰当的监管，因为那些手握巨大资本、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制度，正是他们导致了政治的衰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实行累进税和福利政策，收入差距缩小，社会趋于稳定，较快实现了经济复兴。但是，21世纪初以来，欧洲国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法国《回声报》网站2015年5月21日发表题为《经合组织：全球贫富差距到达“临界点”》的文章介绍，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还是7.1倍。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预测，到2025年，欧洲贫困人口将达到1.46亿，欧洲可能需要25年才能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生活水平。
西方国家的金融集团、大企业和富豪们不仅控制国内越来越多的财富，而且从全球获取超额利润。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4年8月19日刊登题为《资本主义的局限与未来——专访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和日本大学教授水野和夫》的文章在谈到“如何看待21世纪的资本主义？”时，寺岛认为：“金融游戏横行和金融庞大化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特点。”他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展。把世界的实体经济换算成国内生产总值，其总和约为72万亿美元，而据推算，金融市场的规模超过上述数字的4倍。”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本来目的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明白无误的事实。”美国100多家跨国公司全球销售额是美国进出口总额的两倍。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20年”，但是，截至2014年3月为止的2013财年，日本上市企业在亚洲获得的营业利润同比增加22%，时隔3年再创新高。因此，日本仍是拥有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日本财务省2015年5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增加13%，达到366.9万亿日元，已经连续24年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相当于日本财富增加1倍以上。 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很多国家政局和社会动荡。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1月16日发布报告展望未来10年世界面临的风险，其中包括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五大类。评估报告认为，长期的“收入差距”是最有可能对整个世界产生系统性冲击的全球性风险，在未来几年最有可能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和各国对此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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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橄榄型社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橄榄型社会与金字塔型社会的主要区别：收入分配比较公正，财富占有差距较小，从而形成富豪少、低收入或贫穷人口少而中产阶级（或阶层）人口占多数、类似橄榄型的社会，在这些国家，社会比较和谐和稳定，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较少而可持续，全国财富和人均收入协调增加。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会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从而构建橄榄型社会。
美国较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较早形成金字塔型社会或“楔形经济状况”。《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2012年11月15日发表基拉·扎兰对普利策奖得主赫德里克·史密斯题为《美国梦的灭亡》的访谈录。史密斯指出：“这个国家因金钱、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明显产生了极端分裂。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此外，美国公司和富人行使着过大且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在选举期间通过在华盛顿工作的大量说客而实现着。”史密斯介绍：“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情况显示，生产力翻一番，中产阶级分享了其中的收益，他们的平均薪酬增长水平与生产力增长几乎持平。但是，从1973年至今，生产力提高了80%，但标准美国人的平均薪水仅增加10%。所以你会发现我所说的楔形经济状况——顶层的群体收益巨大，而处于社会中层群体30年来的收入基本没有增长。”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和财富大幅增加，广大群众收入都相应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明显拉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474、2013年的0.473降至0.469，这是自2009年以来基尼系数连续第6年下降。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仍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而且在经济大国中仍是最高的国家之一。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仅占全国财产的1%左右。
2015年两会前夕，新华网进行的网友调查显示，在19个热点问题排行榜上，“收入分配”从近三年一直稳居前两位到位列第一。这表明，收入差距问题依然突出，仍需引起重视，民众期待依然强烈，确需发力解决。
一些国家的主要经验是，构建橄榄型社会是系统复杂工程，需要顶层综合设计与政府、企业、广大群众和市场协力推进和构建。
一、持续打好扶贫和脱贫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1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11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以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减少贫穷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这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持续打好扶贫、脱贫攻坚战。
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世界的减贫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受到历史、自然条件、社会等因素影响，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截至2014年底，按照国家扶贫标准，我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主要分布在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当前，我国14个连片贫困地区、12.9万个贫困村，还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六成，还有数千个村不通电，近10万个村不通水泥沥青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即使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面临严峻挑战。世界银行上调贫困线标准，增加了中国扶贫压力，贫困仍然是中国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的地区。”因此，当前扶贫已进入新的攻坚期，要汇聚强大力量，努力啃下扶贫攻坚的“硬骨头”，保证按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农民增收致富是关键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8%，而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9%，两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即使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农村人口仍超过6亿。因此，农民增收致富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关键。
首先，保护耕地和水土资源，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英国《卫报》网站2015年2月16日发表题为《中国城市扩张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城市能养活它的市民吗？》的文章援引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它却必须要养活世界1/5的人口。由于几十年无节制的开发，中国约一半的耕地“退化”了。我国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证实：从1979年至2013年35年间，我国化肥用量由1086万吨增加到591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5.2%。我国化肥消耗量占全球化肥消耗总量的35%，我国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是世界亩均化肥用量8公斤的2.8倍、美国的2.6倍和欧盟的2.5倍。目前，一年使用175万吨左右的各种农药，其中七成进入土壤、空气和水域中。我国土壤退化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40%以上。我们不仅要切实保住18亿亩耕地，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水土资源，这是实现粮食增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石。 第二，将农产品加工业向县、乡镇转移。美国农产品80%以上是经过加工后上市的，农产品增值达到5倍以上。2014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管业务收入达到18.5万亿元，连续11年年均增长率超过20%。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正处在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机遇。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74亿人，其中外出打工农民工1.68亿人。从行业上分布看，在几大行业领域农民工所占比重：建筑业81.8%，制造业73.6%，餐饮服务业67.4%。目前，农民工就业出现一个新变化，经过进城打工的磨炼，已经掌握某一行业的技术、积累一些资金、有些创办企业的能力和营销渠道，对农村仍有感情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已达200万人左右。各级政府应支持这些农民工到县或乡镇创办企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相关服务业，走出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三、要缩小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
按行业门类看，1985年我国行业薪酬最高与最低比值是1.81倍，到2011年扩大到4.48倍，之后有所下降，2013年为3.8倍。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对收入过低行业的就业和发展造成很大冲击。
2013年，工商银行董事长最终薪酬核定为税前199.56万元、工行员工平均年薪约14.53万元；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一位教龄20年的小学校长拿到手的年工资收入为4.08万元，而该校一些刚入职的老师年收入2.4万元，这位校长说，由于工资待遇不高、工作忙及工作地点相对偏远等因素，学校里的一些男老师甚至很难寻觅到合适的伴侣。这位小学校长年工资收入相当工行董事长年薪酬的2%、相当于工行员工年薪收入的28%；而该校一些刚入职老师年收入相当工行董事长收入的1.2%和工行职工年薪收入的16.5%。有30年教龄、2013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美乡村教师”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每月工资400元，一年工资收入4800元，相当于同年建行行长年薪214.58万元的0.22%，即建行行长年薪是这位“最美乡村教师”的426倍。农村教师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3月30日刊登曹灿辉题为《“就地取材”化解农村教育“缺才”困境》的文章介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学生1亿多，专任教师620万，分别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教师总和的70%左右。目前，由于农村教师收入低、在职老师总是千方百计想调入城市，年轻知识分子又不愿到农村任教，长此下去，农村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甚至后继乏人。而农村又需要加强中小学教育。2015年两会期间，湖南省慈利县零溪镇象鼻嘴村党支部书记向平华代表介绍，他在全村摸了摸底，发现有75%的农民家庭里没有笔、纸和书。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呼吁，保障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他建议，应从国家制度层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农村教师工资、津贴待遇等作出统一规定，制定农村教师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问责机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农民，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直到2001年前整体上不高有时甚至偏低。2001年后，企业高管薪酬突然进入快速提高阶段，与其他工薪劳动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央企看，2002年央企高管平均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为9.85倍，到2010年提高到13.39倍，之后在政府调控下趋于平稳。从全部上市公司看，2000年企业高管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为8.68倍，到2011年已扩大到17倍。企业高管与职工之间收入分配，本质上体现的是管理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要结合多方因素，找到既能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又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收入分配合理的区间。
四、扩大中产阶层队伍并增加其收入
中产阶层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创新、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人才，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中坚力量，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主体。
到2014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已达5550多万人，占我国人才队伍总人数的45.6%，高、中、初级专业人才比例为11∶36∶53，大专以上学历占68.6%。短缺的是领军帅才、高端创新英才，即所谓的千军易得、一帅难寻。值得我们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创新、管理和经营英才外流者越来越多。
据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到2014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到351.84万人，并呈快速扩大之势，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45.98万人，较2013年度增加4.59万人，增幅达11.09%。其中多数英才集中在美国。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门户开放》报告提供的数据，全美高校在2013-2014学年录取886052名留学生，同比增加8%，创历史纪录。在美国高校留学生中每3人中就有1 人持中国护照。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至2013年底，归国出国留学人员达144.48万人，占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305.86万人的32.6%。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2014年8月中旬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创业论坛上表示，尽管中国每年海外留学回国人数将很快超过出国人数，但“人才赤字”和“移民赤字”仍然存在。近年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仍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7月18日援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外国人中获得美国大学颁发理工科博士学位最多的是中国学生，其中拿到博士学位滞留者占9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外流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也在大幅增加。彭博新闻社网站2015年3月5日报道，截至2013年的10年间，超过7.6万中国富豪移民国外或获得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3月19日发表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指出，2014财年共有9128名中国内地公民获得美国的EB-5投资移民签证，在美国发放的10692个投资移民签证中约占85%。
一些国家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不仅要培养好人才，而且要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为此，第一，政府既要加强宏观规划和协调，又要为各个领域英才自由、自主研发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环境；第二，深化高校改革，一些重点大学能够培养专业英才；第三，产学研要互补互利合作，使科研成果较快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社会效益；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提高教育和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据世界银行统计，早在2001年，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已占本国GDP的4.8%，哥伦比亚、古巴等中等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已占本国GDP的5.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当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公共教育支出占GDP之比达到4.07%至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我国政府在1993年提出，教育经费占GDP的4%。但直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之比才达到4%的目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2013年3月发表该中心主任达雷尔·韦斯特题为《发明与移动经济》的文章介绍，研究与开发投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