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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和理论研究
理论和方法听来神秘和高深,其实未必。简单来说,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认识就是一种思想,是人思维的成果。所以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系统性认识的成果。不同于一般认识的地方是系统性,一般认识比较散漫,常常是自发的;系统性认识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认识,是把一些散漫的认识,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科学地解释一些具有关联的现象,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可见,理论研究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解释,系统地解释复杂的认识对象。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科学地认识它就需要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理论。
理论是一种思想成果,思想是人的认识成果,所以理论第一个特性就是主观性。理论是人创造和建立的,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无论你的理论多么接近客观现实,不可能是绝对的,所以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相对真理说明了人认识的局限性和主观符合客观的无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颠扑不灭的真理”,即使“一句顶一万句”,后面还有一万零一句。世界上有比较接近真理的理论,称为科学;与真理背道而驰的理论,叫伪科学。可见,理论有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反映理论的第二个特性,即理论的客观性。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良好统一,不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完全背离。我们科研工作者的理想,就是建立能更好地反映客观事实、接近真理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要建立科学的理论,首先要区别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两种科学有至关重要的差别,受着不同规律的支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规律往往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受到人自觉行为的制约。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完全脱离人(语言使用者)的自组织符号结构装置,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这种装置的结构成分和结构规则,用自然科学的自组织原理来解释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把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所体现的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为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确立一条规则,或者发现一条规则,就认定语言会按照这种规则使用、发展和变化,无异痴人说梦。社会科学的规律或规则,具有局限性、局域性、倾向性和时间性,影响因子和参数很多,特别是人的主观认识和思想。只能说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不能说将来一定怎么样。这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对社会科学规律,当然也包括语言规律的科学态度。更有甚者,进一步研究语言的普遍共性,研究的结果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反例频频,遭到驳斥。于是不能不自己建立一个人类普遍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装置,这就是乔姆斯基先验论的生成语言观和语法理论。科学理论建立中最重要的证伪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难以实现。你能证明乔姆斯基所说的大脑中的语言装置不存在吗?由于过去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立场”,“立场”与客观现实常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有人把社会科学划入信仰范畴,不承认它是科学。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对将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思潮的一种反动。
科学界一个新的潮流是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界的理解有偏差,认为跨学科就是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跨进”社会科学,语言学科尤甚。本来这两种科学是互补的。让自然科学“跨进”社会科学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这种“跨进”必须以建立在区别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性和差异性。要使用“融合”的方式,而不是使用“嫁接”的方式。择善而从,不能生吞活剥。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验语音学原来是人类听觉的延伸,感知的补充,帮助和补充自省式语音研究的不足,解决语言感知中的一些偏误和困难。现在却喧宾夺主,试图以物理学的声学来完全代替人的感知和判断,忘记了语言是人创造的,语言的编码和解码是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交际之中,最后判定权属于人,而不是机器和仪器。实验语音学竟然以揭示人在感知中忽略的冗余成分为能事,甚至企图研究声调发生的生理和物理机制,这无异于研究从猿到人的过程中,人类发音条件(包括器官和意识)的进化,哗众取宠,干扰语音的正常研究,这不能不说本末倒置。
人们在认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世界上正在形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研究社会科学要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充分考虑到人既是科学的创造者,又是科学的受益者。以语言研究来说,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又是语言的使用者,还是语言的修订者和改造者。无论共时和历时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看来,传统说研究一种语言不能脱离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历史,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还不能完全反映语言研究的本质,只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社会语言学原来只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在社会环境下使用的语言状态。随着拉波夫“变异”学派的出现,把语言共时和历时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变化和变异与使用语言的人的社会属性关联起来,才真正体现了语言的现状和变化与使用语言的人的关系。人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这种人文精神中汲取了灵感和营养,使语言从静态研究进入动态研究,从描写研究转变为解释研究,充分与人的行为和认知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方兴未艾,这种趋势有利于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的研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理论研究的误区
中国语言科学的理论研究有些认识上的偏差,值得思考。
1.理论的层级性
理论有层级,科学理论最高是哲学理论,其次是科学学理论,再次是学科理论。我们研究语言学理论就是学科理论。学科理论也有层级,最高一级是语言观。或者认为语言是人创造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实体,或者认为语言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等等。其次是门类的理论,比如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再次是科目的理论,比如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各个层级都有各自的理论,从各种具体研究中升华而建立起来的解释系统。第一层级,中国有唯物主义的语言观;第二个层级,特别在历史语言学方面,中国有独特的系属分类和研究方法;第三个层级,就更多了,中国的声韵调音系分析理论、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理论等。(参见与马学良先生合作的《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两位名家,发表过不值得赞同的观点:一位说中国没有语言学理论,我与马先生写上述的论文,就是针对这种观点的;一位说到语言理论层级性时,认为任何一条语言的规律都是一种理论。这与上面一种说法正好相反,将理论简单化,等于说发现了一条规律,就是创建了一个理论。比如音位在音节中会发生变化,形成变体。这是一条规则或规律,却不是一种理论。音位理论不是由这一条规则或规律构成的,这条规则只是音位理论构成的一个要素或成分。音位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变体,还要探讨确立它的标准,阐述它的功能,解释建立音位系统的多样性等等。音位与音素的变体关系并不能说明音位的理论。规律只是一种现象,人只能发现,不能创造;理论是对规律的系统性解释,是由人创建的,是人思维的成果,即一种创造性的思想。
2.理论的本土化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的理论却是有国界的,甚至以“人”为界,否则,对同一个研究目标和对象,怎么会创建不同的理论,形成不同的学派?经得起复验和证伪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更加依赖思辨的社会科学就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理论的最高境界是主客观的高度统一,换句话说,科学理论要充分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指导人的认识和行为,实现改造自然的目的。科学理论这种个性化反映了人在认识上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科学理论还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点。由于精神决定于物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在不同条件下创建的理论会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特点。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还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摆脱不了哲学思想、社会现实和历史传承的约束。文化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制约性。中国大多数人信仰唯物主义,乔姆斯基的先验论就很难立足。中国所谓的“小学”对音韵、训诂和文字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语言学的理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本土化。本土化不是说中国的语言学理论与外国的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理论只要是科学的,接近客观真实的,应该具有普适性。我们所说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的语言学理论要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本地社会需要,继承本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具有创造性、独立性和先进性。很多人反对科学理论的国别特色,认为理论是普适的,普适的东西何来特色?上文说过社会科学理论的个性化、社会化、时代化等特点,已经证明了普适性的理论同样会打上个性、社会和时代的烙印。普通语言学应该是最“普通”的语言学了,却是最不“普通”的。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的局限,内容就不普通。中国的普通语言学与欧洲的普通语言学,在内容上就有不小的差别。欧洲的语言学者不很了解中国的语言情况,亚洲语言,特别是中国语言的很多重要特点都没有写进他们的普通语言学;由于不同的学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有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语音,有的关注语法,有的关注历史等等,个性化非常明显;早期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历史,因为当时语言的历史研究是主流,后来则更多关注语法和描写,那是描写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法兴起的缘故;有一段时期大家研究语言的共性,普通语言学这方面的比重明显增加。充分说明普通语言学同样也反映了时代性。大家抱怨普通语言学不普通,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3.理论的创造和借鉴
科学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也称原创性。这是最高境界的理论。境界的高低与理论的正误或接近真理的程度无关。换句话说,原创性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创造性和独立性却是理论研究追求的主要目标。事实上,创造性的理论难度大,很多理论是借鉴性的,即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拓展、补充、修正,或者把前人的理论进行总结、综合和重组,这是理论研究的延伸性,应该也是一种创造,或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较之前一种在级别和档次上就要低得多,但也不失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最要不得的是将前人或国外的理论照搬照套,改头换面,还标榜创新,实质为移植或引进。把前人或国外的理论改成自己或中国的例子这种做法,严格来说,与理论的创建无关,连理论的借鉴都谈不上,至多是一种介绍或诠释。中国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很多属于这种“贴牌”式的,在类型学、共性和语法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4.理论的和谐
理论的和谐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在接近真理的道路上不同理论逐渐互相靠拢,从矛盾走向统一。既然接近真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永远具有局限性,不同理论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理论将永远处于一种相互矛盾的状态,即相互批评,相互纠正,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一种新理论往往建立在旧理论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对旧理论的否定。新理论的建立完全脱离旧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批判性是创建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人们常常把和谐错误地理解为调和,把理论的统一理解为垄断。简单地说,就是以“一言堂”代替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所反映的理论差异和对立,正是理论统一的基础。不同的理论只有在相互竞争和驳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矛盾,统一矛盾。这种统一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统一,向真理接近的统一。理论的和谐是指这种矛盾的相对稳定和平衡,是指科学和正确地引导和协调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文明的竞争和探讨,不是扼杀不同的声音,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限制不同观点的争论和商榷。这样,所有理论都成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论。错误地理解和谐,就会破坏百花齐放,人为树立权威,产生理论垄断,阻碍了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认识和解释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这对语言科学的理论研究是极为不利的。科学的发展必须牢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名训。
三、汉藏语言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新课题不等于新问题,实际上大多是老问题,因为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出现一些新的想法,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当然,问题众多,只能举例说说。
1.系属问题
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语言的系属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认识汉藏语系?语言的系属源于生物学的谱系分类。理论是亲缘分化,方法是同源词识别。这种构拟有一个前提:语言的发展变化像生物一样,是自然进化的,与使用语言的人和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变得不一样,也是自然分化的结果。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在不断的分化和融合过程中完成的,世界上不存在“世外桃源”的语言,不存在从来不与别的语言发生接触的语言。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只说明这两种语言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接触,丝毫不能说明它们是单系分化的结果。类型学研究说明,由于语言的接触,语言的类型是可以改变的;同源词研究说明,同源词和古老借词的语音对应规律是无法区别的,能够区别出来的,都是晚期或近期接触的结果,与早期语言的分化和融合没有关系。汉语可以溯源于商周,据考证,商周时代各部落或部族所说的语言就不是今天汉语一种性质的语言,既有类似汉藏语系的语言,也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今天已经有人从阿尔泰语言中找出很多与汉藏语言的同源词。从类型学来看,藏缅语言显然是类似汉语的语言与阿尔泰语言融合的产物。壮侗和苗瑶语言与南亚和南岛语言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同样有历史渊源关系,不能不把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苗瑶语言与南亚、南岛语言合并为澳泰语系。由于这些语言又有与汉语一致的同源词,不能不在汉藏语系之上,再建立一个所谓的华澳语系。这样纠缠不清,汉藏语系还立得直吗?可见,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历史关系的方法,如果得不到新理论和方法的支持,跳出旧框框,几乎走到尽头了。
2.混合语问题
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近年炒得比较热、备受关注的问题。世界上早就出现如克里奥尔语式的混合语,但中国到我们这一代才得到承认,我的老师们是绝对不承认的。语言既然可以由混合的方式产生,那么上面历史语言学单系分化的理论就站不住。如果要对语言进行历史分类,确定系属,就要使用新的方法和原则。比如加入融合方式,确定融合程度,那么壮侗、苗瑶、藏缅语言与汉语共同组成汉藏语系就不会产生那些同源词的枝节问题。世界上原来就有系属理论和语言联盟理论,原来是对立的,现在看来不能不考虑把它们科学地结合起来。混合语长期在中国得不到承认,主要是一个对语言系统的认识问题。通俗点说,两种语言系统发生融合,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系统?这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语言之间发生融合,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无论如何融合或混合,都是这种主要语言的变体。怎么确定“主要”,各人的视角和看法不同,于是一种语言会出现七八种不同的认识。比如白语,识别为汉语、藏缅语言、混合语的都有。另一种看法是只要语言接触后发生融合现象,不管混合的程度和情况、方式和过程,使用语言的人的感知和认同,都确定为混合语。这就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怎么确定混合的标准,达到什么程度算是混合语。在中国,混合的语言和方言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研究。
3.濒危语言问题
简单来说,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或方言就是濒危的语言和方言。最近社科院民族所原副所长道布先生有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语言观”的发言,非常精彩。他认为“濒危”字样含有悲情色彩,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换用语言和方言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和精神负担。一些民族语言或方言不再使用,换用汉语或其他语言,方言换用普通话是一种由语言或方言使用者自己决定的、很正常的自然现象。我在网上写了两篇文章论述《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种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交际工具,退出历史舞台,换用更加通行的语言文字,扩大生存空间,拓宽文化视野,改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百利而无一害。抱残守缺反而影响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何况,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来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濒危”相应的是“抢救”,这种说法能引起紧迫感,无可非议。但怎么抢救却各人理解不同。严肃可行的措施是使用科学的手段,把这些语言和方言记录下来,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不是提倡在现实中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人为地延长使用的时间。否则,虽然表面上从争取平等出发,结果却以不平等告终。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最早提倡母语教育的国家,当前这种为少数民族提供的母语教育反而受到抵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4.民族共同语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一种语言又分多种方言,一个方言又分多种土语。层层叠叠,关系复杂。语言之间不能通话,方言之间也大多很难交流。汉藏语言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异程度远远大于欧洲语言,也大于国内的阿尔泰语言。这种差别大到涉及语言识别。比如苗、彝等语言的方言外国学者常常认为是几种语言。国内,嘉戎语的方言同样看法分歧,有人认为是方言,有人认为是语言。更不要说方言与土语这种层次划分的问题。情况复杂的民族语言如此,汉语也如此。人言人殊,今天一种分法,明天一种分法。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和方言,互相之间如何交流?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体现民族认同感?于是就出现了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问题。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理论上要有55种民族标准语。事实上,一半都到不了。首先,民族标准语要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上,中国还没有一个使用没有文字语言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标准语。有文字的民族又如何呢?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分两类: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文字,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文字。创立一个拼音文字必须有基础方言和标准音,这种选上的话就成为标准语。中国除了汉字外,无论新老文字基本上都是拼音文字。老的拼音文字也就五六种,有的反映的是古代方言(类似汉语的文言文),有的反映的是近代方言,能完全而准确地反映现代活的口语的老拼音文字几乎没有。前者对统一民族语言发展标准语没有作用,比如藏文。藏族如果要建立民族标准语,需要从现实方言中选择一个,与文字没有关系。如果要统一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还得改革文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使用现有藏文来拼写一个新选择的、作为标准语的方言,理论上是可能的,实践上却很难。因为前提是互相不能通话的方言、土语使用者愿意学习另外一种方言土语。这些使用不同方言土语的人分散居住在几个省份,他们学会了标准语与谁交际?特别是通用文字法规定全国学习普通话,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交际工具,再学一种方言有没有意义?当然,一个民族需要不需要标准语,是本民族自己的事,由本民族自己决定。本民族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不是少数上层分子。现在有些好心的领导常常做些帮倒忙的事。有些比较接近口语的老文字,如蒙古文,由于居住分散,方言差别小,加上普通话的推广,无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文交流都没有困难,也就缺乏专门学习标准语的积极性。新创文字大多方言分歧大,使用的范围受到限制。使用统一民族文字都有困难,遑论去学习标准语。民族标准语都是出于交际和行政的需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文字的发展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统一作用有限。人为规定的标准语至少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起到实现民族语言、方言规范和统一的作用,难度极大。
中国的语言界既要规避中国没有理论和什么规律都是理论的误导,还要承受多做具体研究,少谈理论的传统压力,加上哲学观念的制约,少争论多和谐的环境,很难培养出创造型思想的研究人才,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还任重道远。
(通讯地址:10087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作者为教授)
理论和方法听来神秘和高深,其实未必。简单来说,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认识就是一种思想,是人思维的成果。所以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系统性认识的成果。不同于一般认识的地方是系统性,一般认识比较散漫,常常是自发的;系统性认识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认识,是把一些散漫的认识,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科学地解释一些具有关联的现象,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可见,理论研究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解释,系统地解释复杂的认识对象。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科学地认识它就需要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理论。
理论是一种思想成果,思想是人的认识成果,所以理论第一个特性就是主观性。理论是人创造和建立的,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无论你的理论多么接近客观现实,不可能是绝对的,所以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相对真理说明了人认识的局限性和主观符合客观的无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颠扑不灭的真理”,即使“一句顶一万句”,后面还有一万零一句。世界上有比较接近真理的理论,称为科学;与真理背道而驰的理论,叫伪科学。可见,理论有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反映理论的第二个特性,即理论的客观性。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良好统一,不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完全背离。我们科研工作者的理想,就是建立能更好地反映客观事实、接近真理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要建立科学的理论,首先要区别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两种科学有至关重要的差别,受着不同规律的支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规律往往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受到人自觉行为的制约。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完全脱离人(语言使用者)的自组织符号结构装置,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这种装置的结构成分和结构规则,用自然科学的自组织原理来解释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把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所体现的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为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确立一条规则,或者发现一条规则,就认定语言会按照这种规则使用、发展和变化,无异痴人说梦。社会科学的规律或规则,具有局限性、局域性、倾向性和时间性,影响因子和参数很多,特别是人的主观认识和思想。只能说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不能说将来一定怎么样。这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对社会科学规律,当然也包括语言规律的科学态度。更有甚者,进一步研究语言的普遍共性,研究的结果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反例频频,遭到驳斥。于是不能不自己建立一个人类普遍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装置,这就是乔姆斯基先验论的生成语言观和语法理论。科学理论建立中最重要的证伪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难以实现。你能证明乔姆斯基所说的大脑中的语言装置不存在吗?由于过去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立场”,“立场”与客观现实常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有人把社会科学划入信仰范畴,不承认它是科学。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对将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思潮的一种反动。
科学界一个新的潮流是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界的理解有偏差,认为跨学科就是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跨进”社会科学,语言学科尤甚。本来这两种科学是互补的。让自然科学“跨进”社会科学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这种“跨进”必须以建立在区别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性和差异性。要使用“融合”的方式,而不是使用“嫁接”的方式。择善而从,不能生吞活剥。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验语音学原来是人类听觉的延伸,感知的补充,帮助和补充自省式语音研究的不足,解决语言感知中的一些偏误和困难。现在却喧宾夺主,试图以物理学的声学来完全代替人的感知和判断,忘记了语言是人创造的,语言的编码和解码是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交际之中,最后判定权属于人,而不是机器和仪器。实验语音学竟然以揭示人在感知中忽略的冗余成分为能事,甚至企图研究声调发生的生理和物理机制,这无异于研究从猿到人的过程中,人类发音条件(包括器官和意识)的进化,哗众取宠,干扰语音的正常研究,这不能不说本末倒置。
人们在认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世界上正在形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研究社会科学要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充分考虑到人既是科学的创造者,又是科学的受益者。以语言研究来说,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又是语言的使用者,还是语言的修订者和改造者。无论共时和历时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看来,传统说研究一种语言不能脱离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历史,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还不能完全反映语言研究的本质,只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社会语言学原来只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在社会环境下使用的语言状态。随着拉波夫“变异”学派的出现,把语言共时和历时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变化和变异与使用语言的人的社会属性关联起来,才真正体现了语言的现状和变化与使用语言的人的关系。人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这种人文精神中汲取了灵感和营养,使语言从静态研究进入动态研究,从描写研究转变为解释研究,充分与人的行为和认知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方兴未艾,这种趋势有利于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的研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理论研究的误区
中国语言科学的理论研究有些认识上的偏差,值得思考。
1.理论的层级性
理论有层级,科学理论最高是哲学理论,其次是科学学理论,再次是学科理论。我们研究语言学理论就是学科理论。学科理论也有层级,最高一级是语言观。或者认为语言是人创造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实体,或者认为语言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等等。其次是门类的理论,比如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再次是科目的理论,比如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各个层级都有各自的理论,从各种具体研究中升华而建立起来的解释系统。第一层级,中国有唯物主义的语言观;第二个层级,特别在历史语言学方面,中国有独特的系属分类和研究方法;第三个层级,就更多了,中国的声韵调音系分析理论、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理论等。(参见与马学良先生合作的《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两位名家,发表过不值得赞同的观点:一位说中国没有语言学理论,我与马先生写上述的论文,就是针对这种观点的;一位说到语言理论层级性时,认为任何一条语言的规律都是一种理论。这与上面一种说法正好相反,将理论简单化,等于说发现了一条规律,就是创建了一个理论。比如音位在音节中会发生变化,形成变体。这是一条规则或规律,却不是一种理论。音位理论不是由这一条规则或规律构成的,这条规则只是音位理论构成的一个要素或成分。音位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变体,还要探讨确立它的标准,阐述它的功能,解释建立音位系统的多样性等等。音位与音素的变体关系并不能说明音位的理论。规律只是一种现象,人只能发现,不能创造;理论是对规律的系统性解释,是由人创建的,是人思维的成果,即一种创造性的思想。
2.理论的本土化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的理论却是有国界的,甚至以“人”为界,否则,对同一个研究目标和对象,怎么会创建不同的理论,形成不同的学派?经得起复验和证伪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更加依赖思辨的社会科学就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理论的最高境界是主客观的高度统一,换句话说,科学理论要充分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指导人的认识和行为,实现改造自然的目的。科学理论这种个性化反映了人在认识上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科学理论还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点。由于精神决定于物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在不同条件下创建的理论会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特点。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还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摆脱不了哲学思想、社会现实和历史传承的约束。文化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制约性。中国大多数人信仰唯物主义,乔姆斯基的先验论就很难立足。中国所谓的“小学”对音韵、训诂和文字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语言学的理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本土化。本土化不是说中国的语言学理论与外国的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理论只要是科学的,接近客观真实的,应该具有普适性。我们所说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的语言学理论要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本地社会需要,继承本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具有创造性、独立性和先进性。很多人反对科学理论的国别特色,认为理论是普适的,普适的东西何来特色?上文说过社会科学理论的个性化、社会化、时代化等特点,已经证明了普适性的理论同样会打上个性、社会和时代的烙印。普通语言学应该是最“普通”的语言学了,却是最不“普通”的。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的局限,内容就不普通。中国的普通语言学与欧洲的普通语言学,在内容上就有不小的差别。欧洲的语言学者不很了解中国的语言情况,亚洲语言,特别是中国语言的很多重要特点都没有写进他们的普通语言学;由于不同的学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有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语音,有的关注语法,有的关注历史等等,个性化非常明显;早期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历史,因为当时语言的历史研究是主流,后来则更多关注语法和描写,那是描写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法兴起的缘故;有一段时期大家研究语言的共性,普通语言学这方面的比重明显增加。充分说明普通语言学同样也反映了时代性。大家抱怨普通语言学不普通,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3.理论的创造和借鉴
科学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也称原创性。这是最高境界的理论。境界的高低与理论的正误或接近真理的程度无关。换句话说,原创性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创造性和独立性却是理论研究追求的主要目标。事实上,创造性的理论难度大,很多理论是借鉴性的,即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拓展、补充、修正,或者把前人的理论进行总结、综合和重组,这是理论研究的延伸性,应该也是一种创造,或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较之前一种在级别和档次上就要低得多,但也不失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最要不得的是将前人或国外的理论照搬照套,改头换面,还标榜创新,实质为移植或引进。把前人或国外的理论改成自己或中国的例子这种做法,严格来说,与理论的创建无关,连理论的借鉴都谈不上,至多是一种介绍或诠释。中国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很多属于这种“贴牌”式的,在类型学、共性和语法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4.理论的和谐
理论的和谐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在接近真理的道路上不同理论逐渐互相靠拢,从矛盾走向统一。既然接近真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永远具有局限性,不同理论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理论将永远处于一种相互矛盾的状态,即相互批评,相互纠正,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一种新理论往往建立在旧理论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对旧理论的否定。新理论的建立完全脱离旧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批判性是创建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人们常常把和谐错误地理解为调和,把理论的统一理解为垄断。简单地说,就是以“一言堂”代替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所反映的理论差异和对立,正是理论统一的基础。不同的理论只有在相互竞争和驳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矛盾,统一矛盾。这种统一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统一,向真理接近的统一。理论的和谐是指这种矛盾的相对稳定和平衡,是指科学和正确地引导和协调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文明的竞争和探讨,不是扼杀不同的声音,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限制不同观点的争论和商榷。这样,所有理论都成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论。错误地理解和谐,就会破坏百花齐放,人为树立权威,产生理论垄断,阻碍了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认识和解释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这对语言科学的理论研究是极为不利的。科学的发展必须牢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名训。
三、汉藏语言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新课题不等于新问题,实际上大多是老问题,因为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出现一些新的想法,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当然,问题众多,只能举例说说。
1.系属问题
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语言的系属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认识汉藏语系?语言的系属源于生物学的谱系分类。理论是亲缘分化,方法是同源词识别。这种构拟有一个前提:语言的发展变化像生物一样,是自然进化的,与使用语言的人和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变得不一样,也是自然分化的结果。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在不断的分化和融合过程中完成的,世界上不存在“世外桃源”的语言,不存在从来不与别的语言发生接触的语言。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只说明这两种语言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接触,丝毫不能说明它们是单系分化的结果。类型学研究说明,由于语言的接触,语言的类型是可以改变的;同源词研究说明,同源词和古老借词的语音对应规律是无法区别的,能够区别出来的,都是晚期或近期接触的结果,与早期语言的分化和融合没有关系。汉语可以溯源于商周,据考证,商周时代各部落或部族所说的语言就不是今天汉语一种性质的语言,既有类似汉藏语系的语言,也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今天已经有人从阿尔泰语言中找出很多与汉藏语言的同源词。从类型学来看,藏缅语言显然是类似汉语的语言与阿尔泰语言融合的产物。壮侗和苗瑶语言与南亚和南岛语言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同样有历史渊源关系,不能不把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苗瑶语言与南亚、南岛语言合并为澳泰语系。由于这些语言又有与汉语一致的同源词,不能不在汉藏语系之上,再建立一个所谓的华澳语系。这样纠缠不清,汉藏语系还立得直吗?可见,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历史关系的方法,如果得不到新理论和方法的支持,跳出旧框框,几乎走到尽头了。
2.混合语问题
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近年炒得比较热、备受关注的问题。世界上早就出现如克里奥尔语式的混合语,但中国到我们这一代才得到承认,我的老师们是绝对不承认的。语言既然可以由混合的方式产生,那么上面历史语言学单系分化的理论就站不住。如果要对语言进行历史分类,确定系属,就要使用新的方法和原则。比如加入融合方式,确定融合程度,那么壮侗、苗瑶、藏缅语言与汉语共同组成汉藏语系就不会产生那些同源词的枝节问题。世界上原来就有系属理论和语言联盟理论,原来是对立的,现在看来不能不考虑把它们科学地结合起来。混合语长期在中国得不到承认,主要是一个对语言系统的认识问题。通俗点说,两种语言系统发生融合,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系统?这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语言之间发生融合,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无论如何融合或混合,都是这种主要语言的变体。怎么确定“主要”,各人的视角和看法不同,于是一种语言会出现七八种不同的认识。比如白语,识别为汉语、藏缅语言、混合语的都有。另一种看法是只要语言接触后发生融合现象,不管混合的程度和情况、方式和过程,使用语言的人的感知和认同,都确定为混合语。这就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怎么确定混合的标准,达到什么程度算是混合语。在中国,混合的语言和方言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研究。
3.濒危语言问题
简单来说,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或方言就是濒危的语言和方言。最近社科院民族所原副所长道布先生有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语言观”的发言,非常精彩。他认为“濒危”字样含有悲情色彩,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换用语言和方言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和精神负担。一些民族语言或方言不再使用,换用汉语或其他语言,方言换用普通话是一种由语言或方言使用者自己决定的、很正常的自然现象。我在网上写了两篇文章论述《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种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交际工具,退出历史舞台,换用更加通行的语言文字,扩大生存空间,拓宽文化视野,改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百利而无一害。抱残守缺反而影响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何况,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来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濒危”相应的是“抢救”,这种说法能引起紧迫感,无可非议。但怎么抢救却各人理解不同。严肃可行的措施是使用科学的手段,把这些语言和方言记录下来,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不是提倡在现实中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人为地延长使用的时间。否则,虽然表面上从争取平等出发,结果却以不平等告终。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最早提倡母语教育的国家,当前这种为少数民族提供的母语教育反而受到抵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4.民族共同语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一种语言又分多种方言,一个方言又分多种土语。层层叠叠,关系复杂。语言之间不能通话,方言之间也大多很难交流。汉藏语言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异程度远远大于欧洲语言,也大于国内的阿尔泰语言。这种差别大到涉及语言识别。比如苗、彝等语言的方言外国学者常常认为是几种语言。国内,嘉戎语的方言同样看法分歧,有人认为是方言,有人认为是语言。更不要说方言与土语这种层次划分的问题。情况复杂的民族语言如此,汉语也如此。人言人殊,今天一种分法,明天一种分法。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和方言,互相之间如何交流?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体现民族认同感?于是就出现了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问题。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理论上要有55种民族标准语。事实上,一半都到不了。首先,民族标准语要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上,中国还没有一个使用没有文字语言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标准语。有文字的民族又如何呢?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分两类: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文字,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文字。创立一个拼音文字必须有基础方言和标准音,这种选上的话就成为标准语。中国除了汉字外,无论新老文字基本上都是拼音文字。老的拼音文字也就五六种,有的反映的是古代方言(类似汉语的文言文),有的反映的是近代方言,能完全而准确地反映现代活的口语的老拼音文字几乎没有。前者对统一民族语言发展标准语没有作用,比如藏文。藏族如果要建立民族标准语,需要从现实方言中选择一个,与文字没有关系。如果要统一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还得改革文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使用现有藏文来拼写一个新选择的、作为标准语的方言,理论上是可能的,实践上却很难。因为前提是互相不能通话的方言、土语使用者愿意学习另外一种方言土语。这些使用不同方言土语的人分散居住在几个省份,他们学会了标准语与谁交际?特别是通用文字法规定全国学习普通话,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交际工具,再学一种方言有没有意义?当然,一个民族需要不需要标准语,是本民族自己的事,由本民族自己决定。本民族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不是少数上层分子。现在有些好心的领导常常做些帮倒忙的事。有些比较接近口语的老文字,如蒙古文,由于居住分散,方言差别小,加上普通话的推广,无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文交流都没有困难,也就缺乏专门学习标准语的积极性。新创文字大多方言分歧大,使用的范围受到限制。使用统一民族文字都有困难,遑论去学习标准语。民族标准语都是出于交际和行政的需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文字的发展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统一作用有限。人为规定的标准语至少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起到实现民族语言、方言规范和统一的作用,难度极大。
中国的语言界既要规避中国没有理论和什么规律都是理论的误导,还要承受多做具体研究,少谈理论的传统压力,加上哲学观念的制约,少争论多和谐的环境,很难培养出创造型思想的研究人才,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还任重道远。
(通讯地址:10087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作者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