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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府对合法政党的规定承袭了清末《结社集会律》,这使得政党的存在,既缺少法律的认可,又缺少法律的救济;而“稳定”的社会情结,为袁世凯约束政党、强化专制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可。民众对政党合法性的认同,仅基于西方宪政理念的移入,缺少必要的阶级基础和利益基础,在党争误国的舆论下,政党存在的合法性很快就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