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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随着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北京正式进入全国两会时间。家事、国事、天下事，在这里交汇；信心、力量、共识，在这里凝聚。这是举世瞩目的时刻，更是凝心聚力的盛会。
两会是观察中国发展的重要窗口。如何强化创新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如何破障除弊，进一步深化各领域改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打赢三大攻坚战？如何补齐民生短板，让百姓过上更红火的日子？一个个“问号”，折射着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勾勒出代表委员的履职“问卷”。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在两会这个“中国式民主”的重要实践平台上，广大代表委员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让国家意志与民心民意同频共振，让国家发展的“大图景”与千家万户的“小目标”交相辉映，画出群策群力的最大同心圆，为改革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在这里，本刊记者采访了几位代表委员，从他们的建议和提案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们履职的严肃态度和深入基层调研的细致入微。
安庭委员：健康中国从儿童食品开始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开幕会前，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希肯文化集团董事长安庭。他告诉记者，本次两会，他带来了四份提案，内容涉及文旅产业、企业上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建设和儿童食品安全，而他最看重的就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
安庭委员告诉记者，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儿童胖肥的社会化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着祖国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在这其中，针对儿童的零食类商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儿童食品的专门定义，对‘儿童食品的营养指标、安全指标、添加剂使用应遵循的标准’并无明确说法。这就导致以追求‘口感’为市场目标的儿童零食类商品中，其糖份含量及其表达不受约束，儿童与家长不易从包装中识别，从而很容易受到商品包装信息的误导。造成儿童食品消费的不科学、不合理，极易造成少年儿童摄入过多的糖份，诱导肥胖问题的发生。”安庭说。
2017年5月，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中指出，1985-2014年，我国儿童肥胖率不断攀升，目前主要大城市0～7岁儿童肥胖率约为4.3%，7岁以上学龄儿童肥胖率约为7.3%，相应超重、肥胖人数大约为3500万人。如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预计到2030年，超重肥胖的儿童数将增至接近5000万人。
安庭说，膳食结构的改变，运动的减少以及不健康饮食行为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在这其中，摄入超标的糖份而造成肥胖，早已成为广泛认定的事实。肥胖儿童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9倍。肥胖儿童成年后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2.7倍。儿童期至成年期持续肥胖的人群发生代谢综合症的风险是体重持续正常人群的9.5倍。除此以外，肥胖还会影响儿童青春期发育，危害呼吸系统及骨骼，对心理、行为、认知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提升我国儿童饮食结构检测，强制性在食品包装上表明含糖量等至关重要。
安庭指出，适合儿童食用的零食多为油炸类、坚果类、干燥类、腌制类（包括凉果、蜜饯）、烘炒类或者糖果、膨化类食品。目前在我国，除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必需食品外，尚无有关“儿童食品”的概念和相关食品标准。目前，我国的食品营养成分表仅仅列出每百克中碳水化合物，钠和脂肪的含量，并不显示糖和盐的具体含量，更无任何警示语。而欧洲所有的食品在包装上都明确列出了每百克脂肪，盐和糖的含量，提示顾客健康饮食，让消费者能够快速辨识食品成分中的威胁因素。
为此，安庭委员建议：通过在儿童食品包装上标注糖份含量及警示语，遏制我国少年儿童肥胖的上升趋势，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1、应当对《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的成分或配料表进一步细化，要求儿童食品必须标出相应成份的含糖量及其折算的卡路里數值。2、在食品行业，应尽快对儿童食品含糖量做出科学的安全标准，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应法规中，对含糖量做出约束与规范，使之能够支撑《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第9项内容。3、参照“1991年《烟草专卖法》规定烟标上必须标明‘焦油含量’和‘吸烟有害健康’字样”的范例。应当由《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在含糖量高的儿童食品中标明“过度摄入糖份有害健康”等警示语，用规范的字体字号给予标出，提醒消费者规避相应的风险。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部长通道和新闻中心记者会都请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他就“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刘永富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已经实施了六年，脱贫攻坚战已经打了三年，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想给大家一个总体的印象。两句话：第一句话，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6年时间减少了8000多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特别是东部9省市已经有8个省市没有国家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了，即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只有辽宁还有几万人。从贫困县来说，有832个贫困县，2016年摘帽28个县，2017年摘帽125个县，2018年将要摘帽280个县左右，目前各省正在进行评估，很快就会宣布。这样下来，832个贫困县有一半的县摘帽了。2013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2018年底还剩2.6万个贫困村。这是按照中央确定的目标：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可以说人口已经做到了85%左右脱贫，村80%左右退出，县超过50%摘帽。今年再努力一年，攻坚克难，再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再摘帽300个县左右，那么到明年就会剩600万人以下的贫困人口和60个左右的贫困县。这是从直接减贫成果来说的。 实际上还有许多间接的情况。首先，脱贫攻坚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贫困人口受了益，所有农村的农民都一起共享了这些成果。其次，我们通过脱贫攻坚还倒逼了产业发展、生态改善，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锻炼了大批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另外，我们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转变，工作能力有了提升，农村治理水平有了提升，这些都是涉及长远发展的，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脱贫攻坚战的实践证明，我们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五级书记抓扶贫，加强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通过六年精准扶贫、三年攻坚战，积累了许多工作经验，政策措施更加完备。另外，我们还有新的措施，大规模的投入、大量人员的帮扶，坚持目标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严格的考核评估，所以我们充满信心。特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要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每个月都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即使在今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这么重要的节日，习近平总书记还对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批示。我们作为脱贫攻坚的专责部门，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压力山大、动力十足，当然也信心满满。有这样坚强的领导，我们坚信脱贫攻坚任务目标能够圆满完成。
刘永富表示，对于打着扶贫旗号去敛财、举债的行为，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谈及“脱贫问题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观点，刘永富坦言，这种现象不是特别多，但确实有。他表示，对这类问题要有正确的态度，主流上中国做扶贫攻坚还是真实、认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事，甚至去敛财、举债。“对这种我们要纠正。特别是打着扶贫旗号去敛财、举债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刘永富说。
石红委员：亲历并见证了湘西扶贫攻坚战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记者遇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石红，这位扎根扶贫一线的全国政协委员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扶贫故事。
石红委员说，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去过的十八洞村火了，精准脱贫后的十八洞村如今已成了全国的热门景点。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五年多来，湘西自治州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探索出以十八洞村为样板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经验。截至2018年，全州已累计减贫55.4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1.9%下降到了5%以下。其中，十八洞村136户533名贫困人口已于2017年2月全部脱贫，全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12128元。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湘西自治州，已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还率先成功创建了国家森林城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显著提升。
石红委员介绍说，作为一名基层的政协委员，按照湖南省政协“三个一”助力精准扶贫的要求和自治州的统一部署，自己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精准脱贫的战役中。过去的一年，她每个月都要到自己联系的双龙镇去走访和调研精准扶贫工作，双龙镇的27个村全部走遍，有的村一个月就要走三次，十八洞村也是石红联系的27个村之一。
“同时，我还要走访我的几个贫困户，其中一户叫施光成，今年是51岁，所在村是补毫村在十八洞村的隔壁，我与他结对帮扶的时间是2016年，当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已90多岁，家里致贫的原因是缺钱缺劳力。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我告诉他，只要你有信心，有志气脱贫，我就会帮助你解决困难。”石红说，我还问他，你喜欢什么，想干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什么，他说，我想种西瓜。我说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于是，2017年在我的支持下，他种了三亩西瓜。在克服了水灾以及劳动力短缺的种种困难后，西瓜长势较好，即将成熟时，我记得那年是7月中旬一個晚上，他又急迫地拨打了我的电话，“石主席，我的西瓜将近有六千斤都要成熟，我一个人没办法卖，你要帮我卖西瓜。”接到他的电话以后，我连夜利用一些政协委员和我联系工商联的优势，拨打了一些商会会员和民营企业老板的电话，我说我的扶贫户的西瓜快要成熟了，又大又甜，你们给我献献爱心，也算是做了一次好事，买的是爱心瓜、扶贫瓜。在我的帮助下，那年这六千斤的西瓜一周之内就全部卖光了，而且当年的收入就有六千多元。有了第一年的成功，去年他的信心更足了，不但种植了五亩西瓜，同时还种植了五亩蔬菜，当年收入就两万多元，不但自己脱了贫，同时他还带动了本村和周边的一些贫困户一起种西瓜和种蔬菜。可以说，自治州的精准脱贫工作，我是有力的参与者、见证者、经历者。
赖明勇委员：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部崛起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就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做了主题发言。
赖明委员在发言中指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表明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中部地区因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特殊区位以及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将建成“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首要战略定位，彰显其在以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为抓手，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应发挥脊梁支撑和重大责任担当。但目前中部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智能制造尚未由点（大型企业）至链、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融合发展环境欠优等矛盾凸显，必须聚焦“短板”，找准发力点，有效破解瓶颈，探索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打造以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为抓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部样本”。建议： 一、以智能制造为主抓手，夯实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根基
引导中部地区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制造业关键环节，主攻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产品；鼓励以优势制造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建设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着力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同时，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行动计划。着力在先进装备制造、智能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新型人机交互等制造业核心领域取得突破；推进大数据和云平台技术应用，联合建立中部地区制造业基础数据库，实现制造资源、关键技术和标准的开放共享。
二、以服务型制造为主路径，力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升级
一是引导中部地区按照由“点”至“线”再至“面”的路径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大型制造企业由单一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两端延伸形成产业链条，由单一低端制造环节优势扩展形成整个链条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利用智能化改造过程中积累的先进经验，转型为智能化改造方案提供商，辐射带动行业内其他配套中小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为它们提供精准服务，使服务型制造由龙头企业“点”逐渐向相关配套企业“链”拓展。二是支持中部地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鼓励中部地区围绕优势制造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总部，重点打造长沙、合肥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加强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郑州、武汉、长沙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发挥它们在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围绕优势制造链发展科技服务链，打造一批科技服务产业集群。
三、以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为根本举措，力补人才“短板”
一是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培训、宣传。在工信部的指导下，中部各省通过专家培训、现场观摩、案例教学、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组织相关部门和企业参与培训，提高各省相关主体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认识水平。二是建立融合发展专家库。在各省建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专家库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构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融合发展专家库，形成融合发展政策咨询、行业诊断、人才培训的智囊团，为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智力支持。三是构建面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和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在高校和职业教育机构中设置交叉学科，培养一批既懂生产制造，又具备商務知识，既掌握工艺技术，又熟悉服务流程的复合型人才；实施复合型人才优惠政策，构建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长效机制。
四、以突破体制障碍为着力点，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一是破除制造业和服务业固化、条块分割的行业管理政策，鼓励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体制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构建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降低税率，着力解决目前生产性服务企业普遍存在的税负过重问题。有关部门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中设立中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创新，以及促进制造业服务性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为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三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部地区应主动全方位融入国家战略，依托“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平台，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鼓励制造业企业在海外或区外建立研发机构、生产基地，搭建跨区域、跨国创新网络；支持相关组织和企业参与相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提升企业国际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两会是观察中国发展的重要窗口。如何强化创新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如何破障除弊，进一步深化各领域改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打赢三大攻坚战？如何补齐民生短板，让百姓过上更红火的日子？一个个“问号”，折射着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勾勒出代表委员的履职“问卷”。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在两会这个“中国式民主”的重要实践平台上，广大代表委员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让国家意志与民心民意同频共振，让国家发展的“大图景”与千家万户的“小目标”交相辉映，画出群策群力的最大同心圆，为改革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在这里，本刊记者采访了几位代表委员，从他们的建议和提案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们履职的严肃态度和深入基层调研的细致入微。
安庭委员：健康中国从儿童食品开始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开幕会前，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希肯文化集团董事长安庭。他告诉记者，本次两会，他带来了四份提案，内容涉及文旅产业、企业上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建设和儿童食品安全，而他最看重的就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
安庭委员告诉记者，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儿童胖肥的社会化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着祖国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在这其中，针对儿童的零食类商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儿童食品的专门定义，对‘儿童食品的营养指标、安全指标、添加剂使用应遵循的标准’并无明确说法。这就导致以追求‘口感’为市场目标的儿童零食类商品中，其糖份含量及其表达不受约束，儿童与家长不易从包装中识别，从而很容易受到商品包装信息的误导。造成儿童食品消费的不科学、不合理，极易造成少年儿童摄入过多的糖份，诱导肥胖问题的发生。”安庭说。
2017年5月，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中指出，1985-2014年，我国儿童肥胖率不断攀升，目前主要大城市0～7岁儿童肥胖率约为4.3%，7岁以上学龄儿童肥胖率约为7.3%，相应超重、肥胖人数大约为3500万人。如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预计到2030年，超重肥胖的儿童数将增至接近5000万人。
安庭说，膳食结构的改变，运动的减少以及不健康饮食行为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在这其中，摄入超标的糖份而造成肥胖，早已成为广泛认定的事实。肥胖儿童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9倍。肥胖儿童成年后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2.7倍。儿童期至成年期持续肥胖的人群发生代谢综合症的风险是体重持续正常人群的9.5倍。除此以外，肥胖还会影响儿童青春期发育，危害呼吸系统及骨骼，对心理、行为、认知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提升我国儿童饮食结构检测，强制性在食品包装上表明含糖量等至关重要。
安庭指出，适合儿童食用的零食多为油炸类、坚果类、干燥类、腌制类（包括凉果、蜜饯）、烘炒类或者糖果、膨化类食品。目前在我国，除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必需食品外，尚无有关“儿童食品”的概念和相关食品标准。目前，我国的食品营养成分表仅仅列出每百克中碳水化合物，钠和脂肪的含量，并不显示糖和盐的具体含量，更无任何警示语。而欧洲所有的食品在包装上都明确列出了每百克脂肪，盐和糖的含量，提示顾客健康饮食，让消费者能够快速辨识食品成分中的威胁因素。
为此，安庭委员建议：通过在儿童食品包装上标注糖份含量及警示语，遏制我国少年儿童肥胖的上升趋势，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1、应当对《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的成分或配料表进一步细化，要求儿童食品必须标出相应成份的含糖量及其折算的卡路里數值。2、在食品行业，应尽快对儿童食品含糖量做出科学的安全标准，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应法规中，对含糖量做出约束与规范，使之能够支撑《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第9项内容。3、参照“1991年《烟草专卖法》规定烟标上必须标明‘焦油含量’和‘吸烟有害健康’字样”的范例。应当由《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在含糖量高的儿童食品中标明“过度摄入糖份有害健康”等警示语，用规范的字体字号给予标出，提醒消费者规避相应的风险。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部长通道和新闻中心记者会都请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他就“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刘永富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已经实施了六年，脱贫攻坚战已经打了三年，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想给大家一个总体的印象。两句话：第一句话，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6年时间减少了8000多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特别是东部9省市已经有8个省市没有国家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了，即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只有辽宁还有几万人。从贫困县来说，有832个贫困县，2016年摘帽28个县，2017年摘帽125个县，2018年将要摘帽280个县左右，目前各省正在进行评估，很快就会宣布。这样下来，832个贫困县有一半的县摘帽了。2013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2018年底还剩2.6万个贫困村。这是按照中央确定的目标：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可以说人口已经做到了85%左右脱贫，村80%左右退出，县超过50%摘帽。今年再努力一年，攻坚克难，再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再摘帽300个县左右，那么到明年就会剩600万人以下的贫困人口和60个左右的贫困县。这是从直接减贫成果来说的。 实际上还有许多间接的情况。首先，脱贫攻坚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贫困人口受了益，所有农村的农民都一起共享了这些成果。其次，我们通过脱贫攻坚还倒逼了产业发展、生态改善，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锻炼了大批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另外，我们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转变，工作能力有了提升，农村治理水平有了提升，这些都是涉及长远发展的，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脱贫攻坚战的实践证明，我们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五级书记抓扶贫，加强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通过六年精准扶贫、三年攻坚战，积累了许多工作经验，政策措施更加完备。另外，我们还有新的措施，大规模的投入、大量人员的帮扶，坚持目标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严格的考核评估，所以我们充满信心。特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要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每个月都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即使在今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这么重要的节日，习近平总书记还对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批示。我们作为脱贫攻坚的专责部门，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压力山大、动力十足，当然也信心满满。有这样坚强的领导，我们坚信脱贫攻坚任务目标能够圆满完成。
刘永富表示，对于打着扶贫旗号去敛财、举债的行为，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谈及“脱贫问题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观点，刘永富坦言，这种现象不是特别多，但确实有。他表示，对这类问题要有正确的态度，主流上中国做扶贫攻坚还是真实、认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事，甚至去敛财、举债。“对这种我们要纠正。特别是打着扶贫旗号去敛财、举债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刘永富说。
石红委员：亲历并见证了湘西扶贫攻坚战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记者遇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石红，这位扎根扶贫一线的全国政协委员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扶贫故事。
石红委员说，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去过的十八洞村火了，精准脱贫后的十八洞村如今已成了全国的热门景点。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五年多来，湘西自治州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探索出以十八洞村为样板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经验。截至2018年，全州已累计减贫55.4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1.9%下降到了5%以下。其中，十八洞村136户533名贫困人口已于2017年2月全部脱贫，全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12128元。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湘西自治州，已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还率先成功创建了国家森林城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显著提升。
石红委员介绍说，作为一名基层的政协委员，按照湖南省政协“三个一”助力精准扶贫的要求和自治州的统一部署，自己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精准脱贫的战役中。过去的一年，她每个月都要到自己联系的双龙镇去走访和调研精准扶贫工作，双龙镇的27个村全部走遍，有的村一个月就要走三次，十八洞村也是石红联系的27个村之一。
“同时，我还要走访我的几个贫困户，其中一户叫施光成，今年是51岁，所在村是补毫村在十八洞村的隔壁，我与他结对帮扶的时间是2016年，当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已90多岁，家里致贫的原因是缺钱缺劳力。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我告诉他，只要你有信心，有志气脱贫，我就会帮助你解决困难。”石红说，我还问他，你喜欢什么，想干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什么，他说，我想种西瓜。我说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于是，2017年在我的支持下，他种了三亩西瓜。在克服了水灾以及劳动力短缺的种种困难后，西瓜长势较好，即将成熟时，我记得那年是7月中旬一個晚上，他又急迫地拨打了我的电话，“石主席，我的西瓜将近有六千斤都要成熟，我一个人没办法卖，你要帮我卖西瓜。”接到他的电话以后，我连夜利用一些政协委员和我联系工商联的优势，拨打了一些商会会员和民营企业老板的电话，我说我的扶贫户的西瓜快要成熟了，又大又甜，你们给我献献爱心，也算是做了一次好事，买的是爱心瓜、扶贫瓜。在我的帮助下，那年这六千斤的西瓜一周之内就全部卖光了，而且当年的收入就有六千多元。有了第一年的成功，去年他的信心更足了，不但种植了五亩西瓜，同时还种植了五亩蔬菜，当年收入就两万多元，不但自己脱了贫，同时他还带动了本村和周边的一些贫困户一起种西瓜和种蔬菜。可以说，自治州的精准脱贫工作，我是有力的参与者、见证者、经历者。
赖明勇委员：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部崛起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就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做了主题发言。
赖明委员在发言中指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表明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中部地区因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特殊区位以及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将建成“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首要战略定位，彰显其在以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为抓手，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应发挥脊梁支撑和重大责任担当。但目前中部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智能制造尚未由点（大型企业）至链、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融合发展环境欠优等矛盾凸显，必须聚焦“短板”，找准发力点，有效破解瓶颈，探索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打造以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为抓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部样本”。建议： 一、以智能制造为主抓手，夯实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根基
引导中部地区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制造业关键环节，主攻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产品；鼓励以优势制造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建设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着力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同时，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行动计划。着力在先进装备制造、智能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新型人机交互等制造业核心领域取得突破；推进大数据和云平台技术应用，联合建立中部地区制造业基础数据库，实现制造资源、关键技术和标准的开放共享。
二、以服务型制造为主路径，力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升级
一是引导中部地区按照由“点”至“线”再至“面”的路径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大型制造企业由单一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两端延伸形成产业链条，由单一低端制造环节优势扩展形成整个链条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利用智能化改造过程中积累的先进经验，转型为智能化改造方案提供商，辐射带动行业内其他配套中小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为它们提供精准服务，使服务型制造由龙头企业“点”逐渐向相关配套企业“链”拓展。二是支持中部地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鼓励中部地区围绕优势制造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总部，重点打造长沙、合肥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加强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郑州、武汉、长沙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发挥它们在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围绕优势制造链发展科技服务链，打造一批科技服务产业集群。
三、以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为根本举措，力补人才“短板”
一是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培训、宣传。在工信部的指导下，中部各省通过专家培训、现场观摩、案例教学、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组织相关部门和企业参与培训，提高各省相关主体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认识水平。二是建立融合发展专家库。在各省建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专家库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构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融合发展专家库，形成融合发展政策咨询、行业诊断、人才培训的智囊团，为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智力支持。三是构建面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和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在高校和职业教育机构中设置交叉学科，培养一批既懂生产制造，又具备商務知识，既掌握工艺技术，又熟悉服务流程的复合型人才；实施复合型人才优惠政策，构建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长效机制。
四、以突破体制障碍为着力点，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一是破除制造业和服务业固化、条块分割的行业管理政策，鼓励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体制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构建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降低税率，着力解决目前生产性服务企业普遍存在的税负过重问题。有关部门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中设立中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创新，以及促进制造业服务性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为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三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部地区应主动全方位融入国家战略，依托“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平台，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鼓励制造业企业在海外或区外建立研发机构、生产基地，搭建跨区域、跨国创新网络；支持相关组织和企业参与相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提升企业国际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