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题记

　　此文是为“六月六”我湖南老家父母亲组织的家庭活动而写。“六月六，晒龙袍”，这天适宜老年人晒晾寿衣、寝具。这段时间正是洞庭湖汛期。我家在“六月六”这天会举办盛大仪式，来客都是家庭方面的朋友，并不是族群性和社会性的。我爷爷生前是洞庭大神杨泗菩萨（杨泗将军）的马脚（巫师的地方称谓），逝世后被神赐为骑黑马的毛老将军。扶乩仪式开头的部分，请神曲中，当乩柄写出“白马黑马到”，意思是杨泗将军和毛老将军到了。杨泗骑白马，我爷爷则骑黑马。

1.发明概念

　　我这篇文字想要建构一个宏大线索：宋代的官民关系，如何因审美的差异，而导向民间的叛乱。而我的实证工作最终回到两件宋代瓷器，经由它们来讲出这个宏大的结构。这必然是一场文字的狩猎，我在作这设想时，并不知道我到底能网罗到哪些可靠的文字和叙述。
　　我该怎么组织叙述方式，才能让一段宋朝因我的写而给出它？考虑一番，我发现快捷和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概念的发明，或者说以发明概念来单向地铺开那个陈述得以具体的场景构成之形式——简言之，是诗学的和政治学的，而不是历史学的和考古学的。
　　我援引了两个概念：分枝、基建，来简单地转换故事与故事形式、历史与如何成为历史这些关系的。或者说，如何讲出这个故事装置的政治张力，让叛乱是地形学意义上的一种基建样式，这是此文的本意。

* 分枝

　　如果历史文献和纪年可靠，我这篇文字谈论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到紹兴五年（1135）这一段宋朝，洞庭湖东岸从岳州（岳阳）到潭州（长沙）的叛乱地形学。这一段宋朝与我祖先栖居之地形有深切关系，也与我的家庭存有内在关系。由此，我觉得很有必要来临时性地组装一种适配度高的叛乱地形学，以将这一段宋朝中的一个地理版块分离出来，形成它们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及其样式，并不一定非得独特和殊异，只是适配度要高一些。
　　我对待历史材料的态度，与我能够给出未来的态度差不多。我得把我的思考纠缠进去。时间的线性形式是不能肯定的，未来可能是一种迂回。宇宙界面上，时间的量度方式是敞开着的，如同宋瓷上的忍冬纹，线索不断地分枝，纠缠一体，首尾衔接着。时间的后一个事件，那个未来，可能正好是一些逆向的运作。未来，需要成为我构筑今天的叙事所要动用的、同时以与历史材料同样材性的、供给讲出今天故事的那些材料之组成。
　　未来被我个人的金融体系所吸纳进来了。我把身体体质的、心理的和集体的、社会的各种出纳形式都改装进入个体生命政治中来，巫傩和神秘经验连同神话学框架也被组装进来，以求在自我的内在中涵蕴住大地政治和历史，我这个世界要将外部性重新地铺设一遍。这时的个人，近似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充分的分枝。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就栖居和存有的形式给出一个基建模型。

* 基建

　　基建，是让那一世界有可能维续下去的各种投入性的经济行为，包括个体的和社会的。换言之，基建是一种越来越抽象的经济行为，从个人的世界模型到国家模型的金融体系的操作。经济，是比今天的经济学更宽泛的领域，它可能需要地域和具体地形学的要素来配套，譬如我构建的这一段宋朝洞庭的岳州到潭州版块。简言之，经济需要场景化，来明晰它的实践。或者说，动态的场景化对应着新的经济行为，而经济所需要的新的实践得以陈述出来的那些配置，就是基建。今天，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动态汇率、模态未来和叙述未来的各种因素的配置性的基础编码（银河系探测、月球资源、新能源和可燃冰、文明焦虑症、伊斯兰焦虑症、地缘政治格局，诸如此类），构成了经济行为的动态场景。由此，社会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中，中央银行的货币超发就是基建。
　　回到具体地形学，我构筑的这一段宋朝洞庭的岳州到潭州版块，从Google（谷歌）地图上描线，它是一个汉唐时期与公元2019时期的共绘。宋朝在它成为的过程中，它的前时刻和后时刻，也就是历史纪年上的汉唐五代和元朝以来，是它成为情势的某个叙事的张力空间。我确信很难断离汉唐五代和元朝而论宋朝，考古学也没有足够到充分的断代线索，特别是发掘出的物质性材料，其美学样式也只能视作一个审美情势的大体区段。用汉唐五代和元朝去共绘宋朝，宋朝才成为一个把线索接通的断代构成。或者说，宋朝以这样的方式共绘而成为。
　　今天的地形上，有些版块属于宋朝，有些属于商周和2019——它中间的汉唐五代到宋朝都缺失表述，有些属于宋朝与汉唐五代的组装，有些属于宋朝在汉唐五代的显性表述中的缺失和离场。这句话涉及的历史本体论式的叙述，只是我说的故事线索中的一种路径。当然，如果故事要以这类脆薄的叙述路径来堆集，可以想见，只有求和，才可能汇聚成流。历史本体论所面对的宋朝是一个成为宋朝的情势之总体。现代化设备的地质性发掘供给了大量之前所未曾想见的考古学材料，由此，那些断代材料一方面充分了，一方面延伸到了今天的机械臂和新山水体系中来了。成为宋朝需要越来越多的地质性材料的线索，当然它也是今天对历史的一种给出性的动作。历史本体论的视角，今天越来越成为一个事件性的源发装置，今天对于历史而言意味着事件，我们并未改动历史，而是历史按照今天的材料才可能充分起来。
　　这一段宋朝洞庭的岳州到潭州版块的地形上，从未停止过围垦基建，增补了很多陆地版块，最近的譬如东洞庭中央的团洲、鹿角拓延出去的中洲。一些文献上的河流在围垦中消失了，譬如西南方向几十里的沧浪，沧浪之水已被分割成堤垸，古老的河流意象由此消失。进而，这块地形连同洞庭总体地成为一个现代基建的产物，是在三峡大坝截断长江之后。作为外部性重要边际的长江被人为改动了，洞庭水系突然地紊乱起来。长江毫无疑问是新的洞庭基建的配置主线索，三峡大坝的人工化调控水资源的政治，让洞庭必须适配这个人工化装置的外部性的压力，洞庭已经成为新洞庭，一个人工化的新洞庭，一个被外部性改动了能力的新洞庭。这意味着新洞庭需要新的配置来成为那一新，这比叙述一段宋朝要简洁和暴力得多。

2.叛乱地形学

　　1130年至1135年间这一段宋朝的洞庭东岸岳州到潭州版块，与宋朝皇室北都倾覆，也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难”，形成一个维度上的总体描述。不得不在既有材料上复述：
　　当时的鼎州，也就是今天洞庭西岸的常德，与宋朝体统共生。襄阳以南荆湖各地组织义军自保、也参与抗金保宋。洞庭民众遇到难以一言道尽的敌军：溃逃的宋军、变节的宋军、地方军阀的宋军、湖匪、山贼、强盗、割据自立国号的齐军以及金军。岳州人、潭州人、鼎州人都不例外。宋史记载，鼎州人钟相，连同他的家庭和同族、乡民一道，组织了一支义军。这支义军还派出一支由钟相儿子为首领的军队千里支援宋朝的南京保卫战，后来这支军队被朝廷遣返回到原籍。但这支军队并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壮大了，势力威胁到了地方军政的权威，于是朝廷命令地方组织宋军镇压。这促使钟相建立了政权，年号“天载”。不到几个月，钟相的城寨被宋军攻陷，他本人连同临时的皇后、皇子等一并被擒杀。不过，这支军队并没有被全部消灭，另一些军队在义军领袖中排行第四的杨幺的带领下形成割据态势。这支军队在政治表述上沉默了一年多，直到宋朝皇帝确认杨幺领导的这支军队为叛军，杨幺才在1132年的绍兴二年，正式宣布建立政权，自号“大圣天王”。这支本来用于自保的地方义军，迅速地成为宋朝继金军、齐军之后的腹中大患。宋朝政府经过权衡，决定迅速稳定与金、齐的临时界线，以便于纠集军队围剿杨幺起义军。内患比外敌更让中心着迷。后面我可能要说到，在体统面前，宋朝的文治中不缺乏以兵刃捍卫一种内部整一的制度性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决定项來自一种体统和道象的构建。杨幺的政权坚持了三年，直到岳飞被从抗金前线调集过来。岳飞坐镇岳州指挥岳家军围剿杨幺义军。岳飞的部将牛皋，坐镇今天的鹿角一地，现在这里就叫“牛皋”，保持着与洞庭湖面几华里的距离作为缓冲区，显然是岳家军害怕以湖区渔民为骨干组成的义军。最后，岳飞通过策反工作，杨幺的水寨被内应外合地攻陷了。杨幺跳水自尽，牛皋打捞起他的尸身，悬首级于今洞庭湖湘江主水道上的“杨幺头”。
　　此后，洞庭湖水神系统增加了一位新的“杨泗菩萨”。为什么是“杨泗”？我在2004年时认为是宋朝初期的抗辽杨家将的四郎。到2008年，我重新调研，正式明确了“杨泗”的神名原委。在2008年六月六晚上的扶乩中（见《神衍像》2008），我父亲作为马脚，说“四”和“泗”可通用。可能主要原因是信众为避正统查禁，把草寇英雄的杨泗混杂在正统祭祀的杨四中。
　　我在此文临时组装的叛乱地形学这一装置，所对应着的特定场景，以及我在这叙述中投放进去的吸纳材料和可编辑的线索，就是基建。这个场景的配置政治中，需要注入几个事项：其一，设置这一段宋朝东洞庭版块上的政治社会经济行为和实践，与审美趣味有直接联系；其二，设置宋代制瓷业及其审美样式可以作为认识国家官僚系统与民间山地渔汊社会的审美趣味的决定项；其三，设置审美趣味是一项关系着存在样式的决定项；其四，设置存在样式是能被范式化的政治经济学驱力模型。以及未尽项。
　　如此设置一番，这让文化与叛乱之间，并不是偶然的联系。进而言之，宋瓷的内在性是由叛乱、分裂及趣味的驱力模型所塑造的。宋瓷的内在性，是外放式的直陈的、现实中的叛乱者及行动和实践，与内蕴精深的道家内丹术及体统之表的各自陈述和共绘。
　　这一段宋朝的岳州到潭州版块，考古学给出的纪年是，隋唐时岳州窑鼎盛，曾入列官瓷，可比肩越窑秘色瓷地位，其时制瓷技术已开创性地使用满釉支钉。岳州窑紧挨着洞庭湖及湘江运输水道并沿着瓷土资源展开，在唐中期延烧到今天长沙窑的地形，其时正逢海路文化兴起，制瓷业作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型制造业，陶瓷行销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区域的“世界”。
　　当然，岳州窑也向北延烧，至少在这一段宋朝期间，已延烧到鹿角附近。于是，叛乱地形中，鹿角被杨幺起义军控制，沿湖窑口急剧增设，陶瓷产品成为重要的战争经济来源。起义军战争之余也支援制瓷业，这不排除部分起义军就是当时的窑业工匠。当时起义军的陶瓷产品市场的构成，很难找到有效的依据。一种产品如果不能转化为对外贸易产品来换取紧缺物资，光靠内需无异于一种金融巫术——它成为一种类同货币的欲，成为一种囤积和储满的压抑性的欲。这种欲缺失兑现的物之后，会引发崩溃。

* 从鹿角窑到细毛家窑

　　补充一个叙述材料。鹿角窑版块上，从洞庭湖岸鹿角窑址往东十余华里，就是我们细毛家屋场。据乩语，我们祖上自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定居此地，几十代人以窑业为农耕之余的副业。细毛家窑以烧制青砖青瓦为主，之前是否烧制日用器，没有材料证明。在我们附近十余华里有一处李姓屋场以烧制粗糙罐壶等日用器，得名“罐壶李”，我考察过这个屋场，窑址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已被改造为农田，现在已是一栋三层民房的地基。细毛家窑属于馒头形柴窑，烧造工艺采用氧化-还原形式，先敞口烧制约两天，看火照，停火，浇窑水，然后封窑。封窑是为了制作还原气氛，所烧之砖瓦显青色，就是青砖青瓦。若封窑不佳，砖瓦处于红与青之间，既难确保一致色调，结构上也不充分。
　　2008年，我与父亲研究了细毛家窑的构造之后，与父亲一起在后山复建了一座较小型的馒头窑，并用这座窑烧制了我雕塑的细毛家屋场的祖先谱系。
　　2017年冬天，细毛家窑最后一座功能性的窑被挖掘机所挖掘掉，一切皆因为窑底下有一层烧制建筑陶瓷的粘土矿。2019年，在本镇居民的抗议声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外地大型陶瓷厂继续落户我们镇上的陶瓷工业园。

3.官窑与民窑

　　这一段宋朝时期，北宋官窑系统随着其都城陷落而崩塌，临时承继体统的赵构在海上逃命了一段时间后，在杭州设立新都。据汝窑研究学者的文献考证，赵构初立新都时的一批汝窑器，是当时的一位将军所献。这个礼单上的器物，现在能在故宫两院和大英博物馆等处看到。宋朝负责督造的修内司，在杭州试验性地烧造北宋制式的皇家瓷器。老虎洞的内窑和郊坛下新窑都已发掘，有没有其他窑址目前说不清，同期龙泉窑帮办皇家临时烧制瓷器的窑口也不能明确。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外国势力正盛、宋朝国祚危急之时，洞庭湖的农民义军从抗外敌走向了叛本朝，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恰好选择了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历史叙事中的不利位置。 　　宋朝官窑所烧制的瓷器专供皇家，偶有残次进入市场，价格自然是高不可攀。宋官窑瓷器烧制不计成本，集纳全国能工巧匠，有贵重玛瑙入釉，烧制自然天成，成品率很难保证。当然，宋官窑瓷器将宋代皇帝的审美趣味及治世之道统，示现于物。可以说，一件宋官窑瓷器，可以载下一段甚至一整座宋朝。
　　宋朝民窑烧制民间用瓷，偶有窑口会帮办皇家烧制定制瓷器。唐五代时岳州窑就曾为皇家上供过带官款瓷器。宋朝龙泉窑具体到溪口等几座窑口曾为皇家烧制瓷器，是否官窑不清，但存世瓷器中有官式龙泉或龙泉官窑一说。绝大部分民窑，无论南北，都以市场所需烧制各类各品级质量的瓷器。宋朝民窑并不沿用官窑审美趣味，从北宋时期磁州窑系生动活泼、自然洒脱，到南宋时期景德镇窑和吉州窑等窑的剔刻镂花工艺、洪州窑等繁复的堆塑工艺，可以想见民间用瓷的审美样式之大不同。
　　这一段宋朝时期，宋朝国祚虽有倾覆之忧，国力殆尽，但修内司内窑所烧瓷器，依然精美异常，严格地区异于民窑风格。
　　我选择了自藏的一件宋官窑双耳衔环瓶与一件宋洪州窑贴塑瓶，以作对比。宋官窑含蓄内美，幽秀中藏，体统古朴，气脉隽永，似有神人在驻、仙气待逸。宋洪州窑则将象征性的未来模印其上，狮子、蝴蝶、壁虎等各有所指的吉祥图像贴塑于器表，虽对繁复进行了删减和缩简，但不再是宋官窑的总体的道统于一的大简。宋官窑是体统内蓄的道统之大美的追求，也是帝王政治和人文风范的集大成的追求，惟有道学可以诉其内中所蓄，也惟有制度性的文化可以追持此物、以嘉其词。宋洪州窑是奔放的、快捷的希望的仪式，世道并不由民而定，民生只求世道鸿昌、赋税持中、生计有力，家道为先，自我命重，全然由土而出、自然而独立的运化之实。天下土皆帝王土，帝王事皆天下事，于是才有了民苟且姑息以应万难之国祚的额外贡献，譬如洞庭湖义军就是此例。宋官窑关乎天下道统，先主天后关乎地；宋洪州窑关乎民生未来，而主地则必主天，但体统伦理边际上不能事天之基建。天性游騁，地依自然，天在目力之外造边际，地在命运之中求造化。由此，宋官窑蓄力行游天际，宋洪州窑展显现实之可能。宋官窑的道统是孤立和走向无极也就是未知，宋洪州窑是求取和走出此时也就是未来。宋官窑的基建是搭在孤立的空中的，由此可游翔九万里外，即象应，追求天来回应，但目力难及亦难判断回应，是道统的伦理边际的经济学案例；宋洪州窑是人世哲学的苦难认识的基建，即心景，它安放了我们的现实和走向未来的编辑材料，它也给出了我们身在此世界的美的事物的具体形态，它说出了实实在在的“有”和“在”。
　　近些年来的资本领域，对于宋代官窑瓷器的鉴藏条例中，无不追加它尊荣的稀缺的旷世之美的辞令，进而将它所附体的宋代制瓷业技术的高度，阐释为文明的一个极限和边际。这一叙述，如同这一段宋朝时期所发生的叛乱事件一般，资本的集约中所蕴涵的一种审美趣味和追加的词的基建，与宋朝帝王的心胸一般地朝向天际。资本在宋瓷定价中所使用的维续媒材的方式，与宋朝倾全国之力平复洞庭湖被迫叛乱的民众们是同一个样式。
　　宋官窑瓷器稀有，资本附身于它，如同附注在未来那样地寄存着增益空间。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每一件宋官窑瓷器身体中都寄存着一座梁山好汉的山头、一个方腊、一个杨幺，当然还有另一个德性的岳家军。由此，宋官窑瓷器是吞噬了一些人、一些地形的巨口。我们在这一段宋朝时期，以吞噬掉巨量民生未来的形式要走向一个孤立的未知的未来。这与今天的集纳世界之所能、走出地球，是同一个故事。

4.叛乱：象应与心景的分裂

　　宋官窑的基建追溯出它的欲，它拣选着、堆积着，腾挪着要走向极致道象的宗教感知中。这种基建，是以山河大地为锻造材料的基建，它不仅关乎于天道之象应，更关乎于民生在宋洪州窑中的心景。宋官窑可以堆积和吸纳进入国家财政的拉动型投入，民间财力一应被吸纳进入这个拉动型投入中。象应与心景从各自趣味而引发了根本性的分裂。
　　两套不同的基建在某个边际上引发战争。从勤王义军到割据叛乱，钟相、杨幺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北宋末期的官窑瓷器的“寥若星辰”，是建立在分离心景的政治操作上的。这套基建激发了另一套基建，叛乱纷起，民欲求生，以完心景。
　　观察一些过去的事件，象应与心景，很难契合，它们分属于两套相对立的基建。象应所需要的投入，目的上和欲上是极权，无论是审美还是复兴大业，汝官窑之美、宋朝文治盛世和民族复兴及走向宇宙的叙述，都是极权型的拉动型投入的一种欲。这种欲，只有不断地填充和投入，它才从经济学上可以判断为一种“在”的活的装置。这种象应的努力，与民生的心景，本质上是制造分裂的。而这种分裂，到了一个边际，必有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