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出版“易卜生专号”后,“娜拉”形象从西方历史语境进入中国新文学,并穿越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组成了绵延不绝的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新女性人物画廊.不同年代的作家对于“娜拉”的解码方式有所不同,从鲁迅对“出走的娜拉”的思考,到茅盾笔下“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再到张爱玲刻画的“寻找真爱的娜拉”,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家族的崩盘、革命激情的幻灭,又回归一夫一妻制的变革.1982年,香港地区作家亦舒以《我的前半生》致敬鲁迅《伤逝》,从现代女性的角度重新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一个世纪疑问.到了 2017年夏,随着剧版《我的前半生》的热播,“子君”的故事又回到中国.但这个版本显然进行了一些处理,将弃妇逆袭与“剩女”危机缝合在一起,折射了新时代“中国娜拉”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