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中国市民阶层的主要表现者和批判者，他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十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市民世界。从他的开山之作《小铃儿》到最后一部作品《正红旗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活跃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正儿八经老北京市民，所描绘的总是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老舍是通过将市民性格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方式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批判的。“如果说鲁迅通过对农民灵魂深处的弱态与弱点画出了‘沉没的灵魂’，那么，老舍则是通过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来达到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将笔触集中于市民的性格展现正是老舍国民性批判的显著特征之一。而這种市民性格的展现，又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精神状态的描绘和对市民人格丧失的深刻揭示来实现的。
　　多年的国外生活不仅使他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市民的狭隘性，还使他具备了宏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因此，当他把目光从务实肯干、办事严肃认真、敢于竞争、自主独立的西方民族转移到这些仍旧流走于老北京城里的市民们时，他清醒地注意到了国民生命力的衰退和萎缩，这正是中国国民麻木、软弱、糊涂的精神状态的外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于是，从《二马》中“出窝老”式的马则仁到《离婚》中敷衍式的张大哥，再到《猫城记》中不明事理的猫人们，无一不是倾力于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描绘。“麻木是感染力的蒙昧，是感受力的低下，是不能对环境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敷衍是意志的缺失，不能表达和实现自我；而糊涂是意志的沉沦和蒙昧，是思考和认识能力的匮乏。”他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只集中在吃、喝、玩、乐等等生物层次的欲望的满足和习惯动作的完成，没有了理想的追求，没有了生命的冲动，只剩下空虚的躯壳，如同行尸走肉。
　　国民精神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当国民精神堕落的时候，国家就不能够兴旺发达。老舍透过市民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深切感受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同时，他又通过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全景式的描绘，将这种危机感传达给了广大的读者们。正像他在《二马》中所说的那样：“民族要是老了，人人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如果要是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真到老得爬也爬不动的时，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毫无疑问，老舍正是通过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批判来达到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
　　麻木、软弱、敷衍、糊涂，这些看起来只是市民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而已，究其实质是市民性格的集中表现，是国民劣根性的具体外在的表现。而老舍之所以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给予其以全景式的描绘，正是他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强烈批判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对国民人格的丧失进行无情揭露。
　　当老舍来到英国的时候，在比较英国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处时，他看到了英国人身上闪耀着的国家民族意识。虽然他不无讽刺地写到伊牧师“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叫中国变成俺们的殖民地吧！” 却让我们看到了英国国民对于国家政治的“普通参与意识”。可反观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国家意识又在哪里呢？老张的眼里除了钱还是钱，他的人生哲学便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为了给自己寻找赚钱的机会，他不惜干出任何坏事，连最起码的道德感和同情心都没有。《猫城记》里的猫人们“藐小、自利、残忍。没有一点诚实、大量、义气、慷慨”。 他们生下来就是为着拾便宜，谋取个人利益。在猫国里，“上至皇上，下至平民，都承认作坏事是人生大道，作好事与受苦是假冒伪善”。 “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这里显现的尽是道德的败坏和人格的丧失，晃动的全是自私自利的面孔，这样的人们又怎么会顾及到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存亡呢？于是，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着救亡热潮，没有人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而是《火葬》中所描写的那样，人们最直接的反映只是：“标语没有教豆腐便宜一个铜板，话剧也没有教谁走了好运。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便宜，便也犯不上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他们关心的永远只会是个人的利益。《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真诚地同情钱默吟的遭遇，可就在他迈向钱家想探望老朋友的瞬间，因为害怕连累自己而改变了主意。他的心中只有“四世同堂”的小家，而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中，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这类“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自私自利的芸芸众生，而这正是我们国家卑微人格的最为贴切的体现。
　　当国民只计较个人得失，将民族自尊心忘得干干净净，那么国民人格将彻底丧失。老舍曾在《猫城记》中这样说到“国民丧失了人格，便慢慢丧失了国格。没有人愿意与没有人格的国家合作。”因为国民的人格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老舍不遗余力地给予市民人格的丧失以无情的揭示，并将其渗透在市民性格的展示当中，使其成为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
　　由此可见，老舍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市民精神状态的描绘和对市民人格丧失的揭示，将市民的负面性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体现了他的国民性批判这一创作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