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常有人自称世家子弟、名门之后。其实，他们的父祖或是穿草鞋进城的部长，或是目不识丁的暴发户。每遇到这种人难免窃笑,此时往往会想起友人胡小静。他才算得上名符其实的海上名门之后，名门世家是要有文化传统的。
　　初识小静是在30年前，我师从杨廷福教授攻读隋唐史研究生。杨先生为了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常会请一些名家给我们授课。其中就有胡道静先生，讲的是版本目录学。道老是当代首屈一指的鸿儒硕学，号称“北钱（钟书）南胡”。他精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又通英、俄、日、德、法、朝鲜及阿拉伯七国语言，在科技史，尤其是农业史研究领域蜚声中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胡道静和他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道老因此被推选为总部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赞扬：“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两人由此成为莫逆之交。李约瑟每次访华，总要拜访他。
　　胡道静是安徽泾县人，远祖胡承珙是清乾嘉学派皖学名家。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清末民初的大藏书家、汉学名家，尤其朴安先生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学界。
　　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道老：清癯消瘦，穿一身旧蓝布中山装，颇似地道的中国老农。他操南方口音颇重的普通话，语调舒缓，声线细弱。虽然不容易听清楚，但那堂课上听他将各种古代类书的纂修、录副、刊印，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听这样的大学问家讲课实在是一种人生难得的享受。
　　那次上课，道老由长子小静陪同。小静一张方脸，头发乌黑，带深度近视眼镜，走路时脚有点跛，笑容可掬，彬彬有礼，显出一派谦谦君子的儒者风度。后来才知道小静的腿是“文革”中受迫害所致。当初他是上海师院的大学生，因为“炮打张春桥”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摔了一大跤，腿骨受伤，没有及时医治，从此变成了瘸子。胡道静也受其牵连被诬为“长胡子的后台老板”和“现行反革命”，经历了整整8年的铁窗生活。最可惜的是道老已经完稿的40万字《梦溪笔谈补证》，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目》和三卷《南方草木状》等文稿通通被焚毁，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交谈之下，知小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此后我们的交往开始频繁。小静给我的印象是儒雅而有教养，为人朴实而谦和，但又极其率真、耿直。我们常一起参加友人的聚会、出游和聊天。尽管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但他依然十分敢言，针砭时弊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许多朋友离我而去，小静反而和我更亲近。他鼓励我返回书斋，把多年研究佛学的成果撰写成书，并愿意担任责任编辑。
　　我交出《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不久，他很快就看完了书稿。效率之高，令我啧啧称奇，但他又看得十分仔细，对书稿中的问题直言不讳。即便是不熟悉的佛学，他都能指出错讹之处，显然是花时间去一一核对的。那篇审稿书，优雅的行文加上秀美的书法，堪称一篇让人赏心悦目的佳作。
　　书稿送审时被一位副总编辑扣压下来。此人在提拔过程中曾受我提携（注：作者之前系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他曾担任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的秘书，组织部门通不过。我爱其才华而为之说项。不料当我身处逆境时，他忘恩负义，为了避嫌而不惜刁难于我。小静据理力争而不果，只得把书稿转交给总编辑。
　　此位大姐一向被指为保守，对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向来不以为然。因此，我并不抱太大希望。结果，她不仅没有留难，反而赞叹道：“小魏也确实有才。”这都是小静后来告诉我的。
　　人品的高下优劣，人世间的是非恩怨实在难测。为了让书稿在我出国前问世，小静废寝忘食工作，终于使我得以带着油墨未干的新书上飞机。后来这本书被评为优秀图书奖，小静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来信，让我分享他的喜悦。
　　和小静的最后一面是在2005年。我经上海回苏州家中探忘年迈的父母。时任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老友陈昕让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挑书。这是我去国十余年来第一次走进这个熟悉的地方。第一个急于拜访的自然是小静兄，他从座椅上费力地站起来，还要尽量站直。这是他谦虚待人的一贯态度，这就是名门世家的家教。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噙着泪花，告诉我：“爸爸已经在前年去世。”我安慰了他几句，相约再找时间畅叙。可是每次匆匆路过上海都没能去见，总觉得来日方长。
　　意想不到的是在道老去世近4年后，小静兄竟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了，年仅64岁。缅怀故友，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