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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在2014年逐渐适应了换挡后的中低速。面对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高层力推一系列振奋市场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军工改制，金融发力，资本市场火爆的行情似乎正酝酿着一波牛市。
2014北京APEC会议期间，国家高层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设想，同时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分析认为，这为长久以来钳制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坊间甚至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除此之外，中国不仅有过剩产能，还有高达4万亿的外汇资产;而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由“世界工厂”到“世界投资人”的转变，倘若这一宏大设想得以实现，势必为中国的长久繁荣奠定基础。
当前，讨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似乎都要在“新常态”这一框架下进行。由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在被互联网经济冲击的2014年，几乎难有业内人士看好房地产行业，如果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支撑，那么未来的经济动力在哪里？
2015年即将来临，经历了经济转轨后，《英才》记者走访了多位知名经济学者，与他们一同探讨上述经济问题，梳理他们的经济建言，期冀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连奎：产能过剩是伪命题
中国经济增速更多受政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并不小。中国人均GDP才6000多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万美元，中国经济增长空间还非常大。
所谓中国经济“新常态”，首要的表现就是经济速度没那么快了，但是我本人并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经济增速变缓，应该是人均GDP2万元美元之后才会出现，至少应该是人均15000美元之后。
当前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速最高的时刻。中国在货币如此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速都能达到7.5%。正常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是8%—10%，而现在还是20%。只要把存款准备金率降到15%左右，中国经济超过9%没问题。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硬着陆了。这几年那么多的企业家跳楼，那么多的企业破产还不算硬着陆吗？对中国来说，不是经济增速降为零才算硬着陆。硬着陆就是看破产企业的数量。中国企业现在遭受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严峻局面。
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措施，确实对企业有利。但是反腐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可能已经超过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反腐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变的不作为。很多企业原来可以通过政府办成的事儿现在都办不成了。
我个人认为房地产还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不是靠市场化而是靠住房保障，毕竟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在城市买房。房地产是先行产业，没有房地产其他产业都发展不起来。
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中国企业家以9%的增速设计的产能，但是政府非要把经济控制在7%，于是就多出了20%的产能，这是产能过剩的根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重回9%，那产能不但不过剩，还短缺呢。中国根本就没必要对外输出产能了。
中国对外搞基建更多是经贸需求，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有亏损也有盈利。主要取决于经济大环境，很多亏损是大环境所致或是战略性亏损，主动亏损。更多的是考虑国家利益，从长期看，其实也相当于低价倾销占领市场。短期亏损是为了迎来将来更大的盈利，毕竟中国企业在海外被认可度比较低，还必须靠价格才能取得竞争优势。
对外输出资本，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认为这是输出产品的前奏，这跟纯粹财务投资不同，中国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未来作为驱动中国经济的主力，并不一定是哪个行业，而是多行业同时扩张，饮食、营养、化妆、旅游、汽车、医疗等会是增长点。
（高连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刘胜军：中国还不是世界投资人
当前面临的挑战不是短期的外部冲击，而是长期的转型压力。“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速的过渡，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从国际经验来看，5%左右的增速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而言是比较理想的“新常态”。
当然，从过去35年的9.8%下滑到5%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过去出口、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转向新的动力，包括创新、消费和城镇化。
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是趋势，没有必要阻止。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速的自然回落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少透支一些未来未必是一件坏事。
APEC期间高层着力向外推销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外汇储备高企，通过大力海外投资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不失为一举多得的办法。
但是不能指望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部面临的问题：海外投资只能带动比较有限的几个行业;从规模上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国内消费;从速度上看，从海外投资到带动国内出口，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虽然中国目前海外投资90%都是亏损的，但这是国企的体制因素决定的，应该鼓励民企海外投资，减少政府的不当激励。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固然值得肯定，但这只是中国超量外汇储备的出路，中国由“世界工厂”到“世界投资人”的转变实际并没有发生。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大程度是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导致，中国依然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且我们希望能继续保持这种地位，关键是要从低质量转向高质量的创新。
（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李健）
陆挺：国内更需基础设施投资
我预计2015年的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为7.1%。如果考虑短期情况，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基建等的增长，变化不会特别大，无非是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房地产投资像之前那样高速增长已经不可能了，能够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5%-10%，而不可能是15%-20%的增速。这其中也要看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改革推进的速度比较快，那5%-10%的房地产投资增速还可以维持3-5年，如果改革推进的速度较慢，接下来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更快速的下滑。
2013年对房地产来讲是非常火爆的一年，2011和2012年相对疲软。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14年底房地产的投资增速下调是因为2013年的投资额较高，而2015年的增长速度还会不会是同比-10%呢？可能性不大，这就是基数的问题。第二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整，目前限购和限贷政策基本上都已经取消了，除了几个一线城市。第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包括贷款利率、公积金等方面。第四就涉及到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我认为，改革的速度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政策在一些问题的方向上还并不是特别清晰。
实际上，土地改革的不充分造就了扭曲。最大的扭曲就是我们一边有大量的农民工，他们平时不住在农村里;另外一方面，在农村、小城镇里还有大量的建房。很多农民不想放弃土地，又想在城市里生活。这就造成国家结构性的房地产供应需求的扭曲。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传统的基础货币供应，外汇占款是很大一部分，现在外汇占款已经大量减少，所以降准是必然。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现在降不降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市的情况，当前股市火爆，不太可能出现降准，降准就相当于火上浇油。
我认为产能向海外输出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但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挽救中国的经济增长，产能输出是中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之内的宏观政策。另外，这一设想操作起来非常复杂。毕竟在国内和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的各方面因素，差距都很大。
走出去要循序渐进。要让企业逐渐摸爬滚打，而不是自上而下。国家战略就是减少政治风险，减少外交风险，把一些投资限制去掉。但走出去毕竟还是企业行为，还应该让企业一步一步地往外走。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还是国内需求不足。与其讲“马歇尔计划”，不如在未来两三年之内，着眼点放在把国内的基础设施建好，打破国内基础设施瓶颈，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还是非常欠缺的。比如在西部的一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鼓励户籍开放，让农民工能够融入到城市当中。
资金方面，央行完全有这个能力，廉价的资金可以转到国开行或者国有银行，来支持我们国家大城市、特大城市深度的城镇化。
（陆挺系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滕泰：A股领先经济复苏
经济“新常态”不宜被过分夸大，受累于投资下滑，经济增速降低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口不提振，消费增速稳步回落的情况下，投资下滑仍将成为2015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投资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是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的，2013年以来，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钱荒钱贵的问题持续发酵，客观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传统企业的毛利率实际上很低，也就10几点左右，而融资成本就逼近两位数，如此一来，过高的融资成本积压了企业本就宝贵的利润空间，投资行为自然受到抑制。
但是自从2014年5月以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了经济运行当中的重点工作。但是现在看来，实际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直到11月，央行宣布降息，才结束了政策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格局。
因此，2015年中国经济能不能稳住，关键取决于货币政策能不能尽快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想稳住经济增长，至少要实现两次降息和四次降准，否则经济增速还将下滑。
目前中国从世界工厂逐步转变为世界投资人，政策层面的推动其实是起到了顺水推舟的作用。因为近些年，中国在亚洲，非洲已经参与了非常多的基础建设的投资、运作。但是随着此类项目数目的扩大，法律层面，金融方面，信息方面的壁垒也随之凸显，因此国家适时推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其中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2015年，股市的表现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意外惊喜。股市一旦上升，将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
“经济增速回落，股市就不会好”的判断是十分幼稚的看法。如果股市上涨了，不仅企业股权价值提高可以从各银行获得更多的抵押融资，促进企业增加自主投资，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也会促进国内消费活跃。股市一涨、消费一活跃，厂商的商品就更容易卖出去，就会扩张投资、吸纳更多就业、实体经济的正向循环就形成了。
其实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发生体制改革或者调结构，主要就是股市涨了一倍多，刺激了消费和投资，从而逐渐复苏并走向正向循环。
2015年中国股市有望领先于经济开始复苏，动力首先来自于资金的流向变化。前几年，资金先后经历了集中流向房地产、影子银行。但是随着房地产的可预期收益减少，影子银行的风险收益也在降低，股市可预期的风险就会减少、相应的预期收益也会增加。
如此一来，风险收益三大资产市场的逆转会造成资金的流动变化，这将推动2015年资本市场产生确定性的牛市，这种牛市不但不会伤害中国经济，反而将极大地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复苏。
另外，利率下降趋势的形成也将为股市上涨提供支撑。
我相信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可以取代房地产曾经在经济运行当中的地位。但是未来的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金融产业以及服务业将会为经济运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滕泰系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韦森：输出高铁必须考虑如何还债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要顺应，不要慌。如果政府不能意识到经济增速的下行，依然用高投资或者政府投资，例如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走向大萧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持续的高增长，中国持续30年非常不容易，即使是7%也是西方历史上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候进入中速增长期，并不是坏事。 包括“一路一带”在内的海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输出国内的产能过剩，但背后的动因都是中国经济的下行。中国海外投资存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债务的偿还。这些西方和中亚国家为什么不搞基础设施建设？原因是财政赤字是GDP的好几倍，政府入不敷出，没有资本。中国的高铁建在哪里，钱怎么收回来必须要考虑。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有比较大的差异，日本经济崛起后，进行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他们在马来西亚生产相机，在泰国生产镜头。这些投资包含大量的技术创新，而中国更多是靠引进别国技术发展自己的产业，还没有创新的技术推到海外去。将高铁推出去，需要注意高铁不是消费者买单，而是政府买单，很多政府连工资都发不起，怎么还债？
目前要解决的是创新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政府的工作，要将创新归还给企业。但面临的困境是，中国企业目前亏损非常严重，拿什么创新？而且在中国做实业不赚钱，很多人有钱去做房地产，去投资股市，没有人做企业，怎么会创新？归根结底，要放开货币政策，要减税，先让企业活过来，然后才能创新。
房地产下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未来房产登记正式实行了，很多贪官就要处理手上的房子，如果大家都想短时间内出手，就会出现大量的空置房，房地产就会有跌的一天。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以前靠钢铁水泥等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以后要靠服务部门和虚拟部门推动。已经有很多国外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观点，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依靠实体和投资，转向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速就会降低。因为他不像实体投资那样见效快。但中国必须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这将是未来的经济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过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证券化率（证券总市值与GDP比值）才几毛钱，而在美国，1美元则对应10美元有价证券。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美国1828年的水平，差距非常大。美国金融行业创造的GDP占总值的21%左右，中国只有百分之7点几。美国的实体部门创造的GDP为11.7%，有88%左右来自于虚拟部门，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韦森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李健）
向松祚：资本输出是大势所趋
建设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产能输出到国外，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国内市场只能消化全部产能的60%，剩下40%的产能有些要淘汰，一部分出口。修高铁，建设“一路一带”，实现亚洲互联互通，这也能消化一部分。
但这不是最佳的办法，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兼并重组。有些企业就该死掉，政府不能兜底。现在有很多钢铁企业靠政府补贴过日子，如果让他破产意味着失业，GDP下滑，但客观上讲，如果都不愿意关闭，那产能过剩只能更加严重。
设立丝路基金，输出过剩资本储备，这也是大势所趋，中国确实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改变美元主导的金融货币格局，这具有长远意义。亚洲国家跟中国经济密切相关，我们拿一些钱，牵头做一些事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也非常有利。但外汇储备的管理未来更多的还是要藏富于民，让老百姓和企业家自己去管理外汇。我们现在庞大的外汇储备都是因为结汇，对外投资没有完全对外放开造成的。
现在已经有条件把资本账户放开，让个人创汇的额度放开。中国的老百姓多么希望在国外购买房产、土地、酒庄，为什么要把外汇储备放在国内，老百姓现在额度每年只有5万美元，这些都需要改变。
应该说任何一个产业不可能永远支撑经济增长，因为投资一旦过度，产能就饱和过剩，房地产现在也是产能过剩，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库存。制造业也是如此。不可能老指望制造业和房地产。房地产仍然占中国经济非常大的比重，但增速肯定是下降的。
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四大行业，第一是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旅游 和文化娱乐;第二是高科技;第三是新材料;第四是新能源。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一定是持续下滑，但是这种下滑并不意味着悲观，这是客观规律。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快，是一个常识。
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例外现象，并非常态。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只有38个，也就占6/1。持续快速增长更不是常态，38个国家里面实现过持续10年以上快速增长的只有5个，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
这些国家最基本的共性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我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技术的积累，而这些最终取决于教育。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好，经济增长水平最好的国家一定是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
中国面向未来二三十年，最核心的是改革教育。中国最终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只有一条就是搞教育。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大公司，类似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但即使是互联网这个很热的行业，跟最先进的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为我们是追随者，不是引领者，要成为引领者，就不单靠商业模式，融资可以解决。而是要看教育，能不能真正出现划时代的东西。
（向松祚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朱海斌：房地产的“窟窿”不会轻易补上
2014年的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往年明显减少。
我们经常会谈到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2014年“投资+消费”所组成的内需表现相当疲软，虽然前三个季度GDP的表现仍维持在7.3%—7.4%的增长，但这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出口扭转了2013年的负增长，进而贡献了1个多点。因此，2014年内需的表现是1999年以来最不好的。
内需方面，消费的表现相对稳定，投资则无疑成为了当前经济下行的最大压力。
具体来看，投资当中制造业仍然维持了近几年的颓势;房地产在2014年进入了下行通道，虽然近期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地产行业的压力，但是供大于求的局面并未改变，房地产投资可能会进一步放缓;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对稳定。
源于2008年后投资热潮的兴起，过剩产能的增长、投资回报率下滑等问题凸显无遗。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国内市场强行去产能，势必会加大经济下行的风险，甚至会产生经济硬着陆的可能。因此，APEC期间，国家主导的对外输出基建项目对经济结构调整有着积极的意义。
虽然这种项目输出不乏政治因素的考量，但这对中国和相关国家而言会是个双赢的结果。如何以成熟的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放缓是2014年宏观经济最大的负面因素。根据估计，房地产投资从2013年的20%增长预期放缓至2014年的11%-12%，这将使GDP增速下拉约一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贡献了58%的钢材需求，并贡献了28%的水泥需求。因此，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溢出效应将涉及经济的多个领域。
2015全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可能为-6%左右，较我预计的2014年增速（11%-12%）进一步放缓。因此，房地产投资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这会对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和家具）的需求造成进一步的打压。我认为，2015年房地产行业将经历进一步的整合。“黄金十年”已经结束，未来房地产行业将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大健康行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水利、环保、新能源行业有可能取代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因为从体量上而言，这两个行业是最具有潜能的。但是短期内，房地产的“窟窿”不会轻易被补上，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2014北京APEC会议期间，国家高层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设想，同时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分析认为，这为长久以来钳制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坊间甚至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除此之外，中国不仅有过剩产能，还有高达4万亿的外汇资产;而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由“世界工厂”到“世界投资人”的转变，倘若这一宏大设想得以实现，势必为中国的长久繁荣奠定基础。
当前，讨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似乎都要在“新常态”这一框架下进行。由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在被互联网经济冲击的2014年，几乎难有业内人士看好房地产行业，如果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支撑，那么未来的经济动力在哪里？
2015年即将来临，经历了经济转轨后，《英才》记者走访了多位知名经济学者，与他们一同探讨上述经济问题，梳理他们的经济建言，期冀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连奎：产能过剩是伪命题
中国经济增速更多受政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并不小。中国人均GDP才6000多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万美元，中国经济增长空间还非常大。
所谓中国经济“新常态”，首要的表现就是经济速度没那么快了，但是我本人并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经济增速变缓，应该是人均GDP2万元美元之后才会出现，至少应该是人均15000美元之后。
当前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速最高的时刻。中国在货币如此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速都能达到7.5%。正常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是8%—10%，而现在还是20%。只要把存款准备金率降到15%左右，中国经济超过9%没问题。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硬着陆了。这几年那么多的企业家跳楼，那么多的企业破产还不算硬着陆吗？对中国来说，不是经济增速降为零才算硬着陆。硬着陆就是看破产企业的数量。中国企业现在遭受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严峻局面。
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措施，确实对企业有利。但是反腐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可能已经超过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反腐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变的不作为。很多企业原来可以通过政府办成的事儿现在都办不成了。
我个人认为房地产还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不是靠市场化而是靠住房保障，毕竟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在城市买房。房地产是先行产业，没有房地产其他产业都发展不起来。
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中国企业家以9%的增速设计的产能，但是政府非要把经济控制在7%，于是就多出了20%的产能，这是产能过剩的根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重回9%，那产能不但不过剩，还短缺呢。中国根本就没必要对外输出产能了。
中国对外搞基建更多是经贸需求，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有亏损也有盈利。主要取决于经济大环境，很多亏损是大环境所致或是战略性亏损，主动亏损。更多的是考虑国家利益，从长期看，其实也相当于低价倾销占领市场。短期亏损是为了迎来将来更大的盈利，毕竟中国企业在海外被认可度比较低，还必须靠价格才能取得竞争优势。
对外输出资本，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认为这是输出产品的前奏，这跟纯粹财务投资不同，中国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未来作为驱动中国经济的主力，并不一定是哪个行业，而是多行业同时扩张，饮食、营养、化妆、旅游、汽车、医疗等会是增长点。
（高连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刘胜军：中国还不是世界投资人
当前面临的挑战不是短期的外部冲击，而是长期的转型压力。“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速的过渡，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从国际经验来看，5%左右的增速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而言是比较理想的“新常态”。
当然，从过去35年的9.8%下滑到5%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过去出口、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转向新的动力，包括创新、消费和城镇化。
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是趋势，没有必要阻止。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速的自然回落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少透支一些未来未必是一件坏事。
APEC期间高层着力向外推销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外汇储备高企，通过大力海外投资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不失为一举多得的办法。
但是不能指望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部面临的问题：海外投资只能带动比较有限的几个行业;从规模上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国内消费;从速度上看，从海外投资到带动国内出口，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虽然中国目前海外投资90%都是亏损的，但这是国企的体制因素决定的，应该鼓励民企海外投资，减少政府的不当激励。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固然值得肯定，但这只是中国超量外汇储备的出路，中国由“世界工厂”到“世界投资人”的转变实际并没有发生。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大程度是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导致，中国依然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且我们希望能继续保持这种地位，关键是要从低质量转向高质量的创新。
（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李健）
陆挺：国内更需基础设施投资
我预计2015年的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为7.1%。如果考虑短期情况，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基建等的增长，变化不会特别大，无非是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房地产投资像之前那样高速增长已经不可能了，能够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5%-10%，而不可能是15%-20%的增速。这其中也要看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改革推进的速度比较快，那5%-10%的房地产投资增速还可以维持3-5年，如果改革推进的速度较慢，接下来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更快速的下滑。
2013年对房地产来讲是非常火爆的一年，2011和2012年相对疲软。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14年底房地产的投资增速下调是因为2013年的投资额较高，而2015年的增长速度还会不会是同比-10%呢？可能性不大，这就是基数的问题。第二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整，目前限购和限贷政策基本上都已经取消了，除了几个一线城市。第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包括贷款利率、公积金等方面。第四就涉及到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我认为，改革的速度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政策在一些问题的方向上还并不是特别清晰。
实际上，土地改革的不充分造就了扭曲。最大的扭曲就是我们一边有大量的农民工，他们平时不住在农村里;另外一方面，在农村、小城镇里还有大量的建房。很多农民不想放弃土地，又想在城市里生活。这就造成国家结构性的房地产供应需求的扭曲。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传统的基础货币供应，外汇占款是很大一部分，现在外汇占款已经大量减少，所以降准是必然。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现在降不降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市的情况，当前股市火爆，不太可能出现降准，降准就相当于火上浇油。
我认为产能向海外输出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但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挽救中国的经济增长，产能输出是中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之内的宏观政策。另外，这一设想操作起来非常复杂。毕竟在国内和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的各方面因素，差距都很大。
走出去要循序渐进。要让企业逐渐摸爬滚打，而不是自上而下。国家战略就是减少政治风险，减少外交风险，把一些投资限制去掉。但走出去毕竟还是企业行为，还应该让企业一步一步地往外走。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还是国内需求不足。与其讲“马歇尔计划”，不如在未来两三年之内，着眼点放在把国内的基础设施建好，打破国内基础设施瓶颈，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还是非常欠缺的。比如在西部的一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鼓励户籍开放，让农民工能够融入到城市当中。
资金方面，央行完全有这个能力，廉价的资金可以转到国开行或者国有银行，来支持我们国家大城市、特大城市深度的城镇化。
（陆挺系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滕泰：A股领先经济复苏
经济“新常态”不宜被过分夸大，受累于投资下滑，经济增速降低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口不提振，消费增速稳步回落的情况下，投资下滑仍将成为2015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投资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是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的，2013年以来，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钱荒钱贵的问题持续发酵，客观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传统企业的毛利率实际上很低，也就10几点左右，而融资成本就逼近两位数，如此一来，过高的融资成本积压了企业本就宝贵的利润空间，投资行为自然受到抑制。
但是自从2014年5月以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了经济运行当中的重点工作。但是现在看来，实际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直到11月，央行宣布降息，才结束了政策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格局。
因此，2015年中国经济能不能稳住，关键取决于货币政策能不能尽快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想稳住经济增长，至少要实现两次降息和四次降准，否则经济增速还将下滑。
目前中国从世界工厂逐步转变为世界投资人，政策层面的推动其实是起到了顺水推舟的作用。因为近些年，中国在亚洲，非洲已经参与了非常多的基础建设的投资、运作。但是随着此类项目数目的扩大，法律层面，金融方面，信息方面的壁垒也随之凸显，因此国家适时推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其中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2015年，股市的表现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意外惊喜。股市一旦上升，将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
“经济增速回落，股市就不会好”的判断是十分幼稚的看法。如果股市上涨了，不仅企业股权价值提高可以从各银行获得更多的抵押融资，促进企业增加自主投资，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也会促进国内消费活跃。股市一涨、消费一活跃，厂商的商品就更容易卖出去，就会扩张投资、吸纳更多就业、实体经济的正向循环就形成了。
其实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发生体制改革或者调结构，主要就是股市涨了一倍多，刺激了消费和投资，从而逐渐复苏并走向正向循环。
2015年中国股市有望领先于经济开始复苏，动力首先来自于资金的流向变化。前几年，资金先后经历了集中流向房地产、影子银行。但是随着房地产的可预期收益减少，影子银行的风险收益也在降低，股市可预期的风险就会减少、相应的预期收益也会增加。
如此一来，风险收益三大资产市场的逆转会造成资金的流动变化，这将推动2015年资本市场产生确定性的牛市，这种牛市不但不会伤害中国经济，反而将极大地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复苏。
另外，利率下降趋势的形成也将为股市上涨提供支撑。
我相信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可以取代房地产曾经在经济运行当中的地位。但是未来的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金融产业以及服务业将会为经济运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滕泰系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韦森：输出高铁必须考虑如何还债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要顺应，不要慌。如果政府不能意识到经济增速的下行，依然用高投资或者政府投资，例如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走向大萧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持续的高增长，中国持续30年非常不容易，即使是7%也是西方历史上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候进入中速增长期，并不是坏事。 包括“一路一带”在内的海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输出国内的产能过剩，但背后的动因都是中国经济的下行。中国海外投资存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债务的偿还。这些西方和中亚国家为什么不搞基础设施建设？原因是财政赤字是GDP的好几倍，政府入不敷出，没有资本。中国的高铁建在哪里，钱怎么收回来必须要考虑。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有比较大的差异，日本经济崛起后，进行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他们在马来西亚生产相机，在泰国生产镜头。这些投资包含大量的技术创新，而中国更多是靠引进别国技术发展自己的产业，还没有创新的技术推到海外去。将高铁推出去，需要注意高铁不是消费者买单，而是政府买单，很多政府连工资都发不起，怎么还债？
目前要解决的是创新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政府的工作，要将创新归还给企业。但面临的困境是，中国企业目前亏损非常严重，拿什么创新？而且在中国做实业不赚钱，很多人有钱去做房地产，去投资股市，没有人做企业，怎么会创新？归根结底，要放开货币政策，要减税，先让企业活过来，然后才能创新。
房地产下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未来房产登记正式实行了，很多贪官就要处理手上的房子，如果大家都想短时间内出手，就会出现大量的空置房，房地产就会有跌的一天。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以前靠钢铁水泥等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以后要靠服务部门和虚拟部门推动。已经有很多国外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观点，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依靠实体和投资，转向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速就会降低。因为他不像实体投资那样见效快。但中国必须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这将是未来的经济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过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证券化率（证券总市值与GDP比值）才几毛钱，而在美国，1美元则对应10美元有价证券。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美国1828年的水平，差距非常大。美国金融行业创造的GDP占总值的21%左右，中国只有百分之7点几。美国的实体部门创造的GDP为11.7%，有88%左右来自于虚拟部门，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韦森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李健）
向松祚：资本输出是大势所趋
建设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产能输出到国外，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国内市场只能消化全部产能的60%，剩下40%的产能有些要淘汰，一部分出口。修高铁，建设“一路一带”，实现亚洲互联互通，这也能消化一部分。
但这不是最佳的办法，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兼并重组。有些企业就该死掉，政府不能兜底。现在有很多钢铁企业靠政府补贴过日子，如果让他破产意味着失业，GDP下滑，但客观上讲，如果都不愿意关闭，那产能过剩只能更加严重。
设立丝路基金，输出过剩资本储备，这也是大势所趋，中国确实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改变美元主导的金融货币格局，这具有长远意义。亚洲国家跟中国经济密切相关，我们拿一些钱，牵头做一些事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也非常有利。但外汇储备的管理未来更多的还是要藏富于民，让老百姓和企业家自己去管理外汇。我们现在庞大的外汇储备都是因为结汇，对外投资没有完全对外放开造成的。
现在已经有条件把资本账户放开，让个人创汇的额度放开。中国的老百姓多么希望在国外购买房产、土地、酒庄，为什么要把外汇储备放在国内，老百姓现在额度每年只有5万美元，这些都需要改变。
应该说任何一个产业不可能永远支撑经济增长，因为投资一旦过度，产能就饱和过剩，房地产现在也是产能过剩，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库存。制造业也是如此。不可能老指望制造业和房地产。房地产仍然占中国经济非常大的比重，但增速肯定是下降的。
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四大行业，第一是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旅游 和文化娱乐;第二是高科技;第三是新材料;第四是新能源。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一定是持续下滑，但是这种下滑并不意味着悲观，这是客观规律。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快，是一个常识。
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例外现象，并非常态。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只有38个，也就占6/1。持续快速增长更不是常态，38个国家里面实现过持续10年以上快速增长的只有5个，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
这些国家最基本的共性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我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技术的积累，而这些最终取决于教育。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好，经济增长水平最好的国家一定是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
中国面向未来二三十年，最核心的是改革教育。中国最终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只有一条就是搞教育。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大公司，类似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但即使是互联网这个很热的行业，跟最先进的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为我们是追随者，不是引领者，要成为引领者，就不单靠商业模式，融资可以解决。而是要看教育，能不能真正出现划时代的东西。
（向松祚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朱海斌：房地产的“窟窿”不会轻易补上
2014年的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往年明显减少。
我们经常会谈到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2014年“投资+消费”所组成的内需表现相当疲软，虽然前三个季度GDP的表现仍维持在7.3%—7.4%的增长，但这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出口扭转了2013年的负增长，进而贡献了1个多点。因此，2014年内需的表现是1999年以来最不好的。
内需方面，消费的表现相对稳定，投资则无疑成为了当前经济下行的最大压力。
具体来看，投资当中制造业仍然维持了近几年的颓势;房地产在2014年进入了下行通道，虽然近期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地产行业的压力，但是供大于求的局面并未改变，房地产投资可能会进一步放缓;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对稳定。
源于2008年后投资热潮的兴起，过剩产能的增长、投资回报率下滑等问题凸显无遗。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国内市场强行去产能，势必会加大经济下行的风险，甚至会产生经济硬着陆的可能。因此，APEC期间，国家主导的对外输出基建项目对经济结构调整有着积极的意义。
虽然这种项目输出不乏政治因素的考量，但这对中国和相关国家而言会是个双赢的结果。如何以成熟的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放缓是2014年宏观经济最大的负面因素。根据估计，房地产投资从2013年的20%增长预期放缓至2014年的11%-12%，这将使GDP增速下拉约一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贡献了58%的钢材需求，并贡献了28%的水泥需求。因此，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溢出效应将涉及经济的多个领域。
2015全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可能为-6%左右，较我预计的2014年增速（11%-12%）进一步放缓。因此，房地产投资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这会对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和家具）的需求造成进一步的打压。我认为，2015年房地产行业将经历进一步的整合。“黄金十年”已经结束，未来房地产行业将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大健康行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水利、环保、新能源行业有可能取代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因为从体量上而言，这两个行业是最具有潜能的。但是短期内，房地产的“窟窿”不会轻易被补上，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