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专栏刊载的《谁在麻木不仁？》一文中，我对国内本土卫生IT产业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忧虑。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中国本土的卫生IT产业，无论是从技术领先性还是服务模式，都与世界级差距甚远。每每看到像GE、西门子、东芝、日立这样的巨头活跃在卫生IT领域时，这种差距感就会更强烈。且不说中国是否具有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即便有了一些产业规模的企业，目前也很难将产业多元化的触角，伸向数字化健康产业。但国外的巨无霸企业恰恰这样做了，信息技术就是如此奇妙。
　　数字技术已渗透到药物研究、临床诊治、检查、影像、管理信息系统当中。中国本土企业目前所能触及的范围，显然还很窄，而且主要集中在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领域。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些领域，中国本土企业的答卷也不够漂亮。除却一些前沿性技术领域，要做大卫生信息化产业，还是有赖于能否克服依然沉重的传统管理体制以及观念之缚。
　　受困于体制之因，医保信息化在全国各地并不顺利。上海市民是全中国最幸福的市民群体之一。早在大约10年前，上海市就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实时支付。上海的出租司机说，每次看完病，只要一刷社保卡，该医保报销的部分就可以报销了，自己只要承担非医保支付的部分即可。
　　在“新农合”覆盖的许多地方，农民朋友看病，有的也已经不再需要垫付足额的医药费，就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相应的医药费补偿。
　　而北京却不是这样。在北京，医保还不能做到实时支付，市民“申请”医保支付十分不便。一般的小病，企业职工通常先动用企业自己投保的商业保险支付。职工们需要小心保存好每次看病的医生处方和医药费收据，等到保险公司来报销的日子，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表单，耐心地填写一些每次必须重复的个人信息，仔细地回忆所看过的病情，然后把单据提交给保险公司，至于能够报销其中的多少，只有等保险公司的结果，要么就只好自己时不时去查一下。而要动用社会保险，则需要超过一定的额度。种种障碍，使得医保作为一种社会保险手段的功能，大打折扣。北京市卫生局也宣布年内将实现医保的实时支付。
　　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不是信息技术自身的问题。但是，它却抑制了卫生IT产业的壮大。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只有一个，畸形的管理体制，只能导致畸形的产业。
　　自3月初本专栏推出“信息化与医改同行”系列思考至今已有10期，并将暂告一段落。期间得到了众多卫生信息化专家和前辈的指点，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在此一并致谢。本报仍将在实务版继续推出“信息化与医改同行”系列谈，并在积极策划筹备出版《新卫生》专刊。专刊将更加聚焦于信息技术如何创新卫生管理观念、模式与服务，并且不久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