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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有时是缓慢而至的。
蓦然见到一张“斗私批修讲用会”的老照片，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太遥远了，三十多年前的悲哀，突兀在眼前定格，原本不想触动的记忆浮现在眼前，仿佛一件尘封多年的什物，触手可及，心隐隐作痛。
也许，至今我也不应说出心中的“隐痛”——“要斗私批修”导致的革命行动——让我的祖父在一夜之间，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浪荡了一辈子的老头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晚年，竟会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所出卖。那天，他畏缩在昏暗的小屋里，恨得咬牙切齿，骂骂咧咧，随手抓起床头的那个小闹钟，想砸碎心中的苦痛与忿懑，这是1968年秋的一个夜晚。
那一年，我13岁。我的弟弟3岁。
几十年后的今天，弟弟对当时的一切已没有什么记忆了。可事情的确发生过，且千真万确：正在蹒跚学步的3岁的弟弟，不时模仿着外部世界的一切，开口闭口“打倒、打倒……”（那是一个“打倒一切”的时代），懵懂中竟喊出了“打倒毛主席！”全家人大惊失色。父亲一个巴掌打过去，可怜的弟弟呆住了！父亲自己也惶惶不安，“孩子太小，不懂事，我们就当什么也没有听见……”父亲又冲着我：“不许你到外面胡说八道！”祖父、祖母在一旁连连点头称是，在场的还有我的大姑母——她刚从农村归来，户口还没有落实。
这样的恐惧，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无法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然而，它却活生生地反映出那一时代的荒唐。在那个时代，因言获罪的大有人在。人们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一言不慎，说错了话，站错了对。绝非危言耸听，早晨你还是“同志”加“兄弟”，晚上就沦落为“牛鬼蛇神”、“黑五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弟弟的失言发生在家中，照理不应成为什么问题。可在不久前，毛泽东巡视了大江南北，提出全国人民都“要斗私批修”，并警告说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一個“私”字，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个个争先，“狠斗私字一闪念”，真诚者固然不乏其人，顺势者亦不为少，而藉此达到个人目的或报复者也纷纷出笼，我的大姑母就做了这样的蠢事。
祖父与大姑母的矛盾由来已久。
大姑母随转业的丈夫去了农村，不堪忍受其苦，竟采用假离婚的手法独自回到了家。祖父不满，说她这个人无情无义。大姑母反唇相讥，说这个家衰败到今天这般地步，就是祖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结果。确实，新政权后，政府让祖父去做中学老师——这是一种照顾，竟被他拒绝了。祖父读过两所大学，一次在上海，一次在香港。在他的人生履历里，除了这两次求学，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祖父不愿工作，可为什么不愿工作，却没人能说清楚。祖父是应当出去工作的，因为祖母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那时，我父亲19岁，大姑母15岁，二姑母13岁，三姑母11岁，小叔3岁。到了1953年，最小的姑母又出生了。那时曾祖母还健在，祖父是她惟一的儿子。这个家本应以他为支柱，他却放弃了这份责任。从此，变卖家产成了他这辈子惟一的职业。这个家再也没有兴旺过。
祖父一直过着浪荡的生活。他属于旧政权的狼奶养大的那种人，他怀念那时的日子，那里有他的放浪形骸，有他的金钱美女，有他的生死之交，也有他不三不四的朋友。然而，天旋地转，过去的一切，已与他毫不相干，他应当脱胎换骨才对。张群，可谓大人物了，祖父说那是他的朋友；张鹤龄，国防部次长，也是祖父的朋友，同住钟岚里，我父亲还是他的干儿子；还有一位肖某人，中央委员，曾带着女儿来提亲，被祖父拒绝了。可这些人与你有何相干？人家张群到台湾去了，与蒋介石在一起；张鹤龄到香港去了，与程思远在一起；只有那个姓肖的，后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总之，这些人与祖父毫不相干，还有徐悲鸿先生、万古蟾先生、梅兰芳先生，祖父也说是自己的朋友，可他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最重要的选择，从此阳光明媚，荆棘中开出了鲜花。祖父呢？
政府对祖父还是宽容的，对他也未作深究，只要他本本份份、老老实实就行了。“文革”来了，大字报满世界，政府还是没有将他划入“四类分子”之列。但大祸终于临头，问题出在大姑母身上，她从农村归来，看不惯祖父终日无所事事，动辄指责他游手好闲——剥削儿女——寄生虫，话虽说得不错，也是事实，但这样的人就是浪荡惯了，只要不惹事生非就让他去吧！可大姑母与祖父的冲突不断，祖父大骂她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惜假离婚，于天下情理而不顾。祖父的话点到了大姑母的痛处，两人反目为仇。当时那个家总是吵吵闹闹的，而祖父确有不自觉之处。有一天晚上，他又喝酒，嫌菜少，嚷嚷着让我上街去买花生米，大姑母嗤之以鼻，就是不让我去，并说：“这个老头真是修了，恶习不改，就是买回来我也替你扔掉！”祖父一听，勃然大怒，走进厨房，拎起煤炉就从窗口扔了出去，火红的煤球在地上燃烧得吱吱作响，吓得我目瞪口呆。大姑母也不甘示弱，将手中的筷子朝后一摔，冲出家门，对着院子大喊起来：“反革命造反了，反革命造反了……”所有人都跑了出来，大姑母边哭边控诉，将弟弟失言的事情和盘托出，并铁口直断，说就是这个坏老头教唆的，否则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会如此恶毒……
是啊，一个3岁的无知的孩子，若没有人在背后教唆、指使，怎能喊出如此反动的口号？众人议论纷纷。这个女人说得不错，老头你无法狡赖，凭什么说这孩子原先是想喊“打倒刘少奇”的？纸最终是包不住火的，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二天居委会就找到大姑母，让她把事情说个明白。我父亲也跑了去，反复解释，试图做最后的挽救。但为时已晚，街道决定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斗私批修讲用会”，让大姑母诉说自己是怎样从隐瞒到觉悟，再到“大义灭亲”，从而完成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心理路程的；另一个是对祖父的批斗会，正式宣布给他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老账新账一齐算，接受监督改造。每天打扫完大院的两个厕所之后，还要去居委会报到。从精神到肉体，祖父被彻底打垮了，在强大的攻势之下，他有口难辩，只好承认自己是教唆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从此，祖父成了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头，见人迎面走来连笑笑也不敢，赶紧让道。大姑母成了“斗私批修”的先进分子，自然也有了回报——她的户口迁了回来，而这个家的亲情却毁于一旦，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谁也不敢公开指责大姑母，尽管私底下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在边疆插队的叔父和小姑母对自己的父亲虽也有所不满，但对事情闹到这种程度却始料未及，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处境。
这是一个真实的、难以启齿的故事。
所幸，1971年祖父死于癌症，全家人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与父母还有弟弟最终被下放到了苏北农村，一呆就是11年。大姑母的“大义灭亲”让我耿耿于怀，我是弟弟失言的见证人，当时他就与我在一起。大姑母后来争辩这是当时“斗私批修”的需要，总不能眼睁睁地与大家一起隐瞒，她也是想革命的。可祖父却是因她的“革命行动”而被冤枉的，当时像他那样的人早已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还敢有半点“反革命”之心啊！我的父母至今与大姑母都很少往来，其他亲友大概也是这样，而我见到她则是无话可说，少年的记忆刻骨铭心。
（摘自《老照片》，有删节）
蓦然见到一张“斗私批修讲用会”的老照片，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太遥远了，三十多年前的悲哀，突兀在眼前定格，原本不想触动的记忆浮现在眼前，仿佛一件尘封多年的什物，触手可及，心隐隐作痛。
也许，至今我也不应说出心中的“隐痛”——“要斗私批修”导致的革命行动——让我的祖父在一夜之间，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浪荡了一辈子的老头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晚年，竟会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所出卖。那天，他畏缩在昏暗的小屋里，恨得咬牙切齿，骂骂咧咧，随手抓起床头的那个小闹钟，想砸碎心中的苦痛与忿懑，这是1968年秋的一个夜晚。
那一年，我13岁。我的弟弟3岁。
几十年后的今天，弟弟对当时的一切已没有什么记忆了。可事情的确发生过，且千真万确：正在蹒跚学步的3岁的弟弟，不时模仿着外部世界的一切，开口闭口“打倒、打倒……”（那是一个“打倒一切”的时代），懵懂中竟喊出了“打倒毛主席！”全家人大惊失色。父亲一个巴掌打过去，可怜的弟弟呆住了！父亲自己也惶惶不安，“孩子太小，不懂事，我们就当什么也没有听见……”父亲又冲着我：“不许你到外面胡说八道！”祖父、祖母在一旁连连点头称是，在场的还有我的大姑母——她刚从农村归来，户口还没有落实。
这样的恐惧，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无法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然而，它却活生生地反映出那一时代的荒唐。在那个时代，因言获罪的大有人在。人们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一言不慎，说错了话，站错了对。绝非危言耸听，早晨你还是“同志”加“兄弟”，晚上就沦落为“牛鬼蛇神”、“黑五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弟弟的失言发生在家中，照理不应成为什么问题。可在不久前，毛泽东巡视了大江南北，提出全国人民都“要斗私批修”，并警告说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一個“私”字，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个个争先，“狠斗私字一闪念”，真诚者固然不乏其人，顺势者亦不为少，而藉此达到个人目的或报复者也纷纷出笼，我的大姑母就做了这样的蠢事。
祖父与大姑母的矛盾由来已久。
大姑母随转业的丈夫去了农村，不堪忍受其苦，竟采用假离婚的手法独自回到了家。祖父不满，说她这个人无情无义。大姑母反唇相讥，说这个家衰败到今天这般地步，就是祖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结果。确实，新政权后，政府让祖父去做中学老师——这是一种照顾，竟被他拒绝了。祖父读过两所大学，一次在上海，一次在香港。在他的人生履历里，除了这两次求学，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祖父不愿工作，可为什么不愿工作，却没人能说清楚。祖父是应当出去工作的，因为祖母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那时，我父亲19岁，大姑母15岁，二姑母13岁，三姑母11岁，小叔3岁。到了1953年，最小的姑母又出生了。那时曾祖母还健在，祖父是她惟一的儿子。这个家本应以他为支柱，他却放弃了这份责任。从此，变卖家产成了他这辈子惟一的职业。这个家再也没有兴旺过。
祖父一直过着浪荡的生活。他属于旧政权的狼奶养大的那种人，他怀念那时的日子，那里有他的放浪形骸，有他的金钱美女，有他的生死之交，也有他不三不四的朋友。然而，天旋地转，过去的一切，已与他毫不相干，他应当脱胎换骨才对。张群，可谓大人物了，祖父说那是他的朋友；张鹤龄，国防部次长，也是祖父的朋友，同住钟岚里，我父亲还是他的干儿子；还有一位肖某人，中央委员，曾带着女儿来提亲，被祖父拒绝了。可这些人与你有何相干？人家张群到台湾去了，与蒋介石在一起；张鹤龄到香港去了，与程思远在一起；只有那个姓肖的，后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总之，这些人与祖父毫不相干，还有徐悲鸿先生、万古蟾先生、梅兰芳先生，祖父也说是自己的朋友，可他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最重要的选择，从此阳光明媚，荆棘中开出了鲜花。祖父呢？
政府对祖父还是宽容的，对他也未作深究，只要他本本份份、老老实实就行了。“文革”来了，大字报满世界，政府还是没有将他划入“四类分子”之列。但大祸终于临头，问题出在大姑母身上，她从农村归来，看不惯祖父终日无所事事，动辄指责他游手好闲——剥削儿女——寄生虫，话虽说得不错，也是事实，但这样的人就是浪荡惯了，只要不惹事生非就让他去吧！可大姑母与祖父的冲突不断，祖父大骂她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惜假离婚，于天下情理而不顾。祖父的话点到了大姑母的痛处，两人反目为仇。当时那个家总是吵吵闹闹的，而祖父确有不自觉之处。有一天晚上，他又喝酒，嫌菜少，嚷嚷着让我上街去买花生米，大姑母嗤之以鼻，就是不让我去，并说：“这个老头真是修了，恶习不改，就是买回来我也替你扔掉！”祖父一听，勃然大怒，走进厨房，拎起煤炉就从窗口扔了出去，火红的煤球在地上燃烧得吱吱作响，吓得我目瞪口呆。大姑母也不甘示弱，将手中的筷子朝后一摔，冲出家门，对着院子大喊起来：“反革命造反了，反革命造反了……”所有人都跑了出来，大姑母边哭边控诉，将弟弟失言的事情和盘托出，并铁口直断，说就是这个坏老头教唆的，否则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会如此恶毒……
是啊，一个3岁的无知的孩子，若没有人在背后教唆、指使，怎能喊出如此反动的口号？众人议论纷纷。这个女人说得不错，老头你无法狡赖，凭什么说这孩子原先是想喊“打倒刘少奇”的？纸最终是包不住火的，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二天居委会就找到大姑母，让她把事情说个明白。我父亲也跑了去，反复解释，试图做最后的挽救。但为时已晚，街道决定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斗私批修讲用会”，让大姑母诉说自己是怎样从隐瞒到觉悟，再到“大义灭亲”，从而完成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心理路程的；另一个是对祖父的批斗会，正式宣布给他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老账新账一齐算，接受监督改造。每天打扫完大院的两个厕所之后，还要去居委会报到。从精神到肉体，祖父被彻底打垮了，在强大的攻势之下，他有口难辩，只好承认自己是教唆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从此，祖父成了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头，见人迎面走来连笑笑也不敢，赶紧让道。大姑母成了“斗私批修”的先进分子，自然也有了回报——她的户口迁了回来，而这个家的亲情却毁于一旦，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谁也不敢公开指责大姑母，尽管私底下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在边疆插队的叔父和小姑母对自己的父亲虽也有所不满，但对事情闹到这种程度却始料未及，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处境。
这是一个真实的、难以启齿的故事。
所幸，1971年祖父死于癌症，全家人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与父母还有弟弟最终被下放到了苏北农村，一呆就是11年。大姑母的“大义灭亲”让我耿耿于怀，我是弟弟失言的见证人，当时他就与我在一起。大姑母后来争辩这是当时“斗私批修”的需要，总不能眼睁睁地与大家一起隐瞒，她也是想革命的。可祖父却是因她的“革命行动”而被冤枉的，当时像他那样的人早已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还敢有半点“反革命”之心啊！我的父母至今与大姑母都很少往来，其他亲友大概也是这样，而我见到她则是无话可说，少年的记忆刻骨铭心。
（摘自《老照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