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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有12年了，10多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怀念他，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时常萦绕在我们心头，久久不能忘怀。父亲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建设时期殚精竭虑，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今年11月14日是他老人家诞辰95周年，这里摘取他一生中的几个片断，以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战斗在大别山
1947年6月30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向大别山进军，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这时父亲随军南下，任干部大队政委。进入大别山后，任河南省商城县委书记兼二纵15团政委。
1948年初春的一天，父亲奉命到某地向野战军首长汇报工作，接见他们的是邓小平政委。小平同志听完汇报后，肯定了父亲和同志们的工作，并分析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指示父亲，要充分宣传群众、依靠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小平同志的指示，鼓舞父亲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4月初的一天，父亲带领两名通讯员到驻地附近一个铁厂，与工人商量恢复生产的事情。回来的路上，遭到敌人伏击，就在父亲的子弹打完了的危急时刻，驻在河对面的我军听到激战的枪声，立即用迫击炮、机关枪向敌人打来，将敌人击退。在这次战斗中，父亲胸部中弹，负了重伤，不久组织上安排父亲去了淮北养伤，伤愈后留在了那里。大别山的斗争环境是残酷的，后来父亲回忆说：“当时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睡不稳，大小战斗不断，不少同志昨天还在一起，今天就离开了我们。”父亲的两个弟弟和他同时进大别山，都牺牲在大别山的斗争中。父亲临去后方养伤前，二弟怀庆送他，要父亲把包袱布给他留下，父亲没舍得。谁知，这竟成了他俩的最后一别，几十年来父亲一直为这事愧疚不已，成了他心中无法抚平的一件憾事。父亲常对我们说：“新中国来之不易，光我们家就有两位亲人献出了生命，我也负过重伤，你们要珍惜今天的好时光。”
陪同毛主席视察马钢
1959年10月28日晚上，时任安徽省芜湖地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明天要到马鞍山视察（当时马鞍山属芜湖地区管辖），要父亲和郑家琪同志（时任芜湖地委第二书记兼芜湖市委书记）于当天上午到裕溪口迎接，并陪同毛主席视察。第二天上午11时，毛主席等乘车来到裕溪口，这时早己在此迎候的父亲和郑家琪立即迎上前去，陪同主席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把他们向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满面笑容的和他们握手。父亲握着主席宽大、结实、温暖的手，激动地说：“主席好，祝主席身体健康！”随后，父亲等人陪同毛主席乘船去马鞍山。上船后，父亲给主席倒了一怀热茶，递上一支烟，主席用浓重的湖南话问香烟是哪里产的？父亲答：“是英国产的，是一位在驻外使馆工作的同志带回来的，请主席尝尝”。主席笑了笑说：“我抽不惯外国烟，还是抽这个好。”说着从衣袋掏出一包“小中华”牌香烟，亲手递给在场的每人一支。主席又问父亲和郑家琪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当父亲告诉主席他叫耿万青时，主席称赞道：“你的名字起得好。”这时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父亲先前紧张的心情完全消除了。就这样，主席和父亲他们从拉家常开始谈到了工作。到马鞍山后，毛主席视察了马鞍山钢铁公司，详细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和工人们的生活情况，晚6时乘专列去了南京。父亲目送毛主席乘坐的列车消失在远方，久久没有离去。
推行责任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渡过当前的难关。时任安徽省委常委、芜湖地委第一书记的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把田分到户搞责任田，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对实行责任田，父亲是积极赞成的，同时他又考虑到这是一个大政策，提出最好能通天（意即向毛主席汇报，得到允许）。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先搞试点。为了保持集体经济，会上还研究出了“五统一”的办法，即：田土统一为集体所有，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具统一，大牲畜统一。会后省委对实行责任田进一步明确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按所定的田的计划产量来定征购任务）。省委常委扩大会后父亲回到芜湖没几天，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西打来电话告诉父亲，责任田的事曾希圣同志在广州开会已通了天，主席同意。这下父亲心里踏实了，放心大胆地推行起责任田。1961年夏，曾希圣到无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曾回来传达说，向毛主席汇报了责任田的情况，实行责任田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情况迅速好转。主席说，百分之三十少了，可以搞到百分之七十。这样责任田在全省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推进。父亲对搞责任田是非常积极的，这不仅缘于他对农村情况的真切了解，对在农村应实行什么样政策的深思熟虑，也因为责任田得到了领导的首肯。芜湖地区百分之百搞了责任田，效果非常好，不到一年的时间，生产发展了，市场供应好转了，原来3元钱一斤的猪肉降到1元钱，禽蛋、水产品也多了。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责任田受到了批判。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和原省委班子的一些人调离了安徽，父亲也因责任田的问题而受到责难，失去了省委常委一职。父亲是安徽省推行责任田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之一，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党员干部一道，为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寻找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子，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个探索为后来农村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战斗在大别山
1947年6月30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向大别山进军，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这时父亲随军南下，任干部大队政委。进入大别山后，任河南省商城县委书记兼二纵15团政委。
1948年初春的一天，父亲奉命到某地向野战军首长汇报工作，接见他们的是邓小平政委。小平同志听完汇报后，肯定了父亲和同志们的工作，并分析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指示父亲，要充分宣传群众、依靠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小平同志的指示，鼓舞父亲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4月初的一天，父亲带领两名通讯员到驻地附近一个铁厂，与工人商量恢复生产的事情。回来的路上，遭到敌人伏击，就在父亲的子弹打完了的危急时刻，驻在河对面的我军听到激战的枪声，立即用迫击炮、机关枪向敌人打来，将敌人击退。在这次战斗中，父亲胸部中弹，负了重伤，不久组织上安排父亲去了淮北养伤，伤愈后留在了那里。大别山的斗争环境是残酷的，后来父亲回忆说：“当时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睡不稳，大小战斗不断，不少同志昨天还在一起，今天就离开了我们。”父亲的两个弟弟和他同时进大别山，都牺牲在大别山的斗争中。父亲临去后方养伤前，二弟怀庆送他，要父亲把包袱布给他留下，父亲没舍得。谁知，这竟成了他俩的最后一别，几十年来父亲一直为这事愧疚不已，成了他心中无法抚平的一件憾事。父亲常对我们说：“新中国来之不易，光我们家就有两位亲人献出了生命，我也负过重伤，你们要珍惜今天的好时光。”
陪同毛主席视察马钢
1959年10月28日晚上，时任安徽省芜湖地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明天要到马鞍山视察（当时马鞍山属芜湖地区管辖），要父亲和郑家琪同志（时任芜湖地委第二书记兼芜湖市委书记）于当天上午到裕溪口迎接，并陪同毛主席视察。第二天上午11时，毛主席等乘车来到裕溪口，这时早己在此迎候的父亲和郑家琪立即迎上前去，陪同主席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把他们向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满面笑容的和他们握手。父亲握着主席宽大、结实、温暖的手，激动地说：“主席好，祝主席身体健康！”随后，父亲等人陪同毛主席乘船去马鞍山。上船后，父亲给主席倒了一怀热茶，递上一支烟，主席用浓重的湖南话问香烟是哪里产的？父亲答：“是英国产的，是一位在驻外使馆工作的同志带回来的，请主席尝尝”。主席笑了笑说：“我抽不惯外国烟，还是抽这个好。”说着从衣袋掏出一包“小中华”牌香烟，亲手递给在场的每人一支。主席又问父亲和郑家琪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当父亲告诉主席他叫耿万青时，主席称赞道：“你的名字起得好。”这时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父亲先前紧张的心情完全消除了。就这样，主席和父亲他们从拉家常开始谈到了工作。到马鞍山后，毛主席视察了马鞍山钢铁公司，详细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和工人们的生活情况，晚6时乘专列去了南京。父亲目送毛主席乘坐的列车消失在远方，久久没有离去。
推行责任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渡过当前的难关。时任安徽省委常委、芜湖地委第一书记的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把田分到户搞责任田，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对实行责任田，父亲是积极赞成的，同时他又考虑到这是一个大政策，提出最好能通天（意即向毛主席汇报，得到允许）。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先搞试点。为了保持集体经济，会上还研究出了“五统一”的办法，即：田土统一为集体所有，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具统一，大牲畜统一。会后省委对实行责任田进一步明确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按所定的田的计划产量来定征购任务）。省委常委扩大会后父亲回到芜湖没几天，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西打来电话告诉父亲，责任田的事曾希圣同志在广州开会已通了天，主席同意。这下父亲心里踏实了，放心大胆地推行起责任田。1961年夏，曾希圣到无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曾回来传达说，向毛主席汇报了责任田的情况，实行责任田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情况迅速好转。主席说，百分之三十少了，可以搞到百分之七十。这样责任田在全省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推进。父亲对搞责任田是非常积极的，这不仅缘于他对农村情况的真切了解，对在农村应实行什么样政策的深思熟虑，也因为责任田得到了领导的首肯。芜湖地区百分之百搞了责任田，效果非常好，不到一年的时间，生产发展了，市场供应好转了，原来3元钱一斤的猪肉降到1元钱，禽蛋、水产品也多了。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责任田受到了批判。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和原省委班子的一些人调离了安徽，父亲也因责任田的问题而受到责难，失去了省委常委一职。父亲是安徽省推行责任田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之一，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党员干部一道，为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寻找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子，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个探索为后来农村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