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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能人治村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彰显。基于能人治村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新农村建设中成功实践的调研，对能人治村在新农村建设中产生的可复制推广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从而抽象出能人治村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型，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模式；实践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32-0206-03
Exploring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A Case Study of Zinan Village， Nanzhuang Tow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YU Shouhua，YU Lianyi，LI Shengyang et al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c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capable persons to govern the village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Zinan Village， Nanzhuang Tow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plicable and applicable pattern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 thereby abstracting the practical models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 that is replicate and can be promo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Pattern；Practical model
作者簡介 俞守华（1964—），男，福建福清人，教授，博士，从事系统工程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6-13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实现农村的跨越式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便处于不断的完善迭代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尤以人民公社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对比最为明显。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种向前苏联学习的成果，实质上是一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单一化即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1]。在实行该制度的过程中，单一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长此以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村民的实际权利受到侵犯以及相关的腐败问题。而村民自治制度的出现，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单一集权的农村治理模式。基层政府角色由主导变为指导，广大村民成了村级治理的“当家人”，并通过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主导实现村内目标。但由于村民间的个人利益不一致，思想水平、文化素质不统一，致使达成公共决策的讨价还价的成本升高，村民自治成效偏低[2]。因此，实现可持续和健康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合适的范围内对村民以及村委会等基层组织进行正确的引导及约束，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形成和实施村内的各项公共决策。而“能人治村”的出现，则是在这种需求下的一种可行并具有良好效果的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
1 能人治村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中的人们渴望发展，却往往缺乏实现农村发展的正确引导。在社会上依靠超凡经济能力取得经济成就的能人的出现，无疑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引路人。“能人治村”一般是指通过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企业家，利用自身丰富的企业管理思维、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源、前瞻的发展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等对农村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出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和务实性的改造与创新，从而实现农村经济、文化甚至生态等方面的飞跃式的发展。
在国内，先后已有一些学者对能人治村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广新力等[2]认为，能人当选村内干部后能够通过个人的威望和实力来降低公共决策的实施成本，使得过去无法完成的公共事业得以实现。谢开勇等[3]认为，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杜增艳等[4]认为，能人治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王进[5]认为，未来，经济能人兼有政权代理人、自治当家人、经济发展带头人的角色[5]。姜文峰[6]认为农村的这些“经济能人”便逐步成为村民选举村干部的首选对象，从而成为乡村事务的管理者和发展经济的领路人。在“能人治村”的发展模式下，经济能人的人格魅力与奋发向上的精神往往能够潜移默化地带动和激发当地村民对于建设农村的热忱。在能人正确的建村策略引导下，受到鼓舞的村民积极响应有关农村发展的各项公共事业建设政策。“能人治村”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农村发展模式，而是一种精英主导和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3]，是农村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管理”的传承和超越[1]。在新农村发展建设进程中，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蒋巷村的常德盛都是能人治村中比较成功案例，但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亟需提出一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能人治村”可复制模式，以利于实施推广。 2 “能人治村”在紫南村的实践
2.1 紫南村的发展背景
紫南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西北角，是南庄镇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土地面积约5.8 km2，人口约4 994人。在改革开放年代，建成了经济开发区，发展陶瓷生产，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果。但由于发展后期缺乏管理经验和转型思想，陶瓷生产日渐没落。经济支柱产业的缺失，缺乏正确的农村发展指导，村民与当时的紫南村委干部产生了严重的矛盾。2005—2007年，50人以上村民集中到市相关部门上访多达16次，到镇、区上访次数更多，当时的紫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村”。
深陷发展困境的紫南村积极寻求转变的机遇。当时的南庄镇的领导找到已经在贵州省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企业家潘柱升，并成功劝说他回乡担任紫南村村委书记，帮助紫南村度过困境。在潘柱升担任村委书记的10年里，凭借着自身丰富的经商、管理经验和极具前瞻性的眼光，他先后对紫南村基层组织建设、经济、教育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并制订多项村规条约，有效地推动紫南村的发展，使紫南村在各个发展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2.2 “能人治村”具体实践
为了进一步了解“能人治村”在现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现形式，本研究团队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驻村调研，主要对紫南村能人潘柱升、紫南村村委会干部、紫南村村民以及驻村企业相关人员展开访谈或问卷调查，深入了解紫南村的基层组织、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与环境整治等四个方面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2.1 基层组织。
基层组织是行政组织序列的末端，始终处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最前沿，其职能与权力不能再下放，其成员在制度设计上是站在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上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管理群众[7]。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一般由以下两类组织构成：①党群组织。农村党群组织一般由村内的党支部即基层党组织构成，它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根基。②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该组织一般指农村村委会的干部，主要负责相关村规民约等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农村日常工作事务的开展。农村的发展与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组织作用的强弱，在于组织间成员的能力与团结性以及能人的权威和整合能力[8]。而农村中的党建工作，恰恰能够加强农村中各基層党员干部间的凝聚力与思想高度。因此，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能人必须意识到要通过农村的党建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快落实推进各项新农村建设措施，同时利用“羊群效应”充分发挥优秀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实现“能人—基层组织—村民”的新农村建设系统生态链的形成。
在紫南村的基层组织建设中，潘柱升书记以党建为核心，制度建设为抓手，以创新为动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上任后就逐步补充及完善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形成了风格化管理并出版了《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自治管理制度汇编》，创新性地推行了具有紫南特色的“1+N+X”模式，其中“1”指的是紫南村党委，“N”表示紫南村的4个党支部，“X”表示紫南村的党员。村党委开展活动时，4个党支部之间联系密切并积极讨论献言献策。他们会开展相关党支部活动了解4个片区内的民意，根据自己片区民意和自身的看法在活动上进行讨论。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党委、党支部、党员和群众之间上传下达的效率。党员和基层干部以自身的先进行为去影响周围的基层群众，同时，基层群众间也互相学习先进行为并将自己对于党委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反馈给党员和基层干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紫南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成就也使其获得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
2.2.2 经济发展。
能人依靠自身努力在社会上取得经济成就的过程中，积累了关于经济方面的独特见解与思维能力和广泛的社会资源以及人脉，形成了能人的特质。而这些特质的存在，恰恰让能人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能人利用他们的企业家思维、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及决策能力规划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并通过农村基层组织，按照具体方向制定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除此之外，能人还依靠自己的经济地位、商业关系为本村进行贷款融资、招商引资[9]等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实现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潘柱升书记在紫南村的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才能，抓住了紫南村的有利的地理条件。首先注重自己软硬件环境建设，潘柱升书记一直重视紫南村的交通设施，水电设施等基础建设。充分发挥“海潮效应”，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在招商引资方面，潘柱升书记提出应该注重如何与企业维持良好关系，在企业需要帮助时给予援助，做到“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在紫南村基层组织的帮助下，企业在落户紫南后开始实现了巨大的收益。而对于紫南村来说，企业落户紫南，不仅仅为紫南村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更是为村民带来了大量的分红收益，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滚动模式。10年来，共有近50家企业到紫南村落户，其中包括世界500强杜邦公司旗下的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年出口额达5亿元人民币、佛山市最大的陶瓷出口企业马来西亚的尼罗格兰陶瓷公司，投资额超百亿元的科力远公司，佛山市最大的物流企业易运物流公司等。村域范围内企业的产品获得了4个“中国驰名商标”。紫南商贸城客户续约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商贸城和员工村年合同收入2 300万元。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质的提升，满足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底层中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从而也促成紫南村民在文化生活甚至是奉献社会方面的更高追求。
2.2.3 教育文化。
农村落后的发展，往往与其村民落后的文化素质和精神贫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农村中大部分村民都处于一种思想文化落后的精神状态，缺乏科学知识和先进理念，那么该村则不能捕捉到社会的变化和抓住发展机遇，从而落后于社会潮流，成为时代发展的淘汰者。拥有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的能人往往能够认识到知识和文化在现今社会中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具有“教育兴村，人才兴村”的前瞻意识。为了实现农村长远健康的经济发展，满足村民在马斯洛层次理论中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能人需要重视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了解村民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注重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素质的提升。 潘柱升书记始终注重紫南村的文化建设，主张每年都将紫南村的部分财政收入投入到文化建设中，投入巨资改建扩建紫南小学和紫南幼儿园，并成功與佛山市著名的第九小学合作，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了破除村民的陈规陋习和改变村民的守旧观念，促使紫南村成为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和自身特色的文明村落，紫南村基层组织组织开展了多次紫南讲学和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近年来，紫南村提出了文化立村、文化兴村、文化强村、建设“仁善紫南”的思路。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仅宣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满足了村民的自我尊重需求，还为今后紫南村长远的发展规划与格局扫清障碍。经过10年的努力，紫南村乡风明显转变，村民文明素养明显提升：积极向上、勤劳致富已成共识；吸毒涉黑、打架斗殴等丑恶现象基本绝迹；讲卫生、讲规矩、讲法律、讲道德、讲诚信、讲文明已蔚然成风；邻里团结、帮贫助弱已成常态。
2.2.4 环境整治。
对农村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时，具有前瞻意识的能人已将发展目光移向了农村环境。农村环境，一般指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优美的居住环境，不仅能够让村民居有所安，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更能够让村民对农村产生归属感，提升农村的凝聚力。而基础设施环境更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在与未来，“路通则财通”，良好的交通设施环境，便利的水电网络设施，才能够组成农村良好的硬件设施，吸引相关企业和人员到农村进行投资生产，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农村环境的好坏，不仅仅影响村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还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吸引力。能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必须紧紧把握农村环境整治的方向与力度。
很多农村曾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环境进行整治，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环境整治的经验和决心，而是他们环境整治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农村需要善用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村民对于维护环境整治成果的责任感。为了提高环境整治的效果，农村应该从“制”和“人”两方面入手。“制”是指建立环境治理的相关规章制度。无规矩不方圆，对农村的环境整治，除了依靠对环境进行改造升级，还需要相关的制度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防止“破窗效应”对环境整治整体格局的破坏，逐步实现“制度管人，流程管事”。而“人”，则是通过改变村民的意识和心理，驱使村民自发性地支持和维护村内环境整治的成果。
潘柱升书记时刻不忘紫南村的环境整治，每年利用部分财政收入对环境进行升级改造后，围绕环境整治出台多条村规民约，借此引导规范村民行为；并通过带领村民到邻近已经取得良好环境整治结果的农村进行参观学习，激发了他们对于建设村内环境的渴望和需求，改变他们对于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固化理念。通过“制”和“人”两方面的双管齐下，紫南村的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果。10年来紫南村投资3亿多元进行村居环境改造提升。全村修建了11座公园，实现了道路两边和隔离带的绿化，人均绿地面积增加到60余m2；打通了部分断头河涌，对全村4.5 km河涌进行了清淤；扩建、改建大小桥梁60多座，修建亭台榭阁 40多座。按旅游厕所标准修建改建智能厕所26座。环境方面，紫南村获得了“示范村居”、“广东省卫生村”以及广东省唯一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3 “能人治村”的实践模型
通过分析这次调研所搜集到的数据和资料，笔者抽象提取出具有紫南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能人治村”的实践模型，如图1所示。
以紫南村为例，在整个发展进程中，针对基层组织、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环境整治方面的发展措施及方案，通常都由潘柱升书记（能人）根据自身经验提出具体思想和方向，再交由基层组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加以落实。由于能人个人力量的单薄性与基层组织面向村民的基础性，能人针对农村建设的想法与指导都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落实与推行到紫南村内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能人治村”模式下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能人必须注重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做好建设工作。
在紫南村发展伊始，潘柱升书记首先选择对紫南村的经济进行改造发展，并利用经济发展带来财政收入，对紫南村的教育文化、环境整治等公共事业进行发展建设，最后形成了紫南村内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和环境整治相互带动发展的良好循环。
在紫南村实现经济发展后，潘柱升书记逐渐将目光移向了紫南村教育文化、环境整治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发展。经过基层组织对相关发展措施的积极推行后，教育文化和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果。优美的环境又促进了招商引资并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员，又带动了当地的消费与经济发展；文化、环境等公共事业建设不但影响到村民对本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还影响到村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素质，从而对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更加强烈的作用。
能人的个人威望和人格魅力以及其取得的经济、教育文化与环境整治方面的成就，提高了村民的满足感，从而又添加了村民对能人的尊重与信任。能人、基层组织、村民以及农村经济和公共事业5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为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结语
能人治村，是一种充分发挥能人的经济领导才能、高效的决策能力和充分调用村民的主动能动性和积极性的新农村发展模式。评价一种村级发展模式的好坏，无疑要看它是否与村民自治相契合，是否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否符合村庄的实际需求。笔者选取在“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模式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并开展调研，在深入了解紫南村基层组织、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与环境整治等4个方面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权威学者对“能人治村”的相关研究，抽象提取出能人治村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型，该模型可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学术月刊，2011，43（10）：23-29.
[2] 广新力，张日新.“能人治村”与村民自治组织治理[J].南方农村，2004（6）：16-20.
[3] 谢开勇，谢寒，张建.新农村建设推进中的乡贤群体建设：基于调研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6（8）：100-105.
[4] 杜增艳，陈红艳.“能人治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作用探析：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水石村为例[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3）：85-88.
[5] 王进.威权主义下经济能人治村中村庄权力运行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16（2）：167-171.
[6] 姜文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传承与创新[J].农家参谋，2017（20）：29.
[7] 张树旺，黄晶，史丽华.论基层组织行政生态的变化及影响：基于广东省的调查数据[J].中国行政管理，2015（10）：38-42.
[8] 卢福营.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J].社会科学，2010（2）：47-53，188.
[9] 李静.农村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J].经济师，2016（1）：56-57，60.
关键词 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模式；实践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32-0206-03
Exploring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A Case Study of Zinan Village， Nanzhuang Tow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YU Shouhua，YU Lianyi，LI Shengyang et al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c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capable persons to govern the village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Zinan Village， Nanzhuang Tow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plicable and applicable pattern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 thereby abstracting the practical models of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 that is replicate and can be promo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Capable Persons Governing Village；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Pattern；Practical model
作者簡介 俞守华（1964—），男，福建福清人，教授，博士，从事系统工程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6-13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实现农村的跨越式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便处于不断的完善迭代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尤以人民公社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对比最为明显。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种向前苏联学习的成果，实质上是一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单一化即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1]。在实行该制度的过程中，单一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长此以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村民的实际权利受到侵犯以及相关的腐败问题。而村民自治制度的出现，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单一集权的农村治理模式。基层政府角色由主导变为指导，广大村民成了村级治理的“当家人”，并通过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主导实现村内目标。但由于村民间的个人利益不一致，思想水平、文化素质不统一，致使达成公共决策的讨价还价的成本升高，村民自治成效偏低[2]。因此，实现可持续和健康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合适的范围内对村民以及村委会等基层组织进行正确的引导及约束，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形成和实施村内的各项公共决策。而“能人治村”的出现，则是在这种需求下的一种可行并具有良好效果的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
1 能人治村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中的人们渴望发展，却往往缺乏实现农村发展的正确引导。在社会上依靠超凡经济能力取得经济成就的能人的出现，无疑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引路人。“能人治村”一般是指通过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企业家，利用自身丰富的企业管理思维、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源、前瞻的发展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等对农村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出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和务实性的改造与创新，从而实现农村经济、文化甚至生态等方面的飞跃式的发展。
在国内，先后已有一些学者对能人治村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广新力等[2]认为，能人当选村内干部后能够通过个人的威望和实力来降低公共决策的实施成本，使得过去无法完成的公共事业得以实现。谢开勇等[3]认为，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杜增艳等[4]认为，能人治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王进[5]认为，未来，经济能人兼有政权代理人、自治当家人、经济发展带头人的角色[5]。姜文峰[6]认为农村的这些“经济能人”便逐步成为村民选举村干部的首选对象，从而成为乡村事务的管理者和发展经济的领路人。在“能人治村”的发展模式下，经济能人的人格魅力与奋发向上的精神往往能够潜移默化地带动和激发当地村民对于建设农村的热忱。在能人正确的建村策略引导下，受到鼓舞的村民积极响应有关农村发展的各项公共事业建设政策。“能人治村”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农村发展模式，而是一种精英主导和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3]，是农村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管理”的传承和超越[1]。在新农村发展建设进程中，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蒋巷村的常德盛都是能人治村中比较成功案例，但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亟需提出一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能人治村”可复制模式，以利于实施推广。 2 “能人治村”在紫南村的实践
2.1 紫南村的发展背景
紫南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西北角，是南庄镇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土地面积约5.8 km2，人口约4 994人。在改革开放年代，建成了经济开发区，发展陶瓷生产，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果。但由于发展后期缺乏管理经验和转型思想，陶瓷生产日渐没落。经济支柱产业的缺失，缺乏正确的农村发展指导，村民与当时的紫南村委干部产生了严重的矛盾。2005—2007年，50人以上村民集中到市相关部门上访多达16次，到镇、区上访次数更多，当时的紫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村”。
深陷发展困境的紫南村积极寻求转变的机遇。当时的南庄镇的领导找到已经在贵州省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企业家潘柱升，并成功劝说他回乡担任紫南村村委书记，帮助紫南村度过困境。在潘柱升担任村委书记的10年里，凭借着自身丰富的经商、管理经验和极具前瞻性的眼光，他先后对紫南村基层组织建设、经济、教育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并制订多项村规条约，有效地推动紫南村的发展，使紫南村在各个发展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2.2 “能人治村”具体实践
为了进一步了解“能人治村”在现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现形式，本研究团队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驻村调研，主要对紫南村能人潘柱升、紫南村村委会干部、紫南村村民以及驻村企业相关人员展开访谈或问卷调查，深入了解紫南村的基层组织、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与环境整治等四个方面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2.1 基层组织。
基层组织是行政组织序列的末端，始终处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最前沿，其职能与权力不能再下放，其成员在制度设计上是站在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上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管理群众[7]。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一般由以下两类组织构成：①党群组织。农村党群组织一般由村内的党支部即基层党组织构成，它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根基。②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该组织一般指农村村委会的干部，主要负责相关村规民约等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农村日常工作事务的开展。农村的发展与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组织作用的强弱，在于组织间成员的能力与团结性以及能人的权威和整合能力[8]。而农村中的党建工作，恰恰能够加强农村中各基層党员干部间的凝聚力与思想高度。因此，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能人必须意识到要通过农村的党建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快落实推进各项新农村建设措施，同时利用“羊群效应”充分发挥优秀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实现“能人—基层组织—村民”的新农村建设系统生态链的形成。
在紫南村的基层组织建设中，潘柱升书记以党建为核心，制度建设为抓手，以创新为动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上任后就逐步补充及完善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形成了风格化管理并出版了《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自治管理制度汇编》，创新性地推行了具有紫南特色的“1+N+X”模式，其中“1”指的是紫南村党委，“N”表示紫南村的4个党支部，“X”表示紫南村的党员。村党委开展活动时，4个党支部之间联系密切并积极讨论献言献策。他们会开展相关党支部活动了解4个片区内的民意，根据自己片区民意和自身的看法在活动上进行讨论。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党委、党支部、党员和群众之间上传下达的效率。党员和基层干部以自身的先进行为去影响周围的基层群众，同时，基层群众间也互相学习先进行为并将自己对于党委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反馈给党员和基层干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紫南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成就也使其获得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
2.2.2 经济发展。
能人依靠自身努力在社会上取得经济成就的过程中，积累了关于经济方面的独特见解与思维能力和广泛的社会资源以及人脉，形成了能人的特质。而这些特质的存在，恰恰让能人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能人利用他们的企业家思维、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及决策能力规划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并通过农村基层组织，按照具体方向制定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除此之外，能人还依靠自己的经济地位、商业关系为本村进行贷款融资、招商引资[9]等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实现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潘柱升书记在紫南村的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才能，抓住了紫南村的有利的地理条件。首先注重自己软硬件环境建设，潘柱升书记一直重视紫南村的交通设施，水电设施等基础建设。充分发挥“海潮效应”，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在招商引资方面，潘柱升书记提出应该注重如何与企业维持良好关系，在企业需要帮助时给予援助，做到“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在紫南村基层组织的帮助下，企业在落户紫南后开始实现了巨大的收益。而对于紫南村来说，企业落户紫南，不仅仅为紫南村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更是为村民带来了大量的分红收益，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滚动模式。10年来，共有近50家企业到紫南村落户，其中包括世界500强杜邦公司旗下的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年出口额达5亿元人民币、佛山市最大的陶瓷出口企业马来西亚的尼罗格兰陶瓷公司，投资额超百亿元的科力远公司，佛山市最大的物流企业易运物流公司等。村域范围内企业的产品获得了4个“中国驰名商标”。紫南商贸城客户续约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商贸城和员工村年合同收入2 300万元。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质的提升，满足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底层中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从而也促成紫南村民在文化生活甚至是奉献社会方面的更高追求。
2.2.3 教育文化。
农村落后的发展，往往与其村民落后的文化素质和精神贫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农村中大部分村民都处于一种思想文化落后的精神状态，缺乏科学知识和先进理念，那么该村则不能捕捉到社会的变化和抓住发展机遇，从而落后于社会潮流，成为时代发展的淘汰者。拥有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的能人往往能够认识到知识和文化在现今社会中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具有“教育兴村，人才兴村”的前瞻意识。为了实现农村长远健康的经济发展，满足村民在马斯洛层次理论中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能人需要重视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了解村民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注重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素质的提升。 潘柱升书记始终注重紫南村的文化建设，主张每年都将紫南村的部分财政收入投入到文化建设中，投入巨资改建扩建紫南小学和紫南幼儿园，并成功與佛山市著名的第九小学合作，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了破除村民的陈规陋习和改变村民的守旧观念，促使紫南村成为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和自身特色的文明村落，紫南村基层组织组织开展了多次紫南讲学和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近年来，紫南村提出了文化立村、文化兴村、文化强村、建设“仁善紫南”的思路。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仅宣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满足了村民的自我尊重需求，还为今后紫南村长远的发展规划与格局扫清障碍。经过10年的努力，紫南村乡风明显转变，村民文明素养明显提升：积极向上、勤劳致富已成共识；吸毒涉黑、打架斗殴等丑恶现象基本绝迹；讲卫生、讲规矩、讲法律、讲道德、讲诚信、讲文明已蔚然成风；邻里团结、帮贫助弱已成常态。
2.2.4 环境整治。
对农村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时，具有前瞻意识的能人已将发展目光移向了农村环境。农村环境，一般指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优美的居住环境，不仅能够让村民居有所安，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更能够让村民对农村产生归属感，提升农村的凝聚力。而基础设施环境更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在与未来，“路通则财通”，良好的交通设施环境，便利的水电网络设施，才能够组成农村良好的硬件设施，吸引相关企业和人员到农村进行投资生产，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农村环境的好坏，不仅仅影响村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还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吸引力。能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必须紧紧把握农村环境整治的方向与力度。
很多农村曾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环境进行整治，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环境整治的经验和决心，而是他们环境整治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农村需要善用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村民对于维护环境整治成果的责任感。为了提高环境整治的效果，农村应该从“制”和“人”两方面入手。“制”是指建立环境治理的相关规章制度。无规矩不方圆，对农村的环境整治，除了依靠对环境进行改造升级，还需要相关的制度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防止“破窗效应”对环境整治整体格局的破坏，逐步实现“制度管人，流程管事”。而“人”，则是通过改变村民的意识和心理，驱使村民自发性地支持和维护村内环境整治的成果。
潘柱升书记时刻不忘紫南村的环境整治，每年利用部分财政收入对环境进行升级改造后，围绕环境整治出台多条村规民约，借此引导规范村民行为；并通过带领村民到邻近已经取得良好环境整治结果的农村进行参观学习，激发了他们对于建设村内环境的渴望和需求，改变他们对于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固化理念。通过“制”和“人”两方面的双管齐下，紫南村的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果。10年来紫南村投资3亿多元进行村居环境改造提升。全村修建了11座公园，实现了道路两边和隔离带的绿化，人均绿地面积增加到60余m2；打通了部分断头河涌，对全村4.5 km河涌进行了清淤；扩建、改建大小桥梁60多座，修建亭台榭阁 40多座。按旅游厕所标准修建改建智能厕所26座。环境方面，紫南村获得了“示范村居”、“广东省卫生村”以及广东省唯一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3 “能人治村”的实践模型
通过分析这次调研所搜集到的数据和资料，笔者抽象提取出具有紫南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能人治村”的实践模型，如图1所示。
以紫南村为例，在整个发展进程中，针对基层组织、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环境整治方面的发展措施及方案，通常都由潘柱升书记（能人）根据自身经验提出具体思想和方向，再交由基层组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加以落实。由于能人个人力量的单薄性与基层组织面向村民的基础性，能人针对农村建设的想法与指导都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落实与推行到紫南村内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能人治村”模式下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能人必须注重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做好建设工作。
在紫南村发展伊始，潘柱升书记首先选择对紫南村的经济进行改造发展，并利用经济发展带来财政收入，对紫南村的教育文化、环境整治等公共事业进行发展建设，最后形成了紫南村内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和环境整治相互带动发展的良好循环。
在紫南村实现经济发展后，潘柱升书记逐渐将目光移向了紫南村教育文化、环境整治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发展。经过基层组织对相关发展措施的积极推行后，教育文化和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果。优美的环境又促进了招商引资并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员，又带动了当地的消费与经济发展；文化、环境等公共事业建设不但影响到村民对本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还影响到村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素质，从而对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更加强烈的作用。
能人的个人威望和人格魅力以及其取得的经济、教育文化与环境整治方面的成就，提高了村民的满足感，从而又添加了村民对能人的尊重与信任。能人、基层组织、村民以及农村经济和公共事业5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为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结语
能人治村，是一种充分发挥能人的经济领导才能、高效的决策能力和充分调用村民的主动能动性和积极性的新农村发展模式。评价一种村级发展模式的好坏，无疑要看它是否与村民自治相契合，是否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否符合村庄的实际需求。笔者选取在“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模式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并开展调研，在深入了解紫南村基层组织、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与环境整治等4个方面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权威学者对“能人治村”的相关研究，抽象提取出能人治村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型，该模型可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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