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共七大代表有755人（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候补代表没有选举权、表决权），代表了全国121万党员。755名代表中，有31人是河南籍代表。当时大会将代表分为8个团，河南籍代表是：中直、军直代表团的赵毅敏，陕甘宁代表团的苏井观，晋绥代表团的王黎生，晋察冀代表团的张瑞华、马载、张世功，晋冀鲁豫代表团的王从吾、桂干生、余成斌、刘宴春、杨泽江、晁哲甫、刘德海、刘汉生、张晓民，山东代表团的潘寿才、苏进、张永励，华中代表团的危拱之、王国华、方德鑫、姜宗仁、李士英、喻屏、鲍启祥、张池明、周骏鸣、余鸣龙、何伟，大后方代表团的邓颖超、赵石。代表的分团以所在的部门和部队为主，兼顾代表的地区性。
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的构成
31名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中央和军委直属部门有7人。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邓颖超，中央北方局妇委书记张瑞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赵毅敏，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张晓民，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供给部部长张永励，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领导成员李士英（均为赴延安学习或参加七大时的任职）。
八路军系统有7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苏进，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政委张世功，八路军一二○师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黎生，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冀南军区党委委员余成斌，冀鲁豫军区第十军分区副政委刘德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潘寿才。
新四军系统有5人。新四军二师参谋长周骏鸣，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团长鲍启祥，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伟，新四军天高支队支队长余鸣龙。
抗日根据地有7人。冀南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冀中十分区地委书记马载，中共冀鲁豫分局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刘宴春，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晁哲甫，冀鲁豫边区区委委员兼公安总局局长刘汉生，冀鲁豫边区抗日联合总会青年部部长杨泽江，盐阜区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喻屏。
地下党组织有5人。豫南省委委员、民运部部长王国华，河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危拱之，汝南地委书记方德鑫，南（阳）唐（河）方（城）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姜宗仁，荆（门）当（阳）地委书记赵石。
从地域看，31名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分布在当今8个省辖市。其中，信阳最多，有12人：商城刘德海、鲍启祥、余鸣龙，新县潘寿才、张池明、张世功，信阳张瑞华、危拱之，光山邓颖超，潢川苏井观，罗山桂干生，固始余成斌。安阳6人：内黄王从吾、刘汉生、李士英、喻屏（内黄是代表人数最多的，有4人），滑县赵毅敏，安阳马载。濮阳4人：清丰晁哲甫、杨泽江、张晓民，濮阳县刘宴春。南阳3人：南召姜宗仁、内乡王黎生、唐河方德鑫。驻马店3人：确山王国华、周骏鸣，汝南何伟。郑州、焦作、漯河各1人，分别是赵石、张永励、苏进。
千里迢迢赴延安
中共七大代表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延安的过程，充满了艰险。广东、福建等地的南方代表，闯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走了14个月；新四军三师一批赴延安学习的干部途中与敌相遇，战斗中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8人牺牲。来自新四军的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距离延安最远，河南抗日根据地及地下党组织代表要穿过山西、河北进入陕北。
王从吾是较早到达延安的。1939年9月8日，王从吾与冀南区党委的中共七大代表一道，从南宫、威县交界处的大宁村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10月，到内丘。12月底到太行一地委驻地邢台将军墓。1940年1月，到达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山西武乡县。在这里，彭德怀、刘伯承、杨尚昆给他们作了报告，介绍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情况。北方局考虑到日军对太行的封锁，决定将冀南、山东、太行、太岳的中共七大代表会合，组成了一支50多人的队伍，共赴延安。5月，队伍到达晋察冀中央分局所在地、晋察冀模范根据地阜平。看到这里的翻身农民抗日、生产的积极性高，还组织了农会，王从吾等在这里作了停留，学习和考察了这里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和减租减息的开展情况，直到9月才离开。王从吾一行在部队护送下一路上还算顺利，但在晋西北过石家庄和娘子关之间的铁路时，与敌人相遇。敌我力量悬殊，护送部队的战士顽强阻击，伤亡多人。代表们被打散了，隐蔽在山沟、丛林中，待敌人撤退后，才集中起来继续前进。到延安时已是1940年9月。此行走了一年多，行程1000多公里。
1940年6月底，赵石从鄂西北的巴东乘船到重庆，找到驻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中央南方局。8月中旬，赵石等10多人乘一辆大卡车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到宝鸡。与卡车一起上了火车，到咸阳后，再乘上大卡车，一路颠簸，于9月下旬到达延安。
1943年初，鲍启祥等10多名新四军三师的干部离开江苏盐阜区，前往延安。原计划是从海路走的，就在做航行准备工作时，传来彭雄等在海面与敌相遇而牺牲的消息。黄克诚师长下令改走陆路。虽然陆路要经过更多的敌人封锁线，但仍比水路安全。于是，鲍启祥等向西进入淮海区，在淮海区第二支队的护送下越过陇海路，到了山东。铁道游击队护送他们过了津浦路。在过平汉路时，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座日军的岗楼，鲍启祥等在交通员的引导下，在敌人眼皮下穿梭。10月20日，鲍启祥一行抵达延安。
1943年3月初，周骏鸣率新四军二师的60余人赴延安学习。在鲁南包头峪山区遭到日军袭击，60多人赤手空拳与敌人周旋，冲出了包围圈。4月初的一天，夜行70多公里，通过敌顽多道封锁线。然而，走到黄河故道东阳县时，由于日军“扫荡”，周骏鸣等频繁转移，近3个月行程几乎没有进展，人困马乏。10月，进入太行山区。这里虽是老根据地，但物资十分贫乏。周骏鸣等人吃不饱饭，就以野菜充饥。在通过晋西北的两道大川时，大雪纷飞，同行的卢文新妻子这时生了孩子，在饥寒交迫中，孩子不幸夭折。好在雪地是他们行程中面临的最后障碍。12月中下旬，队伍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葭县（今佳县）。12月29日，到达延安中央党校。他们此行走过了7省7500多公里，历时9个月。 新四军三师的张池明等是1943年3月底出发的，由师部的护送队送到津浦路边，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过了铁路。太行武工队送他们过同蒲铁路和汾河。他们经吕梁根据地，于9月进入陕北。
喻屏赴延安的经历最具传奇色彩。1943年3月中旬，喻屏原计划是和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同船到延安的，但没赶上时间。没想到的是，彭雄等在海上与敌相遇而牺牲。得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喻屏凭着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决定从敌占区走。于是，喻屏、李风夫妇从盐城到泰州，乘船到上海。乘火车从上海到北平，又转车到了太原、汾阳。经阎锡山统治区过黄河，到了延安。一路上，喻屏、李风夫妇曾走进日军的岗楼，也曾和日军士兵同乘一辆马车，危险重重。
投入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王从吾等河南籍代表到延安后，都投入了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问题指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从粗读到精读，边读边思考，力求领会精神实质。学习的形式包括听报告、自学文件、小组讨论等。自己弄不懂的问题，就在小组会上提出来，集体讨论。第二阶段，是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检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在回顾中，对正确的方面加以肯定，对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分析根源，提出改正办法。通过对个人的回顾和总结，再联系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分析。最后，写一份自我鉴定。
在整风学习的后期，河南籍代表还结合学习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了华北党的历史座谈会。王从吾在会上谈了对丁树本开展统战工作失败的教训，认为这是错误地执行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投降主义的表现，结果丢了部队，丢了政权，给河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损失。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进一步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为中共七大的召开统一了思想。
在参加整风学习的同时，河南籍的代表还经受了一个特殊的考验，这就是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接受审查。河南籍代表中有多人来自白区，“抢救运动”中白区的一些党组织被认为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受到无端怀疑，多名河南省委领导甚至被怀疑是特务而失去自由。危拱之就是其中之一。但她拒不承认强加的不实之词，精神上受到了严重伤害。赵石因在中学时参加的进步学生组织性质无法证明，也受到严格审查。好在不久，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的偏差，及时停止了“抢救”，并认为白区党组织和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是经受了考验的，对他们个人都做出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与危拱之进行谈话，对她受到的委屈表示安慰，并肯定了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和贡献。
除了参加整风学习，王从吾、赵毅敏等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什么都干。男同志要上山割可编12把扫帚的扫帚草，种土豆50公斤；女同志一年要打毛衣12件，或做短裤120条，或纺线6公斤。经过努力，延安很快度过了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
由于中共七大延期召开，河南籍的代表在参加整风学习的同时，还根据党组织安排，参加了延安的工作。王从吾参加了来延干部处理委员会，安置来延安人员的学习和生活，后又担任了中央党校一部组织教育科科长。晁泽甫担任了中央党校五部副主任，潘寿才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组织科科长，姜宗仁担任了延安中央医院疗养科副科长，刘德海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工作。
参加七大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31名河南籍代表参与了这一盛会。
河南籍代表聆听了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所做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所做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充分发扬民主，每一个报告都经过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和大会反复讨论，尽可能让每一位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报告加以补充修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在会上做了9次修改，每次都将修改稿印发给与会代表。讨论中，赵石认为，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是一件大事，应该写入政治报告。大会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
各代表团和小组在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河南籍代表都十分反感王明，不愿意选他为中央委员。因为他搞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中国革命、给河南的革命斗争带来了严重损失。后来，中央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毛泽东多次讲话：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还是让他们留下吧，留下来有好处，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代表们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经选举，王明留在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然而，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却落选了。这是因为当时王稼祥生病，好多代表对他了解不多。毛泽东在大会上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这样，王稼祥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河南籍的邓颖超、王从吾也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6月1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做了《愚公移山》的重要讲话。当他讲到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王从吾、赵毅敏在参加中共七大的同时，还承担了大会的相关工作。王从吾担任了晋冀鲁豫代表团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赵毅敏担任了中直、军直代表团的秘书长。
中共七大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对于每一位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来说，这一盛会在他们心目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河南籍代表中，有3人是同他们的伴侣一起参加中共七大的，成为七大中的夫妇代表。他们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张瑞华和聂荣臻、苏井观和张琴秋。在延安学习和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王从吾与山东姑娘丁侃结婚，苏井观与红军女将领张琴秋结婚，刘德海的妻子在延安生了一个女儿，可谓双喜临门。为纪念在延安参加七大的难忘时光，刘德海给女儿取名为“七中”。
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的构成
31名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中央和军委直属部门有7人。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邓颖超，中央北方局妇委书记张瑞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赵毅敏，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张晓民，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供给部部长张永励，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领导成员李士英（均为赴延安学习或参加七大时的任职）。
八路军系统有7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苏进，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政委张世功，八路军一二○师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黎生，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冀南军区党委委员余成斌，冀鲁豫军区第十军分区副政委刘德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潘寿才。
新四军系统有5人。新四军二师参谋长周骏鸣，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团长鲍启祥，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伟，新四军天高支队支队长余鸣龙。
抗日根据地有7人。冀南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冀中十分区地委书记马载，中共冀鲁豫分局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刘宴春，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晁哲甫，冀鲁豫边区区委委员兼公安总局局长刘汉生，冀鲁豫边区抗日联合总会青年部部长杨泽江，盐阜区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喻屏。
地下党组织有5人。豫南省委委员、民运部部长王国华，河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危拱之，汝南地委书记方德鑫，南（阳）唐（河）方（城）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姜宗仁，荆（门）当（阳）地委书记赵石。
从地域看，31名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分布在当今8个省辖市。其中，信阳最多，有12人：商城刘德海、鲍启祥、余鸣龙，新县潘寿才、张池明、张世功，信阳张瑞华、危拱之，光山邓颖超，潢川苏井观，罗山桂干生，固始余成斌。安阳6人：内黄王从吾、刘汉生、李士英、喻屏（内黄是代表人数最多的，有4人），滑县赵毅敏，安阳马载。濮阳4人：清丰晁哲甫、杨泽江、张晓民，濮阳县刘宴春。南阳3人：南召姜宗仁、内乡王黎生、唐河方德鑫。驻马店3人：确山王国华、周骏鸣，汝南何伟。郑州、焦作、漯河各1人，分别是赵石、张永励、苏进。
千里迢迢赴延安
中共七大代表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延安的过程，充满了艰险。广东、福建等地的南方代表，闯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走了14个月；新四军三师一批赴延安学习的干部途中与敌相遇，战斗中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8人牺牲。来自新四军的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距离延安最远，河南抗日根据地及地下党组织代表要穿过山西、河北进入陕北。
王从吾是较早到达延安的。1939年9月8日，王从吾与冀南区党委的中共七大代表一道，从南宫、威县交界处的大宁村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10月，到内丘。12月底到太行一地委驻地邢台将军墓。1940年1月，到达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山西武乡县。在这里，彭德怀、刘伯承、杨尚昆给他们作了报告，介绍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情况。北方局考虑到日军对太行的封锁，决定将冀南、山东、太行、太岳的中共七大代表会合，组成了一支50多人的队伍，共赴延安。5月，队伍到达晋察冀中央分局所在地、晋察冀模范根据地阜平。看到这里的翻身农民抗日、生产的积极性高，还组织了农会，王从吾等在这里作了停留，学习和考察了这里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和减租减息的开展情况，直到9月才离开。王从吾一行在部队护送下一路上还算顺利，但在晋西北过石家庄和娘子关之间的铁路时，与敌人相遇。敌我力量悬殊，护送部队的战士顽强阻击，伤亡多人。代表们被打散了，隐蔽在山沟、丛林中，待敌人撤退后，才集中起来继续前进。到延安时已是1940年9月。此行走了一年多，行程1000多公里。
1940年6月底，赵石从鄂西北的巴东乘船到重庆，找到驻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中央南方局。8月中旬，赵石等10多人乘一辆大卡车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到宝鸡。与卡车一起上了火车，到咸阳后，再乘上大卡车，一路颠簸，于9月下旬到达延安。
1943年初，鲍启祥等10多名新四军三师的干部离开江苏盐阜区，前往延安。原计划是从海路走的，就在做航行准备工作时，传来彭雄等在海面与敌相遇而牺牲的消息。黄克诚师长下令改走陆路。虽然陆路要经过更多的敌人封锁线，但仍比水路安全。于是，鲍启祥等向西进入淮海区，在淮海区第二支队的护送下越过陇海路，到了山东。铁道游击队护送他们过了津浦路。在过平汉路时，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座日军的岗楼，鲍启祥等在交通员的引导下，在敌人眼皮下穿梭。10月20日，鲍启祥一行抵达延安。
1943年3月初，周骏鸣率新四军二师的60余人赴延安学习。在鲁南包头峪山区遭到日军袭击，60多人赤手空拳与敌人周旋，冲出了包围圈。4月初的一天，夜行70多公里，通过敌顽多道封锁线。然而，走到黄河故道东阳县时，由于日军“扫荡”，周骏鸣等频繁转移，近3个月行程几乎没有进展，人困马乏。10月，进入太行山区。这里虽是老根据地，但物资十分贫乏。周骏鸣等人吃不饱饭，就以野菜充饥。在通过晋西北的两道大川时，大雪纷飞，同行的卢文新妻子这时生了孩子，在饥寒交迫中，孩子不幸夭折。好在雪地是他们行程中面临的最后障碍。12月中下旬，队伍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葭县（今佳县）。12月29日，到达延安中央党校。他们此行走过了7省7500多公里，历时9个月。 新四军三师的张池明等是1943年3月底出发的，由师部的护送队送到津浦路边，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过了铁路。太行武工队送他们过同蒲铁路和汾河。他们经吕梁根据地，于9月进入陕北。
喻屏赴延安的经历最具传奇色彩。1943年3月中旬，喻屏原计划是和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同船到延安的，但没赶上时间。没想到的是，彭雄等在海上与敌相遇而牺牲。得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喻屏凭着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决定从敌占区走。于是，喻屏、李风夫妇从盐城到泰州，乘船到上海。乘火车从上海到北平，又转车到了太原、汾阳。经阎锡山统治区过黄河，到了延安。一路上，喻屏、李风夫妇曾走进日军的岗楼，也曾和日军士兵同乘一辆马车，危险重重。
投入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王从吾等河南籍代表到延安后，都投入了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问题指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从粗读到精读，边读边思考，力求领会精神实质。学习的形式包括听报告、自学文件、小组讨论等。自己弄不懂的问题，就在小组会上提出来，集体讨论。第二阶段，是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检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在回顾中，对正确的方面加以肯定，对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分析根源，提出改正办法。通过对个人的回顾和总结，再联系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分析。最后，写一份自我鉴定。
在整风学习的后期，河南籍代表还结合学习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了华北党的历史座谈会。王从吾在会上谈了对丁树本开展统战工作失败的教训，认为这是错误地执行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投降主义的表现，结果丢了部队，丢了政权，给河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损失。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进一步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为中共七大的召开统一了思想。
在参加整风学习的同时，河南籍的代表还经受了一个特殊的考验，这就是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接受审查。河南籍代表中有多人来自白区，“抢救运动”中白区的一些党组织被认为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受到无端怀疑，多名河南省委领导甚至被怀疑是特务而失去自由。危拱之就是其中之一。但她拒不承认强加的不实之词，精神上受到了严重伤害。赵石因在中学时参加的进步学生组织性质无法证明，也受到严格审查。好在不久，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的偏差，及时停止了“抢救”，并认为白区党组织和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是经受了考验的，对他们个人都做出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与危拱之进行谈话，对她受到的委屈表示安慰，并肯定了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和贡献。
除了参加整风学习，王从吾、赵毅敏等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什么都干。男同志要上山割可编12把扫帚的扫帚草，种土豆50公斤；女同志一年要打毛衣12件，或做短裤120条，或纺线6公斤。经过努力，延安很快度过了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
由于中共七大延期召开，河南籍的代表在参加整风学习的同时，还根据党组织安排，参加了延安的工作。王从吾参加了来延干部处理委员会，安置来延安人员的学习和生活，后又担任了中央党校一部组织教育科科长。晁泽甫担任了中央党校五部副主任，潘寿才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组织科科长，姜宗仁担任了延安中央医院疗养科副科长，刘德海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工作。
参加七大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31名河南籍代表参与了这一盛会。
河南籍代表聆听了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所做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所做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充分发扬民主，每一个报告都经过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和大会反复讨论，尽可能让每一位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报告加以补充修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在会上做了9次修改，每次都将修改稿印发给与会代表。讨论中，赵石认为，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是一件大事，应该写入政治报告。大会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
各代表团和小组在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河南籍代表都十分反感王明，不愿意选他为中央委员。因为他搞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中国革命、给河南的革命斗争带来了严重损失。后来，中央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毛泽东多次讲话：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还是让他们留下吧，留下来有好处，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代表们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经选举，王明留在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然而，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却落选了。这是因为当时王稼祥生病，好多代表对他了解不多。毛泽东在大会上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这样，王稼祥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河南籍的邓颖超、王从吾也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6月1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做了《愚公移山》的重要讲话。当他讲到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王从吾、赵毅敏在参加中共七大的同时，还承担了大会的相关工作。王从吾担任了晋冀鲁豫代表团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赵毅敏担任了中直、军直代表团的秘书长。
中共七大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对于每一位河南籍中共七大代表来说，这一盛会在他们心目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河南籍代表中，有3人是同他们的伴侣一起参加中共七大的，成为七大中的夫妇代表。他们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张瑞华和聂荣臻、苏井观和张琴秋。在延安学习和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王从吾与山东姑娘丁侃结婚，苏井观与红军女将领张琴秋结婚，刘德海的妻子在延安生了一个女儿，可谓双喜临门。为纪念在延安参加七大的难忘时光，刘德海给女儿取名为“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