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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价值选择、整合的循环往复中，形成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文化价值体系，使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中国传统所形成的对塑造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理想和追求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理念进行深入挖掘，并实现相应的现代价值转换，令其在中国悠长而剧烈的历史裂变后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关键词：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12010)04－0052－04
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指由情感、理想、愿望、价值观等各种观念形态相结合，蕴藏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或观念之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聚合与相互团结的精神力量。它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一样，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灵魂吸引和精神支柱的核心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源泉在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即在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所造就的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从中国传统所形成的对塑造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理想和追求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理念进行深入挖掘，并实现相应的现代价值转换，使其在悠长而剧烈的历史裂变后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一、“大一统”思想的巨大包容性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差异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实际上，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邦国或国家概念的中国意识。却产生并形成于西方外力的强烈逼迫。但这种“自觉”意识如若缺少了长期历史积淀的“自在”的政治文化传统，丢失了自身已然形成的文化价值资源，也是无法平地而起和瞬时建构的。为此，“大一统”思想在构筑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内在精神和稳定价值中所展现的文化内核与灵魂的作用也就必然进人了视野。即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尽管战乱和纷争从未停息，但却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中形成的追求统一的共同心愿，以及由此所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大一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
其一，“大一统”是聚地理、政治、文化等内容为一体的集合概念，是儒家传统政治理想的综合体现。“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之所以被孔子编入《诗经》，更多地蕴含着他对周代社会状态及其礼仪的坚守与向往。而孟子在回答一位诸侯“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后来的董仲舒则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由此序列，“大一统”便成为儒家文化发展中最为凸现并占据要位的思想理念。在对“大一统”的诸种阐释中，最为精到而具有全面特点的当属《管子》，它将“大一统”内涵的丰富多样性，做了全方位的解释与发挥。它既强调了“天子出令于天下”的政治要求，又表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域涵盖；还体现着“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的道德共治愿望；更表达着“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大一统”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又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为悠久而持存的重点内容。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尤其在“正统”观体现充分。所谓“正统”即“王者大一统”。如欧阳修所言：“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如此等等，“大一统”就以其丰富之含义，成为统治者和文人志士的共同理想，更在以后的历史延续中。逐步占据民族文化的核心位置，逐渐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让华夏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信，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安居乐业，国家动乱、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在分治争乱中谋求统一华夏，在统一中谋求国家安定。
其二。“大一统”涵盖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了辽阔疆域各民族大家庭的悠悠深意。虽然“大一统”概念最先由儒家提出，但它却并不只是专指中原或某一地区的一统，而是囊括了华夏中国的广袤区域和众多民族，且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不断地扩展到和延伸。这也是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的历史渊源。孔子在《春秋》中就提出过：“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夷狄，则夷狄之”。这即是说，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能成其为一部分。故而孔子就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充分体现了孔子华夏文明思想的巨大包容性。对此，孟子则进一步解释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实际上就是华夷融合的最重要时期之一。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中华一体观念，也使大一统观念得到空前扩展，得到广泛认同。
特别要指出的是，“大一统”影响支配下所形成的“中国人”应该是一个内涵最为松散的概念。其最为宽泛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使之有了最具强力的包容性和广泛性。现代的金庸先生就认为：“欧洲罗马人向东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民族集合体。这也就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所以，应该看到并重视中华民族一体背后的“大一统”理念的支撑，它是历来中国追求统一的思想基因。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汉朝又把这“大一统”通过各种制度巩固下来之后，“大一统”就成为历代华夏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理想。
其三，“大一统”尽管为现代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 治建构与政治认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政治资源，但其鲜明的陈旧历史印迹，必然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内核存在差距。
从根本上说，“大一统”应是传统中国社会对某种更高神圣秩序高度信仰的表现。它在政治的层面上，以帝国(或其他准帝国的政体形式)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的方式而示人。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这种帝国本身就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亚层次或低层次认同。但是，现代社会的“祛魅化”必然导致维系这种传统的内在神圣价值的崩塌。原因在于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则是既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神圣的秩序，也不追求最高的认同目标，仅只是要求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层次的认同，也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按照众多现代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国家并不是某种神圣秩序的载体或化身，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人的世俗和理性建构。因此，它就不可能拥有一个超越族群之上的更高目标或一种神圣的秩序。但是，如若丧失或没有了这样的目标或秩序，那么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超越族群的差异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即黑格尔所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为此，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维系和强化，还必须要在多民族的族群差异中寻找并建立其共同的价值理想和现实目标，并将其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实现与维护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视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的建立。而可贵之处在于，新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构建一种准神圣的目标，由此赋予了中华五十六个族群以真实的统一性。但30年改革开放以后，当下中国社会显现出来的某种离散的倾向，大有成为国家统一、稳定的破坏力的极大危险。于此，有效并合理彰显中华传统中的“大一统”思想，不失为一种运用文化力量实现各民族整合与认同的有益途径，也就需要在对“大一统”的思想渊源，尤其是曾有的辉煌与作用进行充分的挖掘、整理。在肯定与呈现“大一统”的历史与现代价值之同时，还必须要对“大一统”思想进行重大的改造与转换。
二、“大一统”理想下的“天下”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塑造
平心而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都喜欢淡化其族群特征，强调其作为“天子”代表而凌驾于单个民族之上的超越性，进而以“天下”为理念去追逐“大一统”的梦想。中国的历代文人更是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不断书写着“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华彩篇章。为此，必须看到中国传统中的“天下”观与“大一统”的呼应与相通，及其对维系和团结中华土地上的各民族，以文化认同实现国家认同中所发挥的吸引与凝聚作用。
其一，“天下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皇权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观念，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文化认同至上意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概念起源很早，从周代到秦汉，“天下”、“四海”等辞汇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记述前代历史的文献中。如《尚书·大禹谟》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论语》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楚辞·天问》中有“授殷天下，其德安施”、“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等句。但是，“天下”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既非明确的地理方位，又非确定的种族划界。其“所指”十分宽泛，而“能指”却很含糊。按照后来人的解释，“天下”更多地应该是一个文化范畴，即当顾炎武“亡国还是亡天下”的思想追问明确之后，这个“天下”主要是从“道统”上强调的，文化当然就是其基本蕴意。列文森提出，“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在天下之中，没有比中国文化更高的文化形态存在”。这个解释应该符合“天下”之本来原意。也就是说，传统中国虽然在血统上以汉族为主流，但维系国家认同的却是超越种族的“天下”文化观。即只要承认中华文明的文化正统，承认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价值秩序，就可以进入中华文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任何种族只要以中华之“道统”为治国原则，即可成为文明之正统。正是这样的历史渊源，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中华文明体系。即是作为今天的现代国家。也不能割断与自身传统的血脉关系。
其二，“天下”观是中华文化发挥民族精神依托与团结纽带的重要理念，它与“大一统”相契合构成为保持中华文明绵延长续的重要思想动力，也是促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的内在重要根源。从中国古老的典籍记载中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生活在许多自然的村落中，一些自然的村落围绕着一个叫强大的‘城’形成共同体‘邦’，这些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又属于一个庞大的联盟，村落的共同体在联盟内和平共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统一体内，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国当时能够了解的‘天下’。因此，人们有一种意识，即‘天下’不言而喻是应该统一在一起的”。即从中华文明发生之初，华夏民族的“天下”涵义是从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天下”上规定的，故而“大一统”与“天下”作为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同构的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的争议几乎始终存在，曾经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西方基督教等在进人中国的过程中，因彼此间的重大差异，都与华夏文化发生过或大或小、或激烈或柔和的冲突。但最终还是在不断的排斥与融合中，在“大一统”和“天下”观的诱导下，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使中华文明在不出现断裂的前提下，又不断地更新内容、扩大内涵并增强活力。国内外基本上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几千年发展的文明，也是唯一延续五千年政统、道统不曾断绝的国家。根源正是在“天下”观的引导下，自古以来的中华先民大都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不同人群。当外族人处于文化上较落后状态时则遭受歧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但是，当外来人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自然被纳入到“我”的行列，被看作是和自己是同样的人；一旦彼人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水平十分优异，还会受到特别的尊敬和抬举。如此一来，中华文化如同海绵一样吸收和容纳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到“天下”的范畴，因而形成了绵延不断的文明格局。中华各民族和睦生存、荣辱与共的历史性格也就成为今天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原动力。
其三，现代民族一国家意识兴起后对中国传统“天下”观造成的历史逼迫，使其陷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困境。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内涵相比，中国人的“天下”观的确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梁启超在其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中就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梁漱溟先生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王朝既缺乏现代的国家主权，又没有现代的疆域、国民意识，而 其所遵循的所谓正统的核心标准，也不是法律和政治的标准，而是天下主义的文化理想。因此，梁漱溟将传统的“天下”观看作是“超国家主义”的：“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保国与保天下之间，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这样一来，当西方的民族国家与中华的泱泱王朝对峙之时，文化意义上的“天下”与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巨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民族危亡，就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困顿。用列文森的话说：“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如果已经获得自立的民众还没有形成一个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公民组成的民族，那么，这种政治法律变革就会缺少原动力，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体制也会缺乏活力。为了促进这场政治变革，需要一种能强有力的赋予这种变革以意义的观念。它应比人民主权和人权概念更能打动人心和激发热情。这个空白就由‘民族’观念来填补”。“天下”观宽泛而松散的文化蕴意，使其在族群生存遭遇危机时发挥相应的民族聚合力的作用十分微弱。而对自己祖国无条件、无选择的认同，对特定的理想共同体的认同，则是现代政治国家对自己国民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当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价值准则。“天下”观曾有的文化吸引力如何蜕变、转化为现时代的民族凝聚力便显得十分的紧迫。其中的关键就是将“天下”观中的文化认同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认同相互结合并共同凸现出来。
三、以文化认同增强国家认同，不断强化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说，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心态的体现，是在一定民族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以上分析比较充分地说明，“大一统”和“天下”观是中华传统中表达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典型理念，对增强和强化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有影响作用的重要思想文化元素。“大一统”和“天下”观中蕴含的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各文化间的相互包容却是今天需要继承和转换的重要价值源泉。
其一，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需要特别明确，中国的现代进步，不应该把悠久而厚重的中华文明资源当成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包袱，而应作为中华现代文明建构的不竭源泉。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决不是割断了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翻版，而应是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说过：“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mzational-state)”。这种民族特色造就了中华民族总是以包容和吸纳的方式，赢得了中华土地上众多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梁启超在发表《新民说》之后又以“国性”的提法强调了传统文化渊源之于中国人的血脉深意，“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因此。完全可以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推动中国历史延续的精神动力。
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它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其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家国一体，而家的逻辑和国的逻辑是直接贯通的。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塑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范型，是中国人的价值源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在不断验证着一个基本道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复兴都必须以自身的文明传统为基础，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系统为资源，以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实现为方式，在文化认同的不断强化中加深国家认同，在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加深中强化中华民族的相互团结。
其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提升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联，在强化国家认同中增强各民族的彼此凝聚。关于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不妨以德国十九世纪经济学家佛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观点为参照。在李斯特的思想中，“国家介于个人和人类之间，是由这样一些个人组成的单独的社会，这些人拥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共同的防御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财富、生命的共同制度，他们组成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实体”；国家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个人从国家那里获得文明、教育、进步、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如果国家衰落，个人就得承担起衰落的灾难性后果”；而国家之于一国国民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则在于，“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益关系结合起来，它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且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这种明确重视个人对国家的依存性的观点在近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中并不多见，且与欧美社会的原子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存在鲜明差异。然而，李斯特的这一系列观点在本质上与文化认同所强调的共同体的价值共有、精神同源、利益共连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对强化现代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始终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特点。中国人，无论个人还是单个民族都受着这个文化共同体的长期熏染和血脉渗透，在文化性格与利益取向上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兴亡共进退的内在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早已转换并内化为中国人为了国家和民族抵御外侮、发愤图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民族性格。源于此，中华民族才有了令人感佩的团结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也才有了历经磨难而不断进取的现代成就。时下，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种文化的迅捷交流、激烈碰撞，导致社会文化空间大大缩小即“时空浓缩”的现实；尤其是面对各种文化似乎在同一个平面上涌现、展现的事实，更加需要人们特别是中国人认真而深刻地、直观地观察自己与向来所“寄生”的文化母体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搜寻和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并在文化认同中坚定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12010)04－0052－04
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指由情感、理想、愿望、价值观等各种观念形态相结合，蕴藏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或观念之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聚合与相互团结的精神力量。它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一样，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灵魂吸引和精神支柱的核心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源泉在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即在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所造就的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从中国传统所形成的对塑造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理想和追求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理念进行深入挖掘，并实现相应的现代价值转换，使其在悠长而剧烈的历史裂变后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一、“大一统”思想的巨大包容性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差异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实际上，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邦国或国家概念的中国意识。却产生并形成于西方外力的强烈逼迫。但这种“自觉”意识如若缺少了长期历史积淀的“自在”的政治文化传统，丢失了自身已然形成的文化价值资源，也是无法平地而起和瞬时建构的。为此，“大一统”思想在构筑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内在精神和稳定价值中所展现的文化内核与灵魂的作用也就必然进人了视野。即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尽管战乱和纷争从未停息，但却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中形成的追求统一的共同心愿，以及由此所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大一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
其一，“大一统”是聚地理、政治、文化等内容为一体的集合概念，是儒家传统政治理想的综合体现。“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之所以被孔子编入《诗经》，更多地蕴含着他对周代社会状态及其礼仪的坚守与向往。而孟子在回答一位诸侯“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后来的董仲舒则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由此序列，“大一统”便成为儒家文化发展中最为凸现并占据要位的思想理念。在对“大一统”的诸种阐释中，最为精到而具有全面特点的当属《管子》，它将“大一统”内涵的丰富多样性，做了全方位的解释与发挥。它既强调了“天子出令于天下”的政治要求，又表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域涵盖；还体现着“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的道德共治愿望；更表达着“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大一统”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又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为悠久而持存的重点内容。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尤其在“正统”观体现充分。所谓“正统”即“王者大一统”。如欧阳修所言：“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如此等等，“大一统”就以其丰富之含义，成为统治者和文人志士的共同理想，更在以后的历史延续中。逐步占据民族文化的核心位置，逐渐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让华夏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信，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安居乐业，国家动乱、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在分治争乱中谋求统一华夏，在统一中谋求国家安定。
其二。“大一统”涵盖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了辽阔疆域各民族大家庭的悠悠深意。虽然“大一统”概念最先由儒家提出，但它却并不只是专指中原或某一地区的一统，而是囊括了华夏中国的广袤区域和众多民族，且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不断地扩展到和延伸。这也是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的历史渊源。孔子在《春秋》中就提出过：“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夷狄，则夷狄之”。这即是说，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能成其为一部分。故而孔子就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充分体现了孔子华夏文明思想的巨大包容性。对此，孟子则进一步解释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实际上就是华夷融合的最重要时期之一。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中华一体观念，也使大一统观念得到空前扩展，得到广泛认同。
特别要指出的是，“大一统”影响支配下所形成的“中国人”应该是一个内涵最为松散的概念。其最为宽泛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使之有了最具强力的包容性和广泛性。现代的金庸先生就认为：“欧洲罗马人向东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民族集合体。这也就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所以，应该看到并重视中华民族一体背后的“大一统”理念的支撑，它是历来中国追求统一的思想基因。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汉朝又把这“大一统”通过各种制度巩固下来之后，“大一统”就成为历代华夏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理想。
其三，“大一统”尽管为现代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 治建构与政治认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政治资源，但其鲜明的陈旧历史印迹，必然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内核存在差距。
从根本上说，“大一统”应是传统中国社会对某种更高神圣秩序高度信仰的表现。它在政治的层面上，以帝国(或其他准帝国的政体形式)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的方式而示人。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这种帝国本身就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亚层次或低层次认同。但是，现代社会的“祛魅化”必然导致维系这种传统的内在神圣价值的崩塌。原因在于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则是既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神圣的秩序，也不追求最高的认同目标，仅只是要求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层次的认同，也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按照众多现代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国家并不是某种神圣秩序的载体或化身，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人的世俗和理性建构。因此，它就不可能拥有一个超越族群之上的更高目标或一种神圣的秩序。但是，如若丧失或没有了这样的目标或秩序，那么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超越族群的差异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即黑格尔所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为此，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维系和强化，还必须要在多民族的族群差异中寻找并建立其共同的价值理想和现实目标，并将其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实现与维护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视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的建立。而可贵之处在于，新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构建一种准神圣的目标，由此赋予了中华五十六个族群以真实的统一性。但30年改革开放以后，当下中国社会显现出来的某种离散的倾向，大有成为国家统一、稳定的破坏力的极大危险。于此，有效并合理彰显中华传统中的“大一统”思想，不失为一种运用文化力量实现各民族整合与认同的有益途径，也就需要在对“大一统”的思想渊源，尤其是曾有的辉煌与作用进行充分的挖掘、整理。在肯定与呈现“大一统”的历史与现代价值之同时，还必须要对“大一统”思想进行重大的改造与转换。
二、“大一统”理想下的“天下”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塑造
平心而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都喜欢淡化其族群特征，强调其作为“天子”代表而凌驾于单个民族之上的超越性，进而以“天下”为理念去追逐“大一统”的梦想。中国的历代文人更是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不断书写着“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华彩篇章。为此，必须看到中国传统中的“天下”观与“大一统”的呼应与相通，及其对维系和团结中华土地上的各民族，以文化认同实现国家认同中所发挥的吸引与凝聚作用。
其一，“天下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皇权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观念，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文化认同至上意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概念起源很早，从周代到秦汉，“天下”、“四海”等辞汇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记述前代历史的文献中。如《尚书·大禹谟》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论语》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楚辞·天问》中有“授殷天下，其德安施”、“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等句。但是，“天下”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既非明确的地理方位，又非确定的种族划界。其“所指”十分宽泛，而“能指”却很含糊。按照后来人的解释，“天下”更多地应该是一个文化范畴，即当顾炎武“亡国还是亡天下”的思想追问明确之后，这个“天下”主要是从“道统”上强调的，文化当然就是其基本蕴意。列文森提出，“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在天下之中，没有比中国文化更高的文化形态存在”。这个解释应该符合“天下”之本来原意。也就是说，传统中国虽然在血统上以汉族为主流，但维系国家认同的却是超越种族的“天下”文化观。即只要承认中华文明的文化正统，承认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价值秩序，就可以进入中华文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任何种族只要以中华之“道统”为治国原则，即可成为文明之正统。正是这样的历史渊源，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中华文明体系。即是作为今天的现代国家。也不能割断与自身传统的血脉关系。
其二，“天下”观是中华文化发挥民族精神依托与团结纽带的重要理念，它与“大一统”相契合构成为保持中华文明绵延长续的重要思想动力，也是促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的内在重要根源。从中国古老的典籍记载中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生活在许多自然的村落中，一些自然的村落围绕着一个叫强大的‘城’形成共同体‘邦’，这些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又属于一个庞大的联盟，村落的共同体在联盟内和平共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统一体内，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国当时能够了解的‘天下’。因此，人们有一种意识，即‘天下’不言而喻是应该统一在一起的”。即从中华文明发生之初，华夏民族的“天下”涵义是从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天下”上规定的，故而“大一统”与“天下”作为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同构的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的争议几乎始终存在，曾经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西方基督教等在进人中国的过程中，因彼此间的重大差异，都与华夏文化发生过或大或小、或激烈或柔和的冲突。但最终还是在不断的排斥与融合中，在“大一统”和“天下”观的诱导下，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使中华文明在不出现断裂的前提下，又不断地更新内容、扩大内涵并增强活力。国内外基本上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几千年发展的文明，也是唯一延续五千年政统、道统不曾断绝的国家。根源正是在“天下”观的引导下，自古以来的中华先民大都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不同人群。当外族人处于文化上较落后状态时则遭受歧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但是，当外来人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自然被纳入到“我”的行列，被看作是和自己是同样的人；一旦彼人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水平十分优异，还会受到特别的尊敬和抬举。如此一来，中华文化如同海绵一样吸收和容纳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到“天下”的范畴，因而形成了绵延不断的文明格局。中华各民族和睦生存、荣辱与共的历史性格也就成为今天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原动力。
其三，现代民族一国家意识兴起后对中国传统“天下”观造成的历史逼迫，使其陷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困境。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内涵相比，中国人的“天下”观的确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梁启超在其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中就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梁漱溟先生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王朝既缺乏现代的国家主权，又没有现代的疆域、国民意识，而 其所遵循的所谓正统的核心标准，也不是法律和政治的标准，而是天下主义的文化理想。因此，梁漱溟将传统的“天下”观看作是“超国家主义”的：“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保国与保天下之间，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这样一来，当西方的民族国家与中华的泱泱王朝对峙之时，文化意义上的“天下”与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巨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民族危亡，就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困顿。用列文森的话说：“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如果已经获得自立的民众还没有形成一个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公民组成的民族，那么，这种政治法律变革就会缺少原动力，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体制也会缺乏活力。为了促进这场政治变革，需要一种能强有力的赋予这种变革以意义的观念。它应比人民主权和人权概念更能打动人心和激发热情。这个空白就由‘民族’观念来填补”。“天下”观宽泛而松散的文化蕴意，使其在族群生存遭遇危机时发挥相应的民族聚合力的作用十分微弱。而对自己祖国无条件、无选择的认同，对特定的理想共同体的认同，则是现代政治国家对自己国民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当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价值准则。“天下”观曾有的文化吸引力如何蜕变、转化为现时代的民族凝聚力便显得十分的紧迫。其中的关键就是将“天下”观中的文化认同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认同相互结合并共同凸现出来。
三、以文化认同增强国家认同，不断强化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说，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心态的体现，是在一定民族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以上分析比较充分地说明，“大一统”和“天下”观是中华传统中表达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典型理念，对增强和强化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有影响作用的重要思想文化元素。“大一统”和“天下”观中蕴含的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各文化间的相互包容却是今天需要继承和转换的重要价值源泉。
其一，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需要特别明确，中国的现代进步，不应该把悠久而厚重的中华文明资源当成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包袱，而应作为中华现代文明建构的不竭源泉。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决不是割断了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翻版，而应是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说过：“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mzational-state)”。这种民族特色造就了中华民族总是以包容和吸纳的方式，赢得了中华土地上众多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梁启超在发表《新民说》之后又以“国性”的提法强调了传统文化渊源之于中国人的血脉深意，“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因此。完全可以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推动中国历史延续的精神动力。
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它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其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家国一体，而家的逻辑和国的逻辑是直接贯通的。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塑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范型，是中国人的价值源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在不断验证着一个基本道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复兴都必须以自身的文明传统为基础，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系统为资源，以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实现为方式，在文化认同的不断强化中加深国家认同，在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加深中强化中华民族的相互团结。
其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提升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联，在强化国家认同中增强各民族的彼此凝聚。关于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不妨以德国十九世纪经济学家佛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观点为参照。在李斯特的思想中，“国家介于个人和人类之间，是由这样一些个人组成的单独的社会，这些人拥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共同的防御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财富、生命的共同制度，他们组成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实体”；国家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个人从国家那里获得文明、教育、进步、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如果国家衰落，个人就得承担起衰落的灾难性后果”；而国家之于一国国民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则在于，“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益关系结合起来，它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且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这种明确重视个人对国家的依存性的观点在近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中并不多见，且与欧美社会的原子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存在鲜明差异。然而，李斯特的这一系列观点在本质上与文化认同所强调的共同体的价值共有、精神同源、利益共连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对强化现代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始终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特点。中国人，无论个人还是单个民族都受着这个文化共同体的长期熏染和血脉渗透，在文化性格与利益取向上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兴亡共进退的内在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早已转换并内化为中国人为了国家和民族抵御外侮、发愤图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民族性格。源于此，中华民族才有了令人感佩的团结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也才有了历经磨难而不断进取的现代成就。时下，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种文化的迅捷交流、激烈碰撞，导致社会文化空间大大缩小即“时空浓缩”的现实；尤其是面对各种文化似乎在同一个平面上涌现、展现的事实，更加需要人们特别是中国人认真而深刻地、直观地观察自己与向来所“寄生”的文化母体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搜寻和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并在文化认同中坚定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