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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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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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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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发生的最具深远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凸显了这一发展趋势。历史不可逆转地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也把应当如何看待指导中国外交近20年的“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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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制碳排放的气候条款被排除在准备付诸表决的美国参议院能源议案之外。这意味着美国国会一年多来的气候立法努力以失败告终，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遭遇挫折。同时，这也给年底将于墨西哥坎昆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蒙上一层阴影。
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重建美国力量和影响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核心任务。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经济“再平衡”和安全“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改变靠消费信贷和赤字财政刺激的发展模式，重新平衡储蓄、投资、借贷和出口的关系；在安全上，改变以反恐压倒一切而忽视其他重大挑战的做法，强调确保赢得反恐战争的同时，为未来更广泛的安全挑战做好准备。奥巴马政府经济和安全“再平衡”战略，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给美中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
2010年5月，中美两国在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开启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该机制的开启，表明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彰显中美两国政府均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也彰显了中美两国均以双方人文交流为推进两国关系的新增长点。可以预见，中美将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和目标国，中美教育交流有望加速朝对等、双向和互惠的方向发展，“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将增加新的动力。为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因势利导，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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