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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5-0110-04
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甘肃、青海、西藏、四川、湖北、江苏、台湾等地的二十多家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等专门研究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其中绝大多数论文在会上宣读。这些论文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对敦煌吐蕃文化的丰硕研究成果。会议分别从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敦煌与吐蕃历史、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敦煌吐蕃文献、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讨论，解决或初步解决了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语言学、佛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内一些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一些领域有重要发现和突破。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8月2日早8点50分，在洋溢着欢乐喜庆气氛的敦煌研究院小报告厅，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见封)。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致开幕词。她首先代表敦煌研究院热烈欢迎各位代表的到来，并介绍了敦煌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突出强调了吐蕃在对敦煌近七十年的统治中所留下的大量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意义，希望这次会议成为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和新的起点。敦煌市委书记、市长孙玉龙同志代表敦煌市委市政府向会议致词。敦煌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两位资深专家——中央民族大学黄布凡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校长高瑞教授分别致词。他们回忆了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敦煌研究院举办这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
开幕式后，开始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演讲。这个演讲基于敦煌吐蕃历史文化遗迹遗物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从敦煌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在敦煌的政治制度、吐蕃封建经济的确立、以译写佛经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文化事业、吐蕃史传在敦煌编纂及其意义、敦煌石窟与吐蕃佛教文化、吐蕃在敦煌的文化交流、吐蕃统治对周边及后世的影响等作了论证，提出了敦煌曾经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的论断。特别指出吐蕃在敦煌完成了封建经济改革和封建化的过程，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了大量佛经并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吐蕃统治敦煌结束后以至灭亡后，汉蕃各族文人仿效唐朝的官修史制度在敦煌编纂吐蕃史志的史实和意义。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教授作了题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0037译释》的演讲，对这个写本的内容及背景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译解，指出了前人研究的诸多不到之处，同时还找出与之对应和可以缀合的其他相关写卷。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郭祐孟副研究员以莫高窟第360、361窟为例，作了题为《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的演讲，以独特的研究方法，从图像义理和洞窟功能的角度，对莫高窟第360、361窟及整个吐蕃时期洞窟的形制、内容、风格、特点、佛教思想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都很有新意，值得肯定。在主题报告中，马德研究员提出了诸多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问题，才让教授和郭韦占孟副研究员的报告是敦煌藏文文献与敦煌吐蕃研究的范例。
按会议议程，研讨会安排了五个专题、六场学术讨论。
第一场专题为“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罗秉芬首先发言，题目为《象雄语文献和象雄文化》。这是罗教授多年从事的一个研究项目，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象雄语和苯教文献，对藏族早期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西藏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研究员作了《关于新发现当许噶塘蚌巴奇本古苯教文书》的演讲，利用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论证了西藏早期的苯教信仰的历史。四川民族研究所周锡银研究员作了《藏族原始宗教遗存与敦煌吐蕃文献》的演讲，就康巴地区的藏族原始宗教遗迹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作了对比研究。甘肃合作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青年教师阿旺加措提交的论文《敦煌藏文写卷P.T.1047译评及相关苯教术语释义》，指出了前人研究的不足，提出许多科学合理的新见解。青海民族学院旦正教授《评析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人物传说》，就敦煌藏文历史文献中关于吐蕃早期历史人物传说的内容、艺术手法、文风、思想表现等作了系统论述。甘肃合作师专的房继荣先生《论吐蕃时期的“sku bla”信仰——以敦煌吐蕃文献为中心》对吐蕃时期各类自然崇拜的形式和内容及其对藏族早期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巴桑旺堆、周锡银先生在演讲中公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信息和考古新资料。在苯教和象雄文化的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成果颇丰，敦煌文献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将可以改写藏族的历史。
第二场专题为“敦煌与吐蕃历史”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松赞干布生平事迹》，利用敦煌发现的新资料对有关松赞干布生平事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西南民族大学高瑞、李吉和教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蕃文化互动初探》，从条件、表现、特点三个方面论述了吐蕃统治时期汉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大学扎西才让教授《敦煌文献P.T.849中部分藏王的名称与藏族史书弓文献对比研究》，公布了新发现的吐蕃赞普名号及他的看法。西北民族大学兰却加教授《从敦煌藏文写卷看吐蕃统治瓜沙时期的政策方略》，根据有关敦煌藏文写卷的记载，对吐蕃经营瓜沙期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实行的施政措施进行了分析，并特别指出其中有利于时代发展和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方略。中国民族图书馆先巴先生《吐蕃告身制度有关疑点与敦煌地区实施的灵活性研究》，西藏大学图书馆夏吾卡先生《再谈英藏敦煌文献TbJ731(马与野马分开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地名》，都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新探讨。西北民族大学扎西东主先生《论噶氏家族在蕃唐关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新的角度对控制吐蕃大权近半个世纪的噶氏家族作了多角度的探究。青海民族学院更尕青与敦煌研究院勘措吉共同提交的《敦煌藏文文献中的“热贡”地名考》，利用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新资料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看法。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对吐蕃历史和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第三场专题是“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的研究”。关于敦煌吐蕃石窟的研究，敦煌研究院青年研究人员沙武田博士《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根据石窟、文献资料及相关历史人物活动，考证莫高窟第161窟为吐蕃时代名僧法成的功德窟。敦煌研究院赵晓星博士 《莫高窟第361窟初探》，就莫高窟第361窟西龛内屏风画的内容、第361窟表现的主题等问题作了深入考察研究，有一系列新的发现。敦煌研究院勘措吉对莫高窟第75窟新发现的藏文发愿文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敦煌研究院张景峰、顾淑彦《莫高窟第231窟新出图像的关系试探》，从新的视角对供养人像与瑞像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台湾的黄韵茹女士提交了《莫高窟第217窟早期的金刚经变：兼论敦煌文献与图像结合之研究》，是敦煌石窟壁画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藏地佛教艺术研究与考古，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发表了《中印边境佛教考古的新收获》，公布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张长虹《西藏西部11世纪壁画中的克什米尔风格》即是其中的新研究成果之一。杨清凡《吐蕃时期密教五方佛图像的传人及流布考》对敦煌壁画中同类图像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学维玛泽里先生《再论P.T.1287文献之注疏等》对敦煌藏文历史文书的注释提出了新的见解。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梁俊艳博士翻译和介绍的外国学者黎吉生著《两件敦煌藏文残片研究》，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写本中的有关问题有借鉴作用。西南师范大学杨铭教授《“咀末”藏文对音考》和南京师范大学陆离博士《咀末音义考》在对温末的藏文发音和意义考证殊途同归。甘肃合作师专贡巴扎西教授《敦煌吐蕃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藏语诗歌研究》对敦煌吐蕃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藏文诗歌重新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益喜卓玛《浅论吐蕃文献(兄弟礼仪问答)写卷》、青海师范大学贡保才让教授《敦煌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解析》、西南民族大学索南才让先生《试论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与“善净人道十六法”的关系》等论文，对敦煌藏文文书《礼仪问答书》集中进行了深入讨论，不仅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也展示了这份写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吴钰教授《敦煌藏文本(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翻译特点》，是关于相同内容的敦煌汉、藏文写本的对比研究。甘肃合作师专龙布杰教授的《敦煌藏文文献与古代藏文文献的关系及其历史价值》阐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与整个藏文古籍文献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北京藏医院刘英华教授的《敦煌藏文写卷P.T.1044再探——关于出自印度王土的一种外治法》，对该写卷的部分内容作了深入研究。敦煌研究院张延清先生《吐蕃敦煌抄经中的报废经页》、敦煌研究院邰惠莉副研究员《关于吐蕃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赵青山博士《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等，充分反映了敦煌吐蕃时代的汉、藏文写经情况，让人耳目一新。学者们的精彩演讲，充分说明了敦煌藏文文献对吐蕃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大学西热桑布先生《卓卡寺所藏吐蕃时期(喇蚌经)之考》公布了西藏山南卓卡寺新发现吐蕃时期的《喇蚌经》，即吐蕃热巴巾和朗达玛时期的赞普御用经书《十万般若颂》，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马德研究员认为《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是在敦煌抄写好后运到西藏供奉给赞普的，部分写经、校经人名题记与敦煌写经相同，这～观点得到大多数与会学者的认可。部分藏族学者认为是敦煌的这批抄经生在拉萨抄写的。但无论如何，《喇蚌经》展示了拉萨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如果说，是西藏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敦煌写经，它是唐代吐蕃和敦煌历史上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以及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地位的历史见证，无论对敦煌研究还是吐蕃研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另外，在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本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态度，认真地对待每一份文献、每一个词语，甚至每一个符号。无论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藏族学者都表现出研究自己母语的独特优势，这是此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
第六场的专题为“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学者们分别对敦煌吐蕃佛教、国外敦煌吐蕃文化的有关研究情况等作了分析研究。杨富学研究员的《摩诃衍禅法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对重新认识汉地禅法对吐蕃佛教的作用有一定新意。牛宏先生《日本学者对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状况及意义》，介绍了相关的日本学者及其主要成果，并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川教授《白居易诗(缚戎人)研究》，分析白居易描写唐朝军队所获吐蕃俘虏的生活及待遇，诏示的是如何利用唐诗论证当时社会历史问题新研究方法。
会议期间，学者们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鸣沙山、月牙泉等历史文化胜迹，参观了敦煌市博物馆，近距离观摩了藏经洞出土的敦煌藏文文献，感受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了敦煌吐蕃文化的独特性，感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激发新的研究热情。
会议期间，无论是会场上还是洞窟里，无论车上还是饭桌上，都可以看到热烈的讨论场景。许多青年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有理有据，老一代专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中对莫高窟第465窟门道藏文题记的讨论十分热烈(见封二)，对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藏文榜书的精心琢磨，都成为这次会议的亮点，成为学术美谈。
8月5日下午，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了闭幕式，五位代表讲了话，从各方面充分肯定和赞扬了敦煌研究院举办这次学术会议的意义和作用。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研究员特别提出了今后要建立吐蕃写本研究的文法体系问题；中国藏学中心张云研究员认为会议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为今后举办此类学术会提供了范例；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用艺术家的语言对这次会议的内容、形式等的特色作了归纳，即敦煌学与藏学的结合、汉族学者与藏族学者的结合、文献与实物的结合、新发现与传统研究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西北与西南的结合以及老中青结合等。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教授在肯定了会议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的创新后，提出应该进一步重视对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晓文研究员也就敦煌藏学研究与西南藏彝走廊结合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提出了建议。最后，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致闭幕词，对研讨会作了系统总结，并就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前景作了分析和设想。
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由于资料的独特性，涉及的学科门类十分广泛，研究的难度也比较大，但我们从本次会议可以看到，与会专家都提交了非常优秀的学术论文，开拓了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其中部分学者利用各自的学术特长，对敦煌吐蕃洞窟和吐蕃藏地佛教艺术及其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为敦煌和吐蕃佛教艺术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和前景。
因此，这次会议是敦煌学、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盛会和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特别是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将迅速打开新的局面，上一个新台阶。当然，由于会议规模等限制，本次研讨会，从事敦煌吐蕃汉文文献和石窟的专家学者相对较少，汉藏文献的结合、藏汉文献与石窟的结合等研究成果也少，但已有的一些成果还是非常精彩的，特别是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的参与，使我们看到了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 梁 红)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5-0110-04
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甘肃、青海、西藏、四川、湖北、江苏、台湾等地的二十多家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等专门研究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其中绝大多数论文在会上宣读。这些论文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对敦煌吐蕃文化的丰硕研究成果。会议分别从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敦煌与吐蕃历史、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敦煌吐蕃文献、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讨论，解决或初步解决了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语言学、佛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内一些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一些领域有重要发现和突破。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8月2日早8点50分，在洋溢着欢乐喜庆气氛的敦煌研究院小报告厅，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见封)。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致开幕词。她首先代表敦煌研究院热烈欢迎各位代表的到来，并介绍了敦煌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突出强调了吐蕃在对敦煌近七十年的统治中所留下的大量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意义，希望这次会议成为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和新的起点。敦煌市委书记、市长孙玉龙同志代表敦煌市委市政府向会议致词。敦煌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两位资深专家——中央民族大学黄布凡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校长高瑞教授分别致词。他们回忆了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敦煌研究院举办这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
开幕式后，开始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演讲。这个演讲基于敦煌吐蕃历史文化遗迹遗物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从敦煌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在敦煌的政治制度、吐蕃封建经济的确立、以译写佛经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文化事业、吐蕃史传在敦煌编纂及其意义、敦煌石窟与吐蕃佛教文化、吐蕃在敦煌的文化交流、吐蕃统治对周边及后世的影响等作了论证，提出了敦煌曾经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的论断。特别指出吐蕃在敦煌完成了封建经济改革和封建化的过程，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了大量佛经并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吐蕃统治敦煌结束后以至灭亡后，汉蕃各族文人仿效唐朝的官修史制度在敦煌编纂吐蕃史志的史实和意义。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教授作了题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0037译释》的演讲，对这个写本的内容及背景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译解，指出了前人研究的诸多不到之处，同时还找出与之对应和可以缀合的其他相关写卷。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郭祐孟副研究员以莫高窟第360、361窟为例，作了题为《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的演讲，以独特的研究方法，从图像义理和洞窟功能的角度，对莫高窟第360、361窟及整个吐蕃时期洞窟的形制、内容、风格、特点、佛教思想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都很有新意，值得肯定。在主题报告中，马德研究员提出了诸多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问题，才让教授和郭韦占孟副研究员的报告是敦煌藏文文献与敦煌吐蕃研究的范例。
按会议议程，研讨会安排了五个专题、六场学术讨论。
第一场专题为“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罗秉芬首先发言，题目为《象雄语文献和象雄文化》。这是罗教授多年从事的一个研究项目，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象雄语和苯教文献，对藏族早期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西藏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研究员作了《关于新发现当许噶塘蚌巴奇本古苯教文书》的演讲，利用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论证了西藏早期的苯教信仰的历史。四川民族研究所周锡银研究员作了《藏族原始宗教遗存与敦煌吐蕃文献》的演讲，就康巴地区的藏族原始宗教遗迹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作了对比研究。甘肃合作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青年教师阿旺加措提交的论文《敦煌藏文写卷P.T.1047译评及相关苯教术语释义》，指出了前人研究的不足，提出许多科学合理的新见解。青海民族学院旦正教授《评析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人物传说》，就敦煌藏文历史文献中关于吐蕃早期历史人物传说的内容、艺术手法、文风、思想表现等作了系统论述。甘肃合作师专的房继荣先生《论吐蕃时期的“sku bla”信仰——以敦煌吐蕃文献为中心》对吐蕃时期各类自然崇拜的形式和内容及其对藏族早期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巴桑旺堆、周锡银先生在演讲中公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信息和考古新资料。在苯教和象雄文化的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成果颇丰，敦煌文献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将可以改写藏族的历史。
第二场专题为“敦煌与吐蕃历史”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松赞干布生平事迹》，利用敦煌发现的新资料对有关松赞干布生平事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西南民族大学高瑞、李吉和教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蕃文化互动初探》，从条件、表现、特点三个方面论述了吐蕃统治时期汉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大学扎西才让教授《敦煌文献P.T.849中部分藏王的名称与藏族史书弓文献对比研究》，公布了新发现的吐蕃赞普名号及他的看法。西北民族大学兰却加教授《从敦煌藏文写卷看吐蕃统治瓜沙时期的政策方略》，根据有关敦煌藏文写卷的记载，对吐蕃经营瓜沙期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实行的施政措施进行了分析，并特别指出其中有利于时代发展和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方略。中国民族图书馆先巴先生《吐蕃告身制度有关疑点与敦煌地区实施的灵活性研究》，西藏大学图书馆夏吾卡先生《再谈英藏敦煌文献TbJ731(马与野马分开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地名》，都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新探讨。西北民族大学扎西东主先生《论噶氏家族在蕃唐关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新的角度对控制吐蕃大权近半个世纪的噶氏家族作了多角度的探究。青海民族学院更尕青与敦煌研究院勘措吉共同提交的《敦煌藏文文献中的“热贡”地名考》，利用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新资料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看法。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对吐蕃历史和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第三场专题是“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的研究”。关于敦煌吐蕃石窟的研究，敦煌研究院青年研究人员沙武田博士《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根据石窟、文献资料及相关历史人物活动，考证莫高窟第161窟为吐蕃时代名僧法成的功德窟。敦煌研究院赵晓星博士 《莫高窟第361窟初探》，就莫高窟第361窟西龛内屏风画的内容、第361窟表现的主题等问题作了深入考察研究，有一系列新的发现。敦煌研究院勘措吉对莫高窟第75窟新发现的藏文发愿文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敦煌研究院张景峰、顾淑彦《莫高窟第231窟新出图像的关系试探》，从新的视角对供养人像与瑞像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台湾的黄韵茹女士提交了《莫高窟第217窟早期的金刚经变：兼论敦煌文献与图像结合之研究》，是敦煌石窟壁画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藏地佛教艺术研究与考古，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发表了《中印边境佛教考古的新收获》，公布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张长虹《西藏西部11世纪壁画中的克什米尔风格》即是其中的新研究成果之一。杨清凡《吐蕃时期密教五方佛图像的传人及流布考》对敦煌壁画中同类图像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学维玛泽里先生《再论P.T.1287文献之注疏等》对敦煌藏文历史文书的注释提出了新的见解。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梁俊艳博士翻译和介绍的外国学者黎吉生著《两件敦煌藏文残片研究》，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写本中的有关问题有借鉴作用。西南师范大学杨铭教授《“咀末”藏文对音考》和南京师范大学陆离博士《咀末音义考》在对温末的藏文发音和意义考证殊途同归。甘肃合作师专贡巴扎西教授《敦煌吐蕃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藏语诗歌研究》对敦煌吐蕃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藏文诗歌重新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益喜卓玛《浅论吐蕃文献(兄弟礼仪问答)写卷》、青海师范大学贡保才让教授《敦煌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解析》、西南民族大学索南才让先生《试论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与“善净人道十六法”的关系》等论文，对敦煌藏文文书《礼仪问答书》集中进行了深入讨论，不仅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也展示了这份写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吴钰教授《敦煌藏文本(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翻译特点》，是关于相同内容的敦煌汉、藏文写本的对比研究。甘肃合作师专龙布杰教授的《敦煌藏文文献与古代藏文文献的关系及其历史价值》阐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与整个藏文古籍文献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北京藏医院刘英华教授的《敦煌藏文写卷P.T.1044再探——关于出自印度王土的一种外治法》，对该写卷的部分内容作了深入研究。敦煌研究院张延清先生《吐蕃敦煌抄经中的报废经页》、敦煌研究院邰惠莉副研究员《关于吐蕃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赵青山博士《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等，充分反映了敦煌吐蕃时代的汉、藏文写经情况，让人耳目一新。学者们的精彩演讲，充分说明了敦煌藏文文献对吐蕃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大学西热桑布先生《卓卡寺所藏吐蕃时期(喇蚌经)之考》公布了西藏山南卓卡寺新发现吐蕃时期的《喇蚌经》，即吐蕃热巴巾和朗达玛时期的赞普御用经书《十万般若颂》，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马德研究员认为《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是在敦煌抄写好后运到西藏供奉给赞普的，部分写经、校经人名题记与敦煌写经相同，这～观点得到大多数与会学者的认可。部分藏族学者认为是敦煌的这批抄经生在拉萨抄写的。但无论如何，《喇蚌经》展示了拉萨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如果说，是西藏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敦煌写经，它是唐代吐蕃和敦煌历史上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以及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地位的历史见证，无论对敦煌研究还是吐蕃研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另外，在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本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态度，认真地对待每一份文献、每一个词语，甚至每一个符号。无论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藏族学者都表现出研究自己母语的独特优势，这是此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
第六场的专题为“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学者们分别对敦煌吐蕃佛教、国外敦煌吐蕃文化的有关研究情况等作了分析研究。杨富学研究员的《摩诃衍禅法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对重新认识汉地禅法对吐蕃佛教的作用有一定新意。牛宏先生《日本学者对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状况及意义》，介绍了相关的日本学者及其主要成果，并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川教授《白居易诗(缚戎人)研究》，分析白居易描写唐朝军队所获吐蕃俘虏的生活及待遇，诏示的是如何利用唐诗论证当时社会历史问题新研究方法。
会议期间，学者们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鸣沙山、月牙泉等历史文化胜迹，参观了敦煌市博物馆，近距离观摩了藏经洞出土的敦煌藏文文献，感受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了敦煌吐蕃文化的独特性，感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激发新的研究热情。
会议期间，无论是会场上还是洞窟里，无论车上还是饭桌上，都可以看到热烈的讨论场景。许多青年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有理有据，老一代专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中对莫高窟第465窟门道藏文题记的讨论十分热烈(见封二)，对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藏文榜书的精心琢磨，都成为这次会议的亮点，成为学术美谈。
8月5日下午，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了闭幕式，五位代表讲了话，从各方面充分肯定和赞扬了敦煌研究院举办这次学术会议的意义和作用。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研究员特别提出了今后要建立吐蕃写本研究的文法体系问题；中国藏学中心张云研究员认为会议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为今后举办此类学术会提供了范例；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用艺术家的语言对这次会议的内容、形式等的特色作了归纳，即敦煌学与藏学的结合、汉族学者与藏族学者的结合、文献与实物的结合、新发现与传统研究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西北与西南的结合以及老中青结合等。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教授在肯定了会议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的创新后，提出应该进一步重视对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晓文研究员也就敦煌藏学研究与西南藏彝走廊结合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提出了建议。最后，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致闭幕词，对研讨会作了系统总结，并就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前景作了分析和设想。
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由于资料的独特性，涉及的学科门类十分广泛，研究的难度也比较大，但我们从本次会议可以看到，与会专家都提交了非常优秀的学术论文，开拓了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其中部分学者利用各自的学术特长，对敦煌吐蕃洞窟和吐蕃藏地佛教艺术及其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为敦煌和吐蕃佛教艺术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和前景。
因此，这次会议是敦煌学、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盛会和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特别是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将迅速打开新的局面，上一个新台阶。当然，由于会议规模等限制，本次研讨会，从事敦煌吐蕃汉文文献和石窟的专家学者相对较少，汉藏文献的结合、藏汉文献与石窟的结合等研究成果也少，但已有的一些成果还是非常精彩的，特别是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的参与，使我们看到了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 梁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