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名作家艾柯（Umberto Eco）写过一篇散文，叫《带着鲑鱼去旅行》，说自己在瑞典出差时，买了一整条“个头奇大且便宜无比”的熏鲑鱼（即三文鱼），带到伦敦继续旅程。熏鲑需冷藏，他到达下榻的酒店后，把客房冰箱里的酒和零食统统拿出来，将鱼放进去，解决了问题，怎料次日清洁女佣却擅自取出，在冰箱里塞满新的饮料和食物，艾柯只得从头来过，再清冰箱，再摆鲑鱼。可这事还没完，隔天又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是三番两次，不但搞得鱼发臭，退房结账时，还接到天文数字般的账单，上面列的尽是他没吃也没喝的东西。
　　艾柯这篇游戏文章读来妙趣横生，在一个细节上却貌似“过时”，显然写了好一阵子，因为这年头熏鲑鱼并不昂贵，在西欧各国的价位跟普及牛排差不多，大作家何苦贪这个便宜？
　　我查了查写作年份，果然，写于一九八六年，熏鲑鱼当时确是偏高价的美食，只有在产地，好比北欧，价格才相对实惠。倘若换作现在，别说随身带上一条了，即便是店家同意替他快递回意大利，艾柯恐怕还要考虑一下。
　　鲑鱼变便宜了，何以如此？我听说过通货膨胀，知道物价通常呈逐渐上扬之势，熏鲑鱼的价格却何以逆势走低？我去请教一位“专家”，就是附近市场上卖鱼的彼特。
　　“现在的鲑鱼多半是养殖的，产量越来越多，物多则贱，价钱当然就低了。”彼特替我切了一块我打算拿来蒸豆豉的鲑鱼排，一面说：“挪威的野鲑很少了，现在买得到的多半是苏格兰的野鲑，不然就是北美来的太平洋鲑。野鲑好吃是好吃，可是贵，不好卖，我只有圣诞节前大家手头松时才敢进货。”彼特把包好的鱼递给我，又说：“养殖鲑也不差啊，好吃又实惠。”
　　我从市集回家，马上去翻我的《牛津食物大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又上网查了资料，发觉彼特的分析有理，鲑鱼变便宜和养鲑产业规模变大的确大有关联。
　　养殖鲑鱼业开始于约四十年前，因技术不断进步，在上世纪末出现突飞猛进地发展。八十年代初期全球养殖鲑鱼的产量才七千吨，八九年增长为约二十一万吨，到千禧年已达一百五十多万吨，说暴增亦绝不为过。
　　单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鲑鱼产量大增使得价格下滑是好事，昔日只有富人才能常吃的矜贵食材，成了大众买得起的日常食品，无形中拉近阶级的差异；何况鲑鱼含有深海鱼油，能降低体内胆固醇，算是有益健康的好鱼。至于养殖鲑风味不如野鲑，那应是见仁见智。人的口味殊异，说不定就有人爱吃较油的养殖鲑。
　　凡事有得必有失，养殖鲑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口福，另一方面却造成人类的隐忧。举个例子，智利因有养殖业者在天然湖泊培育鲑苗，而使得部分湖泊含氧量锐减，剥夺原生鱼种的生存环境，有些鱼群就这么死亡了。
　　有人或会以为，这不过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个案，然而即便在富国挪威，养殖鲑从开放水域的箱网中脱逃而危害野鲑生态的事件，亦屡见不鲜。我还看过另一个报道，由于渔民大量捞捕南极磷虾当养鲑的饲料，企鹅等食用磷虾的南极动物，生存已蒙受威胁，更糟的是，这可能会破坏南极整个生态系统。
　　鲑鱼本无罪，物美价廉的美食背却有这么多的不堪。我吃不吃？此问果真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