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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广州的“村改”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广州对村级工业园启动大规模改造升级，2020年更是遴选出一批生态优良、产业高端的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优质项目。
2021年5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旭介绍，广州“十四五”时期要分步推进183条城中村、422个旧街区、306个旧厂房改造任务，协同推进541个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11个物流园区转型升级，以及一批专业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转型疏解，从而为科创产业、总部经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腾出空间。
《财经》记者在采访调研中获得的数据显示，由于广州老城区工业用地空间布局比较零散，两公顷以下的工业用地约占总量的八成，占工业用地三分之一的村级工业园仅贡献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0%、总税收的6%。
“过去几年，广州产业空间提质增效成果比较明显。目前广州累计整治提升的村级工业园区已经超过了106平方公里。下一步，广州在村级工业园的整治，包括工业园跨区整体规划等方面，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优化，村级工业园成为产业空间发展变化的关键突破口。不仅是广州，包括佛山顺德、深圳在内的整个珠三角区域都面临村級工业园的全面升级和更新。广州“村改”提速的背后，反映出广州产业空间利用模式的转型、产业空间利用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面对后发城市在竞争中的你追我赶，人们对于广州能否守住中国经济“第四城”的担忧始终存在。广州在产业发展中的后劲究竟如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衡量指标，广州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仍有差距，拥有关键核心专利技术的优质企业数量有待提升。
此前刚结束广州调研的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近几年广州产业转型的成效明显。过去，广州主要依靠重化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则更加侧重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且注重推进绿色发展。例如，利用绿色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石化行业，传统汽车产业迅速转向新能源汽车，等等。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认为，和所有包袱比较重的老城市一样，广州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困惑和再创业、再出发的使命。“广州作为老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工业发展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城市中未开发的处女地已经非常少了。现在很多后发城市都在建新区，但是广州恐怕只能通过老城翻新和老村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寻求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入驻。”武常岐告诉《财经》记者。
从区域角度看，广州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与其他城市互联互通，实现产业联动也是下一步广州的新命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分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链条的布局需要有具体规划，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好的互补。和香港、深圳相比，广州在基础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广州可以利用既有的产业基础、比较优势，将自身打造成为制造业孵化的腹地，并通过增强与香港、深圳等地的合作与协同，在大湾区内部形成完整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大湾区内部，广州是历史悠久的行政中心，服务业更发达，在产业发展和培育方面，广州需要注意的是加强与深圳、香港的互联互通，向制造业的下游延伸。”黄群慧说。
2020年，从GDP数据来看，中国27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中有11个城市突破了万亿元大关，比上一年度增加4个，其中广州继续以25019亿元遥居榜首。和深圳等更加年轻、富有活力的新城市相比，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有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也多了一份“人到中年”的从容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深圳在大湾区发展中有优势，国家给了深圳很多优惠政策，但是广东省对广州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类似于深圳的政策优惠。广东省实施“双轮驱动”政策，“很多深圳能做的事情，广州也可以探索，就看谁做得更好”。
赵龙跃认为，虽然中央政府给了深圳自主、灵活的政策，但是在广东省内，广州完全可以复制深圳的做法，这两个城市是协同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大湾区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是标杆，要为中国，在发展、规则方面作出贡献。因此，广州应当积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从根本上提升投资吸引力和企业竞争力，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资质。”
对于现阶段大湾区内部的分工与合作，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导黎友焕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来看，广州和深圳并没有非常严密的分工，甚至可能有重合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是大的创新系统，但是现在深圳是一个创新系统，广州也是一个创新系统。
“比如说，广州的南沙是自由贸易区，能不能在这个自贸区里面放宽创新？南沙的税收完全可以跟深圳对等。现在广东省有横琴、前海、南沙三个自贸片区，横琴和前海的创新制度是最多的，力度是最大的。横琴和前海能做的事情，南沙可以尝试做。”黎友焕说。
他认为，随着大湾区的交通建设，区域一体化将出现“1+1>2”的效应。以广州、深圳为首的核心城市空间有限，房价越来越高，需要向周边外溢，把周边地区发展起来，尤其是把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带动起来。
广州产业发展的挑战之一，在于传统支柱产业增速趋缓。对比往年数据可以发现，广州三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和石油化工）工业总产值保持平稳，但产值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三大支柱产业增长率均出现了下滑。
与此同时，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年以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2020年，比重为22.9%，低于上海（25%）等城市，产业规模（2020年增加值5722.5亿元）也小于上海（9656.5亿元）。 显然，对于广州而言，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势在必行。广州市提出，未来将“瞄准”IAB（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NEM（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广州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但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尚未能够“唱主角”。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IAB、NEM产业实现增加值3800亿元，占GDP的15.2%，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37.2%，其中，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的只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可见广州市引领高端产业发展的功能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挥。
根据《广州蓝皮书：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全球城市体系正进入破旧立新再平衡发展的新时期，传统交通枢纽型城市、贸易枢纽型城市的优势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信息枢纽城市、数字枢纽城市、科技枢纽城市可能加速涌现，并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新一轮争夺战已经开启，广州拥有人口、产业、市场、科研、教育、门户等多重优势，在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提升全球竞争力上充满想象空间和发展机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红伟对《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广州第三产业在工业增加值和出口中的总体比重在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滑，可以借助于數字经济，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广州在全国比较先进，可以考虑和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外先进城市进行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的互动以及标准和平台的联通。
《财经》记者了解到，广州目前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主要包括五个方向：
第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举全市之力打造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谋划建成“一都一区一基地”，即是世界显示之都、超高清视频应用示范区、超高清视频产业内容制造基地。
第二，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推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的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目前，广州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势头较好，小鹏汽车在纽约挂牌上市，百度、华为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集聚，恒大、广汽丰田第五条生产线等项目加快建设。
第三，绿色石化、核心材料产业。广州已经形成了石化全产业链高端精细化产品和化工新材料领域的体系。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需求，推进广州石化绿色改造，加快电子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和特种功能材料等新材料产业高地建设。
第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目前来看，广州聚集的生物医药企业共有5500多家，在“十四五”期间，争取打造一流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地。
第五，现代高端装备产业。广州有国家数控系统、数控机床重要的生产基地，海洋工程装备生产能力也排在全国前列，建设施工装备配套以及机电设备部分的核心技术全国领先。下一步，在工业机器人、智能专业装备系统集成、系统设计等领域，广州希望能够聚集更多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此外，在产业发展方面，广州与佛山希望联手打造汽车、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四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同时，还要有序推进绿色制造。在工信部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里，广州位列全国首位。
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广州的产业集群已经形成规模优势，但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能力仍然存在短板。例如，电子信息制造领域“产业高端、环节低端”，汽车制造领域“群大链弱”特征有待改善，高端芯片、关键材料、基础软件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过去，广州的服务业发展更多基于展会和贸易，是外向型经济的代表。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广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等冲击，但是从短期来看，影响比较有限，因为有过渡和调整期。同时，广州也做了很多事情，来抵消负面的冲击，包括财税金融支持、帮助企业拓展新市场、打通贸易通道等。
上述负责人还介绍，未来，广州在对外经贸发展中，一是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二是要抓住外贸新机遇，包括RCEP、一带一路、自贸区战略、中欧班列等，支持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三是开展开放的平台创新，包括南沙自贸区联动创新，主要是对标海南自贸港和深圳示范区，争取一些先行先试的试点政策。
广州与大湾区城市合作的首要层面，是广深双城联动。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经济体量、城市地位相近，往来交通便捷。未来，广州和深圳能否携手打造成为大湾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双子城”？
黎友焕告诉《财经》记者，深圳的风投大约有一两万家，但是来广州的风投比较少，因为风投都是跟着产业走，跟着创新走，跟着“独角兽”走。广州在这方面比深圳明显弱一些。“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目前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最重要区域，湾区内部有效分工体系的构建可以减少同质化竞争、提高发展效率，更能形成区域合力和区域竞争力，从而有效应对外部风险。”
姚景源则认为，对于广州和深圳来说，很难用计划经济的方式，人为地去研究两个城市的异同。双方都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互相促进、取长补短。
2019年5月，深圳市和广州市签署了《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州市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截至目前，广深之间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创新方面，广州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虽然中央的定位是以深圳为主阵地，但是广州作为创新大市，也积极参与综合性标准建设，主要以南沙科学城作为重要的承载区来参与建设。深圳以光明科学城做先行启动区，广州跟深圳进行联动。广东省的第一家国家实验室，也就是深圳的鹏程实验室，准备在广州设立基地。”
据介绍，广深之间的产业对接主要是通过共建跨区域的产业集群，主要包括广州、深圳、惠州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产业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先进制造业集群，还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的广深佛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上述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表示，深圳的强项是创新，是国家级的创新城市。广州的强项是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的机场、港口货运量比深圳要大，并且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有传统的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省实验室在广州集聚。因此，广州在医疗、教育、科研等领域，可以为深圳提供服务。
据了解，科技创新从源头到末端到周围环境，可以划分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环境优化五个环节。在科学发现这一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0年广、深、港这三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在第二位。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结合在一起，创新能力已经接近了全球最领先的集群水平。
广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国家科技部正在重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广东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概有70%在广州，有61%的省重点实验室在广州，再加上广州的高校资源以及众多科研院所形成的积淀，因此，广州跟深圳相比，是两种不同的、各有特点的创新氛围。
“目前，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稳定在1.2万家左右，跟深圳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概有1.8万多家，并且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里，有一大批龙头领军企业。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城市实际上是差异化发展，确实有共振、协同效应。如果掰开来看，两市所占的环节、链条是不一样的。”上述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商贸领域，由于两市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导致贸易的产品结构不一样。比如深圳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多，广州出口的机电产品多。广州的专业批发市场有几百家，还有广交会的平台，但是深圳在一些高端消费的供给方面，比广州更强大。在外贸体量、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方面，两个城市各有千秋。
去年以来，广州和深圳联合举办了大湾区的数字经济产业交流沙龙，探讨怎样利用两地的资源互补，推动数字经济走向全国前列。同时，广州向深圳学习调研相关产业的先进做法。由于两个城市都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试点城市，两地还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保税+社区新零售”经验做法进行探讨。
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下一步，两市将继续搭建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招商，探索“一会两地”新模式，互相支持办好广交会、高交会等重大会展。推进自贸区合作，以及外贸新业态的探讨。
2021年4月，2021年度广佛全域同城化党政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如何才能确保两市的同城化发展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而不会让其中一方沦为“陪跑”？
“现在广州地铁已经延伸到佛山，还有广佛两地的产业布局也在统一推进。但是如果从市民的同城感受来看，在公共服务这一块可能还比较欠缺。因为公共服务涉及到城市和城市之间利益的深度调整，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规划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征学对此分析称。
相关数据显示，广州和佛山两市的中心城区距离只有25公里左右，南北边界线也非常长。广佛地铁是中国首条跨越地级行政区的地铁线路，2010年11月3日开通运营，目前每天的客运量超过50万人次。现阶段，广佛两地的路、桥通畅，并且广佛之间规划了18条地铁对接线路，力争实现地铁融合。广州附近的新机场落户在佛山高明区，广州港口也跟佛山港有很多合作，两市还开通了97条公交线路。
广佛两市之间的客流在整个湾区，甚至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里面，都是最大的。从通勤数据来看，广佛两市之间的通勤是四六开，这意味着住在广州、去佛山上班的人大概占40%，住在佛山、来广州上班的人大概占60%，基本上持平。这种双向通勤出行特征在全国几个大都市圈里面，是比较罕见的一种现象。
广州市规划局综合交通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规划上来说，广州在规划编制各层次都是跟佛山市联动的，不光要做到广州规划“一张图”执行，广佛的规划也是要“一张图”的。广州规划局跟佛山规划局的合作密切，去年广州局和佛山局联合编制两市路网衔接规划，也是不同城市之间部门协作的创新，实现共编共商共管，规划从一开始编制、立项的时候，就是两个局共同委托编制单位，然后两市政府同步审议、联合印发，保证规划得到两市共同认可，也保证两市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
据了解，广佛两地计划成立广佛规划委员会，两地规划局将会研究其组成、规则、职能职责边界在哪里，以及有多大的法律效力。虽然广佛之间已经形成高度的同城化，并且形成以党政联席会议为协商决策平台、以市直部门为执行机构、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的同城化合作机制，但是目前还停留在以项目为抓手的阶段。
广州市规划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为了破除就项目论项目的合作，2019年5月，按照广佛同城化的党建联席会议工作部署，两市围绕广佛197公里的边界线，部署共谋共建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规划成果已于2020年通过广佛两市的市委市政府会议审议，于2020年7月1日通过广佛党政联席会议的审议，在今年1月由两市规划部门进行了印发。
广州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总结，目前广佛合作的机制与国内其他区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国内一些区域是从省里面引进的合作机制，两个城市之间进行合作，但是可能在省级层面建立工作办公室、省委书记或者省长任组长。而目前广佛之间的合作还是以两市政府直接对接为主，省里会议把握方向，没有建立省级机制。
因此，在協调过程中，两个市级政府是互不隶属的，这就很考验双方政府的智慧。
上述发改委负责人认为，广佛是兄弟城市，在合作中不能斤斤计较，不能固守“一亩三分地”思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比如，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广州在佛山三水境内有一个取水点，周边有两个厂污染很严重，但是对三水的水质影响比较小，反而对广州影响很大。这就需要引用生态补偿机制。经过反复磋商，广州和佛山以7：3的比例来共同承担搬迁费用。
由此可见，两个城市的合作，不仅从道德方面要求对方，而是要通过利益机制来进行捆绑。双方要形成互相谅解机制，可以打包来进行合作，把一些项目加总起来协调，最后达到均衡，形成长效机制。
目前广佛之间形成的机制主要有党政联席会议、市长联席会议、各个专题小组等，两市各部门之间也建立合作关系。
2021年5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旭介绍，广州“十四五”时期要分步推进183条城中村、422个旧街区、306个旧厂房改造任务，协同推进541个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11个物流园区转型升级，以及一批专业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转型疏解，从而为科创产业、总部经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腾出空间。
《财经》记者在采访调研中获得的数据显示，由于广州老城区工业用地空间布局比较零散，两公顷以下的工业用地约占总量的八成，占工业用地三分之一的村级工业园仅贡献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0%、总税收的6%。
“过去几年，广州产业空间提质增效成果比较明显。目前广州累计整治提升的村级工业园区已经超过了106平方公里。下一步，广州在村级工业园的整治，包括工业园跨区整体规划等方面，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优化，村级工业园成为产业空间发展变化的关键突破口。不仅是广州，包括佛山顺德、深圳在内的整个珠三角区域都面临村級工业园的全面升级和更新。广州“村改”提速的背后，反映出广州产业空间利用模式的转型、产业空间利用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面对后发城市在竞争中的你追我赶，人们对于广州能否守住中国经济“第四城”的担忧始终存在。广州在产业发展中的后劲究竟如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衡量指标，广州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仍有差距，拥有关键核心专利技术的优质企业数量有待提升。
此前刚结束广州调研的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近几年广州产业转型的成效明显。过去，广州主要依靠重化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则更加侧重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且注重推进绿色发展。例如，利用绿色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石化行业，传统汽车产业迅速转向新能源汽车，等等。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认为，和所有包袱比较重的老城市一样，广州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困惑和再创业、再出发的使命。“广州作为老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工业发展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城市中未开发的处女地已经非常少了。现在很多后发城市都在建新区，但是广州恐怕只能通过老城翻新和老村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寻求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入驻。”武常岐告诉《财经》记者。
从区域角度看，广州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与其他城市互联互通，实现产业联动也是下一步广州的新命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分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链条的布局需要有具体规划，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好的互补。和香港、深圳相比，广州在基础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广州可以利用既有的产业基础、比较优势，将自身打造成为制造业孵化的腹地，并通过增强与香港、深圳等地的合作与协同，在大湾区内部形成完整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大湾区内部，广州是历史悠久的行政中心，服务业更发达，在产业发展和培育方面，广州需要注意的是加强与深圳、香港的互联互通，向制造业的下游延伸。”黄群慧说。
2020年，从GDP数据来看，中国27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中有11个城市突破了万亿元大关，比上一年度增加4个，其中广州继续以25019亿元遥居榜首。和深圳等更加年轻、富有活力的新城市相比，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有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也多了一份“人到中年”的从容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深圳在大湾区发展中有优势，国家给了深圳很多优惠政策，但是广东省对广州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类似于深圳的政策优惠。广东省实施“双轮驱动”政策，“很多深圳能做的事情，广州也可以探索，就看谁做得更好”。
赵龙跃认为，虽然中央政府给了深圳自主、灵活的政策，但是在广东省内，广州完全可以复制深圳的做法，这两个城市是协同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大湾区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是标杆，要为中国，在发展、规则方面作出贡献。因此，广州应当积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从根本上提升投资吸引力和企业竞争力，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资质。”
对于现阶段大湾区内部的分工与合作，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导黎友焕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来看，广州和深圳并没有非常严密的分工，甚至可能有重合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是大的创新系统，但是现在深圳是一个创新系统，广州也是一个创新系统。
“比如说，广州的南沙是自由贸易区，能不能在这个自贸区里面放宽创新？南沙的税收完全可以跟深圳对等。现在广东省有横琴、前海、南沙三个自贸片区，横琴和前海的创新制度是最多的，力度是最大的。横琴和前海能做的事情，南沙可以尝试做。”黎友焕说。
他认为，随着大湾区的交通建设，区域一体化将出现“1+1>2”的效应。以广州、深圳为首的核心城市空间有限，房价越来越高，需要向周边外溢，把周边地区发展起来，尤其是把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带动起来。
广州多举措提升产业自主能力
广州产业发展的挑战之一，在于传统支柱产业增速趋缓。对比往年数据可以发现，广州三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和石油化工）工业总产值保持平稳，但产值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三大支柱产业增长率均出现了下滑。
与此同时，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年以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2020年，比重为22.9%，低于上海（25%）等城市，产业规模（2020年增加值5722.5亿元）也小于上海（9656.5亿元）。 显然，对于广州而言，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势在必行。广州市提出，未来将“瞄准”IAB（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NEM（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广州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但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尚未能够“唱主角”。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IAB、NEM产业实现增加值3800亿元，占GDP的15.2%，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37.2%，其中，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的只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可见广州市引领高端产业发展的功能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挥。
根据《广州蓝皮书：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全球城市体系正进入破旧立新再平衡发展的新时期，传统交通枢纽型城市、贸易枢纽型城市的优势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信息枢纽城市、数字枢纽城市、科技枢纽城市可能加速涌现，并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新一轮争夺战已经开启，广州拥有人口、产业、市场、科研、教育、门户等多重优势，在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提升全球竞争力上充满想象空间和发展机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红伟对《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广州第三产业在工业增加值和出口中的总体比重在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滑，可以借助于數字经济，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广州在全国比较先进，可以考虑和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外先进城市进行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的互动以及标准和平台的联通。
《财经》记者了解到，广州目前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主要包括五个方向：
第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举全市之力打造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谋划建成“一都一区一基地”，即是世界显示之都、超高清视频应用示范区、超高清视频产业内容制造基地。
第二，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推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的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目前，广州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势头较好，小鹏汽车在纽约挂牌上市，百度、华为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集聚，恒大、广汽丰田第五条生产线等项目加快建设。
第三，绿色石化、核心材料产业。广州已经形成了石化全产业链高端精细化产品和化工新材料领域的体系。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需求，推进广州石化绿色改造，加快电子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和特种功能材料等新材料产业高地建设。
第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目前来看，广州聚集的生物医药企业共有5500多家，在“十四五”期间，争取打造一流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地。
第五，现代高端装备产业。广州有国家数控系统、数控机床重要的生产基地，海洋工程装备生产能力也排在全国前列，建设施工装备配套以及机电设备部分的核心技术全国领先。下一步，在工业机器人、智能专业装备系统集成、系统设计等领域，广州希望能够聚集更多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此外，在产业发展方面，广州与佛山希望联手打造汽车、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四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同时，还要有序推进绿色制造。在工信部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里，广州位列全国首位。
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广州的产业集群已经形成规模优势，但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能力仍然存在短板。例如，电子信息制造领域“产业高端、环节低端”，汽车制造领域“群大链弱”特征有待改善，高端芯片、关键材料、基础软件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过去，广州的服务业发展更多基于展会和贸易，是外向型经济的代表。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广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等冲击，但是从短期来看，影响比较有限，因为有过渡和调整期。同时，广州也做了很多事情，来抵消负面的冲击，包括财税金融支持、帮助企业拓展新市场、打通贸易通道等。
上述负责人还介绍，未来，广州在对外经贸发展中，一是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二是要抓住外贸新机遇，包括RCEP、一带一路、自贸区战略、中欧班列等，支持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三是开展开放的平台创新，包括南沙自贸区联动创新，主要是对标海南自贸港和深圳示范区，争取一些先行先试的试点政策。
广州对标深圳实现协同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
广州与大湾区城市合作的首要层面，是广深双城联动。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经济体量、城市地位相近，往来交通便捷。未来，广州和深圳能否携手打造成为大湾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双子城”？
黎友焕告诉《财经》记者，深圳的风投大约有一两万家，但是来广州的风投比较少，因为风投都是跟着产业走，跟着创新走，跟着“独角兽”走。广州在这方面比深圳明显弱一些。“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目前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最重要区域，湾区内部有效分工体系的构建可以减少同质化竞争、提高发展效率，更能形成区域合力和区域竞争力，从而有效应对外部风险。”
姚景源则认为，对于广州和深圳来说，很难用计划经济的方式，人为地去研究两个城市的异同。双方都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互相促进、取长补短。
2019年5月，深圳市和广州市签署了《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州市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截至目前，广深之间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创新方面，广州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虽然中央的定位是以深圳为主阵地，但是广州作为创新大市，也积极参与综合性标准建设，主要以南沙科学城作为重要的承载区来参与建设。深圳以光明科学城做先行启动区，广州跟深圳进行联动。广东省的第一家国家实验室，也就是深圳的鹏程实验室，准备在广州设立基地。”
据介绍，广深之间的产业对接主要是通过共建跨区域的产业集群，主要包括广州、深圳、惠州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产业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先进制造业集群，还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的广深佛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上述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表示，深圳的强项是创新，是国家级的创新城市。广州的强项是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的机场、港口货运量比深圳要大，并且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有传统的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省实验室在广州集聚。因此，广州在医疗、教育、科研等领域，可以为深圳提供服务。
据了解，科技创新从源头到末端到周围环境，可以划分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环境优化五个环节。在科学发现这一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0年广、深、港这三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在第二位。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结合在一起，创新能力已经接近了全球最领先的集群水平。
广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国家科技部正在重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广东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概有70%在广州，有61%的省重点实验室在广州，再加上广州的高校资源以及众多科研院所形成的积淀，因此，广州跟深圳相比，是两种不同的、各有特点的创新氛围。
“目前，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稳定在1.2万家左右，跟深圳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概有1.8万多家，并且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里，有一大批龙头领军企业。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城市实际上是差异化发展，确实有共振、协同效应。如果掰开来看，两市所占的环节、链条是不一样的。”上述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商贸领域，由于两市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导致贸易的产品结构不一样。比如深圳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多，广州出口的机电产品多。广州的专业批发市场有几百家，还有广交会的平台，但是深圳在一些高端消费的供给方面，比广州更强大。在外贸体量、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方面，两个城市各有千秋。
去年以来，广州和深圳联合举办了大湾区的数字经济产业交流沙龙，探讨怎样利用两地的资源互补，推动数字经济走向全国前列。同时，广州向深圳学习调研相关产业的先进做法。由于两个城市都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试点城市，两地还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保税+社区新零售”经验做法进行探讨。
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下一步，两市将继续搭建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招商，探索“一会两地”新模式，互相支持办好广交会、高交会等重大会展。推进自贸区合作，以及外贸新业态的探讨。
广州力推与佛山的同城化发展
2021年4月，2021年度广佛全域同城化党政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如何才能确保两市的同城化发展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而不会让其中一方沦为“陪跑”？
“现在广州地铁已经延伸到佛山，还有广佛两地的产业布局也在统一推进。但是如果从市民的同城感受来看，在公共服务这一块可能还比较欠缺。因为公共服务涉及到城市和城市之间利益的深度调整，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规划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征学对此分析称。
相关数据显示，广州和佛山两市的中心城区距离只有25公里左右，南北边界线也非常长。广佛地铁是中国首条跨越地级行政区的地铁线路，2010年11月3日开通运营，目前每天的客运量超过50万人次。现阶段，广佛两地的路、桥通畅，并且广佛之间规划了18条地铁对接线路，力争实现地铁融合。广州附近的新机场落户在佛山高明区，广州港口也跟佛山港有很多合作，两市还开通了97条公交线路。
广佛两市之间的客流在整个湾区，甚至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里面，都是最大的。从通勤数据来看，广佛两市之间的通勤是四六开，这意味着住在广州、去佛山上班的人大概占40%，住在佛山、来广州上班的人大概占60%，基本上持平。这种双向通勤出行特征在全国几个大都市圈里面，是比较罕见的一种现象。
广州市规划局综合交通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规划上来说，广州在规划编制各层次都是跟佛山市联动的，不光要做到广州规划“一张图”执行，广佛的规划也是要“一张图”的。广州规划局跟佛山规划局的合作密切，去年广州局和佛山局联合编制两市路网衔接规划，也是不同城市之间部门协作的创新，实现共编共商共管，规划从一开始编制、立项的时候，就是两个局共同委托编制单位，然后两市政府同步审议、联合印发，保证规划得到两市共同认可，也保证两市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
据了解，广佛两地计划成立广佛规划委员会，两地规划局将会研究其组成、规则、职能职责边界在哪里，以及有多大的法律效力。虽然广佛之间已经形成高度的同城化，并且形成以党政联席会议为协商决策平台、以市直部门为执行机构、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的同城化合作机制，但是目前还停留在以项目为抓手的阶段。
广州市规划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为了破除就项目论项目的合作，2019年5月，按照广佛同城化的党建联席会议工作部署，两市围绕广佛197公里的边界线，部署共谋共建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规划成果已于2020年通过广佛两市的市委市政府会议审议，于2020年7月1日通过广佛党政联席会议的审议，在今年1月由两市规划部门进行了印发。
广州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总结，目前广佛合作的机制与国内其他区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国内一些区域是从省里面引进的合作机制，两个城市之间进行合作，但是可能在省级层面建立工作办公室、省委书记或者省长任组长。而目前广佛之间的合作还是以两市政府直接对接为主，省里会议把握方向，没有建立省级机制。
因此，在協调过程中，两个市级政府是互不隶属的，这就很考验双方政府的智慧。
上述发改委负责人认为，广佛是兄弟城市，在合作中不能斤斤计较，不能固守“一亩三分地”思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比如，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广州在佛山三水境内有一个取水点，周边有两个厂污染很严重，但是对三水的水质影响比较小，反而对广州影响很大。这就需要引用生态补偿机制。经过反复磋商，广州和佛山以7：3的比例来共同承担搬迁费用。
由此可见，两个城市的合作，不仅从道德方面要求对方，而是要通过利益机制来进行捆绑。双方要形成互相谅解机制，可以打包来进行合作，把一些项目加总起来协调，最后达到均衡，形成长效机制。
目前广佛之间形成的机制主要有党政联席会议、市长联席会议、各个专题小组等，两市各部门之间也建立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