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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曼·白求恩并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个不属于任何国家或族群的世界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仅仅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是无法全面了解像白求恩一样的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
这种属于世界的国际主义志愿者，从来不是孤独的。他们存在于白求恩时代，也存在于我们当代。他们为处于战乱、贫困或者灾难阴影下的地方带去支援和帮助。然而，这样没有归属的个体，也会给他们的家庭等原本的“社会组织”带来困惑，这就是为什么白求恩被一些加拿大人(特别是其亲属)舰作“异类”，却被更多的人们视作“英雄”。
“他是超级巨星”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The SCalpel·The Sword)前言中的一句话。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作者之一泰德·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
阿兰用了10年时间写“父亲般的”朋友白求恩的传记，并始终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保持联系。弗朗西斯上世纪40年代回到苏格兰的家中，因精神问题住进疗养院，于上世纪50年代在院中去世。
阿兰如今已经去世，从他儿子诺尔曼·白求恩·阿兰(名字是对白求恩的尊敬纪念)写父亲的传记中，我们得知阿兰1976年生于蒙特利尔，比白求恩小26岁。他19岁开始为一份加拿大共产党的日报《号角报》写政治和劳工报道。阿兰原名阿兰·赫曼，典型的犹太姓氏，为了便于打入法西斯内部进行深入报道，他改名泰德·阿兰。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
阿兰和白求恩初次相识是在1934年。当时，18岁的阿兰在左翼的文学杂志《新边疆》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动和阿兰打电话联系，并邀请阿兰参加自己44岁的生日派对。
当时，阿兰对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尔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对我而言，他就是超级巨星……”这是阿兰的原话，也是事实。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无论是医学、社会或是政治题目，他的出现总能吸引众多听众且久久不远散去。
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18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1936年9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10月从加拿大出发，于11月3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2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5天杏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亨宁·索伦森是《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驻马德里记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这位丹麦裔加拿大人1980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掷脑后，包括个人安危。1937年3月的一天，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和阿兰、索伦森以及摄影师戈扎·卡帕西(为白求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的人员之一)去救助伤员，却开错方向进了敌人控制区域。救护车顿时成了机关枪的靶子，子弹在四人身边穿过。索伦森不得不跳车躲进沟渠，白求恩这才悠闲地把车停下，卡帕西的脸都吓白了，和阿兰一起也躲进沟渠。
此时，一辆意大利坦克向他们开过来，白求恩却异常镇定地让三人把身边的伤员搬进沟渠。只有21岁的阿兰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们都会被杀的！”白求恩却说：“不一定，他们看到我们的医学徽章，只会逮捕我们。”幸好西班牙共和军的坦克随即赶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伤员送上救护车，他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伤员输液，并递上香烟。“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这是阿兰当时对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1937年，白求恩、阿兰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和海明威相遇。此时的海明威为北美报业同盟采访西班牙内战新闻，他此前创作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已经使其声名鹊起，因此白求恩和阿兰都尊称他为“海明威先生”。“白求恩和海明威第一眼就不喜欢彼此。”这是阿兰的观察，但他本人因为喜欢文学创作而和海明威比较投缘，海明威还答应给他出版的新书作序。
“他让我们尴尬”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记者也在网上找到一个自称是他侄孙的伊恩·迈克安纳林，但如今都无法联系。如今，我们只能从1973年CBC采访白求恩侄女贝蒂·科内尔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是长老会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在婚前也是一名传教士，所以这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宗教家庭。白求恩有一个姐姐珍妮特和一个弟弟马尔科姆，贝蒂是珍妮特的女儿。
贝蒂说，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异类”，孩子们很喜欢他，但母亲(白求恩的姐姐)却担心他给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舅舅经常来我家。他认为小孩子应该裸泳，这是很 自然的事。但我母亲对此感到有些惊恐。”贝蒂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当时他刚从西班牙回来，第二年初他就去了中国。我们不太收到他的信，通常就是明信片。他很忙，难以从中国抽身，而我们的信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他手中。舅舅在信中多次问我们是否给他写过信。”
事实上，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曾令他的家族不悦。贝蒂说：“舅舅1935年11月在蒙特利尔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但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感到自豪，他不会令人失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加拿大和美国走得很近，所以当“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白求恩的家人也处于恐慌之中。贝蒂回忆道：”当舅舅1935年从俄国回来时，带了许多共产党徽章。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我们都很害怕，销毁了舅舅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物品，所以现在保留的遗物很少，只有一些他的绘画。”
“加拿大的代名词”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是一名白求恩的传记作者，他1974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就是在白求恩刚被加拿大政府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的大背景下写就的，1975年和1977年他又出版了《白求恩》和《白求恩思想》(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两本书。
斯图尔特t934年生于加拿大，30岁时才真正认识到白求恩的价值。他在1973年接受CBC采访内容，侧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认识的转变过程。“1964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电影《白求恩》。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学校里两个班级学生还有一些医生看完这部电影后非常感动，在我办公室畅谈良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献身医务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医生，买了3个车库，这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的成就吗?《白求恩》这部电影也震撼了我，学生的话更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写有关白求恩的书。”
为了写好白求恩，斯图尔特曾到过中国，“我到中国说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提到‘白求恩’，这令我非常震惊。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我和一些医护人员谈起白求恩，有些人还会落泪。白求恩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所有中国人都喜欢他。”2005年，71岁高龄的斯图尔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顾问的他，准备再写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阿兰·泰德和希尼·戈登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1．6万册，这一局面自中加两国建交而改变。
阿兰1972年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会生气，因为他们感到怎么这么晚才知道白求恩这位英雄人物。1970年，中加两国建交，我的书在1971再版发行，3个月就在加拿大卖出5000册。特鲁多总理也看了这本书，于1972年白求恩去世33年后追认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阿兰认为白求恩的“正名”来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白求恩。时代变了，中国人喜爱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做出巨大牺牲，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家伙，也是一名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年在西班牙开党会时，马克思的话他信手拈来。他是一个少有的人，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白求恩这样。”
当白求恩终于成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时，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贝蒂1973年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和我们聊过舅舅白求恩，他邀请我们去中国。这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一直都是。我们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并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有趣的是，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70年代初，这里是约翰·休斯顿的家，他和6个孩子住在一起。自1971年开始，他就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以为是白求恩博物馆，还会摸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电国人发现此处是私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在1973年，加拿大政府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
这种属于世界的国际主义志愿者，从来不是孤独的。他们存在于白求恩时代，也存在于我们当代。他们为处于战乱、贫困或者灾难阴影下的地方带去支援和帮助。然而，这样没有归属的个体，也会给他们的家庭等原本的“社会组织”带来困惑，这就是为什么白求恩被一些加拿大人(特别是其亲属)舰作“异类”，却被更多的人们视作“英雄”。
“他是超级巨星”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The SCalpel·The Sword)前言中的一句话。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作者之一泰德·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
阿兰用了10年时间写“父亲般的”朋友白求恩的传记，并始终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保持联系。弗朗西斯上世纪40年代回到苏格兰的家中，因精神问题住进疗养院，于上世纪50年代在院中去世。
阿兰如今已经去世，从他儿子诺尔曼·白求恩·阿兰(名字是对白求恩的尊敬纪念)写父亲的传记中，我们得知阿兰1976年生于蒙特利尔，比白求恩小26岁。他19岁开始为一份加拿大共产党的日报《号角报》写政治和劳工报道。阿兰原名阿兰·赫曼，典型的犹太姓氏，为了便于打入法西斯内部进行深入报道，他改名泰德·阿兰。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
阿兰和白求恩初次相识是在1934年。当时，18岁的阿兰在左翼的文学杂志《新边疆》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动和阿兰打电话联系，并邀请阿兰参加自己44岁的生日派对。
当时，阿兰对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尔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对我而言，他就是超级巨星……”这是阿兰的原话，也是事实。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无论是医学、社会或是政治题目，他的出现总能吸引众多听众且久久不远散去。
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18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1936年9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10月从加拿大出发，于11月3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2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5天杏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亨宁·索伦森是《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驻马德里记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这位丹麦裔加拿大人1980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掷脑后，包括个人安危。1937年3月的一天，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和阿兰、索伦森以及摄影师戈扎·卡帕西(为白求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的人员之一)去救助伤员，却开错方向进了敌人控制区域。救护车顿时成了机关枪的靶子，子弹在四人身边穿过。索伦森不得不跳车躲进沟渠，白求恩这才悠闲地把车停下，卡帕西的脸都吓白了，和阿兰一起也躲进沟渠。
此时，一辆意大利坦克向他们开过来，白求恩却异常镇定地让三人把身边的伤员搬进沟渠。只有21岁的阿兰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们都会被杀的！”白求恩却说：“不一定，他们看到我们的医学徽章，只会逮捕我们。”幸好西班牙共和军的坦克随即赶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伤员送上救护车，他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伤员输液，并递上香烟。“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这是阿兰当时对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1937年，白求恩、阿兰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和海明威相遇。此时的海明威为北美报业同盟采访西班牙内战新闻，他此前创作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已经使其声名鹊起，因此白求恩和阿兰都尊称他为“海明威先生”。“白求恩和海明威第一眼就不喜欢彼此。”这是阿兰的观察，但他本人因为喜欢文学创作而和海明威比较投缘，海明威还答应给他出版的新书作序。
“他让我们尴尬”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记者也在网上找到一个自称是他侄孙的伊恩·迈克安纳林，但如今都无法联系。如今，我们只能从1973年CBC采访白求恩侄女贝蒂·科内尔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是长老会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在婚前也是一名传教士，所以这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宗教家庭。白求恩有一个姐姐珍妮特和一个弟弟马尔科姆，贝蒂是珍妮特的女儿。
贝蒂说，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异类”，孩子们很喜欢他，但母亲(白求恩的姐姐)却担心他给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舅舅经常来我家。他认为小孩子应该裸泳，这是很 自然的事。但我母亲对此感到有些惊恐。”贝蒂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当时他刚从西班牙回来，第二年初他就去了中国。我们不太收到他的信，通常就是明信片。他很忙，难以从中国抽身，而我们的信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他手中。舅舅在信中多次问我们是否给他写过信。”
事实上，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曾令他的家族不悦。贝蒂说：“舅舅1935年11月在蒙特利尔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但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感到自豪，他不会令人失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加拿大和美国走得很近，所以当“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白求恩的家人也处于恐慌之中。贝蒂回忆道：”当舅舅1935年从俄国回来时，带了许多共产党徽章。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我们都很害怕，销毁了舅舅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物品，所以现在保留的遗物很少，只有一些他的绘画。”
“加拿大的代名词”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是一名白求恩的传记作者，他1974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就是在白求恩刚被加拿大政府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的大背景下写就的，1975年和1977年他又出版了《白求恩》和《白求恩思想》(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两本书。
斯图尔特t934年生于加拿大，30岁时才真正认识到白求恩的价值。他在1973年接受CBC采访内容，侧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认识的转变过程。“1964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电影《白求恩》。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学校里两个班级学生还有一些医生看完这部电影后非常感动，在我办公室畅谈良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献身医务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医生，买了3个车库，这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的成就吗?《白求恩》这部电影也震撼了我，学生的话更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写有关白求恩的书。”
为了写好白求恩，斯图尔特曾到过中国，“我到中国说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提到‘白求恩’，这令我非常震惊。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我和一些医护人员谈起白求恩，有些人还会落泪。白求恩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所有中国人都喜欢他。”2005年，71岁高龄的斯图尔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顾问的他，准备再写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阿兰·泰德和希尼·戈登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1．6万册，这一局面自中加两国建交而改变。
阿兰1972年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会生气，因为他们感到怎么这么晚才知道白求恩这位英雄人物。1970年，中加两国建交，我的书在1971再版发行，3个月就在加拿大卖出5000册。特鲁多总理也看了这本书，于1972年白求恩去世33年后追认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阿兰认为白求恩的“正名”来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白求恩。时代变了，中国人喜爱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做出巨大牺牲，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家伙，也是一名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年在西班牙开党会时，马克思的话他信手拈来。他是一个少有的人，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白求恩这样。”
当白求恩终于成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时，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贝蒂1973年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和我们聊过舅舅白求恩，他邀请我们去中国。这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一直都是。我们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并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有趣的是，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70年代初，这里是约翰·休斯顿的家，他和6个孩子住在一起。自1971年开始，他就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以为是白求恩博物馆，还会摸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电国人发现此处是私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在1973年，加拿大政府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