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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表现为供大于求，但是深层次的是结构性矛盾，造成就业难问题在某一时期集中爆发
北京，8月，雨后早晨，李家华教授正在办公室和他的研究生讨论就业和职业生涯规划的书稿。
就业形势严峻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既是求职者的心理感受，也是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反映。面对困境，各方都在努力突围，为此，记者专访了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席李家华教授。
记者：社会普遍认为我们当前的就业比较难，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截至去年12月仍有100万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为什么会这么难，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李：在整个就业形式中有两大矛盾，表面上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表现为供大于求，但是深层次的还是结构性矛盾，供给的人员和所需的人员错位，也就是用人单位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同时许多求职者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这里存在一个绝对矛盾，指的是人口的转移，这里的转移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当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总量超过1亿；还有就是在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进行体制改革中出现下岗和转岗的职工，他们要进入新的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单位去，而新的单位接纳劳动者是有限的，并且对于劳动者会有更高的要求，而这些转岗者的年龄也制约着他们，这个群体的人数约有1000多万；三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增长的劳动力，他们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比较年轻，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所以只是未来的优质劳动力，这个人数每年有700多万。以上三支就业大军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庞大的待就业群体。
记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方对待职业和职位会出现哪些差异？
李：职业方面，中国普遍认同的是具有很大稳定性的工作，一般认为只有full-time(全职)工作才是职业，但是在西方，很多人从事的都是part-time(兼职)，一周可能就只上一两次班。我在美国时的房东就每周只上两次班，其他的时间都是带孩子或者去打网球，按照我们的理解他的工作只是半职，但是他觉得这样足以维持自己的家庭，认为自己已经有职业了。
我们找一个工作，就会把这个当作自己一生不变的岗位，有种从一而终的感觉。但是在西方，美国职业专家调查发现，美国人一生平均职业变动为7.5次，他们会不断转换职业，更多考虑的是工作环境、职业兴趣、职业回报、工作带来的快乐和职业价值观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稳定，而我们要寻找的工作就是超稳定状态，很多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就会问，你从事什么工作，然后思维马上就会在考虑这个工作到底稳不稳定。
对于同一个职业，中西理解也是有差异的。例如，东方人会认为，教师这个职业非常高尚，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就有“尊师重教”，在韩国有“老师的影子都不能踩”的文化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对教师的理解更提倡与学生平等交流和互动讨论，教师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政方面，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认为“学而优则仕”，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而在西方，从政的被叫做政客，他们认为那里面有很多龌龊的东西。所以西方很多一流的人并不认为从政是最好的职业路径，而是选择了商业和科技等行业。
记者：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这种增长方式的转换会不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GDP增长方式的改变确实影响着就业，过去很多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自动化程度增高，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上个世界90年代以前，我们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100—120万个劳动岗位，但是进入本世纪后，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超过80万个，随着产业继续升级，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减少。
还有就是对劳动者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青年学生，很多都想到大城市去发展，感觉这里经济发达，机会也多。然而，这些城市就业容纳量也是有限的，过多人集中在这里，会产生残酷的竞争。相反，很多边远地区虽有需求和发展机会，但较少有人去。就产生恶性循环，越是没有人去，它的经济越是发展不起来，整个城市的需求也就会萎缩，这样区域差别就更大了。
北京，8月，雨后早晨，李家华教授正在办公室和他的研究生讨论就业和职业生涯规划的书稿。
就业形势严峻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既是求职者的心理感受，也是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反映。面对困境，各方都在努力突围，为此，记者专访了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席李家华教授。
记者：社会普遍认为我们当前的就业比较难，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截至去年12月仍有100万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为什么会这么难，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李：在整个就业形式中有两大矛盾，表面上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表现为供大于求，但是深层次的还是结构性矛盾，供给的人员和所需的人员错位，也就是用人单位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同时许多求职者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这里存在一个绝对矛盾，指的是人口的转移，这里的转移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当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总量超过1亿；还有就是在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进行体制改革中出现下岗和转岗的职工，他们要进入新的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单位去，而新的单位接纳劳动者是有限的，并且对于劳动者会有更高的要求，而这些转岗者的年龄也制约着他们，这个群体的人数约有1000多万；三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增长的劳动力，他们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比较年轻，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所以只是未来的优质劳动力，这个人数每年有700多万。以上三支就业大军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庞大的待就业群体。
记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方对待职业和职位会出现哪些差异？
李：职业方面，中国普遍认同的是具有很大稳定性的工作，一般认为只有full-time(全职)工作才是职业，但是在西方，很多人从事的都是part-time(兼职)，一周可能就只上一两次班。我在美国时的房东就每周只上两次班，其他的时间都是带孩子或者去打网球，按照我们的理解他的工作只是半职，但是他觉得这样足以维持自己的家庭，认为自己已经有职业了。
我们找一个工作，就会把这个当作自己一生不变的岗位，有种从一而终的感觉。但是在西方，美国职业专家调查发现，美国人一生平均职业变动为7.5次，他们会不断转换职业，更多考虑的是工作环境、职业兴趣、职业回报、工作带来的快乐和职业价值观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稳定，而我们要寻找的工作就是超稳定状态，很多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就会问，你从事什么工作，然后思维马上就会在考虑这个工作到底稳不稳定。
对于同一个职业，中西理解也是有差异的。例如，东方人会认为，教师这个职业非常高尚，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就有“尊师重教”，在韩国有“老师的影子都不能踩”的文化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对教师的理解更提倡与学生平等交流和互动讨论，教师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政方面，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认为“学而优则仕”，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而在西方，从政的被叫做政客，他们认为那里面有很多龌龊的东西。所以西方很多一流的人并不认为从政是最好的职业路径，而是选择了商业和科技等行业。
记者：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这种增长方式的转换会不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GDP增长方式的改变确实影响着就业，过去很多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自动化程度增高，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上个世界90年代以前，我们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100—120万个劳动岗位，但是进入本世纪后，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超过80万个，随着产业继续升级，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减少。
还有就是对劳动者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青年学生，很多都想到大城市去发展，感觉这里经济发达，机会也多。然而，这些城市就业容纳量也是有限的，过多人集中在这里，会产生残酷的竞争。相反，很多边远地区虽有需求和发展机会，但较少有人去。就产生恶性循环，越是没有人去，它的经济越是发展不起来，整个城市的需求也就会萎缩，这样区域差别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