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与林肯颇有交情的蒲安臣全力协助其竞选总统，并因此于次年丢掉自己的议员席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肯就职总统后很快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其就任。于是，林肯1861年6月14日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
　　1868年，就在蒲安臣驻华公使任期已满即将回美国复命之际，历史戏剧性地使他的外交生涯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受遣率清政府首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俨然成为中国朝廷的“钦差大臣”。
　　事情源于他在总理衙门为其举办的饯行宴会上的一番讲话，“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他的表态使恭亲王灵机一动。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西方，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仪问题感到左右为难。恭亲王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采纳。
　　恭亲王力荐蒲安臣率团出使欧美可谓形势所迫，也用心良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和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后，西方列强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当时，清政府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对于蒲安臣，正如恭亲王在奏折中所褒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其温和的对华立场、高超的外交能力都是清政府所看重的。此外，在外交礼仪上，以蒲安臣率团出使可以避免两国交往中的礼仪纠葛，“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因而“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就这样，蒲安臣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清政府指派的“洋钦差”，也因而成就了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随同出访的有两名中国官员：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以及翻译张德彝。为了消除英法两国疑虑，他还请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作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作为右协理。
　　作为资深外交官，蒲安臣清楚，西方列强面对日渐衰弱的大清帝国不会轻易按照清政府意愿来重新修约。因此他把访问的首站选在自己的国家——美国，认为这样有利于使团首战告捷，增加访问成功的可能性。
　　到达美国后，蒲安臣所到之处充分发挥其演讲才能，以中国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大力向美国民众宣讲其使命，他说：“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此后一个多月，他分别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以及总统约翰逊等政要。
　　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中国自己来决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从而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