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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出版，对于帮助广大读者全面地了解邓小平同志的生平业绩和思想，了解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关专家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年谱》自2009年12月23日起在全国公开发行。此前，《邓小平年谱(1975～1997)》已于2004年出版面世。至此，体例完整的《邓小平年谱》全部出齐。
七十年生平的素描
《年谱》的主要价值之一是为邓小平生平研究、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了系统可靠的资料，为邓小平前七十年生涯画出了清晰的轮廓。在1904年至1974年间，有几个时期，对于邓小平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领袖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包括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与刘伯承等共同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指挥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包括淮海战役)，领导解放大西南并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年谱》的主要篇幅是对这些关键时期的记叙，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年谱》对邓小平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记叙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首先是与日伪军作战包括反“扫荡”的情况，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往来电报，为研究八路军特别是129师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史料；其次是与国民党军队、军政人员的关系。《年谱》记叙了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如何对国民党军队以礼和以理相待甚至做出巨大让步，如何判断和利用国民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态势采取不同策略，如何对顽固反共军队进行计划周密的反击等等情形。再其次是根据地建设，包括自上而下的创建和自下而上的巩固方针及其实施，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方针，政权建设策略，保卫根据地的“总体战”方略等等。抗日战争是邓小平生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作为地区最高领导人(1943年10月后则全面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主持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这对于其领导经验的积累和领导作风、风格的形成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至进军西南，《年谱》主要提供了大量的军史资料，为研究局部内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围歼麇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史料。
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年谱》对这一段两年多时间内邓小平的工作和活动的记叙亦很详实。通过阅读这一段的年谱可以了解到邓小平领导西南地区工作的纷繁复杂，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处理全局问题的能力。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先是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文革”，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年谱》约二分之一的内容是对这段时期的记叙。单从资料的丰富性和价值度上看，这段年谱，首先给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邓小平直接领导和参与的中苏两党会谈。其次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全局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关注和思考。再其次是“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江西数年的情况、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复出之初的主要工作尤其是外事活动和主管体育工作的情况。
《年谱》除了在邓小平生涯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外，在其他时期，如留法勤工俭学和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主编《红星》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任职和工作等也做了清晰的记叙，从而完整地呈现出邓小平在1904年至1974年的生平。
宏观记叙中突显历史细节
成功的年谱需要历史细节、具体的史实，或者令人通过阅读一个时间段的年谱得到某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体认历史的复杂性、引发思索。例如，《年谱》对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记叙，令人感受到他当年奔波和不稳定的生活窘境。
一则史实或具体情节往往令人联想一整段历史，起到比平铺直叙更佳的效果。例如，邓小平在1949年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二野某些同志对进军大西南“认为二野总是命苦”。这一生动、朴实的话语自然令人联想到二野的作战史---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全局，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大量国民党军队于自己周边的艰难困苦，淮海战役中与国民党主力兵团的激烈鏖战，渡江后刚刚进入东南富庶地区，又要跋涉千山万水进军西南。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夜，发出“二野总是命苦”的感叹也在情理之中，而最终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的行动则说明了二野官兵顾全大局、革命到底的精神。
《年谱》出版后反响良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评价《年谱》“将邓小平的奋斗历程同党史、国史、军史融为一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它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认为《年谱》集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体，对于推动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年谱》出版后，各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积极关注。2009年12月23日，新华社以“《邓小平年谱（1904～1974）》出版发行”为题，发布了这部《年谱》出版发行的信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这条信息。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都转发了新华社的通稿。
基金襄助完成出版任务
《年谱》体例宏大、内容繁多，又是涉及伟人生平和思想的著作，需要资料的反复核实比对，观点的不断推敲论证。这不仅是对出版社业务能力和统筹水平的极大考验，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幸运的是，在《年谱》的筹划过程中，国家出版基金及时给予了出版社必要的经费支持。
为了管好用好出版基金，中央文献出版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严抓监管：
第一是制度规范。基金申报成功后，中央文献出版社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管理相关规定、结合社内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财务管理办法》。
第二是组织落实。中央文献出版社由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负责全程监管基金的使用支出情况，对基金项目实施预算管理、成本控制，定期汇报基金的使用状况，随时接受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咨询和抽查。做到专款专用、专户核算。
第三是层层把关。《年谱》的编辑出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复杂过程，该社对每一笔支出都严格审核把关，做到了用前预算、用后结算笔笔清晰合理，使出版基金发挥出良好效益。
七十年生平的素描
《年谱》的主要价值之一是为邓小平生平研究、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了系统可靠的资料，为邓小平前七十年生涯画出了清晰的轮廓。在1904年至1974年间，有几个时期，对于邓小平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领袖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包括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与刘伯承等共同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指挥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包括淮海战役)，领导解放大西南并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年谱》的主要篇幅是对这些关键时期的记叙，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年谱》对邓小平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记叙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首先是与日伪军作战包括反“扫荡”的情况，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往来电报，为研究八路军特别是129师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史料；其次是与国民党军队、军政人员的关系。《年谱》记叙了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如何对国民党军队以礼和以理相待甚至做出巨大让步，如何判断和利用国民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态势采取不同策略，如何对顽固反共军队进行计划周密的反击等等情形。再其次是根据地建设，包括自上而下的创建和自下而上的巩固方针及其实施，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方针，政权建设策略，保卫根据地的“总体战”方略等等。抗日战争是邓小平生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作为地区最高领导人(1943年10月后则全面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主持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这对于其领导经验的积累和领导作风、风格的形成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至进军西南，《年谱》主要提供了大量的军史资料，为研究局部内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围歼麇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史料。
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年谱》对这一段两年多时间内邓小平的工作和活动的记叙亦很详实。通过阅读这一段的年谱可以了解到邓小平领导西南地区工作的纷繁复杂，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处理全局问题的能力。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先是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文革”，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年谱》约二分之一的内容是对这段时期的记叙。单从资料的丰富性和价值度上看，这段年谱，首先给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邓小平直接领导和参与的中苏两党会谈。其次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全局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关注和思考。再其次是“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江西数年的情况、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复出之初的主要工作尤其是外事活动和主管体育工作的情况。
《年谱》除了在邓小平生涯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外，在其他时期，如留法勤工俭学和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主编《红星》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任职和工作等也做了清晰的记叙，从而完整地呈现出邓小平在1904年至1974年的生平。
宏观记叙中突显历史细节
成功的年谱需要历史细节、具体的史实，或者令人通过阅读一个时间段的年谱得到某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体认历史的复杂性、引发思索。例如，《年谱》对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记叙，令人感受到他当年奔波和不稳定的生活窘境。
一则史实或具体情节往往令人联想一整段历史，起到比平铺直叙更佳的效果。例如，邓小平在1949年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二野某些同志对进军大西南“认为二野总是命苦”。这一生动、朴实的话语自然令人联想到二野的作战史---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全局，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大量国民党军队于自己周边的艰难困苦，淮海战役中与国民党主力兵团的激烈鏖战，渡江后刚刚进入东南富庶地区，又要跋涉千山万水进军西南。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夜，发出“二野总是命苦”的感叹也在情理之中，而最终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的行动则说明了二野官兵顾全大局、革命到底的精神。
《年谱》出版后反响良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评价《年谱》“将邓小平的奋斗历程同党史、国史、军史融为一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它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认为《年谱》集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体，对于推动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年谱》出版后，各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积极关注。2009年12月23日，新华社以“《邓小平年谱（1904～1974）》出版发行”为题，发布了这部《年谱》出版发行的信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这条信息。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都转发了新华社的通稿。
基金襄助完成出版任务
《年谱》体例宏大、内容繁多，又是涉及伟人生平和思想的著作，需要资料的反复核实比对，观点的不断推敲论证。这不仅是对出版社业务能力和统筹水平的极大考验，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幸运的是，在《年谱》的筹划过程中，国家出版基金及时给予了出版社必要的经费支持。
为了管好用好出版基金，中央文献出版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严抓监管：
第一是制度规范。基金申报成功后，中央文献出版社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管理相关规定、结合社内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财务管理办法》。
第二是组织落实。中央文献出版社由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负责全程监管基金的使用支出情况，对基金项目实施预算管理、成本控制，定期汇报基金的使用状况，随时接受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咨询和抽查。做到专款专用、专户核算。
第三是层层把关。《年谱》的编辑出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复杂过程，该社对每一笔支出都严格审核把关，做到了用前预算、用后结算笔笔清晰合理，使出版基金发挥出良好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