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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纲岛乘东横线，不用换车，五十分钟就到了东京的池袋。跟连金约见面的时候，他一再地嘱咐我说：“你第一次到东京，千万不要出站台。下了车，在月台上等我们就行了。不见不散。”
是房东胜见美子帮我查的路线，她也嘱咐我说：“如果听不懂日语，你就看汉字。看不到汉字就数数。一共有十站，电车停第十次的时候你就下车。”
跟连金相识，纯粹是偶然。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会到外边瞎转悠。那天我去镰仓，一下车就看见了那家画廊。说真的，我不懂画，进画廊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也因为海报上介绍的画家是中国人，还是位女性。我现在想不起女画家的姓，只记得最后边的字是“华”。画廊里灯光温柔，三四个人在看画，窗前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我看了几分钟画，想走的时候，女画家让我坐下来喝一杯茶。我坐到男人的对面。其实，看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他跟我一样是中国人。女画家问我喝热茶还是喝冷茶。我说喝热茶。她去冲茶的时候，男人问我：“你也是中国人吗？”
我说是。他看起来很高兴，说女画家的丈夫是他的好朋友，还说女画家有才气，他很喜欢她的画。我想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他才会自来熟，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女画家端茶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自我介绍。他姓赖，叫连金，从中国台北来的日本，现在在一家华文报社当记者。然后他问我来日本有多久了，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我说我是留学生，从北京来日本的，来了还不到一个月，正在找工作。开始，他好像不明白，我就解释说我需要交学费，得半工半读。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干脆把跑了一百多家都没找到工作的经历也说了一遍，只是描述得有点儿像闯江湖。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日本好多中国饭店，找个端盘子的工作应该不太难。”我说我在日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知道端盘子的工作应该怎么找。他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也许以后能够帮我的忙。我还没有买手机，就给了他房东家的电话号码。我非常高兴，觉得认识他可能是我的幸运。
从画廊里出来，我去看了镰仓大佛。不过我没想到佛像会那么大，昂了半天的脑袋，脖子都累酸了。
说到运气，我自觉还算不错。乘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我觉得曾经拥有过的世界，在起飞的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在日本的日子，也许只能靠我的运气了。我一直喜欢坐在飞机里看到的天空景色：蓝的天，白云轻飘飘的，像浮游的棉花，也像棉花糖。时间在飞逝，而我当时的心情却是希望飞机能够一直地飞下去不停歇，不要抵达日本。后来我跟很多人说起这一刻的心境，原因是我不知道下了飞机以后，有没有人来机场接我，大学会不会给我安排宿舍，工作能不能尽快找到。我非常非常害怕。每次我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感叹说：“你真有勇气。”或者说：“你胆子真大。”
但天无绝人之路。大学教授还是安排了一位叫雅子的学生到机场接我了。雅子其实是中国人，因为跟日本人结婚，入籍日本，所以有了一个听起来像日本人的名字。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直接把我带到了横滨国际酒店。一进酒店的大门，我就问她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她朝我笑笑说：“一万八千日元。”我吓了一跳，问她要在酒店住几天，她淡淡地说：“住到你租到房子为止，至少也要一个月吧。”
我的嗓子立刻就哑了。
来日本前，我一共准备了一万美金，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一百万日元。那么，用一百万除于一万八，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二十天左右。雅子在柜台跟服务员说话，但是我听不懂。不久，她带着我跟在服务员的后边去房间。在电梯里，我问她学校给不给我介绍工作。她说工作要自己找，但不太容易找到。我“嗯”了一声。她接着说：“即使你有好运，大概也要等几个月的。”我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她反问我：“你会说日语吗？”我说我自学过日语，会读会写，但是不会说。她问为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教我的是书本，书本是哑巴老师。”她笑了，然后让我先学着说几句日语再去找工作。
在日本的第一夜根本睡不着。不安和紧张，以及疲劳充满了我的身体和大脑。听起来横滨国际酒店是一个很气派的名字，但实际上房间小得只有六个榻榻米那么大。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电视机和电话。我的情绪乱糟糟的，决定到酒店的外面走一走，同时又觉得害怕，但是越害怕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横滨这个刚刚光临的城市里，有太多令我纷乱的想象。
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只有写字台上的那台电视机。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放映的是什么节目，因为无心记，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遥控器上有“有料”两个字。因为是红色的，看起来特别显眼。我一直握着遥控器，几次想按那两个字，但又犹豫着放弃了。我想我是个女生，结账的时候万一……一想到万一我就泄气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睡不着，听不懂什么意思的电视节目使我觉得无聊。床头有一个很小的冰柜，打开发现里面有啤酒。我喝了一罐啤酒，是一口气喝下去的。于是血液开始往脑子里冲。这时候我对自己说，要么就看，要么就不看。最终我抓起了遥控器，快速地用手指按下“有料”两个字，屏幕上立刻换成了男女二人在床上的戏。
虽然我曾经看过很多毛片，但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日本版本，还是以新鲜吸引了我。里面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高中女生，十几岁的样子，身体很美，那种青春的美。只是还不懂得做爱，不懂得放荡。或许这些女中学生们的脑子里正想着钱，她们看上去毫无感觉，木偶娃娃般将她们与生俱来的青春和美在被玩弄的过程中展現出来。我有些迷惑，日本怎么允许未成年的少女拍这种三级片呢？
尽管我有一点点儿心痛，但是残缺甚至是变态的性的覆盖还是安慰了我。城市在雨的湿润中，我在热水般的湿润中。无论日后我在日本的运气如何，日本的初夜是娱乐的，新鲜的。此时此刻的我是兴奋的。我忽然觉得自飞机起飞时便困扰着我的不安、孤独以及悲伤，都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夸张。通向新的人生的路刚刚在我的脚下展开。我二十多岁，风华正茂。
雅子真是个好人，她只让我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就把我带到她自己的家里住了。过了一个星期，一位叫李日升的中国留学生，说他认识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的会长，而这位叫胜见美子的会长，听说我没有地方住，愿意我暂时住到她家里去。李日升说：“你也不能白住。象征性地给几个房费吧。”他带我去了胜见美子的家。一开始，胜见美子说不要我的房租，但是我不肯，有时候欠人家的情比欠人家的钱更令我觉得不舒服。说什么我都坚持每月交三万日元的房费，胜见美子就答应了。用一百除三，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一年了。 李日升带我离开雅子家去胜见美子家时，雅子跟我解释，说安排我住横滨国际酒店并不是她的错。她说是教授让她安排的。教授还告诉她，我在国内是作家，赚了很多稿费，不在乎酒店那几个钱。我说国内几本书的稿费，拿到日本花的话，根本不成比例。她说她当然知道，其实她曾经想过要给我安排一家便宜点儿的地方，但她以为是我自己跟教授吹牛，所以故意“教训”了我。最后，她突然对我说：“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你一个女孩子，竟然会花钱看毛片。说真的，我帮你结账的时候都觉得丢人。”
雅子之后是李日升和胜见美子。之后是连金，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连金真的打电话到胜见美子家找我，说他在横滨有一位朋友，也是中国人，叫维翔，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他约我两天后的下午五点在JR线池袋站的月台上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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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要我牢牢记住维翔似的，没想到见他的第一面，竟让我在月台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更没有想到的是，连金将我亲手交给了维翔以后，人间蒸发般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掉，永无再见。
约好了五点见面，已经快六点了，连金和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出现。我也不能擅自離开，因为跟连金说好了“不见不散”。山手线的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停在面前，车车不空的人流涌下来挤进去，就是没有连金的身影。不久，天开始暗下来，还下起了小雨。我穿了一件紫色的风衣，风衣下只有一件毛衣，觉得非常冷。有几次我想走了算了，但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能为我介绍工作的人，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连金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正好到了崩溃的边缘，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连金也穿了一件风衣，是米黄色的。“原来你真的等在月台上啊。”连金一边说，一边扯着我的胳膊向出口走。不等我作解释，他接着说：“多亏了维翔，是他想到你有可能在月台上等我们，让我来月台上找你的。你知道吗？我们在检票口那里等了你一个小时。”我说我在月台上也等了一个小时。连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跑两步吧。”他开始跑起来，我跟着他跑，从这个时候起，身边的一切我都感觉不到了，我跟着他迷迷糊糊地出了检票口。
连金指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对我说∶“他就是我朋友维翔。”
我的心里滑过了一丝亮光，觉得喜欢他。我一向喜欢高个子、目光冷漠、神情自若的男人，喜欢屁股性感的男人，喜欢牙齿雪白而整齐的男人。正如妈妈对我的评价：“你这个人比较好色。”我的疲劳一扫而光。然后连金指着我对维翔说：“这就是我说的秋。”维翔朝我点了一下头，说要请我和连金去一家四川餐厅吃饭。我肚子早就饿了，马上就同意了。
维翔走在连金的身边，我走在他身边。天更加黑了。本来我是觉得冷的，但这时却脱下了风衣搭在手臂上。我听见连金跟维翔说了句什么话，但是没有听清。这时候，维翔放慢了脚步，侧过头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对我来说，池袋是新鲜的，维翔是新鲜的，要去的餐厅也是新鲜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的中国餐厅吃饭。不过，池袋的夜晚跟横滨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饭店，灯火辉煌。高楼墙壁上的大电视里正在播放手表的广告，流出来的音乐好像在空气里颤抖。有一刻，维翔走到比我跟连金前一点的地方。他的一头卷发不知是不是烫的。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我忽然有点儿亢奋，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一上一下地跳。
维翔说他姓李，老家是山东。我叫了他一声“李先生”，然后说我的老家也是山东。他说他并没有去过山东，他爸爸在山东出生，在天津长大，而他自己在中国台北出生。我说虽然我去过山东的几个城市，但只待了几天。他说我们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了，不如不要称他“李先生”，就叫“翔哥”好了。我就笑着叫了他一声“翔哥”。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想看看菜单。他把菜单递给我说：“想吃什么就叫什么，不用客气啊。”我让连金点菜，但连金只点了两个炒菜，我就点了鱼和火锅。翔哥问我喝不喝酒。我当然会喝酒，但今天似乎不是喝酒的气氛，就说想喝茶。他叫了一壶龙井，闻起来很香。我喝了一口，似乎喝到了所有的山清水秀，身体一下子舒服起来。
我们边吃边聊，在店里待了很久。说到帮我找工作的事，翔哥说他从连金那里知道我在国内是搞文字工作的，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大概是在试探我，我有点儿不自在。
连金对我说：“维翔在横滨认识很多朋友，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说好了。”
我的脸有点儿热，看着翔哥说：“我有自知之明。我刚来日本，不会说日语，所以不是由我来挑工作，而是有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做。”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刚刚又交了一大笔学费，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有得做就行。我需要赚钱。”
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这么说，立刻回答道：“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工作的事谈妥了以后，连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说我也该回横滨了。连金说他住在东京，但是翔哥住在横滨，跟我是同路。他想起什么似的，建议翔哥“送送我”。翔哥看我。我装出只是问问的样子，有点儿结巴地问他方便吗？他回答说方便。连金说：“那我们走吧。”我本来就感谢连金的，现在更加感谢他了。
出了饭店以后，连金对我跟翔哥说：“你们走吧。”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后来我没有再注意他，所以不知道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后来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连金是为了把我交给翔哥才出现的。
3
电车带着我远离了池袋的嘈杂。车厢里一共有十几个人，但是都静悄悄的，要么是闭着眼睛睡觉，要么是捧着本书阅读。翔哥坐在我身边，大腿紧贴着我。两个人无声的沉默令我觉得难受。看窗外，是黑乎乎的一片。我希望他跟我说点儿什么，但他一直沉默不语。想想在四川餐厅吃饭的时候，说话的基本上也都是连金，也许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我，于是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一下。他小声对我说：“下一站我就要下车了，但是如果你希望我陪你到你下车的地方，也可以。” 我打断了他的话：“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用麻烦你了，今天已经花费了你不少的时间。”
他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后问我：“真的不用送你到家吗？”
我说：“真的不用。”
我再一次谢了他。快下车的时候，他又小声对我说：“人生地不熟的，你回去的時候千万要小心。至于工作的事，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他下了车，车门关上了。然后电车跑了起来，我追着他的身影看。看不见他之后，我换了个座位，坐到了刚才他坐过的地方。我使劲儿吸了吸鼻子，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之后我一站一站地确认着月台上站牌的名字，终于到了纲岛。下了车，出了检票口，发现雨已经停了。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路灯将路面照得发亮。我在路灯下待了一会儿。
之后的一个星期，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偶尔想起在四川餐厅的对话，好像一场梦。我想，也许是他不喜欢我这个人，所以不想帮我的忙了吧。
几乎在我对找工作的事感到绝望的时候，胜见美子让我陪她一起去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超市。她说反正我在家待得百无聊赖的，不如出去走一走，顺便也可以找找工作。她说车站附近有很多面包店和饭店，如果由她这个日本人帮我一起找的话，也许能找得到。我想她说得对，就坐上了她的车。
她买了好多肉和菜。车站离超市不远，五分钟就到了。她把车停在停车场，带着我，疾风闪电般地询问了几十家饭店和面包店。听说我是外国人，不会说日语，所有的店都拒绝了我。我很难过，让她带我回家。去停车场的路上，我对她说：“我就知道没有地方要我的。”她不吭声。上了车以后，她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我有点儿受不了。她说横滨这么大，又不止纲岛这一个地方有店，可以到其他地方试试。我想她不理解我。说真的，受不了的是我的自尊心。虽然雅子早就告诉我工作不好找，但我也没想到没有一家店要我。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我只能跟以往一样，不去学校的日子，就坐在胜见美子家的窗玻璃前看外边的树和街道，看一个个陌生的人走过。赶上流浪猫走过窗前，我就会兴奋地敲一下窗玻璃。
再往后呢，我想大不了花光了全部的存款回国罢了。
回胜见美子家的时候，路过一条小街，远远地，我看到街的尽头有一个斜坡，斜坡上有一家加油站。她把车停在加油站，我以为她要加油，但是她问我对加油站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说算了吧。她让我看道口的一个招牌，说加油站正在招人。看到我犹豫的样子，她鼓励我说：“已经来了，最后试一下。反正被那么多家拒绝了，也不怕再被拒绝一次。”我想了想，回答说：“好吧。就试最后一次吧。”但是我让她先去问问要不要外国人。她去了，很快返回来，说店长让我去面接，我赶紧下车去店长那里。店长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回答是。最后，他让我明天就来上班。我以为听错了，问胜见美子：“是叫我明天来上班吗？”
胜见美子说：“是啊。让你明天就来上班，一小时九百日元。”
回到车上，我只想听一听胜见美子对我被聘用上了的这件事的看法。她说赶上加油站缺人，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语言。其实刚才我也观察过了，车来加油的时候，工人先是说“欢迎”，然后拿块抹布擦擦车窗，然后车离开的时候说一声“谢谢”。她对我说：“幸亏我坚持试试。”我说是。
翔哥突然来电话了，问我现在的情形如何，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努力让自己在电话里不哭，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抽抽搭搭的。谁叫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对他就有了一种爱恋的感觉呢。我详尽地述说了我在加油站上班的情形。面接的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加油站的工作不过是用抹布擦擦窗玻璃，鞠着躬说声谢谢而已。但实际上，即使没有车来加油，工人们也得一直站在露天里。最使我痛苦的是，有几个客人要洗车，而我打工的店比较小，根本没有洗车机器，只能人工洗，一洗就是一两个小时。
话说我上班的那天，不巧赶上了坏天气，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中午天开始变黑，跟着就下起了雨。更甚的是，雨下了没多久就转雪了，接着是雪转冰雹。风一直不停地刮。我想老天跟我开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玩笑。我曾经十分喜欢西部的民谣信天游，惨厉的歌声交织着劈裂的唢呐声，令我每一次听到都会心抖抖地逼出泪水。但是用自己的肌肤感触到信天游，这应该是第一次。我连站带跑地干了八个小时，回家后觉得腰痛腿痛。最主要我对用来洗车的药水过敏，脸上的皮肤肿起来，又红又痛又痒。我愤愤地对翔哥说∶“我真的搞不懂日本人，简直是傻，没有车来的时候坐着休息多好啊，非得一直站着。我真的干不下去了。”他一声不响地听我把话说完，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只在加油站干了一天，第二天就辞了。他说辞了好，因为刚好为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说新工作不错，但是也要面接。他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对我说：“如果你临时有急事不能去面接，请一定打电话通知我。”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高兴得一直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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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哥已经站在樱木町车站的检票口等我了。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上衣，黑色的水洗布裤。我问他是否已经等了很久，他说他也刚到没有多久。然后，他看了看我的脸，对我皮肤过敏的事表示难过。他问我脸还痛不痛。我说有点儿痒痒。于是他带我去药店，买了一管消炎药膏。他当场打开药膏帮我涂药。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面颊时，我的心也痒痒的了。然后他说这份工作实际上是他爸爸介绍的，所以要我去见见他爸爸。
我跟他坐电车去了石川町，因为他爸爸在中华街的一家咖啡厅等我们。
咖啡厅很大，客人很多，但客人中的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他爸爸选择的座位不太好，就在咖啡厅的中心，进进出出的人都会经过我们身边，令我觉得闹心。他对他爸爸说：“你这么早就来了啊。”然后又把我给他爸爸介绍了一下。我赶紧跟他爸爸打招呼：“您好。”他爸爸回了我一句你好。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说是他哥哥都不过分。虽然他爸爸坐在椅子上，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个子很高。现在我只记得他爸爸也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至于是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但是他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东张西望的，根本不看我的脸。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找什么人，几分钟后，我判断出东张西望是他的一种习惯。 翔哥坐在他爸爸的对面，我坐在他的身边。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会转过身或者歪着头看他。我还保留着他在四川餐厅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太喜欢说话，沉默寡言。另一方面，他爸爸跟他正好相反，非常善谈。说真的，翔哥从容安静的样子，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我们熟悉了以后，当我们成为一对相爱的男女，一对情侣，我总是被他的安静深深地吸引。对我来说，男人的最终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和多余的复杂性，是为了解释一个存在的梦幻。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工夫去追求，代价大得要我押上了肉体的全部和全部的信心。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错和悔恨，反正，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不同的追求。
不久，他爸爸說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解释说，这次给我介绍的工作，是在制果工厂做糕点，但是他本人不认识工厂的负责人，他的朋友会带我去工厂面接。我看了看翔哥，翔哥要我跟着他爸爸走。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
翔哥的爸爸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我想这是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看见我跟翔哥的爸爸，他立刻站起来，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我不会说，但是能看能读，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儿。他问为什么。我把对雅子说过的话跟他也重复了一遍。他笑着重复了一句“哑巴老师”，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头盔递给我说：“你坐过摩托车吧。”我说没有。他露出吃惊的样子对我说：“那么就体验一次吧。”他让我跟他走。我小跑着跟着他出了办公室，忽然想起来忘了跟翔哥的爸爸说再见。
按照男人的吩咐，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男人坐稳了以后对我说：“搂紧我的腰。”因为是第一次乘摩托车，我很兴奋。天气真好，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紧紧地抱住男人的腰。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起来。
还没觉得过瘾就到了制果工厂。男人先下车，我跟着下了车。朝制果工厂大门走去的时候，我感到心脏在上上下下地振动。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国社会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华街，如果有熟人介绍，如果对方答应面接了，那么面接就不过是走过场。其实，我去面接的那一天，正好是制果工厂开张的日子，事前虽然内定了三个工人，但是人手根本不够。厂长姓陈，来自中国台北，后来我们都叫他陈师傅。他告诉我，工厂里的活基本上使用机器，人能干的活很少，也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学习。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漫长而又痛苦的找工作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厂长给了我一套白色的制服，要我换了去干活。我吓了一跳，问他：“现在就开始上班吗？”他说是，还带我去打卡机那里教我怎么打卡。开摩托车带我来的男人看起来很高兴，让我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加工资。我谢了他，他谢了厂长，然后就离开了。
位于横滨中华街一角的这家工厂，很像袖珍版的中国。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流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围在工作台做月饼的人都说中文。墙壁的四围是一面面的铁架子，上面摆满了馒头和肉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工厂的这种气氛，我觉得这像一种生活，热热闹闹，充满油盐酱醋的气味。有一点厂长说得对，就是工厂里的活不需要动脑子，既轻松又单纯。
我跟那几个工人很快就混熟了。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工厂一天管工人两顿饭：午饭和晚饭。陈师傅让我们自己做饭：“你们想吃什么，就挑个人去买好了。买回来以后呢，会做菜的人负责做菜好了。”广州出身的卫东一直笑嘻嘻的，大家都推荐他去买菜。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大捆空心菜。大家又让他炒空心菜。他说不好吃也不准埋怨啊，便将空心菜放在油锅里炒了一下端到饭桌上。日本的大米好看又好吃，亮晶晶得像透明的珍珠，吃起来香喷喷的。绿茶热乎乎的。也许是因为人多热闹，虽然空心菜只用大蒜和盐炝了一下，我们还是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听音乐，会引起胃痛，还会伤感流泪。今天我一边听邓丽君的歌声一边吃饭，胃竟然没痛。
下午的活还是做月饼。我的工作是，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圆圆的球状，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其他的几位同事吧。除了我和卫东，大刘是北京出身，而小林则来自福清。有一次，陈师傅问我们知不知道邓丽君，我们都说知道。
说到邓丽君，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红的。我第一次从她那凄婉、哀怨的歌声中感知了内心的悲伤。然后是张行的《迟到》，张蔷的《东京之夜》。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精灵般在城市以及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疾病乃至花草的气息。打一些比喻来说的话，我的心病了，城市病了，海突然静了，海水突然凉了，神经支离破碎。现在想一想，喜欢上文学，也许跟邓丽君有一点儿关系，通过文字来表达心声。
快下班的时候，工厂里的电话机响起来，陈师傅说是找我的电话。为了不弄错，我问是什么人找我。陈师傅说是个男的。我以为是翔哥的父亲，没想到却是翔哥。翔哥会打电话到工厂，我真的是又高兴又兴奋。
翔哥说∶“是我。”
我说：“啊，谢谢你，没想到面接完就开始工作了。”
“下班后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事。”
“想不想一起吃个饭？”
我点着头说：“好啊。”
“那么，我六点在纲岛车站的检票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说：“好，不见不散。”
我是一鼓作气赶到纲岛车站的。看到我，翔哥一脸平静地举了一下手。正是下班时间，车站的里里外外都是人。车站的附近就是商业街，咖啡店、面包店、饭店、居酒屋，甚至菜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些店的商品就陈列在店口，比如花店，连柜台都搬到了露天里，有客人买花，店员就在台子上包装鲜花并收钱。
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后来我无数次搬家，我们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但每次约会，他都是比我先到。他会带着我径直去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我觉得他是在见到我之前，就已经将周围的情况了解好了。
法国小说家勃勒东说过一句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的居酒屋，一点儿都不过分。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居酒屋，谁都不看谁，自己喝自己的，非常自在。翔哥带我去的居酒屋，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荀菜樱坂”。进去后，他问我喜欢坐在椅子上，还是喜欢坐在榻榻米上。我觉得榻榻米新鲜，就选择了榻榻米。他告诉我用不着“跪坐”，会导致腿脚麻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于是我伸着腿坐在榻榻米上，果然很舒服。斜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一边用牙签剔牙齿，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脚指头。我最讨厌有人当着我的面摸脚，觉得有点儿恶心。不过我很快就把他忽略了。 翔哥问我工作是不是很累。我说站了大半天，当然会累，但干活的时候很开心，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他问我喝什么，我要了扎啤。一位年轻的女孩为我们上啤酒，她半跪在饭桌旁边，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请慢慢享用”。我跟翔哥说女孩让我想起了一首诗。他问是什么诗。我背给他听。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接着是翔哥说我们干杯吧。我举起杯，跟他举到眼前的杯碰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喝掉了一半。因为在工厂里吃过晚饭，我肚子不饿，不怎么想吃菜，光喝酒了。之后我差不多一直点温烧酒，而他就一直为我斟酒。酒盅里升腾出的热气在我和他的中间缭绕，很像两个人的呼吸。说真的，他说的普通话很糟糕，但嗲嗲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会痒痒的。
话题聊到我的过去，他想知道我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宁肯在工厂里打工也不回国。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解释。他怎么可能理解呢？
来日本真正的原因，是我刚刚跟零儿离了婚，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从零儿单位分配的公寓里。零儿搬走了，每天进进出出家门的时候，总是要跟零儿的同事见面，见了面又不得不打声招呼。人生的痛苦可以由我跟零儿分着扛，这种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好像中了邪似的，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零儿的同事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于我。我想逃也逃不掉。这些事我也不想对他说，说了他也同样理解不了。
来日本的机缘是一件紫色风衣。或者说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这样说，听起来似乎是在绕圈子，但这是事实。两年前，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下了一件风衣。我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冲着我竖大拇指。我知道竖大拇指的意思就是“酷”。这样的一件风衣，换在今天的话，一定是非常一般，但在那时，可就是非常时髦的了。整整一个秋天，我天天穿着这件风衣。风衣长过小腿，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筒靴。
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头，是挺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他说我穿这件风衣的时候，给他的感觉好像紫丁香在微语。他要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主题叫跳动的忧伤。他折腾了半天，从拍的几十张照片中拿起一张说：“结果还是抢拍的这一张最好。”照片中的我，深锁着眉头，两只手插在紫色风衣的口袋里。“你看。”他對我说，“你皱着的眉头，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睛里，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他把照片拿到照相馆放大，用木框镶起来，然后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把照片挂在睡房的墙壁上。
这张照片，后来被我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书出版后，他比我还兴奋。他把书高高地举在手里说：“真棒，简直就是明星照。”是的，他总是令我的情绪高高飞扬。
再后来，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我是通过出版他书的中译本认识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在收到了书后，决心把封面上的漂亮女孩，变成自己的女弟子。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很多事都有它的机缘。好比那时候我正好跟零儿离婚，正想从那座公寓里逃出去。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
听我说了这么多，翔哥只回答了一句话：“事到如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了一句：“其实呢，赚钱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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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恋爱者。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聊天胜于上床。我之所以喜欢大头，就是因为他能够承受我交给他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情感，但绝对不会勉强我跟他上床。
翔哥看了一眼手表，我猜他是想回家了。我也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八点。可能是酒喝得多了一点儿，出了居酒屋，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的两条腿不断地发软。他对我说：“我们找一个地方打kiss好不好。”
我不知道kiss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是“打”，应该就是一种游戏吧。再说了，几天下来，我似乎习惯了他来为我安排一切。我回答说好。
从车站向右拐，是一条又细又长的小街。我跟着翔哥走进小街。小街黑幽幽的，十分寂静。小街的尽头是几间典型的和式木屋。我跟着翔哥走进了木屋的大门。大门口挂了两盏橘黄色的灯，灯光幽静，照着门前一排茂密的矮树丛。虽然只隔着一条街，但车站的嘈杂声却是非常遥远的了。
从木屋里走出一个穿和服的女人，翔哥跟她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女人接过钞票后，翔哥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我跟他走。他在一间房前站住，打开门让我进去。原来是间很普通的住房，但因为窗口摆满了鲜花，空气中弥漫着迷人的芳香。这里一共有两个房间，外边的一间只在中央放了一张矮桌，桌子上放了一套茶具和烟缸。里边的一间有一套双人被褥，整整齐齐地铺在榻榻米上。
翔哥带我来的地方是情人旅馆，我突然明白了他想跟我干什么。我站在窗前不动，他先在矮桌前坐下，然后招呼我也坐下来。我一直不吭声。他开始冲茶，接着端起茶杯喝起来。我也喝了一口，但一直将茶含在嘴里。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谁先去洗澡，我没搭腔。他又问我：“不然我们一起洗澡好吗？”
我咽下茶，喘了一口气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我苦笑着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你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对不起。”
他突然站起来，一边解裤子的拉链一边说：“我们还是开始吧。”
我摇着头说：“不行。我没有思想准备，请你还是坐下来喝茶吧。”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真的不行吗？”
我说：“真的不行。对不起，也许让你白花钱了。”
他重新拉好裤子的拉链坐下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这里是按小时收钱的吗？” “你不用担心钱。如果你决定了不跟我做的话，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们走吧。”我站起来，不断地对他说：“对不起。”
走到小街上，翔哥突然在一棵树下站住，问我：“你是故意的吗？”
我抬起一只手，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再说下去。我对他说：“也许你不相信，我不懂kiss的意思。因为你说打，所以我以为你要带我去打什么游戏。”我的脸开始发烧。
他变了脸，对我说：“你闭嘴吧。你说你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可能连kiss的意思都不懂吧。”
我结结巴巴地跟他解释：“我没有学过英语。我真的不懂kiss是什么意思。”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你不说‘打’，说‘做’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误会了。”我十分尴尬，觉得无法再解释下去。
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土。”我不吭声。他接着说：“就算你不懂kiss的意思，但你已经跟我进了情人旅馆，做一次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我突然生气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对他说：“我就是土啊。土又怎么了，不像你那么拽。不就是接个吻吗？打什么打啊。你知道语法里打字的意思吗？打游戏机，打出租车，打人。吻是要说接的啊。”我还是不解气，一口气地说下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说中国话就行了。你可以说接吻，也可以说亲嘴儿。说什么打kiss，半中半洋的，你才是真土。算你运气不好，今天的钱，绝对是白花了。”
他輕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小声地说：“不要这么大声地吵。”我看了看四周，立刻安静了。他接着对我说：“不过，你也用不着跟我装模作样的。说实话，出来打工的女孩，有几个是没有跟男人上过床的？我遇到的太多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一万日元玩一次，但你是大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你三万日元呢。”
晚冬的风吹过，我的肌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有一只苍狼从心中掠过，寂寞袭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我的酒意差不多完全解了。
我不知道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示，丢下翔哥，独自朝车站的方向走。他从后边追上来，但我不搭理他，一点儿也不放慢脚步。我想我的脸色是阴沉的。他走在我的身边，有点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也许我不应该说你土，但实际上我就是觉得你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土。”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土”。
我说：“你说得对，我很土。所以请你离开我，以后也不要再见我。”
他说：“一码归一码。我想说另外的那个问题，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这样严重。也就是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地伤害你。”
我说：“你都把我当妓女了。”
突然，他用双手搂住了我的肩膀说：“我没有把你当妓女，我只是打一个比喻而已。但是我承认我打的比喻不恰当，失礼了。”
有一辆小轿车开过我们的身边，我停下脚步。我们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实际上，这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情绪，要自己不流泪。趁着还来得及，起码我可以选择尊严的败退。
使我烦恼的是，其实我在心里还非常地“留恋”他。我对他说：“我刚刚来日本，什么都不适应。也许你真的没有想到会伤害我，但是你让我感到很意外，让我吃了一惊。”
他回答说：“是啊。是我太急躁了，是我过于随便了，好在你现在理解了我没有恶意。我呢，也就放心了，你就忘记今天的事吧。”
我说：“好吧。时候真的不早了，你还是回家吧。我觉得很累，也想早点儿回去休息。”
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仅累，还觉得困。也许我的样子看起来比较消极，他对我说：“来日方长，相信日后你会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打起精神啊。”
我说：“好。”
这时候，他突然递过来几张钞票给我说：“这钱，你拿着吧。”
我一边推开钱，一边急步地走。我对他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于夸张了。我如果为了钱，刚才就跟你做了。”
他说：“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给你钱，并没有特殊的意思，不过想你用这点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他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接着说：“我们是老乡，就当是老乡之间的一点儿照应吧。”
他急急地走了。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夜色更加浓重了，事情的结局也许并不是特别的糟糕。有一刻，我甚至听见了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我绝望地发现，此时此刻，我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爱上他。
纲岛，这是一个泛着惆怅的名字。
6
这几天，我工作得很开心。午休是一个小时，但基本上二十分钟就可以吃完饭了。工厂里没有休息室，剩下的四十分钟只好去外边打发。走出工作间，我在连接一楼和二楼的阶梯上坐下来。我闭上眼睛，本来是想养养神，但满脑子里都映着那天在情人旅馆里的情形。那个惆怅的夜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了，翔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他给我的钱我还没有花，如数放在家里。每次看到那钱，我的心都会痒痒。说真的，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很像扎在手指上的一根芒刺。我觉得痛，仔细寻找刺的时候，却发现刺已经不存在了，残留在记忆中的一点儿痛楚好像安慰。
有一次，我正午休，有人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以为是想翔哥想得迷糊了，睁开眼睛看见陈师傅正弯着腰站在我面前。他的脸就在离我几厘米远的地方，正冲着我笑。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亲我的额头。他解释说，午休的时间快完了，而我在阶梯上睡觉，看起来睡得特别沉，想叫醒我却又怕会吓到我，所以就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他用手正了正头上的鸭舌帽问我：“睡得好吗？不觉得冷吗？”
我觉得他是想占我便宜，虽然心里生气，脸上却装出冷漠的样子。我想我不能发火。如果我发火，这份工作有可能就没法干了。我真的不想到处找工作了。话说回来，好在他吻的只是我的额头，如果他吻了我的嘴唇，那么我大概是不会原谅他的。
陈师傅是一个男人，却有一张很白很白的脸。他的白跟一般人的白不一样，也许可以说白得过分，以至于使我觉得恶心。有时候我会想，他的脸，简直就是工厂里刚出锅的发面馒头。 本来我只是觉得他令我感到恶心，而现在开始讨厌他了。
下午干活的时候，我常常开小差，心不在焉。有好几次，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大头。在国内的时候，开心也罢，不开心也罢，总是大头跟我一起分享。大头是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亲友。我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对大头再温柔一点儿，此时此刻，我对大头的思念可以形容为铭心刻骨。
一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到其他人，下午干活的时候，因为我板着脸不说话，气氛显得比较压抑。陈师傅没话找话，说我已经在工厂里干了好几天了，不知有什么感受。我懒得理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马马虎虎。”
“中国人最不上进的地方就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日本人就不一样，所以各个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头。”
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今天我的心情不好，尤其陈师傅中午还惹恼了我，所以我故意打断他的话说：“你出生在中国台北，我出生在中国大连，我们都是中国人。说到国民性，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
“你去过台北吗？”
我恶狠狠地说：“你不也是没有去过北京吗？”
陈师傅抿着嘴笑：“好吧，我不该这么比较。只是，你干活的时候，好不好两只手一起动？”
我将拄在工作台上的左手抬起来说：“当然可以，只是我觉得秤豆沙用不着两只手。”
谁都看得出来我跟陈师傅之间的对话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本来我是一时生气，抱著轻松而又好玩的心理斗嘴而已，但是福清来的小林，这个有着咖啡色皮肤和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却成为陈师傅手中的武器，令我连连挫败。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下班，走进石川町车站的月台，我看见陈师傅也在。看到我，他说想跟我商量一件事。我想知道是什么事。他神秘地对我说：“我愿意每个月给你十八万日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做我的情人。”
我吓得倒退了一步。十八万日元，这可是日本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能够拿到的工资。他以为我被十八万这个数字打动了，进一步跟我解释，说他是厂长，可以随时为我提供加班的机会。他说只要我愿意，想什么时候加班都可以。他急着问我这个条件能不能接受，我回答说：“我又不是傻子，又要给你长时间地打工，又要陪你睡觉。”
“我说的加班，不是要你真的干活。你明白的，你只要以加班的名义留在工厂。”
我哈哈大笑地说：“这个钱不是你出啊。”
“对于你来说，只要钱到手不就行了吗？”
我说：“我当然也喜欢钱，但是，我可不愿意做你的情人来赚钱。你养过女人吗？”他以奇怪的神情望着我。这时，电车带着咯噔咯噔刺耳的声音开过来，不等他再跟我说话，我赶紧朝他摆手说：“辛苦了，明天见。”我一头钻进电车里。
一个星期后，翔哥打电话到工厂，再一次约我晚上一起喝酒。地点还是定在纲岛车站旁边的那家居酒屋，我跟翔哥舒舒服服地坐在榻榻米上。他说我经常在工厂吃的那种工作餐，除了单调，还缺乏营养。他把菜单推到我眼前，很客气地告诉我：“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喜欢吃生鱼片、烤虾和黄瓜，于是就点了生鱼片、烤虾和黄瓜。也许因为上次分手时的尴尬还在，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只是问问我学习进展得怎么样，工作是否适应了，日语难不难。我向他表示感谢，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不用担心。
生鱼片上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器具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木板上铺了一层碎冰块，冰块上铺一缕缕切成粉丝般细长的萝卜丝，萝卜丝上插一把紫红色的小木伞，木伞下摆着红白两色的几片生鱼。看起来像电影中的一个外景镜头，也像一幅画。我用菜单查了一下生鱼片的价格，吃惊地说：“就这么几片薄薄的生鱼片，这么贵啊。”他说贵是贵，但是这个钱花得值，等于花钱看一幅极美的画。
喝了两杯啤酒之后，我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不知不觉地说起了工厂里的人和事。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刺激我，陈师傅很快跟福清的小林搞上了。我、大刘，还有卫东，都将他跟小林的关系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刘跟我闲聊，说起陈师傅只让小林一个人加班的事，问我知不知道原因。我说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能说出来。他说他相信陈师傅跟小林“搞上了”。我点了点头，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这种事不用看，凭感觉就懂的。他还说他也是个男人，连孩子都有了。
我说：“你说的是经验啊。”
他笑了一下对我说：“不过我觉得小林的老公真是可怜。”
我问可怜什么。他说明明被老婆戴了绿帽子了，还天天来工厂看望那个跟自己老婆鬼混的男人。我说这也不能怪小林，怪就怪她老公上班的地方离我们的工厂太近。大刘说小林跟陈师傅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说胆子大倒是没关系，一想到两个人在工厂里做那件事，连看肉包都觉得恶心了。大刘说没想到小林这么贱，靠这种“临时工”挣钱，想想她每天带回家的那些做失败了的月饼和肉包，他也觉得恶心。
但实际上我真的在乎一件事。我们工作的时候，陈师傅故意搬来一把椅子让小林坐着秤豆沙。让什么人坐，不让什么人坐，陈师傅有绝对的权威。而我总也不能习惯这件事。怎么说呢，自尊心很受伤害，有一种“在人之下”的感觉。因为这个原因，跟小林一起干活，我的心里一直会挣扎，心思纷乱，心态不平衡。
有一天午休，大刘告诉我工厂的二楼是空房，没有人居住。他高兴的是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上锁。为了证实是真的，他带我去二楼，果然是空房。我想是楼房的一层租给了我们的工厂，二楼还没有找到租户。房间里的水电都可以使用。从这一天开始，我跟大刘就在其中的一间空房里午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两个大纸盒箱，拆开后铺在窗前阳光普照的地方。他脱下脚上的鞋子垫到头下当枕头。我坐着，跟他东拉西扯。午休变得温馨快乐。
我发现大刘的脖子上有一根和我一样的红绳，问他是否也戴玉。他从脖子里掏出一块玉给我看。我惊讶地叫了一声，从脖子上掏出自己的玉跟他的玉作比较。两块玉一模一样。气氛更加活络，我很兴奋得想拥抱他，但幸亏我及时想起我们是一男一女。 说起大刘，他原名叫刘利。他的身材很瘦，也许用“清癯”形容的话最为恰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了太多书的原因，他戴着一副白边的近视眼镜，镜片很厚。平时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虽然他坐过牢，但是我非常信任他。有一次，他抽搐着脸上的肌肉对我说：“现在的我，认识的就是钱、钱、钱、钱。我在日本受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让我做什么都行。”
关于工厂里的事，也就聊到这个地步了。翔哥让我先忍一忍，什么时候有机会了，再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决定忍，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分手时我谢了他。他让我不要客气。我说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难得他陪我度过了这么愉快的一个晚上。他说什么也要去商店买一份礼物送我，开始我一直拒绝，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
去商业街的时候，翔哥说如果我提前透露一声的话，晚饭就会另作安排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什么生日，对他的好意有点儿感动。说真的，我喜欢海鲜，在居酒屋叫了生鱼片，喜欢就是欢喜，跟庆贺没什么两样。我已经很知足了。
翔哥突然牵起了我的手，我的心又痒痒起来了。今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黑裤，黑球鞋。商店的二楼有女性专用柜台，他带我去那里，要我挑喜欢的东西。我看了看香水和首饰，最后打算买一套睡衣和一件T恤。漂亮的女服务员把睡衣装到礼袋里，扎上美丽的蝴蝶结。回车站的路上，他问我开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看起来很高兴。
这套淡黄色的睡衣，后来跟了我足足有八年。买它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跟我一生一世呢。天空中没有星星，只有澄明的月将眼前的世界照得一片温柔。我又看到了通往富士情人旅馆的那一条小街了，依稀可以看见碧绿的树，树下一条小狗正跟随主人慢慢地散着步。富士情人旅馆已经是我心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再与时间地点有关。我感觉呼吸到的晚风在身体里流动，真忧伤。
也许是翔哥心血来潮，突然说要送送我。一直以来，我只跟他说我住在纲岛，没有告诉他到胜见美子家还要乘一段公共汽车。他很惊讶，陪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在汽车里，我一直跟他讲刘利的一些事，他好像不太感兴趣。可是快下车的时候，却又劝我不要跟刘利走得太近。
下车后，我带他走到一个小丘的脚下，眼前是茂密的树林中铺就的一条小路。他问我：“要走这条小路吗？”我说是。
说是小路，其实是石头台阶，在山下根本看不到台阶的尽头。他跟着我登上了第一个台阶。途中，每隔十几个台阶就会有一个路灯，但灯光昏黄。台阶又窄又陡，登到中间的时候，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因为小路一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台阶，一口气登上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停下来，一边喘息一边四处张望，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问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条小路的四周是坟地。”我说是。
他问我会不会害怕。我说怕。不过，他说他其实害怕的并不是鬼，而是痴汉。他说日本的痴汉特别多，一个女孩子走这样的夜路太危险了。他建议我以后随身带一把雨伞用来防身，因为痴汉也是人，也怕又硬又凶的人。我说每次登上最后的那个台阶时，都会汗流浃背，但那并不是因为累，而是被吓的。他不理解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我说不是玩笑。他突然松开攥着我的手，将我一下子挟到他的胳肢窝里。我觉得他拎着我的样子就像拎着一只布袋。剩下的台阶，我是被他拎上去的。
我们真的要分手了。
他对我说：“再见。”
我说：“再见。”
我站在原地不动，想目送他离去。他朝道路走去，说是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他回头，朝我挥手，大声地说：“快回家。”
我朝胜见美子家走去，一步三回头。看见他也一直回头，我们相互摆手。一阵阵风吹过，将墓地湿冷的气息吹到我身上。
晚安，翔哥。
7
我穿着翔哥给买的T恤走进工厂。后来刘利形容说，我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片云彩飘了进来。说真的，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夸我了。陈师傅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阵，说鳄鱼牌的T恤衫非常贵，至少也要八九千日元。他想知道工作了没几天的我，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衣服。我撒谎，说这衣服是我来日本的时候带来的。他“哦”了一声。而我呢，关于“鳄鱼”是名牌的事，其实一无所知。我喜欢买漂亮的衣服，但从来没有关心过品牌。这一点大头早就注意到了，问过我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能记住一个人的脸，但很快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至今为止，我读了很多人的作品，但几乎说不出作者的名字。
午休的时候，我和刘利在二楼的空屋里闲聊，卫东突然走了进来。他问我跟刘利有没有拿到工资单。我们都说拿到了。他想知道我们一共拿了多少钱。正好刘利的工资单揣在口袋里，他看了看，对卫东说：“我拿到了十六万。”卫东让他看一下一个小时是多少钱。刘利说：“面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卫东说：“就是叫你看一下工资有没有提。”
刘利看了一眼就说：“没提。”
卫东说：“我说了你们可别急。”
我说：“不急。”
卫东说：“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件令人气愤的事。”
刘利说：“别废话了，快说什么事吧。”
原来卫东无意间听到陈师傅给老板打电话，说的是小林工资的事。
刘利问：“怎么说？”
卫东说：“小林干活又快又好，工资每小时提一百日元。”然后他看起来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我们同一天就职，工作的内容也一样，都很勤奋，有什么理由小林的工资要比我们高？”
我心里想，如果那时我接受了陈师傅的建议，做他的情妇，那么现在被提工资的应该是我了。不过我没说话，没有什么好说的，陳师傅为自己的情妇争取利益，我想也是人之常情。
刘利也愤愤不平，张口骂了一句：“婊子！婊子养的！”
刘利不愧是开过书店的，用相同的一个词同时骂了两个人。 卫东开始滔滔不绝地感叹起来，说继续在这个工厂里做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没有前途。我说我也想离开工厂，但是没有机会。午休的时间快结束了，卫东先回工厂了。有一段时间，我跟刘利都不想说话，这时候说什么都觉得多余。刘利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说：“他妈的，干脆赶着点回去，一分一秒都不让工厂赚。”
但是我没让刘利抽烟。他在空房里抽烟的事被发现的话，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休息场所了。我把翔哥劝我的话用来劝他，让他忍忍，有机会找份新工作。他说他也想跟我一起离开工厂，但决定不折腾了，因为顶多再待一个月，他就打算回国了。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你不是想赚很多的钱吗？你不是还想重新做一番事业吗？对他打算回国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在这个工厂里，唯一与我相依为命的就是他了。我补充说：“大风大浪你都经历了，一百日元这么点小事，不要太在乎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不自然地对我说：“我信任你才会告诉你。我是探亲来的，只有三个月的签证，已经黑在日本快一年了。”
我很惊讶：“没想到你是黑下来的。”
他说他很害怕。我问怕什么。他说怕生病，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又说怕骑自行车。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解释说，日本警察轻易不会查询一个走路的人，但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就查得非常严。然后他说了很多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比如他不敢在街上说中文，不敢穿着工厂的制服在外边走，等等。但是据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他的身份。
整个下午，我跟刘利都没有说话。我不说话跟工资没有关系，是刘利说要回国的事令我觉得伤感。卫东的情绪变化很快，已经看不出他生过气了，他取笑我跟刘利愁眉苦脸的。其间陈师傅差遣他去了一趟门口的小卖店，回来后他的心情似乎更好了。陈师傅外出的时候，他笑嘻嘻地凑到我身边说：“我不是说我们有机会就要离开这里吗？”
我问他：“你有进展了吗？”
“刚才我去中华街，看见一家叫富贵阁的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广告。可惜只招女服务员。富贵阁是很大，很漂亮，很有名的饭店，你可以去试试。”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很”，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叫我不要笑，说我是女生才会告诉我这个情报。我谢了他，告诉他我没有信心去试。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信心。我说我在横滨被拒绝了一百多次。他说中华街里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会照顾中国人。他还说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了，而五月初是日本的黄金周，日本举国上下都休息，中华街会是人潮如海，饭店忙得不得了，需要人手。
果然如卫东所说，富贵阁朱栏玉砌，富贵堂皇。我一眼就看见了贴在门口的招聘广告。白纸红字，上面写着“急募女服务员”，字非常大。
在柜台接客的是一个女人。一条大辫子甩在背后，粉红色的旗袍衬托出炉火纯青的丰乳肥臀。后来我跟着大家叫她“赵小姐”，她也出生在中国台北。她的嘴很大，给我的感觉很性感。不仅是她的嘴，从头到脚，她的全身都散发出一种性的恍惚。说真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我喜欢好看的男人，同时也喜欢与漂亮的女人做朋友。我们成为朋友后她到我家里来过一次，正赶上翔哥在我家里，虽然我故意将翔哥介绍成我哥哥的朋友，她还是发现了什么。她发现了什么是因为她不仅是我的朋友，她同时还是翔哥的太太的朋友。但这是后话。
听说我是来面接的，赵小姐带我乘电梯到四楼。楼层有一个小方桌，桌上只有一台电话机，一个看起来十分慈祥的老头坐在椅子上，老头头顶上的电灯照亮了他坐的那个位置。
“猫宁。”赵小姐突然喊了一声。最初我以为猫宁是老头的名字，听见老头回了一句“你好”，才想起来“猫宁”就是英文“早上好”的意思。赵小姐真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我忽然想笑。
面接的时间非常短。一开始，老头要我拿外国人登录卡给他看，之后问了问我会不会日语，一天能打几个小时的工，身体有没有病。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来上班。
他是富贵阁的部长。我说三天后可以来上班。他让我三天后早上的九点四十五分到饭店，直接到四楼的这个地方来找他。没想到富贵阁的工资比工厂高很多，一小时有一千日元。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他说一千日元是富贵阁的工资底线，如果我干得好的话，还会往上涨。本来我没想到新工作找得这么顺利，到富贵阁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部长有一个儿子，在富贵阁做一楼的支配人，员工们都叫他桥本。听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一直独身，连恋爱都没有尝试过。不过，仅仅从外表上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单眼皮，细长的眼睛。刚开始，我搞不懂他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后来跟他一起工作，再后来我重新租房子，成了他隔壁的邻居，他让我吃了很多的苦头，我才知道了好多他身上的毛病。连他那乌黑的头发也是假的，没有人看见过他摘下假发后的样子。最可笑的是，有一天部长找我谈话，让我跟桥本结婚。他对我说：“那天你来面接的时候，我之所以聘用你，就是想让你跟我儿子结婚。”这也是后话，也留在以后说。
我本来想明天就到富贵阁上班的，之所以将日子定在三天以后，是想陪陪刘利。我是趁着午休偷偷去面接的，回到工厂的时候，午休的时间还没有结束，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来跟刘利说这件事。肉包子出炉后，陈师傅让我跟刘利去洗机器，水池子那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我对他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他说中午不见我去空房就知道我去面接了，然后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被录用了。有一会儿，他不说话，开口的时候问我“什么时候去那边”。我说三天以后。我们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陈师傅为了调理我才让我洗机器，咱俩关系好，所以你洗机器是受我的连累。我去了富贵阁，剩下你一个人留在工厂，真担心陈师傅变本加厉，把怨恨都撒到你一个人身上。”
他冷冷地，不动声色地说∶“大不了我当柴火劈了他。”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不太清楚，這个时候，除了说“对不起”还有什么能够表达我的心情。说好了相互安慰，而我先逃避了。洗机器的活很累，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洗的时间能够长一点儿。不知道我们洗了多久，机器被灯光照得发亮。 快下班的时候我对刘利说：“我先去富贵阁。我想富贵阁肯定也需要男人在厨房打杂什么的，有了这方面的情报，我马上通知你。”他谢了我。我接着说：“也许你去了富贵阁，就不必急着回国了。”
刘利问我：“面接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拿外国人登录卡。”我怎么忘记了这一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不等我回答，他又说：“再说，这个工厂是封闭的，老是这几个人，我用不着害怕。”我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明白了。”忽然，我觉得非常非常沮丧。
干活的时候我老是走神，陈师傅终于忍不住地对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干活不是要两只手干吗？”
我从来不喜欢说脏话，这时候心里却冒出了一个“操”字。但我没有说出口。卫东问我要不要喝杯茶提提神。我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卫东低声地问我：“你跟陈师傅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三天后就过去上班。”
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那你应该高兴啊。”
我说：“还得谢谢你呢，多亏了你向我提供情报。”
“哪里哪里，我只是通风报信，事情的成败还是在你自己的运气。祝你一切顺利。”
我犹豫了很久。晚上，从胜见美子家溜出来，我来到了一座公用电话机前，将几个硬币投进投币口后，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对陈师傅说：“你欺人太甚。”然后一口气地说下去：“你滥用职权。为了报复我不做你的情妇，一直刁难我。不仅刁难我，还刁难别人。”我本来想说刘利的名字，但临时改成了“别人”。明明是电话，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在看着陈师傅说话。我的手紧紧地抓着话筒，手心里出了不少的汗水。陈师傅一直说“喂”，我这才意识到应该也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说他很惊讶，想不到我这么没有礼貌修养。这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更加激怒了我，大声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小林搞在一起吗？你让小林加班，其实就是在我们下班后，跟她在工厂里做那种事。”陈师傅那边突然安静下来，但我没有停下来，“你卑鄙无耻下流。你故意跑到老板那里说我跟刘利的坏话，想让老板炒我们的鱿鱼。”这件事是卫东告诉我的。
陈师傅说：“如果我想炒你们的鱿鱼，你们已经离开工厂了，我只是不想给你们涨工资。”
他的回答令我惊讶，还有，他的话里都是洋洋得意。我觉得从来没有如此地厌恶一个人。我对他说：“你炒我们的鱿鱼，大不了我们再找一份工作。本来我们就是临时工，连待在日本都是暂时的。”
他竟然问我：“你们不是来日本挣钱的吗？”
我换了一个姿态说：“你可以炒我们的鱿鱼，但是我可以令你家破业失。我们现在的对话，我可以一字不改地告诉工厂的老板和你太太。我知道你太太在哪家店里卖糕点，我也知道老板每天几点钟在哪里饮茶。最主要的是，你要继续生活在日本。”我知道我这么做既幼稚又疯狂，而且我流泪了，一种污浊的东西一泻千里般地从我的感觉中逝去。我迟疑了一下说：“我想你是个人渣。”不等陈师傅回话，我将电话挂断了。
夜里我无法入眠，我想翔哥如果在这个时候给我来电话就好了，但是翔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失眠了，我决定第二天去工厂找陈师傅。
工厂位于石川町车站的北面。由车站到工厂，是一条曲曲弯弯、又细又长的小路。想到要跟这条小路说再见，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和忧伤。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唱起俄罗斯的民歌《一条小路》，我想象自己的肩头上有一只鸽子。
小路的中间有一所很大的加油站，加油站的附近，总是集结着脏兮兮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总是在角落坐着，屁股下面垫着纸盒。与他们一样目中无人，但又成强烈对照的是那群韩国流浪汉。每天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他们总是通宵达旦地喝着酒，阳光照耀着他们，他们的面孔是紫红紫红的，像橄榄。他们的目光总是追随所有过往的行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打着看上去很猥琐的招呼。他们也向我打招呼，但我故意装着不看他们，低着头快速地走过他们的面前。那个瞬间，我会感到心脏上上下下地振动。是的，跟刘利一样，我也有这种感到害怕的时候。
日本社会曾经是富裕的，现在不景气也不至于贫困。过剩的产能中有一部分人不被社会所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活下去的借口。他们大多数人与孤独、寒冷、饥饿和疾病为伴。是的，日本许多繁华的大车站和美丽的大公园里，生存着几十万流浪汉，他们是我对日本社会的新发现。流浪汉像日本社会的一块不体面的招牌。
今天，我第一次对那几个韩国醉鬼们做了一个打招呼的手势，他们“哇哇”地欢笑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们是快活的。一如我的心情，也是快活的，那种带点儿幸灾乐祸的快活。
不等我推开工厂的大门，陈师傅先从门缝里挤出身来。他小声地对我说：“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需要好好地談一次话。”
他用手指着我曾经用来休息的那个台阶，他曾经在那里吻了我的额头。我随他走过去。他站在台阶上，我站在他的对面。他对我说：“昨天你挂了电话后，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他大概又要恫吓我了，故意将身体挺得笔直。想不到他以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本来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才想给你钱，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多一点。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想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没想到你拒绝了我，而我又小心眼，在一些小事上刁难了你。这是我的错。我错了，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
他等着我的回答。我看了看四周，一切都跟我上一次来工厂的时候一样，这使我冷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无论如何，通过这件事，即便我离开工厂，相信他也不敢刁难刘利了。我朝他摆了一下手，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看了笑着说：“谢谢你。”
8
翔哥喜欢更换约会的地点。我也无所谓，只要跟他在一起，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会欣然前往。他说今天在新丸子车站的检票口等我。新丸子也在东急东横线上，离纲岛很近。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在检票口旁边那个卖香烟的小柜台前看报纸。 我走到他面前，看见我，他二话不说牵着我的手就走。他走得很快，大约五分钟，在一座咖啡色的公寓前停住。公寓有五层，很新，应该盖了没有多久。我问他：“又是情人旅馆吗？”
他说：“你就会往那方面想。”
他让我跟着他一起进公寓，乘电梯，在四楼下来，向右走了没几步，停在一个房间的大门前。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让我先进去。
脱鞋子的时候，我看见翔哥脚上穿的是灰色的袜子，上面绣着一只可爱的兔子。因为“鳄鱼”牌T恤衫那件事，后来我慢慢学着去了解一些衣物的品牌，所以知道他穿的袜子是“花花公子”。
翔哥示意我看房间，然后问我感觉怎么样。不过呢，这间房跟一般的房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氛围很合我的兴趣，感觉比较舒服。咖啡色的双人床，米色的床单和被褥，米色的双人沙发，米色的地毯，米色的窗帘。有一缕阳光流在窗前幸福树的树叶上。隔壁是厨房，旁边是浴室，翠玉色的浴缸透出温馨。
翔哥对我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房子了，你随时可以搬过来住。”
看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慢慢地跟我解释。原来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刚租下了這个房子，想不到她妈妈来电话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帮忙打理酒吧。但她打算两年内回日本，所以不想跟房东解约，又希望有人暂时住在这里替她付房费，这样她回日本的时候就不用再租房子了。她真的很聪明，会精打细算，要知道，在日本租房子的时候，事先要交一个月的礼金和三个月的押金，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我打开衣橱，发现女孩的衣服都在里面，有一件粉红色的毛衣非常可爱。说到转租这个房子的缘由，翔哥对我说：“如果不是你每天回家都要路过那个坟地，也许我也不会帮你租下这个房子。”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房子的门牌号码竟然是四十六。我的生日是四月六号。也许是第一次，我相信人生真的有很多神奇的地方。这房子跟我一定是有缘分的，说不定就是等着我来居住呢。我兴奋地对翔哥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这种感觉真好。”
不过，高兴的同时我其实担心房费会不会太高。问他一个月要多少房钱，他回答说：“房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直接走我的账户。”
我说：“这样不太好，至少我可以付一半的房费。”
他摆摆手说：“你就不用客气了。反正房子是我擅自租的，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在这里见好了。”
我想他说得也对，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搬家又费时间又费精力，我一个女的，没有搬家公司帮忙怎么行啊。我说：“等我联系搬家公司，看看定在哪一天。”
他回答说：“找搬家公司干什么啊。你那点东西，叫一辆出租车就够了。干脆就明天吧，我来帮你搬家。”
他说得很对，我的东西不过就是几件衣服和几本书。他给了我一把钥匙，说他自己也留了一把。他还说：“以后再约会，不用在车站等了，我会直接到这里来。”我说：“好。”
我坐在翔哥的身边，他的手挽着我的腰，我觉得很舒服。但他抽回手的时候，我又觉得呼吸变得自由了。不久，他开始默默地看着我，这时候他的眼神，早在那家叫富士的情人旅馆中我就已经看到过了。我将头发拢到脑后，往他的身边靠了靠。我跟他挨得更紧了，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说真的，我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他的脸贴近我，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我全身涌过了一阵冲动。我说想洗澡，他同意了。我让他先去洗，他去浴室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我刚进了浴室，没想到他突然推门进来，我浑身是水，头发都甩在脑后。他紧紧地抱住我，这时候我完全迷糊了。
翔哥走了以后，我不想回胜见美子家，于是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让她不要担心我。我又洗了一次澡，趴到床上后，一直在枕头上寻找翔哥留下来的气味。我一直躺着，根本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时想起了零儿。
零儿是什么？是我的初恋，初吻，初夜。是我曾经拥有过的家园。
我看见零儿笑眯眯地站在画廊前，正和一个女孩子说话。女孩子大大的眼睛，黑色的皮肤飘出一股含蓄的诱惑力。我散散漫漫地将目光落在零儿身上。没想到一个男孩子会有这么白皙的肌肤，这样淡泊的嘴唇。零儿看起来潇洒飘逸。零儿的嘴闭上了，闭上的嘴唇荡出一股宁静的回波。突然，零儿的脸转到我这边来了，他冲着我微笑了一下，刹那间，我的心摇荡起来。后来，零儿告诉我说，那天他看我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觉得我身上有一种媚入骨髓的忧郁和散漫。
这时候，我真想走上前去跟零儿打招呼，但我没有动，零儿也没有动。
大眼睛黑皮肤的女孩子踢踢踏踏地走了，零儿开始朝我这边走来。我觉得零儿好雄伟，连他走过的地方，天空和大地突然都异样灿然地空旷起来，我被灿然的空旷占有且充满了。一种暗自被我苦恼过的期待，因为零儿的出现而实实在在地降落在我的身上。
零儿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电影院，我说想。第二天，我跟着零儿去了电影院。看完电影，零儿执意要送我到家，我答应了。
我不记得那时看的电影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年轻人恋爱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男女恋爱其实蛮可爱的。两个人的腿紧挨着，男孩子攥着女孩子的手。人少的时候，男孩子会偷偷地抚摸女孩子的乳房。赶上运气好，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男孩子会借着黑暗偷吻女孩子的脸蛋。
我想这是我这一代人对恋爱的记忆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爱的记忆。
第二个星期天，零儿又来找我。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决定看电影。从电影院里出来，地面是湿的，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期间里，外面下了一阵子雨。零儿带我去路边的树丛，偶尔有亮晶晶的水珠从树枝滴下来，湿了我的脸。零儿牵过我的手，揉搓了一阵，然后对我说：“你的手真软，真想用这只手弹一首好曲。”
我笑得喘不上气。零儿一边摘眼镜望着我，一边笑嘻嘻地把眼镜揣到衣服的口袋里。我知道他要吻我了，心里痒痒的。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丛林的路灯突然熄灭了，黑暗推出大块大块的浓雾。零儿很激动，甜丝丝的口水润湿了我的耳际、我的睫毛、我的面颊，交汇在我的口里。
从纲岛乘东横线，不用换车，五十分钟就到了东京的池袋。跟连金约见面的时候，他一再地嘱咐我说：“你第一次到东京，千万不要出站台。下了车，在月台上等我们就行了。不见不散。”
是房东胜见美子帮我查的路线，她也嘱咐我说：“如果听不懂日语，你就看汉字。看不到汉字就数数。一共有十站，电车停第十次的时候你就下车。”
跟连金相识，纯粹是偶然。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会到外边瞎转悠。那天我去镰仓，一下车就看见了那家画廊。说真的，我不懂画，进画廊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也因为海报上介绍的画家是中国人，还是位女性。我现在想不起女画家的姓，只记得最后边的字是“华”。画廊里灯光温柔，三四个人在看画，窗前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我看了几分钟画，想走的时候，女画家让我坐下来喝一杯茶。我坐到男人的对面。其实，看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他跟我一样是中国人。女画家问我喝热茶还是喝冷茶。我说喝热茶。她去冲茶的时候，男人问我：“你也是中国人吗？”
我说是。他看起来很高兴，说女画家的丈夫是他的好朋友，还说女画家有才气，他很喜欢她的画。我想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他才会自来熟，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女画家端茶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自我介绍。他姓赖，叫连金，从中国台北来的日本，现在在一家华文报社当记者。然后他问我来日本有多久了，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我说我是留学生，从北京来日本的，来了还不到一个月，正在找工作。开始，他好像不明白，我就解释说我需要交学费，得半工半读。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干脆把跑了一百多家都没找到工作的经历也说了一遍，只是描述得有点儿像闯江湖。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日本好多中国饭店，找个端盘子的工作应该不太难。”我说我在日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知道端盘子的工作应该怎么找。他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也许以后能够帮我的忙。我还没有买手机，就给了他房东家的电话号码。我非常高兴，觉得认识他可能是我的幸运。
从画廊里出来，我去看了镰仓大佛。不过我没想到佛像会那么大，昂了半天的脑袋，脖子都累酸了。
说到运气，我自觉还算不错。乘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我觉得曾经拥有过的世界，在起飞的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在日本的日子，也许只能靠我的运气了。我一直喜欢坐在飞机里看到的天空景色：蓝的天，白云轻飘飘的，像浮游的棉花，也像棉花糖。时间在飞逝，而我当时的心情却是希望飞机能够一直地飞下去不停歇，不要抵达日本。后来我跟很多人说起这一刻的心境，原因是我不知道下了飞机以后，有没有人来机场接我，大学会不会给我安排宿舍，工作能不能尽快找到。我非常非常害怕。每次我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感叹说：“你真有勇气。”或者说：“你胆子真大。”
但天无绝人之路。大学教授还是安排了一位叫雅子的学生到机场接我了。雅子其实是中国人，因为跟日本人结婚，入籍日本，所以有了一个听起来像日本人的名字。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直接把我带到了横滨国际酒店。一进酒店的大门，我就问她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她朝我笑笑说：“一万八千日元。”我吓了一跳，问她要在酒店住几天，她淡淡地说：“住到你租到房子为止，至少也要一个月吧。”
我的嗓子立刻就哑了。
来日本前，我一共准备了一万美金，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一百万日元。那么，用一百万除于一万八，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二十天左右。雅子在柜台跟服务员说话，但是我听不懂。不久，她带着我跟在服务员的后边去房间。在电梯里，我问她学校给不给我介绍工作。她说工作要自己找，但不太容易找到。我“嗯”了一声。她接着说：“即使你有好运，大概也要等几个月的。”我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她反问我：“你会说日语吗？”我说我自学过日语，会读会写，但是不会说。她问为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教我的是书本，书本是哑巴老师。”她笑了，然后让我先学着说几句日语再去找工作。
在日本的第一夜根本睡不着。不安和紧张，以及疲劳充满了我的身体和大脑。听起来横滨国际酒店是一个很气派的名字，但实际上房间小得只有六个榻榻米那么大。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电视机和电话。我的情绪乱糟糟的，决定到酒店的外面走一走，同时又觉得害怕，但是越害怕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横滨这个刚刚光临的城市里，有太多令我纷乱的想象。
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只有写字台上的那台电视机。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放映的是什么节目，因为无心记，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遥控器上有“有料”两个字。因为是红色的，看起来特别显眼。我一直握着遥控器，几次想按那两个字，但又犹豫着放弃了。我想我是个女生，结账的时候万一……一想到万一我就泄气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睡不着，听不懂什么意思的电视节目使我觉得无聊。床头有一个很小的冰柜，打开发现里面有啤酒。我喝了一罐啤酒，是一口气喝下去的。于是血液开始往脑子里冲。这时候我对自己说，要么就看，要么就不看。最终我抓起了遥控器，快速地用手指按下“有料”两个字，屏幕上立刻换成了男女二人在床上的戏。
虽然我曾经看过很多毛片，但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日本版本，还是以新鲜吸引了我。里面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高中女生，十几岁的样子，身体很美，那种青春的美。只是还不懂得做爱，不懂得放荡。或许这些女中学生们的脑子里正想着钱，她们看上去毫无感觉，木偶娃娃般将她们与生俱来的青春和美在被玩弄的过程中展現出来。我有些迷惑，日本怎么允许未成年的少女拍这种三级片呢？
尽管我有一点点儿心痛，但是残缺甚至是变态的性的覆盖还是安慰了我。城市在雨的湿润中，我在热水般的湿润中。无论日后我在日本的运气如何，日本的初夜是娱乐的，新鲜的。此时此刻的我是兴奋的。我忽然觉得自飞机起飞时便困扰着我的不安、孤独以及悲伤，都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夸张。通向新的人生的路刚刚在我的脚下展开。我二十多岁，风华正茂。
雅子真是个好人，她只让我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就把我带到她自己的家里住了。过了一个星期，一位叫李日升的中国留学生，说他认识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的会长，而这位叫胜见美子的会长，听说我没有地方住，愿意我暂时住到她家里去。李日升说：“你也不能白住。象征性地给几个房费吧。”他带我去了胜见美子的家。一开始，胜见美子说不要我的房租，但是我不肯，有时候欠人家的情比欠人家的钱更令我觉得不舒服。说什么我都坚持每月交三万日元的房费，胜见美子就答应了。用一百除三，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一年了。 李日升带我离开雅子家去胜见美子家时，雅子跟我解释，说安排我住横滨国际酒店并不是她的错。她说是教授让她安排的。教授还告诉她，我在国内是作家，赚了很多稿费，不在乎酒店那几个钱。我说国内几本书的稿费，拿到日本花的话，根本不成比例。她说她当然知道，其实她曾经想过要给我安排一家便宜点儿的地方，但她以为是我自己跟教授吹牛，所以故意“教训”了我。最后，她突然对我说：“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你一个女孩子，竟然会花钱看毛片。说真的，我帮你结账的时候都觉得丢人。”
雅子之后是李日升和胜见美子。之后是连金，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连金真的打电话到胜见美子家找我，说他在横滨有一位朋友，也是中国人，叫维翔，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他约我两天后的下午五点在JR线池袋站的月台上见面。
2
就像是要我牢牢记住维翔似的，没想到见他的第一面，竟让我在月台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更没有想到的是，连金将我亲手交给了维翔以后，人间蒸发般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掉，永无再见。
约好了五点见面，已经快六点了，连金和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出现。我也不能擅自離开，因为跟连金说好了“不见不散”。山手线的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停在面前，车车不空的人流涌下来挤进去，就是没有连金的身影。不久，天开始暗下来，还下起了小雨。我穿了一件紫色的风衣，风衣下只有一件毛衣，觉得非常冷。有几次我想走了算了，但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能为我介绍工作的人，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连金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正好到了崩溃的边缘，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连金也穿了一件风衣，是米黄色的。“原来你真的等在月台上啊。”连金一边说，一边扯着我的胳膊向出口走。不等我作解释，他接着说：“多亏了维翔，是他想到你有可能在月台上等我们，让我来月台上找你的。你知道吗？我们在检票口那里等了你一个小时。”我说我在月台上也等了一个小时。连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跑两步吧。”他开始跑起来，我跟着他跑，从这个时候起，身边的一切我都感觉不到了，我跟着他迷迷糊糊地出了检票口。
连金指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对我说∶“他就是我朋友维翔。”
我的心里滑过了一丝亮光，觉得喜欢他。我一向喜欢高个子、目光冷漠、神情自若的男人，喜欢屁股性感的男人，喜欢牙齿雪白而整齐的男人。正如妈妈对我的评价：“你这个人比较好色。”我的疲劳一扫而光。然后连金指着我对维翔说：“这就是我说的秋。”维翔朝我点了一下头，说要请我和连金去一家四川餐厅吃饭。我肚子早就饿了，马上就同意了。
维翔走在连金的身边，我走在他身边。天更加黑了。本来我是觉得冷的，但这时却脱下了风衣搭在手臂上。我听见连金跟维翔说了句什么话，但是没有听清。这时候，维翔放慢了脚步，侧过头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对我来说，池袋是新鲜的，维翔是新鲜的，要去的餐厅也是新鲜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的中国餐厅吃饭。不过，池袋的夜晚跟横滨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饭店，灯火辉煌。高楼墙壁上的大电视里正在播放手表的广告，流出来的音乐好像在空气里颤抖。有一刻，维翔走到比我跟连金前一点的地方。他的一头卷发不知是不是烫的。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我忽然有点儿亢奋，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一上一下地跳。
维翔说他姓李，老家是山东。我叫了他一声“李先生”，然后说我的老家也是山东。他说他并没有去过山东，他爸爸在山东出生，在天津长大，而他自己在中国台北出生。我说虽然我去过山东的几个城市，但只待了几天。他说我们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了，不如不要称他“李先生”，就叫“翔哥”好了。我就笑着叫了他一声“翔哥”。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想看看菜单。他把菜单递给我说：“想吃什么就叫什么，不用客气啊。”我让连金点菜，但连金只点了两个炒菜，我就点了鱼和火锅。翔哥问我喝不喝酒。我当然会喝酒，但今天似乎不是喝酒的气氛，就说想喝茶。他叫了一壶龙井，闻起来很香。我喝了一口，似乎喝到了所有的山清水秀，身体一下子舒服起来。
我们边吃边聊，在店里待了很久。说到帮我找工作的事，翔哥说他从连金那里知道我在国内是搞文字工作的，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大概是在试探我，我有点儿不自在。
连金对我说：“维翔在横滨认识很多朋友，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说好了。”
我的脸有点儿热，看着翔哥说：“我有自知之明。我刚来日本，不会说日语，所以不是由我来挑工作，而是有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做。”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刚刚又交了一大笔学费，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有得做就行。我需要赚钱。”
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这么说，立刻回答道：“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工作的事谈妥了以后，连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说我也该回横滨了。连金说他住在东京，但是翔哥住在横滨，跟我是同路。他想起什么似的，建议翔哥“送送我”。翔哥看我。我装出只是问问的样子，有点儿结巴地问他方便吗？他回答说方便。连金说：“那我们走吧。”我本来就感谢连金的，现在更加感谢他了。
出了饭店以后，连金对我跟翔哥说：“你们走吧。”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后来我没有再注意他，所以不知道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后来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连金是为了把我交给翔哥才出现的。
3
电车带着我远离了池袋的嘈杂。车厢里一共有十几个人，但是都静悄悄的，要么是闭着眼睛睡觉，要么是捧着本书阅读。翔哥坐在我身边，大腿紧贴着我。两个人无声的沉默令我觉得难受。看窗外，是黑乎乎的一片。我希望他跟我说点儿什么，但他一直沉默不语。想想在四川餐厅吃饭的时候，说话的基本上也都是连金，也许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我，于是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一下。他小声对我说：“下一站我就要下车了，但是如果你希望我陪你到你下车的地方，也可以。” 我打断了他的话：“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用麻烦你了，今天已经花费了你不少的时间。”
他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后问我：“真的不用送你到家吗？”
我说：“真的不用。”
我再一次谢了他。快下车的时候，他又小声对我说：“人生地不熟的，你回去的時候千万要小心。至于工作的事，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他下了车，车门关上了。然后电车跑了起来，我追着他的身影看。看不见他之后，我换了个座位，坐到了刚才他坐过的地方。我使劲儿吸了吸鼻子，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之后我一站一站地确认着月台上站牌的名字，终于到了纲岛。下了车，出了检票口，发现雨已经停了。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路灯将路面照得发亮。我在路灯下待了一会儿。
之后的一个星期，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偶尔想起在四川餐厅的对话，好像一场梦。我想，也许是他不喜欢我这个人，所以不想帮我的忙了吧。
几乎在我对找工作的事感到绝望的时候，胜见美子让我陪她一起去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超市。她说反正我在家待得百无聊赖的，不如出去走一走，顺便也可以找找工作。她说车站附近有很多面包店和饭店，如果由她这个日本人帮我一起找的话，也许能找得到。我想她说得对，就坐上了她的车。
她买了好多肉和菜。车站离超市不远，五分钟就到了。她把车停在停车场，带着我，疾风闪电般地询问了几十家饭店和面包店。听说我是外国人，不会说日语，所有的店都拒绝了我。我很难过，让她带我回家。去停车场的路上，我对她说：“我就知道没有地方要我的。”她不吭声。上了车以后，她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我有点儿受不了。她说横滨这么大，又不止纲岛这一个地方有店，可以到其他地方试试。我想她不理解我。说真的，受不了的是我的自尊心。虽然雅子早就告诉我工作不好找，但我也没想到没有一家店要我。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我只能跟以往一样，不去学校的日子，就坐在胜见美子家的窗玻璃前看外边的树和街道，看一个个陌生的人走过。赶上流浪猫走过窗前，我就会兴奋地敲一下窗玻璃。
再往后呢，我想大不了花光了全部的存款回国罢了。
回胜见美子家的时候，路过一条小街，远远地，我看到街的尽头有一个斜坡，斜坡上有一家加油站。她把车停在加油站，我以为她要加油，但是她问我对加油站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说算了吧。她让我看道口的一个招牌，说加油站正在招人。看到我犹豫的样子，她鼓励我说：“已经来了，最后试一下。反正被那么多家拒绝了，也不怕再被拒绝一次。”我想了想，回答说：“好吧。就试最后一次吧。”但是我让她先去问问要不要外国人。她去了，很快返回来，说店长让我去面接，我赶紧下车去店长那里。店长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回答是。最后，他让我明天就来上班。我以为听错了，问胜见美子：“是叫我明天来上班吗？”
胜见美子说：“是啊。让你明天就来上班，一小时九百日元。”
回到车上，我只想听一听胜见美子对我被聘用上了的这件事的看法。她说赶上加油站缺人，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语言。其实刚才我也观察过了，车来加油的时候，工人先是说“欢迎”，然后拿块抹布擦擦车窗，然后车离开的时候说一声“谢谢”。她对我说：“幸亏我坚持试试。”我说是。
翔哥突然来电话了，问我现在的情形如何，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努力让自己在电话里不哭，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抽抽搭搭的。谁叫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对他就有了一种爱恋的感觉呢。我详尽地述说了我在加油站上班的情形。面接的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加油站的工作不过是用抹布擦擦窗玻璃，鞠着躬说声谢谢而已。但实际上，即使没有车来加油，工人们也得一直站在露天里。最使我痛苦的是，有几个客人要洗车，而我打工的店比较小，根本没有洗车机器，只能人工洗，一洗就是一两个小时。
话说我上班的那天，不巧赶上了坏天气，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中午天开始变黑，跟着就下起了雨。更甚的是，雨下了没多久就转雪了，接着是雪转冰雹。风一直不停地刮。我想老天跟我开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玩笑。我曾经十分喜欢西部的民谣信天游，惨厉的歌声交织着劈裂的唢呐声，令我每一次听到都会心抖抖地逼出泪水。但是用自己的肌肤感触到信天游，这应该是第一次。我连站带跑地干了八个小时，回家后觉得腰痛腿痛。最主要我对用来洗车的药水过敏，脸上的皮肤肿起来，又红又痛又痒。我愤愤地对翔哥说∶“我真的搞不懂日本人，简直是傻，没有车来的时候坐着休息多好啊，非得一直站着。我真的干不下去了。”他一声不响地听我把话说完，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只在加油站干了一天，第二天就辞了。他说辞了好，因为刚好为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说新工作不错，但是也要面接。他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对我说：“如果你临时有急事不能去面接，请一定打电话通知我。”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高兴得一直想笑。
4
翔哥已经站在樱木町车站的检票口等我了。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上衣，黑色的水洗布裤。我问他是否已经等了很久，他说他也刚到没有多久。然后，他看了看我的脸，对我皮肤过敏的事表示难过。他问我脸还痛不痛。我说有点儿痒痒。于是他带我去药店，买了一管消炎药膏。他当场打开药膏帮我涂药。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面颊时，我的心也痒痒的了。然后他说这份工作实际上是他爸爸介绍的，所以要我去见见他爸爸。
我跟他坐电车去了石川町，因为他爸爸在中华街的一家咖啡厅等我们。
咖啡厅很大，客人很多，但客人中的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他爸爸选择的座位不太好，就在咖啡厅的中心，进进出出的人都会经过我们身边，令我觉得闹心。他对他爸爸说：“你这么早就来了啊。”然后又把我给他爸爸介绍了一下。我赶紧跟他爸爸打招呼：“您好。”他爸爸回了我一句你好。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说是他哥哥都不过分。虽然他爸爸坐在椅子上，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个子很高。现在我只记得他爸爸也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至于是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但是他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东张西望的，根本不看我的脸。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找什么人，几分钟后，我判断出东张西望是他的一种习惯。 翔哥坐在他爸爸的对面，我坐在他的身边。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会转过身或者歪着头看他。我还保留着他在四川餐厅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太喜欢说话，沉默寡言。另一方面，他爸爸跟他正好相反，非常善谈。说真的，翔哥从容安静的样子，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我们熟悉了以后，当我们成为一对相爱的男女，一对情侣，我总是被他的安静深深地吸引。对我来说，男人的最终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和多余的复杂性，是为了解释一个存在的梦幻。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工夫去追求，代价大得要我押上了肉体的全部和全部的信心。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错和悔恨，反正，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不同的追求。
不久，他爸爸說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解释说，这次给我介绍的工作，是在制果工厂做糕点，但是他本人不认识工厂的负责人，他的朋友会带我去工厂面接。我看了看翔哥，翔哥要我跟着他爸爸走。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
翔哥的爸爸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我想这是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看见我跟翔哥的爸爸，他立刻站起来，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我不会说，但是能看能读，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儿。他问为什么。我把对雅子说过的话跟他也重复了一遍。他笑着重复了一句“哑巴老师”，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头盔递给我说：“你坐过摩托车吧。”我说没有。他露出吃惊的样子对我说：“那么就体验一次吧。”他让我跟他走。我小跑着跟着他出了办公室，忽然想起来忘了跟翔哥的爸爸说再见。
按照男人的吩咐，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男人坐稳了以后对我说：“搂紧我的腰。”因为是第一次乘摩托车，我很兴奋。天气真好，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紧紧地抱住男人的腰。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起来。
还没觉得过瘾就到了制果工厂。男人先下车，我跟着下了车。朝制果工厂大门走去的时候，我感到心脏在上上下下地振动。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国社会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华街，如果有熟人介绍，如果对方答应面接了，那么面接就不过是走过场。其实，我去面接的那一天，正好是制果工厂开张的日子，事前虽然内定了三个工人，但是人手根本不够。厂长姓陈，来自中国台北，后来我们都叫他陈师傅。他告诉我，工厂里的活基本上使用机器，人能干的活很少，也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学习。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漫长而又痛苦的找工作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厂长给了我一套白色的制服，要我换了去干活。我吓了一跳，问他：“现在就开始上班吗？”他说是，还带我去打卡机那里教我怎么打卡。开摩托车带我来的男人看起来很高兴，让我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加工资。我谢了他，他谢了厂长，然后就离开了。
位于横滨中华街一角的这家工厂，很像袖珍版的中国。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流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围在工作台做月饼的人都说中文。墙壁的四围是一面面的铁架子，上面摆满了馒头和肉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工厂的这种气氛，我觉得这像一种生活，热热闹闹，充满油盐酱醋的气味。有一点厂长说得对，就是工厂里的活不需要动脑子，既轻松又单纯。
我跟那几个工人很快就混熟了。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工厂一天管工人两顿饭：午饭和晚饭。陈师傅让我们自己做饭：“你们想吃什么，就挑个人去买好了。买回来以后呢，会做菜的人负责做菜好了。”广州出身的卫东一直笑嘻嘻的，大家都推荐他去买菜。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大捆空心菜。大家又让他炒空心菜。他说不好吃也不准埋怨啊，便将空心菜放在油锅里炒了一下端到饭桌上。日本的大米好看又好吃，亮晶晶得像透明的珍珠，吃起来香喷喷的。绿茶热乎乎的。也许是因为人多热闹，虽然空心菜只用大蒜和盐炝了一下，我们还是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听音乐，会引起胃痛，还会伤感流泪。今天我一边听邓丽君的歌声一边吃饭，胃竟然没痛。
下午的活还是做月饼。我的工作是，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圆圆的球状，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其他的几位同事吧。除了我和卫东，大刘是北京出身，而小林则来自福清。有一次，陈师傅问我们知不知道邓丽君，我们都说知道。
说到邓丽君，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红的。我第一次从她那凄婉、哀怨的歌声中感知了内心的悲伤。然后是张行的《迟到》，张蔷的《东京之夜》。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精灵般在城市以及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疾病乃至花草的气息。打一些比喻来说的话，我的心病了，城市病了，海突然静了，海水突然凉了，神经支离破碎。现在想一想，喜欢上文学，也许跟邓丽君有一点儿关系，通过文字来表达心声。
快下班的时候，工厂里的电话机响起来，陈师傅说是找我的电话。为了不弄错，我问是什么人找我。陈师傅说是个男的。我以为是翔哥的父亲，没想到却是翔哥。翔哥会打电话到工厂，我真的是又高兴又兴奋。
翔哥说∶“是我。”
我说：“啊，谢谢你，没想到面接完就开始工作了。”
“下班后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事。”
“想不想一起吃个饭？”
我点着头说：“好啊。”
“那么，我六点在纲岛车站的检票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说：“好，不见不散。”
我是一鼓作气赶到纲岛车站的。看到我，翔哥一脸平静地举了一下手。正是下班时间，车站的里里外外都是人。车站的附近就是商业街，咖啡店、面包店、饭店、居酒屋，甚至菜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些店的商品就陈列在店口，比如花店，连柜台都搬到了露天里，有客人买花，店员就在台子上包装鲜花并收钱。
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后来我无数次搬家，我们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但每次约会，他都是比我先到。他会带着我径直去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我觉得他是在见到我之前，就已经将周围的情况了解好了。
法国小说家勃勒东说过一句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的居酒屋，一点儿都不过分。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居酒屋，谁都不看谁，自己喝自己的，非常自在。翔哥带我去的居酒屋，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荀菜樱坂”。进去后，他问我喜欢坐在椅子上，还是喜欢坐在榻榻米上。我觉得榻榻米新鲜，就选择了榻榻米。他告诉我用不着“跪坐”，会导致腿脚麻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于是我伸着腿坐在榻榻米上，果然很舒服。斜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一边用牙签剔牙齿，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脚指头。我最讨厌有人当着我的面摸脚，觉得有点儿恶心。不过我很快就把他忽略了。 翔哥问我工作是不是很累。我说站了大半天，当然会累，但干活的时候很开心，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他问我喝什么，我要了扎啤。一位年轻的女孩为我们上啤酒，她半跪在饭桌旁边，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请慢慢享用”。我跟翔哥说女孩让我想起了一首诗。他问是什么诗。我背给他听。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接着是翔哥说我们干杯吧。我举起杯，跟他举到眼前的杯碰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喝掉了一半。因为在工厂里吃过晚饭，我肚子不饿，不怎么想吃菜，光喝酒了。之后我差不多一直点温烧酒，而他就一直为我斟酒。酒盅里升腾出的热气在我和他的中间缭绕，很像两个人的呼吸。说真的，他说的普通话很糟糕，但嗲嗲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会痒痒的。
话题聊到我的过去，他想知道我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宁肯在工厂里打工也不回国。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解释。他怎么可能理解呢？
来日本真正的原因，是我刚刚跟零儿离了婚，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从零儿单位分配的公寓里。零儿搬走了，每天进进出出家门的时候，总是要跟零儿的同事见面，见了面又不得不打声招呼。人生的痛苦可以由我跟零儿分着扛，这种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好像中了邪似的，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零儿的同事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于我。我想逃也逃不掉。这些事我也不想对他说，说了他也同样理解不了。
来日本的机缘是一件紫色风衣。或者说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这样说，听起来似乎是在绕圈子，但这是事实。两年前，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下了一件风衣。我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冲着我竖大拇指。我知道竖大拇指的意思就是“酷”。这样的一件风衣，换在今天的话，一定是非常一般，但在那时，可就是非常时髦的了。整整一个秋天，我天天穿着这件风衣。风衣长过小腿，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筒靴。
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头，是挺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他说我穿这件风衣的时候，给他的感觉好像紫丁香在微语。他要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主题叫跳动的忧伤。他折腾了半天，从拍的几十张照片中拿起一张说：“结果还是抢拍的这一张最好。”照片中的我，深锁着眉头，两只手插在紫色风衣的口袋里。“你看。”他對我说，“你皱着的眉头，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睛里，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他把照片拿到照相馆放大，用木框镶起来，然后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把照片挂在睡房的墙壁上。
这张照片，后来被我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书出版后，他比我还兴奋。他把书高高地举在手里说：“真棒，简直就是明星照。”是的，他总是令我的情绪高高飞扬。
再后来，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我是通过出版他书的中译本认识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在收到了书后，决心把封面上的漂亮女孩，变成自己的女弟子。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很多事都有它的机缘。好比那时候我正好跟零儿离婚，正想从那座公寓里逃出去。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
听我说了这么多，翔哥只回答了一句话：“事到如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了一句：“其实呢，赚钱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
5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恋爱者。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聊天胜于上床。我之所以喜欢大头，就是因为他能够承受我交给他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情感，但绝对不会勉强我跟他上床。
翔哥看了一眼手表，我猜他是想回家了。我也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八点。可能是酒喝得多了一点儿，出了居酒屋，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的两条腿不断地发软。他对我说：“我们找一个地方打kiss好不好。”
我不知道kiss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是“打”，应该就是一种游戏吧。再说了，几天下来，我似乎习惯了他来为我安排一切。我回答说好。
从车站向右拐，是一条又细又长的小街。我跟着翔哥走进小街。小街黑幽幽的，十分寂静。小街的尽头是几间典型的和式木屋。我跟着翔哥走进了木屋的大门。大门口挂了两盏橘黄色的灯，灯光幽静，照着门前一排茂密的矮树丛。虽然只隔着一条街，但车站的嘈杂声却是非常遥远的了。
从木屋里走出一个穿和服的女人，翔哥跟她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女人接过钞票后，翔哥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我跟他走。他在一间房前站住，打开门让我进去。原来是间很普通的住房，但因为窗口摆满了鲜花，空气中弥漫着迷人的芳香。这里一共有两个房间，外边的一间只在中央放了一张矮桌，桌子上放了一套茶具和烟缸。里边的一间有一套双人被褥，整整齐齐地铺在榻榻米上。
翔哥带我来的地方是情人旅馆，我突然明白了他想跟我干什么。我站在窗前不动，他先在矮桌前坐下，然后招呼我也坐下来。我一直不吭声。他开始冲茶，接着端起茶杯喝起来。我也喝了一口，但一直将茶含在嘴里。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谁先去洗澡，我没搭腔。他又问我：“不然我们一起洗澡好吗？”
我咽下茶，喘了一口气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我苦笑着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你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对不起。”
他突然站起来，一边解裤子的拉链一边说：“我们还是开始吧。”
我摇着头说：“不行。我没有思想准备，请你还是坐下来喝茶吧。”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真的不行吗？”
我说：“真的不行。对不起，也许让你白花钱了。”
他重新拉好裤子的拉链坐下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这里是按小时收钱的吗？” “你不用担心钱。如果你决定了不跟我做的话，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们走吧。”我站起来，不断地对他说：“对不起。”
走到小街上，翔哥突然在一棵树下站住，问我：“你是故意的吗？”
我抬起一只手，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再说下去。我对他说：“也许你不相信，我不懂kiss的意思。因为你说打，所以我以为你要带我去打什么游戏。”我的脸开始发烧。
他变了脸，对我说：“你闭嘴吧。你说你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可能连kiss的意思都不懂吧。”
我结结巴巴地跟他解释：“我没有学过英语。我真的不懂kiss是什么意思。”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你不说‘打’，说‘做’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误会了。”我十分尴尬，觉得无法再解释下去。
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土。”我不吭声。他接着说：“就算你不懂kiss的意思，但你已经跟我进了情人旅馆，做一次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我突然生气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对他说：“我就是土啊。土又怎么了，不像你那么拽。不就是接个吻吗？打什么打啊。你知道语法里打字的意思吗？打游戏机，打出租车，打人。吻是要说接的啊。”我还是不解气，一口气地说下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说中国话就行了。你可以说接吻，也可以说亲嘴儿。说什么打kiss，半中半洋的，你才是真土。算你运气不好，今天的钱，绝对是白花了。”
他輕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小声地说：“不要这么大声地吵。”我看了看四周，立刻安静了。他接着对我说：“不过，你也用不着跟我装模作样的。说实话，出来打工的女孩，有几个是没有跟男人上过床的？我遇到的太多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一万日元玩一次，但你是大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你三万日元呢。”
晚冬的风吹过，我的肌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有一只苍狼从心中掠过，寂寞袭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我的酒意差不多完全解了。
我不知道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示，丢下翔哥，独自朝车站的方向走。他从后边追上来，但我不搭理他，一点儿也不放慢脚步。我想我的脸色是阴沉的。他走在我的身边，有点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也许我不应该说你土，但实际上我就是觉得你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土。”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土”。
我说：“你说得对，我很土。所以请你离开我，以后也不要再见我。”
他说：“一码归一码。我想说另外的那个问题，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这样严重。也就是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地伤害你。”
我说：“你都把我当妓女了。”
突然，他用双手搂住了我的肩膀说：“我没有把你当妓女，我只是打一个比喻而已。但是我承认我打的比喻不恰当，失礼了。”
有一辆小轿车开过我们的身边，我停下脚步。我们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实际上，这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情绪，要自己不流泪。趁着还来得及，起码我可以选择尊严的败退。
使我烦恼的是，其实我在心里还非常地“留恋”他。我对他说：“我刚刚来日本，什么都不适应。也许你真的没有想到会伤害我，但是你让我感到很意外，让我吃了一惊。”
他回答说：“是啊。是我太急躁了，是我过于随便了，好在你现在理解了我没有恶意。我呢，也就放心了，你就忘记今天的事吧。”
我说：“好吧。时候真的不早了，你还是回家吧。我觉得很累，也想早点儿回去休息。”
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仅累，还觉得困。也许我的样子看起来比较消极，他对我说：“来日方长，相信日后你会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打起精神啊。”
我说：“好。”
这时候，他突然递过来几张钞票给我说：“这钱，你拿着吧。”
我一边推开钱，一边急步地走。我对他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于夸张了。我如果为了钱，刚才就跟你做了。”
他说：“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给你钱，并没有特殊的意思，不过想你用这点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他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接着说：“我们是老乡，就当是老乡之间的一点儿照应吧。”
他急急地走了。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夜色更加浓重了，事情的结局也许并不是特别的糟糕。有一刻，我甚至听见了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我绝望地发现，此时此刻，我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爱上他。
纲岛，这是一个泛着惆怅的名字。
6
这几天，我工作得很开心。午休是一个小时，但基本上二十分钟就可以吃完饭了。工厂里没有休息室，剩下的四十分钟只好去外边打发。走出工作间，我在连接一楼和二楼的阶梯上坐下来。我闭上眼睛，本来是想养养神，但满脑子里都映着那天在情人旅馆里的情形。那个惆怅的夜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了，翔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他给我的钱我还没有花，如数放在家里。每次看到那钱，我的心都会痒痒。说真的，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很像扎在手指上的一根芒刺。我觉得痛，仔细寻找刺的时候，却发现刺已经不存在了，残留在记忆中的一点儿痛楚好像安慰。
有一次，我正午休，有人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以为是想翔哥想得迷糊了，睁开眼睛看见陈师傅正弯着腰站在我面前。他的脸就在离我几厘米远的地方，正冲着我笑。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亲我的额头。他解释说，午休的时间快完了，而我在阶梯上睡觉，看起来睡得特别沉，想叫醒我却又怕会吓到我，所以就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他用手正了正头上的鸭舌帽问我：“睡得好吗？不觉得冷吗？”
我觉得他是想占我便宜，虽然心里生气，脸上却装出冷漠的样子。我想我不能发火。如果我发火，这份工作有可能就没法干了。我真的不想到处找工作了。话说回来，好在他吻的只是我的额头，如果他吻了我的嘴唇，那么我大概是不会原谅他的。
陈师傅是一个男人，却有一张很白很白的脸。他的白跟一般人的白不一样，也许可以说白得过分，以至于使我觉得恶心。有时候我会想，他的脸，简直就是工厂里刚出锅的发面馒头。 本来我只是觉得他令我感到恶心，而现在开始讨厌他了。
下午干活的时候，我常常开小差，心不在焉。有好几次，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大头。在国内的时候，开心也罢，不开心也罢，总是大头跟我一起分享。大头是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亲友。我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对大头再温柔一点儿，此时此刻，我对大头的思念可以形容为铭心刻骨。
一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到其他人，下午干活的时候，因为我板着脸不说话，气氛显得比较压抑。陈师傅没话找话，说我已经在工厂里干了好几天了，不知有什么感受。我懒得理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马马虎虎。”
“中国人最不上进的地方就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日本人就不一样，所以各个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头。”
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今天我的心情不好，尤其陈师傅中午还惹恼了我，所以我故意打断他的话说：“你出生在中国台北，我出生在中国大连，我们都是中国人。说到国民性，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
“你去过台北吗？”
我恶狠狠地说：“你不也是没有去过北京吗？”
陈师傅抿着嘴笑：“好吧，我不该这么比较。只是，你干活的时候，好不好两只手一起动？”
我将拄在工作台上的左手抬起来说：“当然可以，只是我觉得秤豆沙用不着两只手。”
谁都看得出来我跟陈师傅之间的对话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本来我是一时生气，抱著轻松而又好玩的心理斗嘴而已，但是福清来的小林，这个有着咖啡色皮肤和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却成为陈师傅手中的武器，令我连连挫败。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下班，走进石川町车站的月台，我看见陈师傅也在。看到我，他说想跟我商量一件事。我想知道是什么事。他神秘地对我说：“我愿意每个月给你十八万日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做我的情人。”
我吓得倒退了一步。十八万日元，这可是日本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能够拿到的工资。他以为我被十八万这个数字打动了，进一步跟我解释，说他是厂长，可以随时为我提供加班的机会。他说只要我愿意，想什么时候加班都可以。他急着问我这个条件能不能接受，我回答说：“我又不是傻子，又要给你长时间地打工，又要陪你睡觉。”
“我说的加班，不是要你真的干活。你明白的，你只要以加班的名义留在工厂。”
我哈哈大笑地说：“这个钱不是你出啊。”
“对于你来说，只要钱到手不就行了吗？”
我说：“我当然也喜欢钱，但是，我可不愿意做你的情人来赚钱。你养过女人吗？”他以奇怪的神情望着我。这时，电车带着咯噔咯噔刺耳的声音开过来，不等他再跟我说话，我赶紧朝他摆手说：“辛苦了，明天见。”我一头钻进电车里。
一个星期后，翔哥打电话到工厂，再一次约我晚上一起喝酒。地点还是定在纲岛车站旁边的那家居酒屋，我跟翔哥舒舒服服地坐在榻榻米上。他说我经常在工厂吃的那种工作餐，除了单调，还缺乏营养。他把菜单推到我眼前，很客气地告诉我：“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喜欢吃生鱼片、烤虾和黄瓜，于是就点了生鱼片、烤虾和黄瓜。也许因为上次分手时的尴尬还在，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只是问问我学习进展得怎么样，工作是否适应了，日语难不难。我向他表示感谢，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不用担心。
生鱼片上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器具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木板上铺了一层碎冰块，冰块上铺一缕缕切成粉丝般细长的萝卜丝，萝卜丝上插一把紫红色的小木伞，木伞下摆着红白两色的几片生鱼。看起来像电影中的一个外景镜头，也像一幅画。我用菜单查了一下生鱼片的价格，吃惊地说：“就这么几片薄薄的生鱼片，这么贵啊。”他说贵是贵，但是这个钱花得值，等于花钱看一幅极美的画。
喝了两杯啤酒之后，我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不知不觉地说起了工厂里的人和事。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刺激我，陈师傅很快跟福清的小林搞上了。我、大刘，还有卫东，都将他跟小林的关系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刘跟我闲聊，说起陈师傅只让小林一个人加班的事，问我知不知道原因。我说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能说出来。他说他相信陈师傅跟小林“搞上了”。我点了点头，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这种事不用看，凭感觉就懂的。他还说他也是个男人，连孩子都有了。
我说：“你说的是经验啊。”
他笑了一下对我说：“不过我觉得小林的老公真是可怜。”
我问可怜什么。他说明明被老婆戴了绿帽子了，还天天来工厂看望那个跟自己老婆鬼混的男人。我说这也不能怪小林，怪就怪她老公上班的地方离我们的工厂太近。大刘说小林跟陈师傅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说胆子大倒是没关系，一想到两个人在工厂里做那件事，连看肉包都觉得恶心了。大刘说没想到小林这么贱，靠这种“临时工”挣钱，想想她每天带回家的那些做失败了的月饼和肉包，他也觉得恶心。
但实际上我真的在乎一件事。我们工作的时候，陈师傅故意搬来一把椅子让小林坐着秤豆沙。让什么人坐，不让什么人坐，陈师傅有绝对的权威。而我总也不能习惯这件事。怎么说呢，自尊心很受伤害，有一种“在人之下”的感觉。因为这个原因，跟小林一起干活，我的心里一直会挣扎，心思纷乱，心态不平衡。
有一天午休，大刘告诉我工厂的二楼是空房，没有人居住。他高兴的是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上锁。为了证实是真的，他带我去二楼，果然是空房。我想是楼房的一层租给了我们的工厂，二楼还没有找到租户。房间里的水电都可以使用。从这一天开始，我跟大刘就在其中的一间空房里午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两个大纸盒箱，拆开后铺在窗前阳光普照的地方。他脱下脚上的鞋子垫到头下当枕头。我坐着，跟他东拉西扯。午休变得温馨快乐。
我发现大刘的脖子上有一根和我一样的红绳，问他是否也戴玉。他从脖子里掏出一块玉给我看。我惊讶地叫了一声，从脖子上掏出自己的玉跟他的玉作比较。两块玉一模一样。气氛更加活络，我很兴奋得想拥抱他，但幸亏我及时想起我们是一男一女。 说起大刘，他原名叫刘利。他的身材很瘦，也许用“清癯”形容的话最为恰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了太多书的原因，他戴着一副白边的近视眼镜，镜片很厚。平时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虽然他坐过牢，但是我非常信任他。有一次，他抽搐着脸上的肌肉对我说：“现在的我，认识的就是钱、钱、钱、钱。我在日本受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让我做什么都行。”
关于工厂里的事，也就聊到这个地步了。翔哥让我先忍一忍，什么时候有机会了，再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决定忍，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分手时我谢了他。他让我不要客气。我说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难得他陪我度过了这么愉快的一个晚上。他说什么也要去商店买一份礼物送我，开始我一直拒绝，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
去商业街的时候，翔哥说如果我提前透露一声的话，晚饭就会另作安排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什么生日，对他的好意有点儿感动。说真的，我喜欢海鲜，在居酒屋叫了生鱼片，喜欢就是欢喜，跟庆贺没什么两样。我已经很知足了。
翔哥突然牵起了我的手，我的心又痒痒起来了。今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黑裤，黑球鞋。商店的二楼有女性专用柜台，他带我去那里，要我挑喜欢的东西。我看了看香水和首饰，最后打算买一套睡衣和一件T恤。漂亮的女服务员把睡衣装到礼袋里，扎上美丽的蝴蝶结。回车站的路上，他问我开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看起来很高兴。
这套淡黄色的睡衣，后来跟了我足足有八年。买它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跟我一生一世呢。天空中没有星星，只有澄明的月将眼前的世界照得一片温柔。我又看到了通往富士情人旅馆的那一条小街了，依稀可以看见碧绿的树，树下一条小狗正跟随主人慢慢地散着步。富士情人旅馆已经是我心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再与时间地点有关。我感觉呼吸到的晚风在身体里流动，真忧伤。
也许是翔哥心血来潮，突然说要送送我。一直以来，我只跟他说我住在纲岛，没有告诉他到胜见美子家还要乘一段公共汽车。他很惊讶，陪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在汽车里，我一直跟他讲刘利的一些事，他好像不太感兴趣。可是快下车的时候，却又劝我不要跟刘利走得太近。
下车后，我带他走到一个小丘的脚下，眼前是茂密的树林中铺就的一条小路。他问我：“要走这条小路吗？”我说是。
说是小路，其实是石头台阶，在山下根本看不到台阶的尽头。他跟着我登上了第一个台阶。途中，每隔十几个台阶就会有一个路灯，但灯光昏黄。台阶又窄又陡，登到中间的时候，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因为小路一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台阶，一口气登上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停下来，一边喘息一边四处张望，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问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条小路的四周是坟地。”我说是。
他问我会不会害怕。我说怕。不过，他说他其实害怕的并不是鬼，而是痴汉。他说日本的痴汉特别多，一个女孩子走这样的夜路太危险了。他建议我以后随身带一把雨伞用来防身，因为痴汉也是人，也怕又硬又凶的人。我说每次登上最后的那个台阶时，都会汗流浃背，但那并不是因为累，而是被吓的。他不理解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我说不是玩笑。他突然松开攥着我的手，将我一下子挟到他的胳肢窝里。我觉得他拎着我的样子就像拎着一只布袋。剩下的台阶，我是被他拎上去的。
我们真的要分手了。
他对我说：“再见。”
我说：“再见。”
我站在原地不动，想目送他离去。他朝道路走去，说是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他回头，朝我挥手，大声地说：“快回家。”
我朝胜见美子家走去，一步三回头。看见他也一直回头，我们相互摆手。一阵阵风吹过，将墓地湿冷的气息吹到我身上。
晚安，翔哥。
7
我穿着翔哥给买的T恤走进工厂。后来刘利形容说，我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片云彩飘了进来。说真的，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夸我了。陈师傅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阵，说鳄鱼牌的T恤衫非常贵，至少也要八九千日元。他想知道工作了没几天的我，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衣服。我撒谎，说这衣服是我来日本的时候带来的。他“哦”了一声。而我呢，关于“鳄鱼”是名牌的事，其实一无所知。我喜欢买漂亮的衣服，但从来没有关心过品牌。这一点大头早就注意到了，问过我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能记住一个人的脸，但很快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至今为止，我读了很多人的作品，但几乎说不出作者的名字。
午休的时候，我和刘利在二楼的空屋里闲聊，卫东突然走了进来。他问我跟刘利有没有拿到工资单。我们都说拿到了。他想知道我们一共拿了多少钱。正好刘利的工资单揣在口袋里，他看了看，对卫东说：“我拿到了十六万。”卫东让他看一下一个小时是多少钱。刘利说：“面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卫东说：“就是叫你看一下工资有没有提。”
刘利看了一眼就说：“没提。”
卫东说：“我说了你们可别急。”
我说：“不急。”
卫东说：“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件令人气愤的事。”
刘利说：“别废话了，快说什么事吧。”
原来卫东无意间听到陈师傅给老板打电话，说的是小林工资的事。
刘利问：“怎么说？”
卫东说：“小林干活又快又好，工资每小时提一百日元。”然后他看起来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我们同一天就职，工作的内容也一样，都很勤奋，有什么理由小林的工资要比我们高？”
我心里想，如果那时我接受了陈师傅的建议，做他的情妇，那么现在被提工资的应该是我了。不过我没说话，没有什么好说的，陳师傅为自己的情妇争取利益，我想也是人之常情。
刘利也愤愤不平，张口骂了一句：“婊子！婊子养的！”
刘利不愧是开过书店的，用相同的一个词同时骂了两个人。 卫东开始滔滔不绝地感叹起来，说继续在这个工厂里做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没有前途。我说我也想离开工厂，但是没有机会。午休的时间快结束了，卫东先回工厂了。有一段时间，我跟刘利都不想说话，这时候说什么都觉得多余。刘利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说：“他妈的，干脆赶着点回去，一分一秒都不让工厂赚。”
但是我没让刘利抽烟。他在空房里抽烟的事被发现的话，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休息场所了。我把翔哥劝我的话用来劝他，让他忍忍，有机会找份新工作。他说他也想跟我一起离开工厂，但决定不折腾了，因为顶多再待一个月，他就打算回国了。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你不是想赚很多的钱吗？你不是还想重新做一番事业吗？对他打算回国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在这个工厂里，唯一与我相依为命的就是他了。我补充说：“大风大浪你都经历了，一百日元这么点小事，不要太在乎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不自然地对我说：“我信任你才会告诉你。我是探亲来的，只有三个月的签证，已经黑在日本快一年了。”
我很惊讶：“没想到你是黑下来的。”
他说他很害怕。我问怕什么。他说怕生病，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又说怕骑自行车。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解释说，日本警察轻易不会查询一个走路的人，但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就查得非常严。然后他说了很多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比如他不敢在街上说中文，不敢穿着工厂的制服在外边走，等等。但是据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他的身份。
整个下午，我跟刘利都没有说话。我不说话跟工资没有关系，是刘利说要回国的事令我觉得伤感。卫东的情绪变化很快，已经看不出他生过气了，他取笑我跟刘利愁眉苦脸的。其间陈师傅差遣他去了一趟门口的小卖店，回来后他的心情似乎更好了。陈师傅外出的时候，他笑嘻嘻地凑到我身边说：“我不是说我们有机会就要离开这里吗？”
我问他：“你有进展了吗？”
“刚才我去中华街，看见一家叫富贵阁的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广告。可惜只招女服务员。富贵阁是很大，很漂亮，很有名的饭店，你可以去试试。”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很”，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叫我不要笑，说我是女生才会告诉我这个情报。我谢了他，告诉他我没有信心去试。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信心。我说我在横滨被拒绝了一百多次。他说中华街里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会照顾中国人。他还说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了，而五月初是日本的黄金周，日本举国上下都休息，中华街会是人潮如海，饭店忙得不得了，需要人手。
果然如卫东所说，富贵阁朱栏玉砌，富贵堂皇。我一眼就看见了贴在门口的招聘广告。白纸红字，上面写着“急募女服务员”，字非常大。
在柜台接客的是一个女人。一条大辫子甩在背后，粉红色的旗袍衬托出炉火纯青的丰乳肥臀。后来我跟着大家叫她“赵小姐”，她也出生在中国台北。她的嘴很大，给我的感觉很性感。不仅是她的嘴，从头到脚，她的全身都散发出一种性的恍惚。说真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我喜欢好看的男人，同时也喜欢与漂亮的女人做朋友。我们成为朋友后她到我家里来过一次，正赶上翔哥在我家里，虽然我故意将翔哥介绍成我哥哥的朋友，她还是发现了什么。她发现了什么是因为她不仅是我的朋友，她同时还是翔哥的太太的朋友。但这是后话。
听说我是来面接的，赵小姐带我乘电梯到四楼。楼层有一个小方桌，桌上只有一台电话机，一个看起来十分慈祥的老头坐在椅子上，老头头顶上的电灯照亮了他坐的那个位置。
“猫宁。”赵小姐突然喊了一声。最初我以为猫宁是老头的名字，听见老头回了一句“你好”，才想起来“猫宁”就是英文“早上好”的意思。赵小姐真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我忽然想笑。
面接的时间非常短。一开始，老头要我拿外国人登录卡给他看，之后问了问我会不会日语，一天能打几个小时的工，身体有没有病。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来上班。
他是富贵阁的部长。我说三天后可以来上班。他让我三天后早上的九点四十五分到饭店，直接到四楼的这个地方来找他。没想到富贵阁的工资比工厂高很多，一小时有一千日元。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他说一千日元是富贵阁的工资底线，如果我干得好的话，还会往上涨。本来我没想到新工作找得这么顺利，到富贵阁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部长有一个儿子，在富贵阁做一楼的支配人，员工们都叫他桥本。听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一直独身，连恋爱都没有尝试过。不过，仅仅从外表上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单眼皮，细长的眼睛。刚开始，我搞不懂他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后来跟他一起工作，再后来我重新租房子，成了他隔壁的邻居，他让我吃了很多的苦头，我才知道了好多他身上的毛病。连他那乌黑的头发也是假的，没有人看见过他摘下假发后的样子。最可笑的是，有一天部长找我谈话，让我跟桥本结婚。他对我说：“那天你来面接的时候，我之所以聘用你，就是想让你跟我儿子结婚。”这也是后话，也留在以后说。
我本来想明天就到富贵阁上班的，之所以将日子定在三天以后，是想陪陪刘利。我是趁着午休偷偷去面接的，回到工厂的时候，午休的时间还没有结束，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来跟刘利说这件事。肉包子出炉后，陈师傅让我跟刘利去洗机器，水池子那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我对他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他说中午不见我去空房就知道我去面接了，然后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被录用了。有一会儿，他不说话，开口的时候问我“什么时候去那边”。我说三天以后。我们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陈师傅为了调理我才让我洗机器，咱俩关系好，所以你洗机器是受我的连累。我去了富贵阁，剩下你一个人留在工厂，真担心陈师傅变本加厉，把怨恨都撒到你一个人身上。”
他冷冷地，不动声色地说∶“大不了我当柴火劈了他。”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不太清楚，這个时候，除了说“对不起”还有什么能够表达我的心情。说好了相互安慰，而我先逃避了。洗机器的活很累，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洗的时间能够长一点儿。不知道我们洗了多久，机器被灯光照得发亮。 快下班的时候我对刘利说：“我先去富贵阁。我想富贵阁肯定也需要男人在厨房打杂什么的，有了这方面的情报，我马上通知你。”他谢了我。我接着说：“也许你去了富贵阁，就不必急着回国了。”
刘利问我：“面接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拿外国人登录卡。”我怎么忘记了这一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不等我回答，他又说：“再说，这个工厂是封闭的，老是这几个人，我用不着害怕。”我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明白了。”忽然，我觉得非常非常沮丧。
干活的时候我老是走神，陈师傅终于忍不住地对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干活不是要两只手干吗？”
我从来不喜欢说脏话，这时候心里却冒出了一个“操”字。但我没有说出口。卫东问我要不要喝杯茶提提神。我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卫东低声地问我：“你跟陈师傅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三天后就过去上班。”
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那你应该高兴啊。”
我说：“还得谢谢你呢，多亏了你向我提供情报。”
“哪里哪里，我只是通风报信，事情的成败还是在你自己的运气。祝你一切顺利。”
我犹豫了很久。晚上，从胜见美子家溜出来，我来到了一座公用电话机前，将几个硬币投进投币口后，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对陈师傅说：“你欺人太甚。”然后一口气地说下去：“你滥用职权。为了报复我不做你的情妇，一直刁难我。不仅刁难我，还刁难别人。”我本来想说刘利的名字，但临时改成了“别人”。明明是电话，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在看着陈师傅说话。我的手紧紧地抓着话筒，手心里出了不少的汗水。陈师傅一直说“喂”，我这才意识到应该也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说他很惊讶，想不到我这么没有礼貌修养。这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更加激怒了我，大声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小林搞在一起吗？你让小林加班，其实就是在我们下班后，跟她在工厂里做那种事。”陈师傅那边突然安静下来，但我没有停下来，“你卑鄙无耻下流。你故意跑到老板那里说我跟刘利的坏话，想让老板炒我们的鱿鱼。”这件事是卫东告诉我的。
陈师傅说：“如果我想炒你们的鱿鱼，你们已经离开工厂了，我只是不想给你们涨工资。”
他的回答令我惊讶，还有，他的话里都是洋洋得意。我觉得从来没有如此地厌恶一个人。我对他说：“你炒我们的鱿鱼，大不了我们再找一份工作。本来我们就是临时工，连待在日本都是暂时的。”
他竟然问我：“你们不是来日本挣钱的吗？”
我换了一个姿态说：“你可以炒我们的鱿鱼，但是我可以令你家破业失。我们现在的对话，我可以一字不改地告诉工厂的老板和你太太。我知道你太太在哪家店里卖糕点，我也知道老板每天几点钟在哪里饮茶。最主要的是，你要继续生活在日本。”我知道我这么做既幼稚又疯狂，而且我流泪了，一种污浊的东西一泻千里般地从我的感觉中逝去。我迟疑了一下说：“我想你是个人渣。”不等陈师傅回话，我将电话挂断了。
夜里我无法入眠，我想翔哥如果在这个时候给我来电话就好了，但是翔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失眠了，我决定第二天去工厂找陈师傅。
工厂位于石川町车站的北面。由车站到工厂，是一条曲曲弯弯、又细又长的小路。想到要跟这条小路说再见，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和忧伤。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唱起俄罗斯的民歌《一条小路》，我想象自己的肩头上有一只鸽子。
小路的中间有一所很大的加油站，加油站的附近，总是集结着脏兮兮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总是在角落坐着，屁股下面垫着纸盒。与他们一样目中无人，但又成强烈对照的是那群韩国流浪汉。每天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他们总是通宵达旦地喝着酒，阳光照耀着他们，他们的面孔是紫红紫红的，像橄榄。他们的目光总是追随所有过往的行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打着看上去很猥琐的招呼。他们也向我打招呼，但我故意装着不看他们，低着头快速地走过他们的面前。那个瞬间，我会感到心脏上上下下地振动。是的，跟刘利一样，我也有这种感到害怕的时候。
日本社会曾经是富裕的，现在不景气也不至于贫困。过剩的产能中有一部分人不被社会所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活下去的借口。他们大多数人与孤独、寒冷、饥饿和疾病为伴。是的，日本许多繁华的大车站和美丽的大公园里，生存着几十万流浪汉，他们是我对日本社会的新发现。流浪汉像日本社会的一块不体面的招牌。
今天，我第一次对那几个韩国醉鬼们做了一个打招呼的手势，他们“哇哇”地欢笑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们是快活的。一如我的心情，也是快活的，那种带点儿幸灾乐祸的快活。
不等我推开工厂的大门，陈师傅先从门缝里挤出身来。他小声地对我说：“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需要好好地談一次话。”
他用手指着我曾经用来休息的那个台阶，他曾经在那里吻了我的额头。我随他走过去。他站在台阶上，我站在他的对面。他对我说：“昨天你挂了电话后，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他大概又要恫吓我了，故意将身体挺得笔直。想不到他以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本来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才想给你钱，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多一点。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想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没想到你拒绝了我，而我又小心眼，在一些小事上刁难了你。这是我的错。我错了，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
他等着我的回答。我看了看四周，一切都跟我上一次来工厂的时候一样，这使我冷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无论如何，通过这件事，即便我离开工厂，相信他也不敢刁难刘利了。我朝他摆了一下手，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看了笑着说：“谢谢你。”
8
翔哥喜欢更换约会的地点。我也无所谓，只要跟他在一起，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会欣然前往。他说今天在新丸子车站的检票口等我。新丸子也在东急东横线上，离纲岛很近。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在检票口旁边那个卖香烟的小柜台前看报纸。 我走到他面前，看见我，他二话不说牵着我的手就走。他走得很快，大约五分钟，在一座咖啡色的公寓前停住。公寓有五层，很新，应该盖了没有多久。我问他：“又是情人旅馆吗？”
他说：“你就会往那方面想。”
他让我跟着他一起进公寓，乘电梯，在四楼下来，向右走了没几步，停在一个房间的大门前。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让我先进去。
脱鞋子的时候，我看见翔哥脚上穿的是灰色的袜子，上面绣着一只可爱的兔子。因为“鳄鱼”牌T恤衫那件事，后来我慢慢学着去了解一些衣物的品牌，所以知道他穿的袜子是“花花公子”。
翔哥示意我看房间，然后问我感觉怎么样。不过呢，这间房跟一般的房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氛围很合我的兴趣，感觉比较舒服。咖啡色的双人床，米色的床单和被褥，米色的双人沙发，米色的地毯，米色的窗帘。有一缕阳光流在窗前幸福树的树叶上。隔壁是厨房，旁边是浴室，翠玉色的浴缸透出温馨。
翔哥对我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房子了，你随时可以搬过来住。”
看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慢慢地跟我解释。原来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刚租下了這个房子，想不到她妈妈来电话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帮忙打理酒吧。但她打算两年内回日本，所以不想跟房东解约，又希望有人暂时住在这里替她付房费，这样她回日本的时候就不用再租房子了。她真的很聪明，会精打细算，要知道，在日本租房子的时候，事先要交一个月的礼金和三个月的押金，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我打开衣橱，发现女孩的衣服都在里面，有一件粉红色的毛衣非常可爱。说到转租这个房子的缘由，翔哥对我说：“如果不是你每天回家都要路过那个坟地，也许我也不会帮你租下这个房子。”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房子的门牌号码竟然是四十六。我的生日是四月六号。也许是第一次，我相信人生真的有很多神奇的地方。这房子跟我一定是有缘分的，说不定就是等着我来居住呢。我兴奋地对翔哥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这种感觉真好。”
不过，高兴的同时我其实担心房费会不会太高。问他一个月要多少房钱，他回答说：“房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直接走我的账户。”
我说：“这样不太好，至少我可以付一半的房费。”
他摆摆手说：“你就不用客气了。反正房子是我擅自租的，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在这里见好了。”
我想他说得也对，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搬家又费时间又费精力，我一个女的，没有搬家公司帮忙怎么行啊。我说：“等我联系搬家公司，看看定在哪一天。”
他回答说：“找搬家公司干什么啊。你那点东西，叫一辆出租车就够了。干脆就明天吧，我来帮你搬家。”
他说得很对，我的东西不过就是几件衣服和几本书。他给了我一把钥匙，说他自己也留了一把。他还说：“以后再约会，不用在车站等了，我会直接到这里来。”我说：“好。”
我坐在翔哥的身边，他的手挽着我的腰，我觉得很舒服。但他抽回手的时候，我又觉得呼吸变得自由了。不久，他开始默默地看着我，这时候他的眼神，早在那家叫富士的情人旅馆中我就已经看到过了。我将头发拢到脑后，往他的身边靠了靠。我跟他挨得更紧了，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说真的，我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他的脸贴近我，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我全身涌过了一阵冲动。我说想洗澡，他同意了。我让他先去洗，他去浴室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我刚进了浴室，没想到他突然推门进来，我浑身是水，头发都甩在脑后。他紧紧地抱住我，这时候我完全迷糊了。
翔哥走了以后，我不想回胜见美子家，于是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让她不要担心我。我又洗了一次澡，趴到床上后，一直在枕头上寻找翔哥留下来的气味。我一直躺着，根本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时想起了零儿。
零儿是什么？是我的初恋，初吻，初夜。是我曾经拥有过的家园。
我看见零儿笑眯眯地站在画廊前，正和一个女孩子说话。女孩子大大的眼睛，黑色的皮肤飘出一股含蓄的诱惑力。我散散漫漫地将目光落在零儿身上。没想到一个男孩子会有这么白皙的肌肤，这样淡泊的嘴唇。零儿看起来潇洒飘逸。零儿的嘴闭上了，闭上的嘴唇荡出一股宁静的回波。突然，零儿的脸转到我这边来了，他冲着我微笑了一下，刹那间，我的心摇荡起来。后来，零儿告诉我说，那天他看我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觉得我身上有一种媚入骨髓的忧郁和散漫。
这时候，我真想走上前去跟零儿打招呼，但我没有动，零儿也没有动。
大眼睛黑皮肤的女孩子踢踢踏踏地走了，零儿开始朝我这边走来。我觉得零儿好雄伟，连他走过的地方，天空和大地突然都异样灿然地空旷起来，我被灿然的空旷占有且充满了。一种暗自被我苦恼过的期待，因为零儿的出现而实实在在地降落在我的身上。
零儿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电影院，我说想。第二天，我跟着零儿去了电影院。看完电影，零儿执意要送我到家，我答应了。
我不记得那时看的电影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年轻人恋爱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男女恋爱其实蛮可爱的。两个人的腿紧挨着，男孩子攥着女孩子的手。人少的时候，男孩子会偷偷地抚摸女孩子的乳房。赶上运气好，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男孩子会借着黑暗偷吻女孩子的脸蛋。
我想这是我这一代人对恋爱的记忆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爱的记忆。
第二个星期天，零儿又来找我。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决定看电影。从电影院里出来，地面是湿的，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期间里，外面下了一阵子雨。零儿带我去路边的树丛，偶尔有亮晶晶的水珠从树枝滴下来，湿了我的脸。零儿牵过我的手，揉搓了一阵，然后对我说：“你的手真软，真想用这只手弹一首好曲。”
我笑得喘不上气。零儿一边摘眼镜望着我，一边笑嘻嘻地把眼镜揣到衣服的口袋里。我知道他要吻我了，心里痒痒的。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丛林的路灯突然熄灭了，黑暗推出大块大块的浓雾。零儿很激动，甜丝丝的口水润湿了我的耳际、我的睫毛、我的面颊，交汇在我的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