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鸦片战争之前各民族保持着“夷夏观”这样的关系，经过鸦片战争这个过程，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鸦片战争激发了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基于他们对国家的爱国热情，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抵抗英军，无论战争胜利与否，都能看出各民族越来越团结，并为近代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鸦片战争 民族关系 传统 转变
鸦片战争前，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后期。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形成了强大的封建体系。而走向近代的开端竟然是以毒品、战争为先导，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一大不幸。这种不幸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人的巨大痛苦和不幸。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民族关系只有“夷夏观”，也就是各民族独自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清政府仍然以满族为统治民族，而其他民族则为被统治民族。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后，中国各民族为了一个国家而逐渐团结起来。本文主要从民族关系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关系。
鸦片战争中各民族团结奋勇抗战
1840年，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军与英国军队的武器之间的差距较大，再加上缺乏实战的洗礼，根本无法阻挡英军的进攻。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不久，英军又逼近南京城，直接威胁着京杭大运河。在这种状况下，清政府只有从全国各地调派兵马来应对战争，这样的状况较为仓促。英军所到之处都遭到了各民族的抵抗，例如，满族、苗族、藏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清政府的调兵令传到了前线的藏族聚居区土司索衍手里。国难当头，索衍派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与大金土司阿木穰等人会同，率藏军做清军的援助，共同来保卫家园。1841年2000名藏族军队准备出征。1842年3月这种藏军在阿木穰的率领下负责攻打宁波城的西门。但是由于英军火力优势的存在，加之地理环境的优势，导致由阿木穰带领的百余藏军全部牺牲。
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江苏巡抚裕谦开始署理两江总督。对于林则徐等人的抵抗活动非常支持，曾上书对琦善等投降卖国的罪行进行弹劾，他是清朝边疆官吏中鲜有的抵抗派人物。1841年8月，英军侵略定海，裕谦率领5000多人来抵抗3万英军，清军多次击退想要进攻的英军，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葛云飞等人的壮烈牺牲，定海最终还是被英军攻陷。接着英军攻击镇海，裕谦坚决督军抗战。他亲自登山招宝山之威远城，在前沿阵地督战。10月10日凌晨，英军舰队兵分两路，每路数千人，同时进犯金鸡岭和招宝山。在危急时刻，裕谦亲临阵地，经过多次激战，击毙许多敌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再加上招宝山火药自焚，金鸡、招宝两山随即失陷。裕谦深知败局已定，便令江宁副将丰申泰护理欽差关防各印，送回浙江省巡抚衙署，而他自己则怀着极大的义愤，迈着沉重的步伐下威远城到学宫前，向西北叩头后跳下洋池自尽，以身殉职。
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民族地区，由于各个战争的爆发，导致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一些少数民族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矛盾，也就是说，原来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产生了，并且这个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占据主要位置。虽然鸦片战争中清军的胜利屈指可数，但是从各民族奋勇抗战来看，中国各民族开始团结起来，客观上形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拉近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距离。鸦片战争时期的各民族应用抗战为近代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传统民族观的改变
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不仅导致了中国从阶级关系到革命任务、社会思潮、文化结构等的改变，而且引导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转变。“夷夏观“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最突出的，它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逐渐变成系统的思想认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文化思想上的控制达到一统天下的局面。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观念为汉武帝开疆拓土之后，思想武器被历代统治者重视起来，它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夷夏之辩”为孔、孟思想服务于政治统治奠定基础。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民族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此时，一些思想家就提出了若干观点，这样一方面使华夏族和少数民族区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使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好解决。而所指的夏、夷分别指春秋时期的齐、鲁等中原文化区以及南方的夷狄落后地区。
站在被统治阶层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群众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国家、民族的严重形势，从而产生了危机感和反侵略求生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进行新的调整，这样一来，就能够与新的局势相适应。主要有两个方面要重新界定：第一，破除封建王朝史的旧观念；第二，对于兄弟民族的感情要充分理解。由这种观念的转变可知，中华民族产生的条件就是形成新的意识，就像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指出的一样：“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面自觉而我。”并解释说，只要是当遇到其他民族的时候，脑海中马上就会出现“我中国人”的观念，这样就一定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认同思想意识的先河。
民族观重新认识的开始
从鸦片战争开始，汉民族就已经开始了自我认识的历史，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表现的更为明显。在这之前，汉民族的自我认识史并没有科学意义。这就是说，在鸦片战争之后，汉民族的自我而陶醉的盲目状态才开始逐渐结束，开始对自己文化中的负面、落后面和黑暗面有所面对，认真的反思并且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参照的时代镜子，更是获得了自我观照的文化条件，具备了这种条件，汉民族在新的层面上开始认识自己。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开始只认识到自己在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又认识到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参照过程，是一种正视世界、正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总之，鸦片战争后，在一个巨大的镜子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中国并不是强国，自己并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 “中央大国”。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应当摒弃世界中心意识，面对自己民族的弱点进行反省，正视自己已经落后，应当改造自身，自强自救，以免被世界所淘汰。
鸦片战争后，这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凭借着中外文献开始对世界进行了解，他们编写的这些书籍，为当时的国民冲破封建王朝的壁垒提供了资料，从而为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历史性的基础。
民族观中边疆史学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后十年时间里，边疆史地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当时，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到1861年，有关世界地理的著作已有22部。而从清军入关到19世纪初，中国的世界史著作也不过十多种而已。这种现象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从表面来看，这只是个学术问题，但是从历史背景、历史影响来看，它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反映出清廷腐败、边疆危机。
鸦片战争激发了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史地学者将中国边疆史地与外国史地等领域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广泛地涉及中外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交通史等诸多领域。这些爱国学者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边疆史地学的学者群。这个学者群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被分为了两大分支，一个是中国边疆史地派，另一个是世界史地派。以张穆、何秋涛为中国边疆史地派最为著名的两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张穆鉴于外患，对西北史地进行潜心研究，经过10年的时间，《蒙古游牧记》出炉，对蒙古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沿革进行了考证，对蒙古诸部的历史进行了论述。何秋涛多方搜集资料，对边疆史地进行了记载，撰写了《北徽汇编》，并附有相应的有关蒙古、东北地区和新疆的历史地理图。此本被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是几千年中国所未有过的，这不仅深层次的总结了中国传统学，并且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进行研究开掘。中国民族关系转型的一个实践包括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研究。近代意义上的忧患开始覆盖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就是说，近代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忧患，同时也标志了中国民族关系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关键词】鸦片战争 民族关系 传统 转变
鸦片战争前，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后期。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形成了强大的封建体系。而走向近代的开端竟然是以毒品、战争为先导，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一大不幸。这种不幸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人的巨大痛苦和不幸。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民族关系只有“夷夏观”，也就是各民族独自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清政府仍然以满族为统治民族，而其他民族则为被统治民族。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后，中国各民族为了一个国家而逐渐团结起来。本文主要从民族关系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关系。
鸦片战争中各民族团结奋勇抗战
1840年，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军与英国军队的武器之间的差距较大，再加上缺乏实战的洗礼，根本无法阻挡英军的进攻。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不久，英军又逼近南京城，直接威胁着京杭大运河。在这种状况下，清政府只有从全国各地调派兵马来应对战争，这样的状况较为仓促。英军所到之处都遭到了各民族的抵抗，例如，满族、苗族、藏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清政府的调兵令传到了前线的藏族聚居区土司索衍手里。国难当头，索衍派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与大金土司阿木穰等人会同，率藏军做清军的援助，共同来保卫家园。1841年2000名藏族军队准备出征。1842年3月这种藏军在阿木穰的率领下负责攻打宁波城的西门。但是由于英军火力优势的存在，加之地理环境的优势，导致由阿木穰带领的百余藏军全部牺牲。
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江苏巡抚裕谦开始署理两江总督。对于林则徐等人的抵抗活动非常支持，曾上书对琦善等投降卖国的罪行进行弹劾，他是清朝边疆官吏中鲜有的抵抗派人物。1841年8月，英军侵略定海，裕谦率领5000多人来抵抗3万英军，清军多次击退想要进攻的英军，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葛云飞等人的壮烈牺牲，定海最终还是被英军攻陷。接着英军攻击镇海，裕谦坚决督军抗战。他亲自登山招宝山之威远城，在前沿阵地督战。10月10日凌晨，英军舰队兵分两路，每路数千人，同时进犯金鸡岭和招宝山。在危急时刻，裕谦亲临阵地，经过多次激战，击毙许多敌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再加上招宝山火药自焚，金鸡、招宝两山随即失陷。裕谦深知败局已定，便令江宁副将丰申泰护理欽差关防各印，送回浙江省巡抚衙署，而他自己则怀着极大的义愤，迈着沉重的步伐下威远城到学宫前，向西北叩头后跳下洋池自尽，以身殉职。
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民族地区，由于各个战争的爆发，导致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一些少数民族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矛盾，也就是说，原来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产生了，并且这个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占据主要位置。虽然鸦片战争中清军的胜利屈指可数，但是从各民族奋勇抗战来看，中国各民族开始团结起来，客观上形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拉近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距离。鸦片战争时期的各民族应用抗战为近代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传统民族观的改变
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不仅导致了中国从阶级关系到革命任务、社会思潮、文化结构等的改变，而且引导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转变。“夷夏观“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最突出的，它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逐渐变成系统的思想认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文化思想上的控制达到一统天下的局面。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观念为汉武帝开疆拓土之后，思想武器被历代统治者重视起来，它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夷夏之辩”为孔、孟思想服务于政治统治奠定基础。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民族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此时，一些思想家就提出了若干观点，这样一方面使华夏族和少数民族区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使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好解决。而所指的夏、夷分别指春秋时期的齐、鲁等中原文化区以及南方的夷狄落后地区。
站在被统治阶层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群众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国家、民族的严重形势，从而产生了危机感和反侵略求生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进行新的调整，这样一来，就能够与新的局势相适应。主要有两个方面要重新界定：第一，破除封建王朝史的旧观念；第二，对于兄弟民族的感情要充分理解。由这种观念的转变可知，中华民族产生的条件就是形成新的意识，就像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指出的一样：“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面自觉而我。”并解释说，只要是当遇到其他民族的时候，脑海中马上就会出现“我中国人”的观念，这样就一定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认同思想意识的先河。
民族观重新认识的开始
从鸦片战争开始，汉民族就已经开始了自我认识的历史，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表现的更为明显。在这之前，汉民族的自我认识史并没有科学意义。这就是说，在鸦片战争之后，汉民族的自我而陶醉的盲目状态才开始逐渐结束，开始对自己文化中的负面、落后面和黑暗面有所面对，认真的反思并且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参照的时代镜子，更是获得了自我观照的文化条件，具备了这种条件，汉民族在新的层面上开始认识自己。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开始只认识到自己在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又认识到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参照过程，是一种正视世界、正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总之，鸦片战争后，在一个巨大的镜子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中国并不是强国，自己并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 “中央大国”。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应当摒弃世界中心意识，面对自己民族的弱点进行反省，正视自己已经落后，应当改造自身，自强自救，以免被世界所淘汰。
鸦片战争后，这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凭借着中外文献开始对世界进行了解，他们编写的这些书籍，为当时的国民冲破封建王朝的壁垒提供了资料，从而为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历史性的基础。
民族观中边疆史学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后十年时间里，边疆史地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当时，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到1861年，有关世界地理的著作已有22部。而从清军入关到19世纪初，中国的世界史著作也不过十多种而已。这种现象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从表面来看，这只是个学术问题，但是从历史背景、历史影响来看，它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反映出清廷腐败、边疆危机。
鸦片战争激发了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史地学者将中国边疆史地与外国史地等领域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广泛地涉及中外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交通史等诸多领域。这些爱国学者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边疆史地学的学者群。这个学者群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被分为了两大分支，一个是中国边疆史地派，另一个是世界史地派。以张穆、何秋涛为中国边疆史地派最为著名的两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张穆鉴于外患，对西北史地进行潜心研究，经过10年的时间，《蒙古游牧记》出炉，对蒙古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沿革进行了考证，对蒙古诸部的历史进行了论述。何秋涛多方搜集资料，对边疆史地进行了记载，撰写了《北徽汇编》，并附有相应的有关蒙古、东北地区和新疆的历史地理图。此本被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是几千年中国所未有过的，这不仅深层次的总结了中国传统学，并且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进行研究开掘。中国民族关系转型的一个实践包括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研究。近代意义上的忧患开始覆盖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就是说，近代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忧患，同时也标志了中国民族关系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政治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