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布莱克》：我们不长翅膀，却同样受困
　　“布莱克”的原型是我父亲养的一只鸟，这篇小说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故事。
　　我在英国读书期间，通过视频电话得知它在我家落了户，当时我正为课业焦头烂额，每当我父亲将手机摄像头对准那个浑身乌黑的尖嘴小动物时，我都烦躁至极，完全不愿听到关于它的只言片语。我很抵触养鸟这件事，认为鸟完全不适合做宠物，因为它的模样完全和“可爱”沾不上边，我坚信人类压根无法和它建立起那种亲密的依赖关系——它是天上的生物，而我们生活在地面，这是“天壤之別”。
　　2019年底，我很幸运地在疫情尚未爆发时回到了国内。在接下来那段长达数月的灰色封锁时期，我的相处对象只有父母，和这只鸟。这场疫情使我和它之间产生了感情——或许是我单方面的。我接替了父亲每天为它清理排泄物以及添食换水的角色，发现它爱吃葡萄和苹果，甚至还训练它学会了第一句人类语言“你好”。但这些事并非自然达成，也完全不像听上去那么温馨，在那三个月和鸟的相处中，我的心境并不平和。
　　实际上，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几乎就是我自身的投射。从起初的抗拒，被动接受，到逐渐建立连结，再到后来产生了某种一厢情愿的、甚至是臆想式的“共情”，想要把它放生，这些都是我所经历的。但我始终没有勇气打开笼子，所以在小说的结尾，我给了我的主人公以勇气，让他打开笼门，但同时并未让他完全洒脱，我需要他帮我表达自己的懦弱。我是个自私的作者，总希望笔下的人物替我说话。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鸟有一个名字，替我说话的“他”却没有。我一直不擅长给人物取名，害怕由于命名不恰当而使文章显出粗糙的质感。尤其对于这篇小说，我总觉得主人公一旦被贴上姓名，他的形象就跌入了某个现实场景，从而被不可避免地具体化了，丧失了部分的抽象美感。在这个不过一万多字的小故事中，我希望我笔下的人只是一个“人”，而不是具体的“谁”，他是宇宙里轻得无法衡量的一个分子，但他无处不在，那么即便在某些时刻他代表着我，也是完全合理的。
　　回过头看，《阳台上的布莱克》的立意或许和我在疫情特定环境下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写这个故事的想法就是在那时萌生的。漫长的封城使那种加缪在《鼠疫》中描述的“关山阻隔”成为现实。现实甚至比小说更加严酷，发达的媒体每天不断将有关于此的噩耗送到耳边，人们不仅行动受限，精神也备受折磨。我在这场灾难所制造的封闭、未知、恐怖的氛围中，偶然与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建立起共鸣。我不断说服自己，不能将它放生，否则它将有生命危险，同时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不要出门，会有生命危险。
　　终于在今年四月底，红色警报解除，我离开家来到北京，准备开始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在十四天的隔离期间，我挺想念这只鸟，并完成了这篇小说的初稿。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探讨一下“自由”这个庞大的概念，试图援引了几个有哲学意味的物象，如苹果、粪便等等，还一度颇为这种“前人种树我乘凉”的便捷而沾沾自喜。当然，我认为小说从来都不是以找答案为终极追求的，在这条记述人类情感的优美路径上，尽可放心将未解的论题留在桌面，任由它永生。于是在这篇小说中，我着重提到“阳台”这个地点——试图把它描述成一个属性未明的交界地带，横亘在人类的原始由来与后天觉醒之间，来象征我关于“自由”的终极疑虑。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忧虑是自由的眩晕”。
　　尽管回顾起来头头是道，我在下笔时绝没有如此地条理清晰或者目的明确。某种程度上说，我只是出于对一个鸟儿朋友的爱，想写个有关于它的故事。写的过程中，我更倾向于跟着情绪走，努力屏蔽掉脑海中一些振振有词的论调，让它们更加松弛、更有商量的余地。归根到底，我只是希望讲一个故事，而非说什么道理，为此我与自己追求理论化、系统化的所谓真相的那一面作斗争。我隐隐觉得摇摆不定的状态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是好事，好的小说家们或许总是充满困惑的，而正是这样的特质使他们带领读者探索世间存在的无尽可能性。
　　写成之后，我时常回看这篇小说，并做些修修补补——要承受情绪化带来的不良后果。不过，直到现在我都有一点疑虑，就是：这篇小说是不是太简单了。但起初，这个故事甚至更简单，几乎只有人和鸟的互动。初稿成型后，通过和前辈以及伙伴的探讨，我意识到若想使故事更丰满、立体，还需要为主人公营造一些更加具体的困境，使他和布莱克的命运更紧密地关联起来。于是我开始在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上着墨，以期通过呈现人物生活的关键片段，使他的内心挣扎以及之后的抉择和行动都看上去更可信。现在看来经过几个月反复、断续的修改，这篇小说终于更扎实、丰富了一些。
　　如今我已在正常地工作和生活，而“布莱克”仍待在我家的笼子里。几个月前，我休假回家，它已经完全不认得我了——恢复了那种疏离、懒惰的状态，几乎不会对我的互动请求作出任何回应。我并不失望，像文中说的那样：我对人们口中所说小动物的“灵性”信心不足，更何况是高贵的、长着翅膀的动物呢。我们并非同类。当我站在这样一个假想的角度上来“同情”它时，或许其实是同情自己。
　　《雾影》：孤独的身影在雾中
　　《雾影》这篇小说起始于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场景——那座古老的、被浓雾笼罩的房子。小说中写的“集体旅行”是我留学期间的真实经历，当时我们被学院打发去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威尔士旧宅，探讨毕业论文课题。前不久，我发觉自己频繁地回忆起那幢房子里古旧的陈设，壁纸和地毯的气味，以及同学们的欢笑，方才在回望时瞥见它的美感，于是便有了《雾影》。
　　《雾影》所要讲述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孤独的人相遇在一个偶然的场景中，那里被雾模糊，既充满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又如温室般虚幻美好，他们短暂地将彼此当成精神依赖，而当雾散去，真实可触的生活回归，他们便重回陌路。写的过程中，我似乎想要表达很多，都是很难系统化地阐释出来的东西——一些难以收集整理的情绪碎屑，散落在我异乡求学时光的角角落落。但其实，与故事主人公江月截然不同，我是个迅速适应了环境，并生活得如鱼得水的留学生——至少在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由于过分沉浸于当下，我被游山玩水看世界带来的兴奋感欺骗，很晚才意识到那段时光晦暗的一面。异国生活在潜移默化中深刻了我对孤独的认知，长期处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我默默消化了堆积如山的疲惫感。然而直到今天，我仍旧无法将那隐秘的心绪具体投射到某段回忆中，好在我能写小说，并借由虚构的文字回顾真实的过去，但愿我试图传达的那些漫无边际的东西能够触及到某些后知后觉的灵魂。
　　故事过半时，我才发觉自己总是无意识地写“雾”，在任何需要营造氛围感的段落，“雾”总是出现，它或淡或浓，弥漫在字里行间。于是我萌生了将“雾”作为整篇小说支柱的想法，并在之后有意识地在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去写形态各异的雾，作为隐喻和指示。比如小说结尾处的那段描写——车子驶出庄园，雾中的一切渐行渐远，如梦境般退场。这是整篇小说我最满意的部分。这篇小说中，“雾”是一条途径，通向孤独这一主题。孤独感永恒地驻扎在每个人身边，凄美或是优美，我希望自己笔下的雾能够贴切地表达这些美的形态。
　　尽管通篇写得还算顺畅，但标题拟定着实是一块硬骨头，耗费了我不少力气。最初我构思的几个备选项都与“雾”有关，但不是精炼不足，就是过于单薄，只得全部丢进垃圾桶，无奈下我转而将人物关系抽象出来，敲定了《相邻》这个标题。然而，对于“雾”的执念久久挥之不去。我反复重读这个故事，观察伊森在雾中的孤独身影，我联想起相机镜头失焦的瞬间，“雾影”伴随着一种失落的意境出现在视线里。
　　这篇小说起笔时，我没有任何具体的关于情节的构思，只认定要写一个有关孤独的故事，便以搭建场景起始，踏上了全凭直觉的写作冒险。神奇的是，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对白都在随后自然而然地陆续浮现出来，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而大多是我对回忆的延伸，如罗伯·格里耶所言——“回忆是一种想象”。我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特权，得以将个人的过往淬炼、扩张、重组，让它们重生。我短暂地抛弃现实世界，又能随时回来索取所需，我想这或许是小说创作者最大的快乐之一。为着这份快乐，我愿意永远信赖直觉的指引，就这么“以自我为中心”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