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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家暴受害者们发给Kim女士的故事都充斥着绝望。一个中年妇女发来伤照，并恳求“看过赶紧删掉，老公知道会打死我的”。一个16岁的女孩说她“蜷在床上，看爸爸打了妈妈4个小时”。
她们通过微博或邮件，向Kim默默求助。有时甚至求助都不是，就只是讲述，讲她们的恐惧、无力，以及走投无路。在与1200多个家暴受害者的通信中，Kim问她们为什么不报警。很多人答“他们不管”或“我没证据”。
“我理解她们。”Kim说。她自己也是一名家暴受害者。只不过，她是美国人，而施暴的前夫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创办人。
1
在北京，她和3个女儿住在三环内一幢高档公寓里。房子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前夫的妹妹。李阳几乎把所有在京房产都放到了妹妹名下。这处欧式风格的居所是复式，收拾得干净温馨。但Kim当然记得，就在这里，她被前夫打过不止一次。
2006年，孕中的她被李阳推倒在地，他们4岁的大女儿李丽目睹了一切。下意识的，Kim报了警。但她以为被打是自己的问题，于是找到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求助。随后，李阳道了歉。
但家暴仍旧重演。2011年，李阳骑在她背上，摁着她的额头往地上撞。两岁的小女儿李华在尖叫，她跑过来想拽开父亲。Kim记得那天是8月30日，她带着脸上和身上新的瘀伤，怀抱哭喊的孩子，坐在北京一所警局内。屋里烟雾缭绕，亮着荧光灯，执勤警官的反应让她感到难以置信。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警察问额头红肿的Kim。“你们能做什么？”Kim捂着流血的耳朵。“罚款行吗？我们可以罚他1000块。”警察跟她商量。“你们能不能告诉他，别打你的妻子？”
一名女警官这样安慰她：“你和你的丈夫都是好人，请冷静一下，回家去，会没事的。”会没事？类似的话她听得太多了。2001年，李阳在公司打了Kim一耳光。那是他第一次打她。一屋子同事围拢过来。“他们都劝我，他爱你，他工作压力大。”Kim摇头，“没人说他打人不对，没人。”Kim原谅了送花道歉的他，说“我也有错”。这话让她后悔：“第一次最重要，你必须说‘不，打人不对’。”
“家暴像牙疼，越拖越严重。”暴力下的母亲以为苟延残喘的婚姻能保护孩子，但“家暴比离婚对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Kim花了10年，才参透这些理。
曾经，在写给红枫中心的叙述家暴的信里，信末她都会忍不住写一句“我爱我的丈夫”。她属于红枫中心接到的几千起家暴案中的那70%：这些受害者都希望保住家庭。
十年间她也想过离婚，但找了律师才知道律师费“那么贵”。她没有钱，而中国法律倾向于把孩子给有保障的一方。尽管李阳对外宣称疯狂英语2010年的营业额是2亿，但Kim身上的钱却很少超过2000元。
“他在经济上仍对Kim进行控制，把财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这对夫妇做过心理咨询的红枫中心的王行娟回忆。离婚前Kim没有银行卡，丈夫的多处房产没一处在她名下。离开意味着更大风险。“在中国，女性离婚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财产，房子，孩子。我是个妈妈，绝不能失去我的孩子。”Kim对记者说。
但正是“为了孩子，不愿再在孩子面前挨他们父亲的打”，2011年8月30日的那场家暴彻底引爆了Kim的去意。她开始用美式思维与这种风险博弈。比如，注意收集证据。
那次家暴10天后，李阳才到了派出所。Kim提了4个要求。丈夫要写下“我打了Kim，这不对，以后我不会再有暴力行为”的字据；丈夫要看心理医生；1000块罚款捐给红枫中心；丈夫要发微博，公开承认家暴且道歉。最后一个要求让李阳大发雷霆，他在派出所拍了桌子。这个行为使警方改变了态度—据Kim描述，他们起初是很有些疏离的。一个警察拽着李阳出去抽烟，Kim听到他说：“你妻子要求算不高了。”
按了指印的字据在后来庭审时成为关键证据，而承认家暴的微博使李阳家暴案广受关注，为Kim带来了舆论声援。
2
在美国，家暴解决的法律程序非常畅通。2011年Kim回美国为女儿办新护照，她告诉法官申请紧急监护权是因为家暴，法官愤慨地看着她受伤的额头，又和孩子们单独交谈5分钟后，就下发了保护令。全程不超过半小时。
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中国，依靠中国法律解决问题。她觉得回美国是一种逃离。她经常教育孩子们的一句话是，遇到难事不要run away，要face it。而自从家暴事件被公开，那些给她发倾诉信的中国家暴受害者们，也让她开始琢磨，怎样能和她们一起在中国蹚出一条路。
2011年10月24日，Kim向朝阳法院提请离婚，要求抚养3个女儿，同时，她开始申请她在中国的第一道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年是我国引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第三年。有了保护令，一旦发生家暴，将无需再走报警、鉴定、调解的流程，派出所可以将施暴者强制带离受害人，由法院罚款拘留。但当时保护令制度还处于试运行，靠的是法院自行制定的指导性意见，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前一年，2010年，经高院批准、试行保护令的基层法院不过才82个。
Kim时常检索“人身安全保护令”。“很多人说，‘不可能！这是中国！没有办法！’但如果你始终相信，就可以让改变发生。” 她在微博写，“与其现实主义地嘲讽‘哈！这就是中国’，还不如采取真正的行动。”
为推动案情进展，她每月至少跑3次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需要很多证据，可以是伤照、证言、威胁短信和报警证明，最强有力的当然是警方笔录，每次受到丈夫威胁，她都逼着自己去报案。
当对方推说负责人不在时，Kim会“特别礼貌”，常常等上两三个钟头。她还准备了一张打印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A4纸，有一句她做了标红：“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如果执勤警员不知如何处理丈夫对她的语言威胁，她便拿出这张纸。“他们不是不办事，是不知道怎么办事。”她总结出跟警察沟通的方法，“礼貌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协助别人来帮助你。” 在微博上，她不时以自己拿起法律武器的经验跟其他受害者交流。看到有女性为抗议家暴而网络直播绝食，她会奉劝，这很容易被丈夫抓到情绪不稳定的把柄，会更有利对方争夺到孩子的抚养权。她还会把保护令的模样电邮给向她求助的受害者们：“拿着这个去法院，告诉他们，你想要这个！”
李阳照样是不以为然。2012年4月第二次开庭后，Kim收到李阳短信：“如果你在美国，你应该会被你丈夫枪杀。” 2012年8月，第三次开庭。稍后向法庭称“月均收入为1万多”的李阳，面对反家暴志愿者“你到底有没有家暴”的追问时，回了一句：“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的父母几十年难道没一次争执？”
2013年2月3日，第四次开庭。拖了468天之后，法院终于认定家暴行为成立，准予离婚，Kim获1200万财产分割款。宣判后Kim转身向墙哭了一会儿，“听到3个孩子由我抚养我一下放松了，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这一天她也拿到了久等的人身保护令。此前一个月，2013年1月1日，民事诉讼法修改版生效，在原有的“财产保全”之外，增加了“行为保全”的内容，人身保护令真正有了法律依据。“通过此案，公众第一次大范围知道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新鲜名词。”一名律师这样说。
3
宣判后，这对前夫妇试图讨论复杂的财产分割问题。但讨论很快升级为争吵。李阳把Kim堵在卫生间门口，Kim说我可以报警，她大声喊大女儿李丽把电话拿过来。李阳说你信不信警察来之前我能打死你。Kim转身，拿来人身保护令，举到他眼前，上面写着，“禁止被申请人李阳殴打、威胁申请人李金，如被申请人违反禁令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李阳气得哆嗦，一把扯走Kim的电话，转身走了。这一回，他终究没有动手。
可惜的是这份保护令只有3个月时效。3个月后，2013年5月，Kim在微博贴出李阳的短信，她被直呼为“自卑的美国婊子”。收到短信前一天，Kim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因为她还没收到前夫支付的一分钱。4个月后，李阳再次发来短信：“我们要去你家抗议！”“中国人太善良了！让你这种人渣子在中国混！”Kim带着通信公司认证过的短信去法院，要求申请第二道人身保护令。她觉得这次通过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法院说“那些话就是说说而已，他没再打过你”。
李阳继续发短信。有时发“新年快乐，我爱你，想三个女儿”，有时发“×你妈”。而Kim习惯了在微博追寻前夫行踪，他到北京，她就离开家，住酒店。
2014年2月13日，李阳申请强制执行异议（法院判决李阳向Kim支付1200万元财产折价款及5万元精神抚慰金的判决生效后，Kim申请强制执行，李阳提出执行异议，称财产折价款已履行）在京开庭。Kim第五次申请公开审理失败，而曾在庭上骂她“婊子闭嘴”的李阳，第五次坚持不公开审理。庭审结束后，见前夫接受采访，Kim立刻快步上前：“他最喜欢撒谎。”而李阳则叫她“神经病”。在现场发放文章《一个美国变态女人在中国的梦想》的他，可能忘了3年前、家暴案初曝时对她的评价。“她是个特别热爱生活、认真负责的女人，很懂家庭教育，可以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美取得教育学位的kim开始在中国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她对孩子说“爸爸的心和大脑生病了，所以我们暂时先分开”，“等爸爸恢复健康了，我们会再去看他”。
2月15日，Kim在自己的长微博中为叫李阳是骗子道歉，自称“已尽最大力量用法律解决家暴问题”的她，“不想成为‘反李阳’的代表”。
两天前，她用手指敲着一个小红本的封面，对记者说：“法律已经在这儿了，为什么不通过呢？”她有些激动，那个小红本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反家暴网络专家建议稿》。
（摘自《人物》）
她们通过微博或邮件，向Kim默默求助。有时甚至求助都不是，就只是讲述，讲她们的恐惧、无力，以及走投无路。在与1200多个家暴受害者的通信中，Kim问她们为什么不报警。很多人答“他们不管”或“我没证据”。
“我理解她们。”Kim说。她自己也是一名家暴受害者。只不过，她是美国人，而施暴的前夫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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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她和3个女儿住在三环内一幢高档公寓里。房子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前夫的妹妹。李阳几乎把所有在京房产都放到了妹妹名下。这处欧式风格的居所是复式，收拾得干净温馨。但Kim当然记得，就在这里，她被前夫打过不止一次。
2006年，孕中的她被李阳推倒在地，他们4岁的大女儿李丽目睹了一切。下意识的，Kim报了警。但她以为被打是自己的问题，于是找到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求助。随后，李阳道了歉。
但家暴仍旧重演。2011年，李阳骑在她背上，摁着她的额头往地上撞。两岁的小女儿李华在尖叫，她跑过来想拽开父亲。Kim记得那天是8月30日，她带着脸上和身上新的瘀伤，怀抱哭喊的孩子，坐在北京一所警局内。屋里烟雾缭绕，亮着荧光灯，执勤警官的反应让她感到难以置信。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警察问额头红肿的Kim。“你们能做什么？”Kim捂着流血的耳朵。“罚款行吗？我们可以罚他1000块。”警察跟她商量。“你们能不能告诉他，别打你的妻子？”
一名女警官这样安慰她：“你和你的丈夫都是好人，请冷静一下，回家去，会没事的。”会没事？类似的话她听得太多了。2001年，李阳在公司打了Kim一耳光。那是他第一次打她。一屋子同事围拢过来。“他们都劝我，他爱你，他工作压力大。”Kim摇头，“没人说他打人不对，没人。”Kim原谅了送花道歉的他，说“我也有错”。这话让她后悔：“第一次最重要，你必须说‘不，打人不对’。”
“家暴像牙疼，越拖越严重。”暴力下的母亲以为苟延残喘的婚姻能保护孩子，但“家暴比离婚对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Kim花了10年，才参透这些理。
曾经，在写给红枫中心的叙述家暴的信里，信末她都会忍不住写一句“我爱我的丈夫”。她属于红枫中心接到的几千起家暴案中的那70%：这些受害者都希望保住家庭。
十年间她也想过离婚，但找了律师才知道律师费“那么贵”。她没有钱，而中国法律倾向于把孩子给有保障的一方。尽管李阳对外宣称疯狂英语2010年的营业额是2亿，但Kim身上的钱却很少超过2000元。
“他在经济上仍对Kim进行控制，把财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这对夫妇做过心理咨询的红枫中心的王行娟回忆。离婚前Kim没有银行卡，丈夫的多处房产没一处在她名下。离开意味着更大风险。“在中国，女性离婚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财产，房子，孩子。我是个妈妈，绝不能失去我的孩子。”Kim对记者说。
但正是“为了孩子，不愿再在孩子面前挨他们父亲的打”，2011年8月30日的那场家暴彻底引爆了Kim的去意。她开始用美式思维与这种风险博弈。比如，注意收集证据。
那次家暴10天后，李阳才到了派出所。Kim提了4个要求。丈夫要写下“我打了Kim，这不对，以后我不会再有暴力行为”的字据；丈夫要看心理医生；1000块罚款捐给红枫中心；丈夫要发微博，公开承认家暴且道歉。最后一个要求让李阳大发雷霆，他在派出所拍了桌子。这个行为使警方改变了态度—据Kim描述，他们起初是很有些疏离的。一个警察拽着李阳出去抽烟，Kim听到他说：“你妻子要求算不高了。”
按了指印的字据在后来庭审时成为关键证据，而承认家暴的微博使李阳家暴案广受关注，为Kim带来了舆论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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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家暴解决的法律程序非常畅通。2011年Kim回美国为女儿办新护照，她告诉法官申请紧急监护权是因为家暴，法官愤慨地看着她受伤的额头，又和孩子们单独交谈5分钟后，就下发了保护令。全程不超过半小时。
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中国，依靠中国法律解决问题。她觉得回美国是一种逃离。她经常教育孩子们的一句话是，遇到难事不要run away，要face it。而自从家暴事件被公开，那些给她发倾诉信的中国家暴受害者们，也让她开始琢磨，怎样能和她们一起在中国蹚出一条路。
2011年10月24日，Kim向朝阳法院提请离婚，要求抚养3个女儿，同时，她开始申请她在中国的第一道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年是我国引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第三年。有了保护令，一旦发生家暴，将无需再走报警、鉴定、调解的流程，派出所可以将施暴者强制带离受害人，由法院罚款拘留。但当时保护令制度还处于试运行，靠的是法院自行制定的指导性意见，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前一年，2010年，经高院批准、试行保护令的基层法院不过才82个。
Kim时常检索“人身安全保护令”。“很多人说，‘不可能！这是中国！没有办法！’但如果你始终相信，就可以让改变发生。” 她在微博写，“与其现实主义地嘲讽‘哈！这就是中国’，还不如采取真正的行动。”
为推动案情进展，她每月至少跑3次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需要很多证据，可以是伤照、证言、威胁短信和报警证明，最强有力的当然是警方笔录，每次受到丈夫威胁，她都逼着自己去报案。
当对方推说负责人不在时，Kim会“特别礼貌”，常常等上两三个钟头。她还准备了一张打印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A4纸，有一句她做了标红：“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如果执勤警员不知如何处理丈夫对她的语言威胁，她便拿出这张纸。“他们不是不办事，是不知道怎么办事。”她总结出跟警察沟通的方法，“礼貌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协助别人来帮助你。” 在微博上，她不时以自己拿起法律武器的经验跟其他受害者交流。看到有女性为抗议家暴而网络直播绝食，她会奉劝，这很容易被丈夫抓到情绪不稳定的把柄，会更有利对方争夺到孩子的抚养权。她还会把保护令的模样电邮给向她求助的受害者们：“拿着这个去法院，告诉他们，你想要这个！”
李阳照样是不以为然。2012年4月第二次开庭后，Kim收到李阳短信：“如果你在美国，你应该会被你丈夫枪杀。” 2012年8月，第三次开庭。稍后向法庭称“月均收入为1万多”的李阳，面对反家暴志愿者“你到底有没有家暴”的追问时，回了一句：“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的父母几十年难道没一次争执？”
2013年2月3日，第四次开庭。拖了468天之后，法院终于认定家暴行为成立，准予离婚，Kim获1200万财产分割款。宣判后Kim转身向墙哭了一会儿，“听到3个孩子由我抚养我一下放松了，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这一天她也拿到了久等的人身保护令。此前一个月，2013年1月1日，民事诉讼法修改版生效，在原有的“财产保全”之外，增加了“行为保全”的内容，人身保护令真正有了法律依据。“通过此案，公众第一次大范围知道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新鲜名词。”一名律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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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后，这对前夫妇试图讨论复杂的财产分割问题。但讨论很快升级为争吵。李阳把Kim堵在卫生间门口，Kim说我可以报警，她大声喊大女儿李丽把电话拿过来。李阳说你信不信警察来之前我能打死你。Kim转身，拿来人身保护令，举到他眼前，上面写着，“禁止被申请人李阳殴打、威胁申请人李金，如被申请人违反禁令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李阳气得哆嗦，一把扯走Kim的电话，转身走了。这一回，他终究没有动手。
可惜的是这份保护令只有3个月时效。3个月后，2013年5月，Kim在微博贴出李阳的短信，她被直呼为“自卑的美国婊子”。收到短信前一天，Kim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因为她还没收到前夫支付的一分钱。4个月后，李阳再次发来短信：“我们要去你家抗议！”“中国人太善良了！让你这种人渣子在中国混！”Kim带着通信公司认证过的短信去法院，要求申请第二道人身保护令。她觉得这次通过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法院说“那些话就是说说而已，他没再打过你”。
李阳继续发短信。有时发“新年快乐，我爱你，想三个女儿”，有时发“×你妈”。而Kim习惯了在微博追寻前夫行踪，他到北京，她就离开家，住酒店。
2014年2月13日，李阳申请强制执行异议（法院判决李阳向Kim支付1200万元财产折价款及5万元精神抚慰金的判决生效后，Kim申请强制执行，李阳提出执行异议，称财产折价款已履行）在京开庭。Kim第五次申请公开审理失败，而曾在庭上骂她“婊子闭嘴”的李阳，第五次坚持不公开审理。庭审结束后，见前夫接受采访，Kim立刻快步上前：“他最喜欢撒谎。”而李阳则叫她“神经病”。在现场发放文章《一个美国变态女人在中国的梦想》的他，可能忘了3年前、家暴案初曝时对她的评价。“她是个特别热爱生活、认真负责的女人，很懂家庭教育，可以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美取得教育学位的kim开始在中国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她对孩子说“爸爸的心和大脑生病了，所以我们暂时先分开”，“等爸爸恢复健康了，我们会再去看他”。
2月15日，Kim在自己的长微博中为叫李阳是骗子道歉，自称“已尽最大力量用法律解决家暴问题”的她，“不想成为‘反李阳’的代表”。
两天前，她用手指敲着一个小红本的封面，对记者说：“法律已经在这儿了，为什么不通过呢？”她有些激动，那个小红本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反家暴网络专家建议稿》。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