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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经常以未名湖边的两只小鸟自比，如今，有一只先飞走了。9月9日。著名哲学家、“《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无论为人还是治学，汤一介先生的一生都是严谨、真诚。他所创办的北大儒学研究院以及对《中国儒学史》的编辑整理，他对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编撰与研究，乃至垂暮之年仍孜孜不倦呼吁中国学者走向世界、与西方建立“文明对话”的殷切之情，都真实生动地折射出一个贯通儒释道并将自己的思索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其家训所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先生是入世、用世的，他拒绝做书斋里的学究。而将自己的智识融化在时代的血管里。
一个家族，两代哲人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生活很苦，却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他对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感情。“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什么呢？是我的那些老师，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汤一介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还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他在北大开了一门“中国建筑史”的课。汤一介也慕名选修了他的课。此外，西语系开设“英国文学史”的俞大缜教授，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的胡世华教授，和国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的杨振声先生都使汤一介获得过教益。
1956年，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父亲汤用彤的助手，负责帮助整理他的著作。汤一介受父亲影响很深。“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是汤用彤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遗风。汤一介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没有别的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节俭，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上课。
汤用彤早年毕业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1926年至1927年，汤用彤到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据传，此前，胡适出版有关中国哲学史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而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1930年，汤用彤完成《汉魏两晋同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关卡”被汤用彤打通。
时隔多年，汤一介回忆起父亲所给予的“身教”：“1948年至1949年，我听过父亲的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父亲教这两门课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他讲课，全都是根据原书，所讲的内容，几乎每句话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依据。他要求学生认真读哲学家的原著，并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难处一句一句解释给学生听。这种扎实的学风，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教学研究与政治形态脱钩
“为什么选择哲学？哲学是研究什么的？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宇宙为什么这样存在，人的一生为什么从生到死这样走过来。我想，一个人活着，就像一个发光体，是发光很小让它很长时间都存在，还是希望发光很大却瞬息消灭？我愿意做发光很大可是瞬息消失的人，因为发光很大可以照亮别人。”在一次采访中，汤一介这样说道。
汤一介在他所著的《汤一介学术自述》中曾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概况。汤一介说，他研究的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二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三是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汤一介曾说：“我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做学问的。”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决心要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多年后，汤一介回忆当时如饥似渴的研究情形，禁不住感叹：“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再把脚放大一样。”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首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佛教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难度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做功课”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以前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却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他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采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
汤一介分析这门课受欢迎的原因，“我努力把教学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打破了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考察哲学历史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汤一介提出，唯心的并不都是错误和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此书虽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算是破冰的研究。
国学与“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的，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问题，汤一介曾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同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儒家积极人世的实践精神，和它的深厚的历史感与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但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汤一介曾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也没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受到过各种限制，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国学大师原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已经是国宝，但他们一个个先后离开我们，梁漱瞑、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都先后离开我们，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会造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严重断层。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同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被忽视。我们身处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有些问题会被突出出来，有些问题则会被忽视、被边缘化。什么问题会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来我们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和命运，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的问题，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成为次要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汤一介把2l世纪初叶的中国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前夜。
200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汤一介发言再谈“儒学的复兴”话题，他提到“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他提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日‘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思考中国哲学
1983年，汤一介赴美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海外学者。“我看了他们的科研材料，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从那时开始，我就思索着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就在那一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讲演。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论据清晰、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高潮。
商业浪潮滚滚袭来，世界开始变成“扁平”。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立即对此予以批评和回应。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巾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那么，不同观念、背景下的文化共处如何实现？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汤一介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
1984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了四屑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意识。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他不写那些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取而代之的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研究成果。
在汤一介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他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慨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新的范畴体系，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教授杨立华是汤一介的学生。谈及汤一介的学术贡献，杨立华教授认为，汤一介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引导性的，是从大处着眼，有宏大视野的学者和思想家。“汤先生研究专深，有非常宏大的视角，对于整个文明对话，中西哲学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汤先生是勇敢的担当者，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很勇敢担当，让人佩服。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整体思路和方向有个明确把握，对新思潮高度敏感，是真正影响了中国当代和未来哲学发展的思想家。”
杨立华回忆，“汤先生曾说他没成为哲学家，比较遗憾。我认为哲学有不同形态，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对学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成为大学者，有可能的话成为伟大哲学家。”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无论为人还是治学，汤一介先生的一生都是严谨、真诚。他所创办的北大儒学研究院以及对《中国儒学史》的编辑整理，他对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编撰与研究，乃至垂暮之年仍孜孜不倦呼吁中国学者走向世界、与西方建立“文明对话”的殷切之情，都真实生动地折射出一个贯通儒释道并将自己的思索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其家训所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先生是入世、用世的，他拒绝做书斋里的学究。而将自己的智识融化在时代的血管里。
一个家族，两代哲人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生活很苦，却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他对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感情。“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什么呢？是我的那些老师，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汤一介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还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他在北大开了一门“中国建筑史”的课。汤一介也慕名选修了他的课。此外，西语系开设“英国文学史”的俞大缜教授，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的胡世华教授，和国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的杨振声先生都使汤一介获得过教益。
1956年，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父亲汤用彤的助手，负责帮助整理他的著作。汤一介受父亲影响很深。“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是汤用彤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遗风。汤一介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没有别的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节俭，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上课。
汤用彤早年毕业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1926年至1927年，汤用彤到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据传，此前，胡适出版有关中国哲学史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而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1930年，汤用彤完成《汉魏两晋同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关卡”被汤用彤打通。
时隔多年，汤一介回忆起父亲所给予的“身教”：“1948年至1949年，我听过父亲的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父亲教这两门课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他讲课，全都是根据原书，所讲的内容，几乎每句话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依据。他要求学生认真读哲学家的原著，并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难处一句一句解释给学生听。这种扎实的学风，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教学研究与政治形态脱钩
“为什么选择哲学？哲学是研究什么的？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宇宙为什么这样存在，人的一生为什么从生到死这样走过来。我想，一个人活着，就像一个发光体，是发光很小让它很长时间都存在，还是希望发光很大却瞬息消灭？我愿意做发光很大可是瞬息消失的人，因为发光很大可以照亮别人。”在一次采访中，汤一介这样说道。
汤一介在他所著的《汤一介学术自述》中曾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概况。汤一介说，他研究的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二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三是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汤一介曾说：“我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做学问的。”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决心要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多年后，汤一介回忆当时如饥似渴的研究情形，禁不住感叹：“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再把脚放大一样。”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首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佛教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难度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做功课”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以前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却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他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采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
汤一介分析这门课受欢迎的原因，“我努力把教学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打破了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考察哲学历史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汤一介提出，唯心的并不都是错误和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此书虽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算是破冰的研究。
国学与“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的，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问题，汤一介曾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同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儒家积极人世的实践精神，和它的深厚的历史感与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但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汤一介曾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也没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受到过各种限制，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国学大师原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已经是国宝，但他们一个个先后离开我们，梁漱瞑、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都先后离开我们，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会造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严重断层。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同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被忽视。我们身处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有些问题会被突出出来，有些问题则会被忽视、被边缘化。什么问题会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来我们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和命运，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的问题，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成为次要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汤一介把2l世纪初叶的中国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前夜。
200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汤一介发言再谈“儒学的复兴”话题，他提到“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他提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日‘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思考中国哲学
1983年，汤一介赴美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海外学者。“我看了他们的科研材料，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从那时开始，我就思索着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就在那一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讲演。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论据清晰、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高潮。
商业浪潮滚滚袭来，世界开始变成“扁平”。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立即对此予以批评和回应。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巾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那么，不同观念、背景下的文化共处如何实现？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汤一介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
1984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了四屑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意识。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他不写那些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取而代之的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研究成果。
在汤一介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他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慨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新的范畴体系，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教授杨立华是汤一介的学生。谈及汤一介的学术贡献，杨立华教授认为，汤一介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引导性的，是从大处着眼，有宏大视野的学者和思想家。“汤先生研究专深，有非常宏大的视角，对于整个文明对话，中西哲学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汤先生是勇敢的担当者，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很勇敢担当，让人佩服。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整体思路和方向有个明确把握，对新思潮高度敏感，是真正影响了中国当代和未来哲学发展的思想家。”
杨立华回忆，“汤先生曾说他没成为哲学家，比较遗憾。我认为哲学有不同形态，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对学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成为大学者，有可能的话成为伟大哲学家。”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