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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DIY”的时代。人们在家里自酿葡萄酒、自制泡菜、自己织毛衣,甚至自己动手改装汽车、造飞机……
没什么事情是“专利品”,必须由一些人做而旁人做不来。只要敢想,这就是一个可以“自造生活”的时代。你可以像个导演一样拍电影,像个摄影师似的摆弄镜头,还可以走进录音棚灌张唱片,甚至在家里摆上一幅自己画的油画……
“水仙门”的电影
“这几年被大家热议的电影《不可能说的秘密》、《明明》、《吸血鬼日记》,这些题材和情节我们早就拍过了!”谈及自己的拍片经历,顾燕、廖文青、程玥月、郑易欣四个女孩显得极为自豪。
四个出生于1984、1985年的女孩,相识于1997年。学生时代,她们常常会拿一个下午来办英式茶会——自己动手烤点心、泡红茶,再坐下来喝茶谈天,她们给自己的四人小组取名为“水仙门”。
“水仙门”的第一部“电影”——《Tea Time》(茶会)拍摄于她们相识的第九个年头,讲述了四个女孩的四个爱情小故事。
四人中没有一个是学电影的。电影怎么拍、剧本怎么写、演员怎么演、灯光、摄影、剪辑等等所有程序,她们都靠自己慢慢摸索。四个人分别是自己故事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又同时是别人故事的摄影师、灯光师、道具师。
“一开始,笑场是拍摄进度的最大障碍。连最普通的两人对视都会莫名其妙地大笑不止。”郑易欣说。拍摄时,经常能看到演员为了憋笑,嘴角不自然地抽搐。
2007年1月,《Tea Time》如期“公映”了。观看片子后,朋友给予了诸多好评和鼓励。“大家都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它的,认为我们能捣鼓出来就很不错了。”廖文青说,“有的朋友还专门撰写影评。”这些都给 了四个女孩鼓舞,让她们有了拍第二部电影的信心。
她们的第二部电影名叫《Before Buried》(埋葬之前),电影风格定位为“诡异离奇”。影片其中一段讲述的是“一碰到身体就会消失”的故事。没有动画特技这样的高科技手段,要表现男主角的“消失”,只能从更巧妙的镜头衔接上来想办法。因此,整个故事到最后才抖出“原来男孩是灵魂出窍”这个包袱。
这回拍摄上遇到的新挑战,是必须和时间赛跑——在大学毕业前夕,能凑出在北京拍摄的时间只有十天。
为了赶进度,“水仙门”四人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一个外景地通常会安排拍好多场戏。北京太大,公厕就显少了,演员换不了服装。最后大家想出来的办法是,选人少的地方,几个人用一块大床单把演员罩在里面。“在马路上换衣服,噢!我再也不要这种经历了。”廖文青笑着说。
最晚的一次外景拍摄开始于半夜。拍摄地是出租屋所在的小区,安静得有点瘆人。小区昏黄的路灯是唯一的光源,也符合剧本要求的气氛。当时要完成郑易欣故事的结尾,其中借位的“吻戏”令大家兴奋不已。
好不容易经历了很多笑场的NG,演员进入了状态,眼看着要完成那个“吻”,突然有人大声吼:“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吓了众人一跳。原来是小区保安发现了,要她们立即离开。软磨硬泡之后,她们得到了拍摄的许可,保安还在一旁监督着。等拍完回到出租屋,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们拍这个真不是为了‘电影’的意思去的,就是想把自己想的故事拍出来,大家一起做成一件事情,这让我们特别有成就感。”程玥月说。
时尚大片自己拍
“我很喜欢自己按下快门的感觉。”麦小丽素是第二次来“咔嚓咔嚓”照相馆拍照了。
无论怎么看,这里都称得上是一个专业的摄影棚:专业的尼康单反照相机,全套专业的灯光设备,反光板,进口纯色背景纸,即拍即现和无线快门系统,甚至还有一人一间的化妆间。
“这里看上去跟那些出产时尚大片的摄影棚没什么区别。在这里拍照,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大明星。”麦小丽素是拉着一个大旅行箱进来的,跟着她来的还有她的小狗。她打算为自己和小狗再拍一套“时尚大片”。
在化妆间里,她打开旅行箱,满满当当的都是衣服和道具,当然也有小狗的服装。简单的换装和化妆,她和小狗走进了摄影棚。
工作人员小塔早就把空调调整到适当温度,屋内还播放着动感的欧美流行音乐。据说,明星拍照时也会播放恰当节奏的音乐,在音乐声中,人渐渐就进入了拍摄状态。背景板的颜色几乎都是纯色:白、灰、粉、绿、蓝、棕等。小塔会跟每位顾客介绍:时尚大片一般都是在纯色背景板上拍摄的,这样拍出来会更有效果,也更fashion。
照相馆老板是个地道的“理工男”,没学过跟摄影或与艺术有关的任何专业,只单纯对技术类的东西感兴趣。第一次听说 专业自拍照相馆是在新加坡,那时候这种摄影方式在新加坡很流行,于是2010年,他将此引进到上海,并针对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对设备等做了改进。
拍照是按小时收费,每小时198元- 238元不等。只限时间,不限人数。因此经常是姐妹、情侣、朋友、同事或者猫猫狗狗同行。于是,摄影棚里就充满着叽叽喳喳、闹闹哄哄的欢声笑语。来这里拍照的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热爱拍照,更喜欢自拍;有的有摄影功底,有的连摆pose都不在行。但不管怎样,“这儿没有职业摄影师,你就是自己的摄影师。这儿没有人旁观,没有人打扰,这里是仅属于你的小世界。”
上海某单位的年会,一个特别的项目就被安排到了这里。老板和10个员工被分成两组,分别在两间摄影棚里拍摄照片。大家必须绞尽脑汁拿出最精彩的创意,最终,照片拍摄最为出彩的一组将获得公司颁发的“年终特别大奖”。经过两个小时热闹非凡的拍摄后,一组“邪恶怪教授制造纸皮箱机器人”的摄影作品新鲜出炉,荣膺大奖。
2011年的最后一天,照相馆在深圳的分店开业了。
录音棚里的“业余歌手”
“我的一个好朋友,上海的一个话剧导演,曾经演过很文艺的话剧。他和他老婆在婚礼上唱的歌就是提前在我的录音棚里录的。”上海某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朱剑说。
冬日的午后,朱剑坐在电脑前,正在为淘宝网的又一次疯狂促销广告制作后期音效。
这家专业的录音棚地处上海西南角的某住宅小区一楼,一百多平米的房子,门口没有公司牌匾,甚至连邻居都不知道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可它的确是一间专业录音棚,“周华健还在这里录过音呢!”朱剑说。
录音棚是一间房间改造的,隔音墙厚20厘米,四壁加顶棚都是如此,大门也是特制的,全部需要符合声学标准,仅这一间录音棚的硬件造价就达20万元。当然其他设施也相当专业,包括话筒、音响、信号放大器、声卡等,还有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人士。
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一个是总经理朱剑,另外一对是王冲和他老婆唐音。出生于1980年的朱剑曾是成都的一名酒吧驻唱歌手,那时的他披着长发,手握吉他,吼出来的都是崔健、窦唯和唐朝。
有一天,街对面的王冲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对这位歌手的仰慕,走进了酒吧,从此两人成了铁哥们,进而又成了合作伙伴。王冲的老婆则是科班出身的音乐人,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一直读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后来留校任教。认识王冲后,朱剑跟他一起筹办和经营录音棚,把工作辞了。王冲学的专业跟音乐完全不搭边,是计算机。但从小爱好音乐的他,会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歌唱得也不错。
就这样三个人在2007年创办了这家录音棚。他们的主营业务是做音乐录音,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的配音,广告录音配音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承接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个人或企业的录音需求。
岁末年初,各式年会也接踵而来。对于那些大企业来说,每年的年会不亚于“春晚”,彩排不能少,连“假唱”都捡起来了。“百事可乐的企业年会,有一个部门到我们录音棚先来录音,因为怕年会现场唱得不好。”
一共十几个人,每个人唱两三句。但是每人唱的每一句、甚至每一个词都需要朱剑、王冲亲自指导,纠音准、节奏、音高,还要用最快的方式教他们如何正确用嗓。“跟专业歌手灌唱片相比简单多了,但我们还是做到尽量专业。”一首歌录下来,要整整一天。
来的“业余歌手们”有的是“麦霸”,有的是单位里的“天王歌后”,但真的进了录音棚感受就全然不同了。他们自认为唱得很好,但在录音棚里,完全隔音的状态下, 自己的每下呼吸都能听到,想要唱得完美无瑕非常困难。“专业歌手录音也是如此,也要一句一句唱,纠音准,后期制作也很关键。”王冲说。
除了紧张,大部分人还是很享受这个录音的过程。很多人都拿着照相机要求将录音棚里深情投入“灌唱片”的自己拍下来,然后带着录好的音乐心满意足地离开。
录音棚收费是300元/小时,一般一首歌录下来至少需要3个小时。
“非专业”手绘
谭平安的手绘公司开在同济大学旁,附近有很多大大小小跟建筑设计有关的公司。“这几年,手绘又重新流行起来。重点大学的建筑城规学院、环境学院等研究生考试都要求学生手绘图纸,大公司面试时也要求手绘。因此,这行也越来越吃香。”谭平安说。
所谓“手绘”,是应用于各个行业手工绘制图案的技术手法,设计类手绘,主要是前期构思设计方案的研究型手绘和设计成果部分的表现型手绘,前期部分被称为草图,成果部分被称为表现图或者效果图。
手绘是从事建筑、美术、园林、环艺、摄影、视觉传达等专业学习的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在效果图的学习过程中,临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与环节。它是衡量大学生手绘能力的重要指标。
如此专业的一项技能,竟然有一些“非专业人士”也想尝试。上海大学的学生蔡辰曼听朋友提起过谭平安的手绘学校。2011年9月,还在读大三的她来到了谭老师的学校学习手绘。
“她完全没有基础,要从最基础的线条学起。如何使用钢笔,下笔要前后重中间轻,线条不需要太直,但排列要有规律等;然后再学习透视,如何表现不同材质的质感,画面布局,上色,画动态人物等。”谭平安说。
蔡辰曼每周六来学习一天,半年时间已经画得有模有样了。“我不是建筑专业的,学习手绘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就是想画些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蔡辰曼说。
“跟蔡辰曼有一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觉得会画手绘在朋友或者同事面前非常有面子,而且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有艺术品位。”谭老师说。
2011年毕业季,谭平安的学生们用笔绘出了校园的一草一木,那里有曾经埋头苦读的图书馆,有挥泪洒汗的运动场,有欢声笑语的林荫小路,有饭香四溢的食堂……
“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小‘我’的世界,每个人都能成为世界的主角。现在的年轻一代,通过网络等技术可以更好地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可,从而证明自我的存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吴国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