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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著有《宏观经济看得懂》,创建了公号“庙堂江湖”
20年前我留学德国的时候,带着儿子去超市购物,儿子看到好吃的就往购物车里面扔,孩子他妈吓坏了,就对他说:“儿子,在德国我们是穷人,这里的东西太贵了,我们可不能这么乱花钱!”小孩子不懂事,于是坐在购物车里面摇头晃脑地不停絮叨:“我们是穷人啦,我们是穷人啦!”还好他说的是中文,没人听得懂,要不然我们会多么尴尬。
20年后,我再次去德国,探望留学的儿子。儿子带着我们去超市,指着超市货架说:“现在我們可不是穷人啦,看到喜欢的东西你们随便往购物车里面扔吧!”这是真的啊,这类连锁平价超市,类似于国内的联华和永辉,里面的物价让我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随手在现烤出炉的面包堆里选了8个“可颂”,那天刚好特价,1个欧元可以买4个,折合人民币是2元钱一个。出国之前我在上海一个面包房里面买过这种可颂面包,人民币15元一个,差不多是2欧元。于是我在朋友圈里面晒了一下图,还开玩笑地写道:“在上海用欧元买面包,在德国用人民币买面包。”
不过,这样的物价比较当然是有偏的。
首先,这是个例。很有可能我在德国买的面包出自廉价超市,而在上海买的面包来自于黄浦江边“上只角”。不同的购物环境决定了物价的不同,是有道理的。其次,中外物价的对比,最好和本地的消费习惯挂起钩来。可颂面包,就是一种有利于德国的有偏对比。因为可颂面包在中国是一种披着美丽的洋外衣的舶来品,而在德国就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食品。所以,更合理的对比应该是德国超市的可颂面包和中国超市的鲜肉大包,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两者相差无几。
再次,德国超市里的日用消费品价格的确已经和中国一线城市基本拉平,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物价水平和德国基本一致。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两极分化远高于德国。
最近的拼多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让我们知道,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多人乐于消费三四百元一台的电视机。对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来讲,最深恶痛绝的当然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极大地抑制企业的创新欲望。所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不仅仅是外国人的要求,也是我们经济增长转型的内在要求。但面对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如何才能有效地打假奖优呢?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或许是一个现代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德国做得远好于中国,甚至也好于美国。
最后,在德国,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价格都远高于中国。对我儿子这样的学生来讲,最有感触的恐怕就是理发。这是一个纯劳动型的服务型产品。儿子告诉我他的理发价格大约是15欧元,折合人民币120元,这样的理发产品在我们小区门口,大约是25元人民币,是德国的五分之一。德国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欧元,一般是清洁工或者餐馆里面的洗碗工之类,而我们家的钟点工价格是每小时30元人民币。
德国实行的严格的劳工保护政策,在一些自由市场的信奉者看来,是低效率的一种表现。我还记得我留学那会儿,教授在课堂上讨论德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当时德国失业率长时间保持在10%左右,而美国顶多6%),我就提出了德国的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等措施保护过度的观点。现在德国的制度也改革了很多,增加了促进企业灵活雇工的措施,比如有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劳务派遣工”,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今天,德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好,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强劲。
由此可见,任何社会想要持续增长,制度的合理化改革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
20年前我留学德国的时候,带着儿子去超市购物,儿子看到好吃的就往购物车里面扔,孩子他妈吓坏了,就对他说:“儿子,在德国我们是穷人,这里的东西太贵了,我们可不能这么乱花钱!”小孩子不懂事,于是坐在购物车里面摇头晃脑地不停絮叨:“我们是穷人啦,我们是穷人啦!”还好他说的是中文,没人听得懂,要不然我们会多么尴尬。
20年后,我再次去德国,探望留学的儿子。儿子带着我们去超市,指着超市货架说:“现在我們可不是穷人啦,看到喜欢的东西你们随便往购物车里面扔吧!”这是真的啊,这类连锁平价超市,类似于国内的联华和永辉,里面的物价让我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随手在现烤出炉的面包堆里选了8个“可颂”,那天刚好特价,1个欧元可以买4个,折合人民币是2元钱一个。出国之前我在上海一个面包房里面买过这种可颂面包,人民币15元一个,差不多是2欧元。于是我在朋友圈里面晒了一下图,还开玩笑地写道:“在上海用欧元买面包,在德国用人民币买面包。”
不过,这样的物价比较当然是有偏的。
首先,这是个例。很有可能我在德国买的面包出自廉价超市,而在上海买的面包来自于黄浦江边“上只角”。不同的购物环境决定了物价的不同,是有道理的。其次,中外物价的对比,最好和本地的消费习惯挂起钩来。可颂面包,就是一种有利于德国的有偏对比。因为可颂面包在中国是一种披着美丽的洋外衣的舶来品,而在德国就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食品。所以,更合理的对比应该是德国超市的可颂面包和中国超市的鲜肉大包,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两者相差无几。
再次,德国超市里的日用消费品价格的确已经和中国一线城市基本拉平,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物价水平和德国基本一致。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两极分化远高于德国。
最近的拼多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让我们知道,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多人乐于消费三四百元一台的电视机。对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来讲,最深恶痛绝的当然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极大地抑制企业的创新欲望。所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不仅仅是外国人的要求,也是我们经济增长转型的内在要求。但面对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如何才能有效地打假奖优呢?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或许是一个现代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德国做得远好于中国,甚至也好于美国。
最后,在德国,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价格都远高于中国。对我儿子这样的学生来讲,最有感触的恐怕就是理发。这是一个纯劳动型的服务型产品。儿子告诉我他的理发价格大约是15欧元,折合人民币120元,这样的理发产品在我们小区门口,大约是25元人民币,是德国的五分之一。德国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欧元,一般是清洁工或者餐馆里面的洗碗工之类,而我们家的钟点工价格是每小时30元人民币。
德国实行的严格的劳工保护政策,在一些自由市场的信奉者看来,是低效率的一种表现。我还记得我留学那会儿,教授在课堂上讨论德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当时德国失业率长时间保持在10%左右,而美国顶多6%),我就提出了德国的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等措施保护过度的观点。现在德国的制度也改革了很多,增加了促进企业灵活雇工的措施,比如有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劳务派遣工”,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今天,德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好,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强劲。
由此可见,任何社会想要持续增长,制度的合理化改革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