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既有从事音乐歌舞及戏曲的倡优或优伶之家，又有专事色情的娼妓之家，都属于贱民之列。倡优或优伶这些民间艺人，对元代文化艺术如音乐、舞蹈、杂剧等的发展及散曲的传播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除了一部分有名的艺人外，大多数艺人生活状况是凄苦的。而众多青楼女子虽华屋锦衣，但卖笑生涯也使其身心备受折磨，为畸形都市生活的一个缩影。
　　
　　“倡”及“娼”含意之衍变
　　
　　提及元代之倡优及娼妓，有必要追溯此前该称呼之演变。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倡”字而无“娼”字，其曰：“倡，乐也。”南朝梁人顾野王之《玉篇》上始有“娼”字，并说：“娼，也。”“”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放也，一曰淫戏。”三国魏张揖著《广雅·释诂》曰：“，也。”王念孙疏证引《方言》云：“江沅之间或谓戏曰。”与通，游荡之意。宋代丁度《集韵》曰：“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
　　从上述引文可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其一，古代倡、娼及倡、优混用。《说文解字》说：“倡，乐也”；“优，饶也。一曰倡也”；“俳，戏也”。清人段玉裁注曰：“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实一物。”“倡”，原指古代歌舞之人，西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称“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并渐通“娼”，指妓女。唐人白行简之《李娃传》曰：“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倡优连称，古代一般指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例如《汉书·灌夫传》曰：“所爱倡优、巧匠之属。”颜师古注：“倡，乐人也；优，谐戏者也。”时又称“俳优”，《韩非子·难三》曰：“俳优侏儒，固人主所与燕也。”《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曰：“俳优，谐戏也。”俳，指杂戏、滑稽之类。而“优伶”，则是以乐舞戏谑为业之艺人的统称。一般认为以表演乐舞为主的称“倡优”，以表演戏谑为主的称“俳优”。在古书中三者往往通用。宋元以来，常将戏曲演员称为优伶、优人或伶人。由此可见，倡优主要是指从事歌舞谐戏之艺人，但旧时轻视艺人，往往将其与妓女并列，合称为倡优。
　　其二，古代谓倡，男女不分。例如，《史记·赵世家》载：“赵王迁，其母倡也。”又《汉书·外戚传》曰：“李夫人本以倡进。”同书《李延年传》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即男女均可称倡，无明显界限。至唐代著述始见“娼”字所指类似近代之娼妓。例如，赵的《因话录》说：“陈娇如京师名娼。”范摅《云溪友议》提及：“崔涯每题诗于娼肆，无不诵之于衢路。”唐以后娼妓以女性为大宗。
　　其三，古代倡与音乐相连。后世娼女虽以卖淫为生，而音乐歌舞仍为其主要技能。这从“妓”字含意之演变也可得以证实。《说文解字》说：“妓，妇人小物也。”其含义与妓女无关。后代用为女妓之称，始于魏晋六朝。《华严经音义》引魏人张揖著《埤巷》曰：“妓，美女也。”又引隋陆法言著《切韵》说：“妓，女乐也。”故六朝人著书均以妓为美女专称。例如，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干宝《晋纪》：“石崇有妓人绿珠。”梁人沈约《宋书·杜骥传》曰：“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可见自汉代以来，“妓”由“妇人小物”，渐转为“美人”专称，后又演变为家妓、妓女之称。时而也指歌女、舞女，如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隔障歌》提到：“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歌。”古书中还经常出现“伎”字，其含义，一是同“技”，指技能、技艺；二则是同“妓”之“女乐”含意。如《新唐书·元载传》即提及：“名姝异伎。”三则泛指音乐，如“西凉乐”也称“西凉伎”。至于“娼妓”两字并合为一，则见于《旧唐书·天竺传》，其曰：“百姓殷乐，家有奇乐娼妓。”无论是倡、伎抑或娼、妓，在古代皆与音乐、歌舞分不开，至元代也是如此。
　　
　　元代倡优及娼妓
　　
　　元代社会有明确的良民、贱民之分：“名编户籍，素本齐民，谓之良；店户、倡优、官私奴婢，谓之贱。”倡优有特定的含义，“伎乐曰倡，谐戏曰优，所谓伎乐歌舞之家也”（［元］徐元瑞：《吏学指南·良贱孳产》），专指民间艺人而言（有时也指宫中歌舞艺人），不同于娼妓之家。娼妓也属于贱民之列，地位更低微。优伶和倡优，其来源有：师承、转卖、籍没、虏获等。
　　入元以来，在中书省礼部之下，设立仪凤司和教坊司，掌管乐工、乐器等。仪凤司“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下设云和署、安和署、常和署、天乐署。云和署、安和署“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常和署专管回回乐人，天乐署专管河西（唐兀）乐人。教坊司，“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或谓“散乐则立教坊司掌天下妓乐，有驾前承应杂戏飞竿走索踢藏等伎”，司下设兴和署、祥和署。两司之下，都设有“掌乐器等物”的广乐库（《元史·百官志》及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另外，太常礼仪院“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并专设大乐署，“掌管礼生乐工四百七十九户”，为各种祭祀典礼服务。元代在教坊司和大乐署管辖下的乐工、杂剧、杂技等人员就将近一千户。元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仪凤伶官乐既成”句下注曰：“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有的称此类艺人为官妓。例如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就称连枝秀为京师教坊官妓。又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杨允孚《滦京杂咏》则曰：“官妓平明直禁闱，瑶阶上马月明归。”
　　元人对倡伎与娼妓有时无严格界定，因此对从事歌舞杂剧之人或是从事色情之人的数字就很难分开统计。例如，《元史·祭礼六》提到正月十五日游皇城队伍中就有“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篥、龙笛、琵琶、筝、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上述1024人恐不是娼妓之家，而应是宫廷或民间艺人。伎乐歌舞之家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例如上述兴和署、大乐署等就有979户。住房情况视其在署中地位及经济状况而定，一般与城市平民相似。但也有一些名伎住屋器用颇为华丽的。
　　元代，在城镇中“以色事人”的娼妓较多。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说，仅在大都即有娼妓25000人。京师娼妓仍沿前代制度，隶属教坊。而在杭州（南宋京师）城内的各个角落都能够看到献媚卖俏的妓女。其中提到：“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尤梦京师。”苏州、扬州、成都等也是如此。
　　元廷并不限制一般人宿娼，但禁止官员有此等行为。例如：“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御史台照得：不畏公法官吏人等每因差使去处，公明轮差娼妓寝宿。今后监察御史、按察司严行纠察，如有违犯之人，取问明白，申台呈省。其应付娼妓官吏，与宿娼之人一体坐罪，仍送刑部标籍过名。”（《通制条格·杂令》）并禁止诸职官娶娼为妻，犯者“笞五十七，解职，离之”（《元史·刑法志二》）。又规定：“乐人只娶乐人，其他人娶乐人为妻要治罪断离。”（《元典章·户部·乐人婚》）“诸倡妓之家所生男女，每季不过次月十日，会其数以上于中书省。有未生堕其胎、已生辄残其命者，禁之。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元史·刑法志四》）强迫或纵容良家女为娼者，都要受杖刑。但仍有随意取良家女子入教坊承应的现象。
　　妓女从良，必定要经过教坊落籍手续。《谷笔谈》曾提到：“玉堂设宴，歌妓罗列，有名贤后，卖入娼家。姚文公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丞相素重公，意欲以侍巾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元代妓女为尼入道者也甚多，例如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提到的嘉兴歌妓活佛奴、湖州名妓汪怜怜、教坊名妓李当当，夏庭芝《青楼集》中提到的江浙名妓李真意、京师名妓李枝秀，明代邵景誉《觅灯因话》中提到的淮扬名妓李翠娥等。
　　元妓中不乏色艺俱佳者，而游客狎妓，也注重欣赏歌舞弹唱。例如厉鹗《玉台书史》提到：梁园“秀歌儿也，才艺精妙，喜文墨，能作乐府词，吟小诗也佳，字书楷正”。明代瞿佑《剪灯新话》提到：罗爱卿，嘉兴名妓，“郡中名士尝以季夏望日会于鸳湖清虚阁避暑，玩月赋诗。爱卿成四首，席间皆搁笔”。其他还有不少“富于才情”、“审知音律”、“色艺俱绝”、“妙歌善舞”以及擅长慢唱、作曲、杂剧者。《太和正音谱》引吴兴赵子昂之语道：“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娼优岂能辨？故关汉卿以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合于理。”由此看来，元时骚人墨客、良家子弟，虽也有自己撰曲，自己扮演的，但由于杂剧流行，倡优扮演及作散曲的为数不少。擅长杂剧表演者如珠帘秀、顺时秀、解语花等则是佼佼者。珠帘秀“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南村辍耕录·珠帘秀》）。有人在宫词中对顺时秀更是赞不绝口：“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张昱：《辇下曲》）著名的男演员，有“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至今乐人皆宗之”（《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这些艺人对散曲、杂剧的创作和传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妓居和畸形都市生活
　　
　　元代妓居生活之详细情况，史书未见记载。江南基本上是沿袭南宋之风格，即所谓妓家鳞次，比屋而居，烛影摇红，装潢典雅。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连枝秀》中记载了陆氏的“募缘疏”，虽有打诨讥讽意味，但也从前后对比中，侧面反映了当时名妓的生活情景。《连枝秀》记道：
　　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姓孙氏，盖以色事人者。年四十余，因投礼逸士风高老为师，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静慧散人”之号。挟二女童，放浪江海间。偶至松江，爱其风物秀丽，将结数椽，为栖息所。郡人陆宅之居仁尝往访焉，秀颇不以礼貌。因其请作募缘疏，遂为撰之。疏曰：“京师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采……一跳身才离了百戏棚中圈子，双摆手便作个三清门闲人。赤紧地无是无非，到大来自由自在。识尽悲欢离合幻，打开老病生死关……往常时红裙翠袖生绡帕，猛可地草履麻衣匾皂条……玉楼花下千钟酒，几番歌白苎，遏行云；纸帐梅边一炷香，从此诵黄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长醉白云乡。皓齿细腰，打叠少年歌舞；锦心绣腹，宣扬老子经文……登春台不望远人，驾鸾车云霄上追寻萧史……歌馆化为仙馆静，戏房翻作道房幽。净洗燕支，见全真本来面目……”
　　这里提到“京师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采”，“百戏棚中圈子”，“红裙翠袖生绡帕”，“玉楼花下千钟酒”以及“歌馆”、“戏房”、“鸾车”等，将京师名妓的衣食住行描述得淋漓尽致。但这仅反映了名妓的生活。一般娼妓地位低贱，服饰、出行都要受到种种限制。
　　元廷对各种艺人及娼妓服装皆有规定。艺人平时服饰与庶人相同，但演出时装扮角色所用服饰，不受身份的限制。《元史·刑法志四》曰：“诸乐人、工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承应妆扮之物，不拘上例。”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明应王殿的元代壁画，有戏曲演出场面，题款“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散乐是民间杂剧团体的通称，忠都秀即为主要演员之艺名。从壁画上可以看出当时艺人穿戴演出服装的情况。元代对娼妓之家服色限制很严。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中书省宣布：“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今拟娼妓各分等第，穿着紫皂衫子，戴着冠儿。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妇女紫袜子，俱要各各常川裹戴。仍不得戴笠子并穿着带金衣服，及不得骑坐马匹。违者许诸色人捉拿到官，将马匹给付拿住的人为主。”延二年又规定：“娼家出入止服皂子，不得乘坐马，余依旧例。”（《元典章·礼部二·服色》“娼妓服色条”）可见娼妓地位之低微，故元人常称妓为官奴或官婢，列入贱民，与驱口同。
　　元代娼妓的大量存在及狎妓者的浮华及腐化，反映了元代都市的畸形生活。元人熊进德曾作“竹枝词”描写杭州西湖“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目为销金锅”的状况。其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萝。”（见［清］褚人获：《坚瓠集》）可见杭州之繁华及游人流连声色之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