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项南是一位无法被忽略的人物。项南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到福建，为福建办了许多大事好事，福建人民对他感情很深，很多人感激地称呼他“项公”。有人评价说：“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项南就是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锋。”
从“右派”到省委第一书记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福建和广东成为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可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福建的各项工作仍然徘徊不前，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1978年，福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23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第22位。受到广大农民普遍欢迎、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还没有推行，党的华侨政策、对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一大批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一些福建籍爱国华侨给中央写信，呼吁派有改革魄力的领导干部来主持福建工作。
为了给福建选出一位新的当家人，胡耀邦把他十分熟悉并了解的项南推荐给了邓小平。
项南，1918年11月出生于福建连城县。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所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1938年，项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抗敌剧团团长，苏北抗日根据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江淮区委党委干部学校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共青团华东工作委员会书记。1955年，项南调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项南朝气蓬勃，思想活跃。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就共青团的改革和建设做了发言，提出了10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团干部的一致赞成。但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受到普遍欢迎的好建议后来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运动纲领”。1957年，项南差点被划成右派，幸亏有胡耀邦的保护，才侥幸过关。但是到1958年，他还是被打成“右倾分子”，撤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连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并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1962年，项南恢复工作，出任农业机械部办公厅副主任、农机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项南受到残酷迫害。在逆境中，项南保持了乐观的精神。他说：“一个人，别人是打不倒你的，能打倒你的人就是你自己。”1972年，项南得到“解放”，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副部长，但是“右派”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掉。直到197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致信中组部，要求过问项南的问题。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他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的项南，担任了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在农机部工作期间，项南把自己的专长学识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致力于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机化的战略性意见和发展村镇“五小工业”为农机积累资金的思路。在中美尚未建交之前，项南即于1976年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
邓小平对项南并不熟悉，但是对项南在农机部工作期间的成就却有所耳闻。项南虽然出生在福建，但很早就离开了福建。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在安徽、上海和北京工作，并未在福建工作，干扰较少，这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1980年冬，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等几位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了项南，要他到福建主持工作。项南曾向中央推辞过这一任命，但在中央决定之后，他就毫不犹豫挑起这副担子。项南没有急于上任，他找来大量关于福建的资料，每天读到深夜。要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福建工作，他确实感到责任重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81年1月14日，项南正式到福建上任，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工作。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因病休养，暂时无法正常工作。1982年2月，项南正式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1年1月20日，项南到任仅一个星期，就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发表了《谈解放思想》的重要讲话。项南说，福建过去同其他地方一样，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左”的错误，因此要执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如果我们不纠正“左”的错误，思想还不如邻省解放，放宽政策还不如邻省坚决，各种措施还不如邻省灵活，甚至对中央文件规定了的东西，还在那里评头品足，不敢执行，那我们能把经济搞活、把福建建设好吗？他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尤其是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为首要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在福建的贯彻落实。民族英雄林则徐是项南十分崇敬的人物，他经常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勉励自己，并书赠友人。
项南入闽后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成绩，便是为民主革命时期福建秘密党组织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项南激动地说：“福建地下党解放前英勇无畏，斗争十分出色。解放后蒙受不白之冤，至今还有人关在牢里，令人痛心。中央领导同志对此认为十分不妥，必须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尽快公公正正予以解决。”经过4年多的努力，先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秘密党组织“三大案”蒙冤受屈者被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者，也在项南主政福建期间落实了政策，一大批干部走上了改革和建设的工作岗位。
还在项南动身南下之前，胡耀邦专门约见了他，谈了对福建工作的看法。胡耀邦特别提到为官一方，要认清省情，抓住特点和优势才能做文章。胡耀邦的话对项南有很大启发。但多年累积的问题要想短期内理清，必须得有个突破口才行。项南把突破口选在了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当时在安徽、四川等地农民中自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得到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但在福建干部群众中，思想认识还不一致，阻力不小。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情况，项南号召全省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位地委书记问项南：“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项南回答：“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既没有回避问题，又回答得很有分寸。接着，福建省委发出了《关于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通知》，《福建日报》发表了《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的社论，省委、省政府还召开专题电话会，推动和落实生产责任制。就这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全省农村迅速推开，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度受到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
项南在抓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又大胆地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和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的城市改革蓬勃兴起。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呼吁要“给企业松绑放权”。项南对此积极支持，他说：“厂长经理的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厅局，对此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给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同时，他把“松绑放权”的呼吁书批给《福建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并且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激情的导语，说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随后，在项南的指导策划下，《福建日报》对“松绑”问题做了连续宣传报道。《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松绑”信，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及时、连续地做了追踪报道，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也邀请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赴京座谈体制改革问题，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鉴于企业存在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的问题，项南提出要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努力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让“包”字进城，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一个“松绑”放权，一个“包”字进城，这两种改革都触及了城市改革中的较深层次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项南敢于支持，敢于实践，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和胆略。
项南还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工作，福建是党中央批准在全国最早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省份之一，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的影响和制约，福建对外开放一时迈不开步子。项南到福建后，把对外开放作为福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要求福建在对外经济工作中先走一步。1981年他提出，对侨商、外商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更加特殊、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政策；对双方有利的要干，我们利小的要干，即使暂时没利但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有利的也要干。这“三个更加，三个要干”的原则，深受广大华侨和外商的欢迎。
邓小平、项南与厦门特区
国务院最初批准建立的厦门经济特区面积是只有2.5平方公里的湖里一小块地方。来福建赴任两个多月后，项南踏上这块土地，心里很不是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都凉了半截”。
原来，厦门经济特区不仅地方小，而且是在寸草不生的荒芜沙地，白手起家困难大不说，也无法利用厦门原有的资源基础加快特区开发。实地考察过后，项南逐渐形成了一个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
198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时，有些人对特区建设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深圳特区给予全盘否定，说什么“深圳除了一面国旗是红的，其他都是黑的”，社会上传言特区的政策要收。就在这时，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1984年2月7日，邓小平抵达厦门，一到就跟项南打招呼，说这次是来休息的，不谈工作。在这之前，项南对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一整套想法，但为了不影响邓小平休息，就没有汇报。
当天晚上，项南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向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做了汇报。王震听后非常赞同，鼓励项南次日就向邓小平汇报。项南说：“小平同志这次是来休息的，不好打扰他。”王震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他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你抓紧时间向他汇报吧。”最后，王震又说：“明天是乘船作环岛视察，你就在船上汇报，这事我来安排，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翌日，邓小平乘游艇环游鼓浪屿。大家一上船坐定，王震就立即向邓小平汇报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行。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请项南同志汇报？”邓小平高兴地说：“那很好嘛。”王震把项南请到邓小平身边。项南摊开厦门地图，把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向邓小平做了汇报。
项南主要汇报了这么几点：一是厦门经济特区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建议把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二、希望中央给经济特区更大一些权力；三是单有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请求中央扩大开放区域，把厦、漳、泉闽南三角地区都列为对外开放地区。
邓小平听了之后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2月9日，在视察湖里工业区后，邓小平挥笔题写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作为对福建乃至全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对经济特区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建立特区，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是放，而不是收。”邓小平还专门就厦门特区讲了一段话：“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他还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客人时宣布：“现已决定把厦门特区的范围由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为整个厦门市，并在沿海一线，北至辽宁的大连，南到广西的北海，选择若干城市，采取某些特殊的政策……”
喜讯传来，厦门全市一片欢腾，这是厦门特区的一个里程碑。听到这个好消息，项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并明确指出：“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做出的重要部署。”1985年6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厦门特区应当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项南喜爱的一副对联，成为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
项南体察民情，总想有机会直接倾听平民百姓的呼声。有一次他从厦门回福州，以普通乘客的身份独自坐了一趟长途汽车，客车司机根本没想到省委书记竟然坐在拥挤的车厢里。项南那天从厦门回福州，几乎折腾了一整天。项南坐这趟车回到福州后，当晚便约请了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有关领导，认真研究了加强交通管理、确保行车安全及改进服务工作等问题。不久，改善福厦线的议题又提到高层工作会议，长期以来福建行路难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
项南在工作中善于谋全局、抓大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省里要在革命老区永定县建一座水电站，但坝址始终难以确定。为使这个工程早日上马，造福老区人民，项南邀约水电专家一道，到坝址实地考察。由于交通不便，道路不通，有8公里路只能坐手扶拖拉机。项南毫不犹豫，头顶烈日，和大家一道乘手扶拖拉机前往，当场拍板选定了坝址。“省委书记坐手拖”，在当地百姓中一时传为佳话。
闽西长汀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许多乡村因此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项南亲眼目睹了这一带已存在多年的严重水土流失现象，强烈意识到农村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的紧迫性。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他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并亲笔创作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水土保持三字经》：“责任制，最重要；严封山，要做到。多种树，密植好；薪炭林，乔灌草。防为主，治抓早；讲法制，不可少。搞工程，讲实效；小水电，建设好。办沼气，电饭煲；省柴灶，推广好。穷变富，水土保；三字经，永记牢。”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项南倾注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支持，多次批示和亲自处理了诸如拆船污染、小纸厂污染等环保问题，曾提出“拆船服从环保”的观点。在项南的大力倡导和指挥下，福建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经过几任班子的努力，如今福建省已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成为全国最绿的省区之一。
对自己的出生地连城县朋口镇，项南也是采取智力扶贫的办法，没有拨给过一分钱。1986年6月，项南奉令调回北京前，曾回到连城告别乡亲。他鼓励干部要眼光看得远，走出去看新事物。项南语重心长地说：“我回闽工作以来没有为连城和朋友批过一分钱，我认为这是对的。我现在离开了，一点也不后悔。今后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问题，一定要按正常渠道逐级向上报告。”1993年，连城县朋口镇成为全国农村城镇化和环境保护示范点，项南在北京知道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欣然为“朋口环保农民城”题名，并对环保农民城的建设提出四条建议。
1986年2月，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陈光毅接替项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主持的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与陈光毅进行了工作交接。会议结束时，项南说：“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
项南这句话使与会者大惑不解：项南同志怎么说出如此绝情的话？项南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不是绝情，这叫‘道是无情却有情’。我说的‘一刀两断’，不是说从此就不与福建的同志来往了，更不是不关心福建了，而是要坚决、彻底地做到不再过问福建省委的工作。”
项南列举了这么几条理由：其一，这是党的纪律所要求的；其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前任领导随意干预后一任领导的工作，历来没有什么好结果；其三，我退下来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因此，请新一届省委领导大胆工作，我决不干预，保证说到做到。为了让新的省委领导大胆开展工作，项南还郑重表示，5年内不会回福建。
正如纪念项南的电视专题片《山和海的怀念》中所说：“项南，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在福建还作了许多在全国都属于第一的决策：第一个引进国外银行资金在福建进行投资。第一个在国外发行债券。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设备，第一个中外合资的电视机厂……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兴建高速公路的设想。”
“两袖清风，清风两袖”
项南的廉政是有口皆碑的。下乡深入基层考察，他首先“约法三章”：一、不允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二、不允许摆设宴席；三、不允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打破过。有报道说，项南到长乐县考察果园承包后的生产情况，因工作人员为了尝鲜，吃了群众采来的新鲜枇杷，项南要他们每人交了2元钱，算是给农户的补偿。
福建省委在上世纪70年代已购买了几辆奔驰牌高级轿车，但项南坚持乘坐一辆丰田牌普通型轿车。这辆旧车一直用到他离开福建。在参加党的十二大时，即便是住房安排这等小事上，他也是坚持把最宽敞和进出最方便的房间，让给省里几位老干部住。他搬家回北京的时候，有人清楚地记得他的行装与他搬来福建时的行李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多了几箱书籍和几盆情系故土的绿叶小盆栽。
项南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典范。他接待客人不设宴，也不随便赴宴。东南亚有位老友送给项南一支钢笔，项南婉言谢绝，说：“我收你一支笔本来不算什么，可是有两千多万人看着我呀!”项南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他经常穿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清新亲切、平易近人之感。他下乡不跟当地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有些海外华侨看到他生活清苦，出于敬意，总想送点东西给他，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有时家乡人带给他一些土特产品，他就将物品退回或折成钱汇回去。
项南的生活十分简朴，办公室、家中的桌椅，许多都已十分陈旧，有的还是坏了以后修修补补，将就使用。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到项南家中做客，看到家具那么陈旧，建议办公厅为项南换一换，但他坚持不让换。后来，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来福建时，到项南家做客。不巧，童小鹏坐到一张坏了的沙发，险些受伤。童老严厉批评工作人员不对项南的安全负责。工作人员有苦难言，不是他们工作粗心大意，而是项书记一直都不允许更换。
项南对子女更是要求严格，不允许任何人假公济私。有一次，他的女儿项小米来福州休产假，项南因工作忙，委托秘书去火车站接，却坚决不让办公厅派车。后来，项小米的大堆行李是秘书用自行车驮回的，项小米自己则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去挤公共汽车。项南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分别在北京及其他地方工作。有记者问他有没有子女在外国留学的，项南说：“一个也没有，老大因他所学专业为单位看中而选上出国，他回家和我商量去不去，我说不要去了，他问什么道理，我说因为我是你的爸爸，这一条就是道理。”难怪有人说项南是“两袖清风，清风两袖。”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1987年，项南退居二线以后，仍积极投身于扶贫济困、职业教育和老区建设事业。1989年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席顾问等职。他矢志于中国的扶贫事业，经常深入冀、鲁、闽、皖、苏、赣、陕、甘、宁等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脱贫致富方案，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做出了贡献；由他参与发起的《发达地区干部支援贫困地区》的倡议，为扶贫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为贫困地区引进开发项目、开办扶贫开发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及培养技术骨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争取港澳台友好人士的资金和物资扶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和各省的欢迎。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项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被选为党的十四大代表，1997年列席党的十五大。尽管历尽磨难，但他从不改赤子之心，爱国之心。
在列席党的十五大时，项南草拟了一个发言提纲，就党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反腐败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第二条说：“我党全部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但也犯过极其严重的‘左’和右的错误。为害最烈的是‘左’，而不是右。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都有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们党应当为他们营造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氛围。给提不同意见的人，随便冠以右倾、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其后果，是永远落后，葬送现代化。”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和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项南对福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1991年10月，项南离开福建5年后回到福建。路过晋江时，他被人认出，许多闻讯而来的群众围了上来，鼓掌欢呼：“项书记，您好！”“项书记，我们忘不了你！”“项书记，我们想念你！”许多人还燃放起鞭炮，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项南的眼眶湿润了，想对群众说些什么话，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含泪挥手告别晋江群众。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项南的病逝，引发了社会各界以及海外无数哀悼者的深情怀念。追悼会召开的当天，福建天降大雨，福建几千民众把厦门、漳州的飞机全包了，要赶到北京吊唁。北京的几百辆出租车也将被福建人包下，一路要开过长安街，向万寿路项南住所驶去。后在福建省委有关人员的劝说下，那些准备赴京的民众放弃了赴京吊唁的计划。他们把对项南的热爱，全投到了项南的老家——连城。这个穷得只产地瓜干的连城，先后得到了成百上千万的投资。在连城县的一个交叉路口，至今还张贴着一个大标语——“项南，闽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从“右派”到省委第一书记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福建和广东成为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可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福建的各项工作仍然徘徊不前，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1978年，福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23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第22位。受到广大农民普遍欢迎、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还没有推行，党的华侨政策、对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一大批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一些福建籍爱国华侨给中央写信，呼吁派有改革魄力的领导干部来主持福建工作。
为了给福建选出一位新的当家人，胡耀邦把他十分熟悉并了解的项南推荐给了邓小平。
项南，1918年11月出生于福建连城县。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所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1938年，项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抗敌剧团团长，苏北抗日根据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江淮区委党委干部学校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共青团华东工作委员会书记。1955年，项南调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项南朝气蓬勃，思想活跃。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就共青团的改革和建设做了发言，提出了10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团干部的一致赞成。但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受到普遍欢迎的好建议后来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运动纲领”。1957年，项南差点被划成右派，幸亏有胡耀邦的保护，才侥幸过关。但是到1958年，他还是被打成“右倾分子”，撤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连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并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1962年，项南恢复工作，出任农业机械部办公厅副主任、农机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项南受到残酷迫害。在逆境中，项南保持了乐观的精神。他说：“一个人，别人是打不倒你的，能打倒你的人就是你自己。”1972年，项南得到“解放”，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副部长，但是“右派”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掉。直到197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致信中组部，要求过问项南的问题。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他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的项南，担任了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在农机部工作期间，项南把自己的专长学识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致力于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机化的战略性意见和发展村镇“五小工业”为农机积累资金的思路。在中美尚未建交之前，项南即于1976年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
邓小平对项南并不熟悉，但是对项南在农机部工作期间的成就却有所耳闻。项南虽然出生在福建，但很早就离开了福建。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在安徽、上海和北京工作，并未在福建工作，干扰较少，这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1980年冬，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等几位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了项南，要他到福建主持工作。项南曾向中央推辞过这一任命，但在中央决定之后，他就毫不犹豫挑起这副担子。项南没有急于上任，他找来大量关于福建的资料，每天读到深夜。要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福建工作，他确实感到责任重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81年1月14日，项南正式到福建上任，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工作。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因病休养，暂时无法正常工作。1982年2月，项南正式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1年1月20日，项南到任仅一个星期，就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发表了《谈解放思想》的重要讲话。项南说，福建过去同其他地方一样，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左”的错误，因此要执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如果我们不纠正“左”的错误，思想还不如邻省解放，放宽政策还不如邻省坚决，各种措施还不如邻省灵活，甚至对中央文件规定了的东西，还在那里评头品足，不敢执行，那我们能把经济搞活、把福建建设好吗？他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尤其是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为首要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在福建的贯彻落实。民族英雄林则徐是项南十分崇敬的人物，他经常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勉励自己，并书赠友人。
项南入闽后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成绩，便是为民主革命时期福建秘密党组织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项南激动地说：“福建地下党解放前英勇无畏，斗争十分出色。解放后蒙受不白之冤，至今还有人关在牢里，令人痛心。中央领导同志对此认为十分不妥，必须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尽快公公正正予以解决。”经过4年多的努力，先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秘密党组织“三大案”蒙冤受屈者被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者，也在项南主政福建期间落实了政策，一大批干部走上了改革和建设的工作岗位。
还在项南动身南下之前，胡耀邦专门约见了他，谈了对福建工作的看法。胡耀邦特别提到为官一方，要认清省情，抓住特点和优势才能做文章。胡耀邦的话对项南有很大启发。但多年累积的问题要想短期内理清，必须得有个突破口才行。项南把突破口选在了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当时在安徽、四川等地农民中自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得到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但在福建干部群众中，思想认识还不一致，阻力不小。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情况，项南号召全省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位地委书记问项南：“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项南回答：“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既没有回避问题，又回答得很有分寸。接着，福建省委发出了《关于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通知》，《福建日报》发表了《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的社论，省委、省政府还召开专题电话会，推动和落实生产责任制。就这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全省农村迅速推开，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度受到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
项南在抓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又大胆地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和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的城市改革蓬勃兴起。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呼吁要“给企业松绑放权”。项南对此积极支持，他说：“厂长经理的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厅局，对此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给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同时，他把“松绑放权”的呼吁书批给《福建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并且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激情的导语，说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随后，在项南的指导策划下，《福建日报》对“松绑”问题做了连续宣传报道。《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松绑”信，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及时、连续地做了追踪报道，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也邀请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赴京座谈体制改革问题，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鉴于企业存在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的问题，项南提出要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努力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让“包”字进城，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一个“松绑”放权，一个“包”字进城，这两种改革都触及了城市改革中的较深层次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项南敢于支持，敢于实践，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和胆略。
项南还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工作，福建是党中央批准在全国最早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省份之一，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的影响和制约，福建对外开放一时迈不开步子。项南到福建后，把对外开放作为福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要求福建在对外经济工作中先走一步。1981年他提出，对侨商、外商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更加特殊、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政策；对双方有利的要干，我们利小的要干，即使暂时没利但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有利的也要干。这“三个更加，三个要干”的原则，深受广大华侨和外商的欢迎。
邓小平、项南与厦门特区
国务院最初批准建立的厦门经济特区面积是只有2.5平方公里的湖里一小块地方。来福建赴任两个多月后，项南踏上这块土地，心里很不是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都凉了半截”。
原来，厦门经济特区不仅地方小，而且是在寸草不生的荒芜沙地，白手起家困难大不说，也无法利用厦门原有的资源基础加快特区开发。实地考察过后，项南逐渐形成了一个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
198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时，有些人对特区建设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深圳特区给予全盘否定，说什么“深圳除了一面国旗是红的，其他都是黑的”，社会上传言特区的政策要收。就在这时，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1984年2月7日，邓小平抵达厦门，一到就跟项南打招呼，说这次是来休息的，不谈工作。在这之前，项南对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一整套想法，但为了不影响邓小平休息，就没有汇报。
当天晚上，项南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向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做了汇报。王震听后非常赞同，鼓励项南次日就向邓小平汇报。项南说：“小平同志这次是来休息的，不好打扰他。”王震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他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你抓紧时间向他汇报吧。”最后，王震又说：“明天是乘船作环岛视察，你就在船上汇报，这事我来安排，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翌日，邓小平乘游艇环游鼓浪屿。大家一上船坐定，王震就立即向邓小平汇报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行。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请项南同志汇报？”邓小平高兴地说：“那很好嘛。”王震把项南请到邓小平身边。项南摊开厦门地图，把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向邓小平做了汇报。
项南主要汇报了这么几点：一是厦门经济特区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建议把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二、希望中央给经济特区更大一些权力；三是单有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请求中央扩大开放区域，把厦、漳、泉闽南三角地区都列为对外开放地区。
邓小平听了之后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2月9日，在视察湖里工业区后，邓小平挥笔题写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作为对福建乃至全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对经济特区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建立特区，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是放，而不是收。”邓小平还专门就厦门特区讲了一段话：“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他还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客人时宣布：“现已决定把厦门特区的范围由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为整个厦门市，并在沿海一线，北至辽宁的大连，南到广西的北海，选择若干城市，采取某些特殊的政策……”
喜讯传来，厦门全市一片欢腾，这是厦门特区的一个里程碑。听到这个好消息，项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并明确指出：“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做出的重要部署。”1985年6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厦门特区应当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项南喜爱的一副对联，成为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
项南体察民情，总想有机会直接倾听平民百姓的呼声。有一次他从厦门回福州，以普通乘客的身份独自坐了一趟长途汽车，客车司机根本没想到省委书记竟然坐在拥挤的车厢里。项南那天从厦门回福州，几乎折腾了一整天。项南坐这趟车回到福州后，当晚便约请了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有关领导，认真研究了加强交通管理、确保行车安全及改进服务工作等问题。不久，改善福厦线的议题又提到高层工作会议，长期以来福建行路难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
项南在工作中善于谋全局、抓大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省里要在革命老区永定县建一座水电站，但坝址始终难以确定。为使这个工程早日上马，造福老区人民，项南邀约水电专家一道，到坝址实地考察。由于交通不便，道路不通，有8公里路只能坐手扶拖拉机。项南毫不犹豫，头顶烈日，和大家一道乘手扶拖拉机前往，当场拍板选定了坝址。“省委书记坐手拖”，在当地百姓中一时传为佳话。
闽西长汀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许多乡村因此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项南亲眼目睹了这一带已存在多年的严重水土流失现象，强烈意识到农村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的紧迫性。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他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并亲笔创作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水土保持三字经》：“责任制，最重要；严封山，要做到。多种树，密植好；薪炭林，乔灌草。防为主，治抓早；讲法制，不可少。搞工程，讲实效；小水电，建设好。办沼气，电饭煲；省柴灶，推广好。穷变富，水土保；三字经，永记牢。”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项南倾注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支持，多次批示和亲自处理了诸如拆船污染、小纸厂污染等环保问题，曾提出“拆船服从环保”的观点。在项南的大力倡导和指挥下，福建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经过几任班子的努力，如今福建省已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成为全国最绿的省区之一。
对自己的出生地连城县朋口镇，项南也是采取智力扶贫的办法，没有拨给过一分钱。1986年6月，项南奉令调回北京前，曾回到连城告别乡亲。他鼓励干部要眼光看得远，走出去看新事物。项南语重心长地说：“我回闽工作以来没有为连城和朋友批过一分钱，我认为这是对的。我现在离开了，一点也不后悔。今后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问题，一定要按正常渠道逐级向上报告。”1993年，连城县朋口镇成为全国农村城镇化和环境保护示范点，项南在北京知道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欣然为“朋口环保农民城”题名，并对环保农民城的建设提出四条建议。
1986年2月，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陈光毅接替项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主持的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与陈光毅进行了工作交接。会议结束时，项南说：“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
项南这句话使与会者大惑不解：项南同志怎么说出如此绝情的话？项南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不是绝情，这叫‘道是无情却有情’。我说的‘一刀两断’，不是说从此就不与福建的同志来往了，更不是不关心福建了，而是要坚决、彻底地做到不再过问福建省委的工作。”
项南列举了这么几条理由：其一，这是党的纪律所要求的；其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前任领导随意干预后一任领导的工作，历来没有什么好结果；其三，我退下来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因此，请新一届省委领导大胆工作，我决不干预，保证说到做到。为了让新的省委领导大胆开展工作，项南还郑重表示，5年内不会回福建。
正如纪念项南的电视专题片《山和海的怀念》中所说：“项南，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在福建还作了许多在全国都属于第一的决策：第一个引进国外银行资金在福建进行投资。第一个在国外发行债券。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设备，第一个中外合资的电视机厂……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兴建高速公路的设想。”
“两袖清风，清风两袖”
项南的廉政是有口皆碑的。下乡深入基层考察，他首先“约法三章”：一、不允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二、不允许摆设宴席；三、不允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打破过。有报道说，项南到长乐县考察果园承包后的生产情况，因工作人员为了尝鲜，吃了群众采来的新鲜枇杷，项南要他们每人交了2元钱，算是给农户的补偿。
福建省委在上世纪70年代已购买了几辆奔驰牌高级轿车，但项南坚持乘坐一辆丰田牌普通型轿车。这辆旧车一直用到他离开福建。在参加党的十二大时，即便是住房安排这等小事上，他也是坚持把最宽敞和进出最方便的房间，让给省里几位老干部住。他搬家回北京的时候，有人清楚地记得他的行装与他搬来福建时的行李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多了几箱书籍和几盆情系故土的绿叶小盆栽。
项南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典范。他接待客人不设宴，也不随便赴宴。东南亚有位老友送给项南一支钢笔，项南婉言谢绝，说：“我收你一支笔本来不算什么，可是有两千多万人看着我呀!”项南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他经常穿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清新亲切、平易近人之感。他下乡不跟当地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有些海外华侨看到他生活清苦，出于敬意，总想送点东西给他，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有时家乡人带给他一些土特产品，他就将物品退回或折成钱汇回去。
项南的生活十分简朴，办公室、家中的桌椅，许多都已十分陈旧，有的还是坏了以后修修补补，将就使用。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到项南家中做客，看到家具那么陈旧，建议办公厅为项南换一换，但他坚持不让换。后来，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来福建时，到项南家做客。不巧，童小鹏坐到一张坏了的沙发，险些受伤。童老严厉批评工作人员不对项南的安全负责。工作人员有苦难言，不是他们工作粗心大意，而是项书记一直都不允许更换。
项南对子女更是要求严格，不允许任何人假公济私。有一次，他的女儿项小米来福州休产假，项南因工作忙，委托秘书去火车站接，却坚决不让办公厅派车。后来，项小米的大堆行李是秘书用自行车驮回的，项小米自己则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去挤公共汽车。项南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分别在北京及其他地方工作。有记者问他有没有子女在外国留学的，项南说：“一个也没有，老大因他所学专业为单位看中而选上出国，他回家和我商量去不去，我说不要去了，他问什么道理，我说因为我是你的爸爸，这一条就是道理。”难怪有人说项南是“两袖清风，清风两袖。”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1987年，项南退居二线以后，仍积极投身于扶贫济困、职业教育和老区建设事业。1989年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席顾问等职。他矢志于中国的扶贫事业，经常深入冀、鲁、闽、皖、苏、赣、陕、甘、宁等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脱贫致富方案，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做出了贡献；由他参与发起的《发达地区干部支援贫困地区》的倡议，为扶贫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为贫困地区引进开发项目、开办扶贫开发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及培养技术骨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争取港澳台友好人士的资金和物资扶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和各省的欢迎。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项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被选为党的十四大代表，1997年列席党的十五大。尽管历尽磨难，但他从不改赤子之心，爱国之心。
在列席党的十五大时，项南草拟了一个发言提纲，就党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反腐败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第二条说：“我党全部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但也犯过极其严重的‘左’和右的错误。为害最烈的是‘左’，而不是右。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都有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们党应当为他们营造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氛围。给提不同意见的人，随便冠以右倾、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其后果，是永远落后，葬送现代化。”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和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项南对福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1991年10月，项南离开福建5年后回到福建。路过晋江时，他被人认出，许多闻讯而来的群众围了上来，鼓掌欢呼：“项书记，您好！”“项书记，我们忘不了你！”“项书记，我们想念你！”许多人还燃放起鞭炮，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项南的眼眶湿润了，想对群众说些什么话，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含泪挥手告别晋江群众。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项南的病逝，引发了社会各界以及海外无数哀悼者的深情怀念。追悼会召开的当天，福建天降大雨，福建几千民众把厦门、漳州的飞机全包了，要赶到北京吊唁。北京的几百辆出租车也将被福建人包下，一路要开过长安街，向万寿路项南住所驶去。后在福建省委有关人员的劝说下，那些准备赴京的民众放弃了赴京吊唁的计划。他们把对项南的热爱，全投到了项南的老家——连城。这个穷得只产地瓜干的连城，先后得到了成百上千万的投资。在连城县的一个交叉路口，至今还张贴着一个大标语——“项南，闽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