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颗原子弹的拍摄中，杨映梅曾为人们留下了两组难忘的镜头：一组是壮丽的火球烟云，另一组是部队官兵的欢呼跳跃。如今杨先生重拾记忆为我们还原当年拍摄“两弹”的经过，为人们再现那段燃情岁月。
　　用遥控方式拍爆炸
　　当初接受任务时，非常神秘，去什么地方，拍什么东西，都一概不知。领导只强调，尽快做好各项准备，随时待命。作为军人，我们习惯了这种受命的方式，把它看得很平淡，
　　器材胶片等装上了军用专列。随后人员也踏上了征途。进入核试验场，我们被安排在720兵站。这里是核试验指挥机关的驻地，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同志也在这里，他是这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张总是个摄影爱好者，谈的内容很在行，也很有见地，让我们很受教益和鼓舞。
　　拍爆炸不能靠近，只能用遥控方式拍。在爆心附近的两个工号里，我们共安装了四台机器，高速摄影机也在其中。根据导演的要求，将四台机器作了分工，镜头焦距、光圈、频率作了统一的调整。每台频率都有提高，高速机提高到每秒200格左右，这是有风险的。胶片的感光度、镜头用的阻光镜和频率都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不许有半点差错。试验时间临近了，全军各科研单位在场区设置了各自的项目，其中有飞机、大炮、舰艇、坦克、车辆。这个“露天展览会”是落实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指示而安排的。场面壮观，临战气氛浓厚。
　　爆炸的当天，摄影人员的位置、任务作了分工，我的位置在720主控站外面，这儿离爆心7.2公里，主要拍蘑菇烟云，柴森、郑治国的位置更靠前些，他们拍摄炮弹取样和坦克、步兵小分队穿越爆心等活动，这三处是经过多次申请才获准的。耳朵里传来了“5…4…3…2…1…启爆”，我提前两秒打开了机器，白光过后，露在外面的皮肤有很强的灼热感，几秒钟后，才听到惊雷般的巨响。取景框中的火球在不断地变幻，翻滚升腾的火球逐渐形成了蘑菇烟云，景象极为壮观。我跟着图像的变化，用变焦镜头不断改变景别。当烟云升到一定高度，我机器中的胶片也拍完了。
　　最快速度将胶片带回北京
　　拍完爆炸后，一是要在第一时间进入沾染区，抢拍破坏的现场景象，如燃烧的帐篷房屋，掀翻的飞机、大炮、火车头等，回收前不拍下，事后无法补救；二是要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将安装在机器里的胶片转移到安全区。这些工作事先有预案，个人任务非常明确，均圆满完成。在数十公里外白云岗观察站站满了专家和首长。我受命带着所拍摄的胶片，搭乘张爱萍总指挥回京忙报的专机直飞北京。厂政委张景华亲自到机场，用车将人和胶片直接拉到洗印车间。那里的准备早已就绪，张政委通宵在现场坐镇，我紧盯着药槽中循环滚动的胶片。啊！我看到成影的蘑菇烟云了！
　　总理到八一厂看样片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周总理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八一厂看样片。当总理看到火球翻滚、蘑菇烟云升腾的镜头时，非常高兴，连声说“拍得好！拍得好！”并指示要很好保管、使用这些资料，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办这件事。
　　1964年11月2日，在送审的对外宣传照片时，周总理亲自选了4张核试验的照片，并批示：“底片交八一厂各洗大、中小相片三套准备发表。11月15日，核试验的电影也要搞出来。”周总理还非常重视保密问题。影片初稿编出来后，周总理派专家到八一厂对镜头画面逐一审核，解说词也是总理审定的。新闻片公演后，又一次引起强烈的反响。
　　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后，仅隔了半年多，又相继进行了飞机空投和火箭运载的原子弹试验。这两种方式，给我们拍摄增加了难度，在没有测量仪器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利用演练的机会，将靶标刻记在三脚架上，以这种简单的方法完成了拍摄任务。这两次核试验的成功，说明我国核武器小型化已有飞跃的进步，标志着我国有了用于实战的核武器。随后，解放军一支新的兵种一第二炮兵诞生了。
　　彭立昭据《南京日报》整理
　　图片说明：为拍摄“两弹”试爆影像而全副武装的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