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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是中小学生应对未来信息化环境下的生活、学习、工作要求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等个体层面因素是影响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影响因素对信息素养的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探讨及系统研究。研究以2550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中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中介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和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2)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态度与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3)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基于此,可通过提升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树立积极的信息技术态度、营造良好的信息技术使用氛围,以形成信息素养培育的良性作用机制,提升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关键词:中学生信息素养;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是中小学生应对未来信息化环境下的生活、学习、工作要求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3年布拉格信息素养会议上指出,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基本人权,是个人投身于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迈向信息化社会的重要转型发展期。在新的社会变革形势下,提升国民信息素养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贯彻落实我国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方针至关重要。《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实施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培养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对于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素养的现状调查、培育路径、提升策略等宏观层面,而对于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及其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等个体层面因素是影响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然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目前尚不可知。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中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及其中介作用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和分析,从而揭示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为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提供有益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
已有研究证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是在个体层面影响信息素养水平的重要因素。自我效能感源自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它是指个体对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自信程度,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则是指个体对自身是否有能力运用信息技术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是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信心的主观评估”。ZeyingWan等研究发现学生完成信息技术相关任务的能力与其信息技术自我效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Ove等根据2013年国际计算机和信息素养研究的数据分析发现,当控制其他变量时,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计算机和信息素养呈正相关响。Olalekan等认为更高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水平可能是帮助学生使用计算机、学习计算机技能及提高信息素养的重要因素叨。
(二)信息技术态度与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态度是影响信息素养的另一重要个体因素。信息技术态度,一般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可概括为个体对信息技术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倾向和反映,也就是对信息技术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8。研究表明,信息技术态度与信息素养水平具有显著地相关性,良好的信息技术态度有助于学习者计算机技能的获得与信息素养的提升,消极的态度则阻碍计算机的学习和使用,进而不利于计算机技能的获得与信息素养的提升”。Lung-YuLi通过组织学生测试考察计算机素养与在线学习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计算机素养平均得分与在线学习态度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计算机知识得分与较高的在线学习态度得分相关。
(三)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也是影响信息素养的关键因素。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是指个体与信息交互特别是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活动”。Appel调查显示,在校内学习过程中使用计算机与学生信息素养无显著关系,而在校外如家中使用计算机时间长短与信息素养呈正相关。Law等的研究发现,除上课使用ICT和利用ICT查找信息两个维度对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呈消极作用外,在校内学习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任务、信息技术用于研究、利用ICT进行娱乐活动、使用ICT进行社交等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均对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存在积极作用。RonnyScherer等从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同目的出发探讨了信息技术应用对信息素养水平的影响,认为出于娱乐目的与出于学习、获取信息等其他目的的两种不同类别的学生在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4。覃丽君认为学生计算机使用年限对信息素养高低有显著影响,使用年限越长信息素养越高,杨浩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初中生使用信息技术设备的频率与信息素养呈现显著正相关。
(四)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
实际上,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及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既有直接影响,也存在交互作用。已有研究证实,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信息技术态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是决定计算机态度的关键和强效因素叨。Ying-TienWu等研究发现学生的信息技术态度与他们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高度相关,并且每周在线时间更长的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信息技术态度和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Rohatgi等的研究表明,信息技術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信息素养存在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9。此外,大量研究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AM)等量化模型证明,信息技术态度通过信息技术使用意愿对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20。 (五)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综上可知,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及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不仅对信息素养有直接影响,它们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关系中,可能存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本研究将其分为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下同)一信息素养的链式中介效应。因此,本研究的模型构建如图1所示。
基于研究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七条中介效应路径假设。
假设1: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2: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
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3: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4:信息技术态度对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态度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5:信息技术态度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态度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6: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假设7: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了我国西部地区X省的2550名中学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X省38个区县市中随机抽取7个区县市,每个区县市随机抽取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每所初中和高中随机抽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的各两个班级学生(考虑到毕业年级学生的学业压力,未抽取初三、高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该调查共发放问卷2550份,得到有效问卷25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1%。
(二)研究工具
为评估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本研究采用朱莎、石映辉等人(2018)设计的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评估工具,即《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评估问卷》则,该工具是基于石映辉、彭常玲等人(2018)开发的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而成四。该指标体系包括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科学知识、信息应用与创新和信息道德与法律4项一级指标,以及信息敏感性、信息应用意识、信息的评价与创新等13项二级指标。问卷总共89道题,满分100分,如表1所示。该问卷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难度和区分度,本研究以该问卷测试得分作为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依据。
为调查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IEA)的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水平研究(ICILS)的调查问卷进行翻译、改编,形成《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25项选择题,由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4个量表组成。其中,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量表共6个题目,例如“我能够在互联网上搜索并查找所需的信息”,主要考察中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信息技术态度部分共6个题目,例如“我认为在学习中使用计算机非常重要”,主要考察中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量表与信息技术态度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记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校内信息素养使用行为量表共8个题目,例如“我使用计算机完成作业或练习的频率”,校外信息素养使用行为部分共5个题目,例如“在校外,我使用计算机创建或编辑文档的频率”,此二量表主要考察中学生在校内外获取和利用信息等活动的频率,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记分,1表示从不,2表示每月少于一次,3表示每月至少一次,4表示每周至少一次,5表示每天。(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运用SPSS22分析问卷的信效度,以确保回收数据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以及运用SmartPLS建构结构方程模型,以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度,同时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中介效应。
四、研究结果
(一)信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sAlpha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系数均大于0.8,总系数为0.946,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信度。
此外,本研究对问卷的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进行分析。在聚敛效度方面,潜变量各项指标如表2所示,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量都大于0.6,AVE值大于0.5125),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在区别效度方面,如表2所示,对角线数值为本研究变量AVE的平方根值,对角线以下数值为该研究变量与其他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且对角线数值均高于同行同列中的数值,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中介效应的假设检验
1.潜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如表3所示,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具有正相关关系,为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影响其信息素养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2.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SmartPLS软件,分析中学生的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自我效能感影响其信息素养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得到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作用于信息素养的链式中介模型,如下页图2所示。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中介效应。根据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是否包括。 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并求出中介效应值及相对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信息素养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117、效果量为22.76%,说明信息技术态度在此路径间起中介正效应且中介效果最大,假设1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假设2不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014(小于0)、效果量为-2.72%,表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到中介负效应,假设3成立。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07(小于0)、效果量为-1.36%,表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到中介负效应,假设4成立。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24(小于0)、效果量为-4.67%,表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到中介负效应,,假设5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05、效果量为-0.97%,可见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链式中介正效应且中介效果最小,假设6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015(小于0)、效果量为-2.92%,可见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链式中介负效应,假设7成立。
五、结果讨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西部地区X省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调查数据,探索了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探讨中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的链式中介效应。
(一)信息技术态度和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分别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分析可知,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消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起中介作用。这与Ellen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个体对计算机使用的兴趣存在正相关,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强的个体比相对弱的个体更较少产生抵制技术的行为,而更愿意接受新的信息技术,更容易获得信息技术技能,表现出更高的信息素养水平叼。另外,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也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却并不存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能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而不能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可能的解释是,拥有良好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对使用信息技术能力的自我评估更高,在学校更倾向于使用信息技术扩展知识、解决学习问题,在实际操作与实践过程中,信息素养水平得到相应提升,然而在校外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为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可能与校外使用信息技术的用途和目的不同有关,如果利用信息技术从事一些娱乐性应用,如打游戏、听歌、看视频等,这些方式并不会有效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二)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态度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
态度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起中介作用,即信息技术态度既能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也能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社会心理学认为,认知、情感与意动(行为)是组成态度的三大要素。从认知因素来看,信息技术态度越积极的学生越能感知信息技术的有用性,更相信信息技术能够帮助他們提升自己的学业成绩并给生活带来便利,因此也更倾向于在学习和生活中使用信息技术,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信息素养水平;从情感因素来看,信息技术态度越积极的学生对信息技术拥有更高的接受度,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相反,当学生对信息技术持消极态度时,会产生畏难心理和焦虑情绪,进而影响学生完成信息任务和处理信息问题的水平。从行为因素来看,当学生具有较强的使用信息技术的认知和情感时,就更愿意通过信息技术扩展自己的知识以及提升自己的技能,从而提高信息素养水平。
(三)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由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到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这表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可以分别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单个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影响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对中学生信息素养发挥作用。具体看来,拥有较强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面对信息技术时自信心更高,相信自己能够较好的掌握这门技术,对信息技术也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倾向于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信息素养水平相对较高。而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在面对信息技术时,态度更为消极,更易显得焦虑,进而对使用信息技术产生逃避心理和抵触行为,不利于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
六、对策建议
本研究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中介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了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链式中介效应,揭示了个体因素和行为因素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复杂作用。因此,在培养提升中学生信息素养过程中,应注重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相互影响作用,既要加强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也要关注中学生正确的信息技术观念与态度的养成,并为中学生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创造良好条件,形成信息素养培育的良性作用机制,建立良好的信息素养培育生态。
首先,注重家校共育,营造良好的信息素养培育氛围。学校作为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载体,一方面应扭转对信息素养教育的认识偏差,加强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树立学生正确的信息技术使用态度,促使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应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信息技术观念,正视信息技术对孩子学习的积极作用,鼓励家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孩子提供在线学习所需要的设备和环境,辅导或陪伴孩子进行在线学习,同时家长也应积极引导孩子增强网络自制力,培养健康的上网习惯。 其次,增加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机会,创设良好的信息技术应用条件。学校和教师应当为学生创造更多的信息技术接触和使用的机会,如合理增加学校网络教室的开放时间段,适当增加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频率,积极创设有意义的信息技术教学情境等。另外,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立与学科结合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型信息技术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条件,增强学生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最后,培养学生信息技术应用兴趣,提升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是学校应积极组织上机模拟操作、在线论坛、信息技术竞赛等活动,为学生单独或相互协作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提供机会,激发学生的信息技术兴趣;二是教师在信息技术课程中应根据计算机使用水平对学生进行分组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学生遇到障碍或困难时应加强鼓励,缓解学生由于操作不熟练等造成的紧张情绪,并及时给予积极的反馈,提升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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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n Z,Wang Y,et al. Why people benefit from e-learningdifferently: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n e-learningoutcomes.Information
关键词:中学生信息素养;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是中小学生应对未来信息化环境下的生活、学习、工作要求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3年布拉格信息素养会议上指出,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基本人权,是个人投身于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迈向信息化社会的重要转型发展期。在新的社会变革形势下,提升国民信息素养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贯彻落实我国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方针至关重要。《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实施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培养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对于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素养的现状调查、培育路径、提升策略等宏观层面,而对于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及其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等个体层面因素是影响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然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目前尚不可知。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中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及其中介作用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和分析,从而揭示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为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提供有益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
已有研究证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是在个体层面影响信息素养水平的重要因素。自我效能感源自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它是指个体对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自信程度,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则是指个体对自身是否有能力运用信息技术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是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信心的主观评估”。ZeyingWan等研究发现学生完成信息技术相关任务的能力与其信息技术自我效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Ove等根据2013年国际计算机和信息素养研究的数据分析发现,当控制其他变量时,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计算机和信息素养呈正相关响。Olalekan等认为更高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水平可能是帮助学生使用计算机、学习计算机技能及提高信息素养的重要因素叨。
(二)信息技术态度与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态度是影响信息素养的另一重要个体因素。信息技术态度,一般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可概括为个体对信息技术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倾向和反映,也就是对信息技术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8。研究表明,信息技术态度与信息素养水平具有显著地相关性,良好的信息技术态度有助于学习者计算机技能的获得与信息素养的提升,消极的态度则阻碍计算机的学习和使用,进而不利于计算机技能的获得与信息素养的提升”。Lung-YuLi通过组织学生测试考察计算机素养与在线学习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计算机素养平均得分与在线学习态度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计算机知识得分与较高的在线学习态度得分相关。
(三)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也是影响信息素养的关键因素。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是指个体与信息交互特别是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活动”。Appel调查显示,在校内学习过程中使用计算机与学生信息素养无显著关系,而在校外如家中使用计算机时间长短与信息素养呈正相关。Law等的研究发现,除上课使用ICT和利用ICT查找信息两个维度对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呈消极作用外,在校内学习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任务、信息技术用于研究、利用ICT进行娱乐活动、使用ICT进行社交等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均对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存在积极作用。RonnyScherer等从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同目的出发探讨了信息技术应用对信息素养水平的影响,认为出于娱乐目的与出于学习、获取信息等其他目的的两种不同类别的学生在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4。覃丽君认为学生计算机使用年限对信息素养高低有显著影响,使用年限越长信息素养越高,杨浩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初中生使用信息技术设备的频率与信息素养呈现显著正相关。
(四)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
实际上,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及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既有直接影响,也存在交互作用。已有研究证实,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信息技术态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是决定计算机态度的关键和强效因素叨。Ying-TienWu等研究发现学生的信息技术态度与他们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高度相关,并且每周在线时间更长的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信息技术态度和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Rohatgi等的研究表明,信息技術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信息素养存在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9。此外,大量研究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AM)等量化模型证明,信息技术态度通过信息技术使用意愿对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20。 (五)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综上可知,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及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不仅对信息素养有直接影响,它们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关系中,可能存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本研究将其分为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下同)一信息素养的链式中介效应。因此,本研究的模型构建如图1所示。
基于研究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七条中介效应路径假设。
假设1: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2: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
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3: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4:信息技术态度对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态度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5:信息技术态度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态度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6: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假设7: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信息素养水平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了我国西部地区X省的2550名中学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X省38个区县市中随机抽取7个区县市,每个区县市随机抽取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每所初中和高中随机抽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的各两个班级学生(考虑到毕业年级学生的学业压力,未抽取初三、高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该调查共发放问卷2550份,得到有效问卷25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1%。
(二)研究工具
为评估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本研究采用朱莎、石映辉等人(2018)设计的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评估工具,即《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评估问卷》则,该工具是基于石映辉、彭常玲等人(2018)开发的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而成四。该指标体系包括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科学知识、信息应用与创新和信息道德与法律4项一级指标,以及信息敏感性、信息应用意识、信息的评价与创新等13项二级指标。问卷总共89道题,满分100分,如表1所示。该问卷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难度和区分度,本研究以该问卷测试得分作为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依据。
为调查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IEA)的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水平研究(ICILS)的调查问卷进行翻译、改编,形成《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25项选择题,由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4个量表组成。其中,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量表共6个题目,例如“我能够在互联网上搜索并查找所需的信息”,主要考察中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信息技术态度部分共6个题目,例如“我认为在学习中使用计算机非常重要”,主要考察中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量表与信息技术态度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记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校内信息素养使用行为量表共8个题目,例如“我使用计算机完成作业或练习的频率”,校外信息素养使用行为部分共5个题目,例如“在校外,我使用计算机创建或编辑文档的频率”,此二量表主要考察中学生在校内外获取和利用信息等活动的频率,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记分,1表示从不,2表示每月少于一次,3表示每月至少一次,4表示每周至少一次,5表示每天。(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运用SPSS22分析问卷的信效度,以确保回收数据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以及运用SmartPLS建构结构方程模型,以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度,同时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中介效应。
四、研究结果
(一)信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sAlpha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系数均大于0.8,总系数为0.946,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信度。
此外,本研究对问卷的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进行分析。在聚敛效度方面,潜变量各项指标如表2所示,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量都大于0.6,AVE值大于0.5125),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在区别效度方面,如表2所示,对角线数值为本研究变量AVE的平方根值,对角线以下数值为该研究变量与其他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且对角线数值均高于同行同列中的数值,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中介效应的假设检验
1.潜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如表3所示,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具有正相关关系,为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影响其信息素养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2.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SmartPLS软件,分析中学生的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自我效能感影响其信息素养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得到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作用于信息素养的链式中介模型,如下页图2所示。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信息技术态度、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中介效应。根据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是否包括。 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并求出中介效应值及相对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信息素养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117、效果量为22.76%,说明信息技术态度在此路径间起中介正效应且中介效果最大,假设1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假设2不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014(小于0)、效果量为-2.72%,表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到中介负效应,假设3成立。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07(小于0)、效果量为-1.36%,表明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到中介负效应,假设4成立。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24(小于0)、效果量为-4.67%,表明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到中介负效应,,假设5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05、效果量为-0.97%,可见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链式中介正效应且中介效果最小,假设6成立。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信息素养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015(小于0)、效果量为-2.92%,可见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起链式中介负效应,假设7成立。
五、结果讨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西部地区X省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调查数据,探索了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探讨中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的链式中介效应。
(一)信息技术态度和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分别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分析可知,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消息技术使用行为实现,即信息技术态度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起中介作用。这与Ellen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个体对计算机使用的兴趣存在正相关,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强的个体比相对弱的个体更较少产生抵制技术的行为,而更愿意接受新的信息技术,更容易获得信息技术技能,表现出更高的信息素养水平叼。另外,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也在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此路径间却并不存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能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而不能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可能的解释是,拥有良好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对使用信息技术能力的自我评估更高,在学校更倾向于使用信息技术扩展知识、解决学习问题,在实际操作与实践过程中,信息素养水平得到相应提升,然而在校外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为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可能与校外使用信息技术的用途和目的不同有关,如果利用信息技术从事一些娱乐性应用,如打游戏、听歌、看视频等,这些方式并不会有效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二)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态度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在信息技术
态度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起中介作用,即信息技术态度既能通过校外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也能通过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社会心理学认为,认知、情感与意动(行为)是组成态度的三大要素。从认知因素来看,信息技术态度越积极的学生越能感知信息技术的有用性,更相信信息技术能够帮助他們提升自己的学业成绩并给生活带来便利,因此也更倾向于在学习和生活中使用信息技术,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信息素养水平;从情感因素来看,信息技术态度越积极的学生对信息技术拥有更高的接受度,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相反,当学生对信息技术持消极态度时,会产生畏难心理和焦虑情绪,进而影响学生完成信息任务和处理信息问题的水平。从行为因素来看,当学生具有较强的使用信息技术的认知和情感时,就更愿意通过信息技术扩展自己的知识以及提升自己的技能,从而提高信息素养水平。
(三)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与中学生信息素养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由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到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这表明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可以分别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和校内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单个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态度影响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对中学生信息素养发挥作用。具体看来,拥有较强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面对信息技术时自信心更高,相信自己能够较好的掌握这门技术,对信息技术也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倾向于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信息素养水平相对较高。而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在面对信息技术时,态度更为消极,更易显得焦虑,进而对使用信息技术产生逃避心理和抵触行为,不利于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
六、对策建议
本研究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中介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了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信息技术态度一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一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链式中介效应,揭示了个体因素和行为因素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复杂作用。因此,在培养提升中学生信息素养过程中,应注重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态度、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相互影响作用,既要加强中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也要关注中学生正确的信息技术观念与态度的养成,并为中学生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创造良好条件,形成信息素养培育的良性作用机制,建立良好的信息素养培育生态。
首先,注重家校共育,营造良好的信息素养培育氛围。学校作为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载体,一方面应扭转对信息素养教育的认识偏差,加强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树立学生正确的信息技术使用态度,促使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应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信息技术观念,正视信息技术对孩子学习的积极作用,鼓励家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孩子提供在线学习所需要的设备和环境,辅导或陪伴孩子进行在线学习,同时家长也应积极引导孩子增强网络自制力,培养健康的上网习惯。 其次,增加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机会,创设良好的信息技术应用条件。学校和教师应当为学生创造更多的信息技术接触和使用的机会,如合理增加学校网络教室的开放时间段,适当增加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频率,积极创设有意义的信息技术教学情境等。另外,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立与学科结合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型信息技术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条件,增强学生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最后,培养学生信息技术应用兴趣,提升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一是学校应积极组织上机模拟操作、在线论坛、信息技术竞赛等活动,为学生单独或相互协作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提供机会,激发学生的信息技术兴趣;二是教师在信息技术课程中应根据计算机使用水平对学生进行分组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学生遇到障碍或困难时应加强鼓励,缓解学生由于操作不熟练等造成的紧张情绪,并及时给予积极的反馈,提升学生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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