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客家围屋，迟迟未见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引起各方关注。形形色色的议论与猜测声不绝于耳。论产生年代，客家围屋当比开平碉楼早得多，但时间并非唯一的参照系。早些年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包豪斯”(Bauhau8)建筑群列入“世遗”时，其历史不过半个世纪，就算追溯到“包豪斯”创办的1919年，也还不到一个世纪。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揣测是评选中“西方中心论”的潜意识起了作用，按下澳门的“大三巴”不说，开平碉楼不就是其“中西合璧”的式样产生了亲和力么?其实也未必，东方不少“世遗”建筑，尤其是早年的，哪来的西方影响?还有人认为，客家围屋“申遗”没有组织好，各打各的鼓，各唱各的调，让人无所适从，尤其是围屋周遭环境被破坏，某些单位为申报“修葺”了一番，却搞得古不古今不今，把原生态的名声都搞坏了……各种说法很多。笔者以为，归根到底，我们在对客家围屋进行历史文化阐释、建筑审美解说以及相关方面的综合评价时，有未能到位甚至缺失的地方，这与操之过急和缺乏文化自信有关。其实，关于客家围屋的研究已非常丰富、厚重。关键在于如何驾驭整合，排除干扰，完整地把这一建筑文化的奇葩奉献给世界。
　　
　　防御性：易守难攻的客家围屋
　　
　　汉末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坞壁是客家围屋的源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精神大解放，思想大自由”的时代，也是百姓生活苦痛的时代。“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搅得社会动荡不安，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大批汉人骤然被抛出正常的历史轨道，被迫开启颠沛流离的南迁之旅。未迁徙的地主世绅为自我保全，纷纷建造庄园、坞壁和大宅，聚族而居。随着部分氏族南迁，这种建筑形式也被带到了南方。唐代“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又引起客家先民的第二次大迁徙，后在赣南形成客家部落，坞壁建筑模式亦在此生根发芽。这是文化记忆的一次历史定格，不仅包含魏晋时期以郡望而自矜的贵族意识、门第与望族观念、称情直往的个性追求，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留痕，包括物质上的印记。
　　作为“客家摇篮”，赣南是客家人最早到达的地区。赣南的“土围子”、闽西的“土楼”以及客都梅州的“围龙屋”，都与坞壁、庄园有着师承关系。在外部构造上，客家传统建筑与坞壁平面都呈方形或矩形，外立面为高大坚固的墙，四角建有碉楼，开一到两扇门；内部结构上，坞壁设有“厅堂”，客家建筑则至少有一间为堂屋。据史料考证，坞壁建筑是父系大家族、家堡合一的居住建筑形式，客家传统建筑也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建筑形式，两者如出一辙。客家传统建筑与坞壁都强调建筑的防御性，而防御性是客家传统建筑最大的特征之一。
　　历史是最客观的见证，当年赣南的于都与安远就有两个很典型的打土围的实例。
　　一是红军打于都“上宝土围”的战役。上宝土围位于于都县马安乡，建于清咸丰年间，墙高围宽，占地0.75平方公里，易守难攻。围内盘踞着钟楷瑞的靖卫团和一些土豪劣绅，存有大量武器弹药。1931年12月26日，红三军七师和九师包围了上宝土围，并展开攻围战斗，遇顽强抵抗。于是，红军采取挖地道炸围墙的办法，组织大批赤卫队员挖地洞。不料当地洞挖近围墙时，却与土围的护濠接通，大水将地洞冲淹，许多赤卫队员被淹在洞里，幸未见死亡，只好改用长困久围的办法。直到1932年1月22日，在近一个月的围攻后，土围才被攻破。俘靖卫团400人、土豪劣绅170多人，缴获枪支400多枝，救出被裹胁群众5000多人。
　　一是陈济棠打安远“尊三围”。20世纪30年代，该围是当时的乡苏维埃政府驻地。1933年7月初，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对安远一带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剿，以为尊三围内驻着红军主力，于是用两个团的兵力实施重重包围。时围内只有赤卫队员六七十人，居民百余人，他们依托坚固的围屋，用少量步枪和土枪土炮，顽强抵抗达44天之久。国民党军在机枪大炮久攻不克的情况下，又派来飞机助战，也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军收集四乡稻草浸湿后捆成大草垛，滚推前进才接近并攻入围屋。
　　这两个典型战例，把客家围屋的防御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漂泊的客家人与流变的围屋
　　
　　从远古而来的围屋，经历无数历史变革，又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塑造着自己。
　　客家人漂泊到江西，这里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为丘陵，北部为平原，地形上向北敞开，“流人”南下带来的中原影响畅通无阻，于是，当年作为庄园、坞壁的文化记忆，也就一脉相承下来。
　　如果说赣南民居作为第一代客家民居的个性、特色还不那么明显的话，一旦进入闽西的大山，第二代客家民居的鲜明特征便凸显出来，成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一朵奇葩。
　　以自然环境而论，大山要封闭得多，民居的演变也就相对独立得多。为何永定等县大山中数以千计的土楼，无论是圆是方，都与高山、深谷相和谐，令人激赏?自然环境当是第二代客家民居形成的重要催化剂。
　　而从人文环境来说，大山中已不再受到北部平原一波又一波的文明冲击，有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条件。客家民系在这里凝结、形成与定型，其居住形态也自主发展起来。聚族而居、恪守代代相传的风水的客家人，有了在自然、人文生态上的又一次选择，土楼应运而生。客家建筑至此终于凸显个性，走向成熟。土楼的艺术形态千姿百态，不仅有方形、圆形，还有八角形、五凤形以及椭圆形、八卦形、半月形、交椅形等等，甚至有螺蛳状、旋转状，可谓巧夺天工，美不胜收。
　　客家人到了粤东，面对的主要是丘陵或山中的大小盆地，人文环境也有了相应的演化——梅江下去的韩江把开放的海洋文化一并带来，于是，建筑不仅“随境赋形”，而且有了审美的提升与形制上的开放，成熟形态的围龙屋脱颖而出。可以说，围龙屋是客家民居发展中又一个里程碑，是客家民系自中原、赣南、闽西来到粤东乃至粤北的迁移过程中生存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文化的结晶。
　　客家围屋的建筑史与文化史乃至思想史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其演变的规律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随境赋形；其二，从单一功能(如防卫、聚族而居)向审美层面提升，由简陋走向精致，由粗拙走向成熟；其三，由封闭走向开放，闭合的围开放为u型布局；其四，风水林、花胎、半月塘的加入，使围屋建筑的生态理念与实践层面更精致到位；其五，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筑如联芳楼等的出现，使外来文化的引入、先进技术的吸收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近千年来，客家围屋始终处于流变之中，证明了客家人的开拓意识、创新思维均不曾发生断裂，也证明了这个民系的活力所在。
　　
　　“天圆地方”的文化内涵
　　
　　客家围屋的“天圆地方”，既是建筑形式，又有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中，方为广袤的地，圆为无垠的天，世界便是“天圆地方”构成的。于是，一座围龙屋。便是一个完整的天地或世界，人在天地中。自有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这对于一个大迁徙的民系而言，无疑可激发一往无前的锐气、排除万难的信心，同时，也是维系家族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需要。
　　中国建筑是大地的艺术，追求平行的横线，从而形成宏大的群体构建，不似西方，以竖立的直线表达与上帝的亲近。作为“地方”的建构，其中轴对称，无论对皇城还是民居建筑，都在于宣示严肃规整、不可有任何逾越的伦理观念。作为建筑本身，也无时无刻不以自身的规整提醒居住其间的人们恪守中国的人伦之道。儒家的“执中”、“中和”渗透其中。
　　客家围屋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既有自然的天与人的合一，这是老庄所主张的；也有第二自然即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就是德性的天与人的合一，这当是孔孟所力主的。这两类“天人合一”，在客家围屋建筑中得到充分的、精心巧妙的体现。
　　客家围屋对环境的选择很讲究：围屋破土动工前须先种下风水林，以此为“胞衣”不仅保持了水土，也调节了生态。屋前有半月塘，屋后为山体。无论土楼还是围龙屋，都与自然地理环境共生，与生态物候相协调，这种“以形媚道”、道法自然的做法，无疑是道家“天人合一”理想的体现。
　　而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则体现在客家传统建筑的结构、布局及装饰等方面，讲求礼制，讲求尊卑有序。围屋之内，处处可见体现客家人自强不息、勤奋节俭的家训，崇宗敬祖、慎终追远的教诲，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的激励，这对“围中人”的人格熏陶、理想培育、情趣提升、文脉延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客家围屋凝聚了客家民系的人文理想、生存智慧与开创精神，既是这一民系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又是这一民系今后崛起并走向辉煌的参照系。它不仅是中国，更是世界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美学学科带头人、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