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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欧美国家，环保组织和产业并不完全是战场上的对手，也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伙伴。环保组织能够实际参与到捕捞配额的管理中，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和影响零售商来对生产企业形成约束。中国企业要想成功竞拍到国外捕捞许可，亦必须符合其定下的各类环境友好准则。
9月，香港仍无秋意。
毗邻维多利亚港的香格里拉酒店，是领略繁华最好的地方。5日，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十届国际水产峰会”。偌大的礼堂金碧辉煌，放眼望去，尽是高鼻梁、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国人满场飞，倒让少有的几张东方面孔显得很突兀。
这是主办方、国际非营利机构“海洋网络”第一次将峰会地址选在亚洲国家，特别设计的会议LOGO也“港味”十足：充满现代感的摩天大楼矗立在太平山脚，一艘扬帆破浪的渔船从维港驶出，在它面前的是湛蓝无垠的海洋，无数鱼群遨游其中。一名从北京飞来的行业代表自信地觉得，西方社会已经释放出了信号——世界渔业的未来少不了中国的参与，来自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围绕“世界海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少发言者饱含激情、侃侃而谈。时下热门的“鱼翅”再次成为焦点。禁吃鱼翅的根源在于保护鲨鱼。国际环保团体态度坚决，鱼翅贸易商则不甘示弱。一名香港的商会代表甚至在演讲中振臂高呼，情绪激动。
中国农业部渔业局局长赵兴武也意外出现在了开幕式上，不出所料地被媒体团团围住。被问及“对鱼翅的态度”时，赵兴武答道：“我们可以不吃鱼翅，但不能不吃鱼。中国依靠发展养殖业来解决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渔业一直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然而，随着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保护与贸易发展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鱼翅战争”不过是一次集中爆发，一个典型缩影。未来环保团队与产业协会的争端仍将持续。赵兴武的表态是中国在全球渔业贸易中急欲谋求话语权的表现，也暗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在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纠结。
如何解决渔业的可持续性，如箭在弦上，无法逃避。
当“双控”遭遇“配额”
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就因过度捕捞而枯竭。生产能力过剩和现代化渔具的使用是罪魁祸首。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渔船数量由过去的几百艘，增加到了28万艘。
最先遭到毁灭的是野生大黄鱼。这种我国近海主要的经济鱼类，因渔民大量使用敲罟的作业方式（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造成了灭绝性捕捞。而后现代化渔船继续演变出各种拖网、围网、张网、流刺网等渔具，功率增大，网目变小，海底鱼类几乎被“一网打尽”。
中国并非没有对策。为了压减捕捞强度，从1987年起我国便开始实行对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数实行总量控制（简称“双控”）制度，基本办法是国家把全国总的渔船艘数及总马力指标分解到各省、市，再由省、市分解到县、区。
不过，这种“一刀切”的管控办法，却存在着严重缺陷。
许多传统渔民和其他投资者的小型渔船只适合在沿海作业，受马力控制，他们难以增加功率指标、改建渔船去远洋生产，只能加重对近海资源的捕捞强度。而近海渔业资源的持续衰退，又迫使他们不得不驶向远海去生产，埋下了大量安全隐患，引发了不少渔业争端。
此外，控制渔船马力也无法对捕捞强度形成足够制约。例如灯光诱鱼围网捕捞，其强度与诱鱼灯的发电功率有关，却与渔船主机功率无关。来自渔政执法能力的先天不足，导致非法捕捞屡禁不止，不少“三无”渔船的船型、马力越来越向大中型渔船靠拢。
时至今日“双控”制度已被认为失效。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与其投入大量精力去控制渔船功率，倒不如直接控制渔获量，实行捕捞配额制度。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慕永通曾表示，目前我国海洋渔业捕捞的“游戏规则”是“谁捕到就归谁所有”，渔民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能加大投资，以捕获更多的海产品。每当休渔期结束，往往会出现超量捕捞的行为。而推行配额捕捞制度则能转变对渔民的激励机制，变“大锅饭”为“分灶吃饭”，从“能吃多少”到“该吃多少”。
捕捞配额制度是国际上一种比较科学的管理方式，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在实施。它将过去普遍采取的限制渔船数量、设置禁渔区、禁渔期等被动式的管理，转变为根据渔业资源量来确定捕捞量并进行合理分配的主动式管理。在国际水产峰会上，亦有与会者频频向中国代表询问未来中国渔业政策的走向。可惜，捕捞配额制度是否也能在中国落地，至今未有共识。在各方利益博弈里，政府也在左右为难。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委副会长崔和认为，中国渔业资源批量小品种多，渔民基数大，无法进行分配。“我们不像俄罗斯，鳕鱼年产150万吨，每条船都能分几万吨。你看大黄鱼一年最多才5万吨，几万条船怎么分？”水产专家樊旭兵一针见血地指出，采用配额制就是个长痛还是短痛的问题。科学测算出来的配额一定会比实际捕捞能力低得多，这需要政府做决定——让不让渔民失业。
在欧美国家，如果渔业资源衰退到一定程度时，会采取强制性无限期关闭的措施，关上10年或者15年让生物学家做研究，等资源恢复再重新开放。虽然这代渔民失业了，但下一代渔民却有了工作。“如果我们不想这个问题，只是强调捕捞能力多，没办法实行配额制度，无非是变相找借口，资源永远没办法恢复。”
“洗脚上岸”步步惊心
随着近海捕捞产量下跌，海水养殖成了一个重要的调节杠杆。近年来，国内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早在2006年，海鲜的养殖产量已经占到了渔业产量的70%左右，帮助了不少渔民“洗脚上岸”。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不少海鲜产品出口到了海外，现在全世界近一半的水产品养殖都在中国。
梁池芬是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闸坡网箱养殖协会的会长。20年前，他放弃了海上漂泊多年的生计搞起了水产养殖。过去，为了谋生不少捕不到大鱼的渔民，往往将小鱼人工养大后拿去市场销售。不想，这个办法却催生了当地养殖业的发展。时至今日，闸坡养殖面积已经多达25.8万平方米，养殖网箱8892个，从业人员达到1890人。 坐小型渡船从闸坡港岸边开出，沿途随处可见大小不一的渔排，多数网箱都放下了网衣。偶见有渔民在忙着加工鱼料、冲洗渔网。大约前行了七八分钟后，便到了梁池芬的地盘。与周围仅有十余个网箱的小型作坊相比，梁池芬的基地要大得多，近300个网箱内饲养了金鲳鱼、美国红鱼、石斑、真鲷等十余个品种，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地，年收入大约在200万～300万。
不过，风光的背后却是步步惊心。
养殖规模的扩张带来了环境饱和的问题。国内的海水养殖多以家庭式小型作坊为主。受养殖水域限制，只能设置在风浪较小的内湾或近岸浅水区，使不少渔场的局部密度超过了海域容量。近岸海水交换性差，长年累月地养殖生产，海域富营养化，自身污染严重。而陆地污水入海，又会持续污染水质，极易滋生病菌，导致所养鱼群大量死亡，高密度的养殖布局更加快了病害的蔓延速度，增加了发病几率。
此外，传统的网箱养殖很容易受台风、赤潮、洪涝、寒潮等自然灾害影响，往往一场高强度台风过后，渔排尽毁，满目疮痍。2008年，百年不遇的雪灾几乎把梁池芬所有的鱼冻死了，一下子损失了600万。梁强调，“做这行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利润主要靠规模效应。”100公斤鱼就需要200公斤鱼粉，自己每天光饲料的成本就高达8万元，一条市场价格11块的鲳鱼成本价可能去到8块。
近来，世界鱼粉价格持续走高，几乎掐住了养殖户的咽喉。全世界的鱼粉捕捞量已到了资源的极限，产量多年来均恒定在了500万吨左右。世界最大的鱼粉生产国秘鲁一直在下调鱼粉出口配额。有行业人士预计，当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时，高档鱼类使用鱼粉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低档鱼类则越来越低，类似罗非鱼这样的廉价鱼类将被自然淘汰，最坏的结果是鱼类退出了普通人的饭桌，只能沦为有钱人的盘中餐。
以量取胜、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海水养殖不可避免地掉入“中国制造”的魔咒里——是继续沉沦，还是走向涅槃，等待破题。
绿色认证，升级动力
在全球化程度极高的海产领域，绿色贸易壁垒被认为是驱使中国海鲜转型升级的一大动力。在水产峰会上，一名来自国内某大型海产生产企业的代表对记者表示，她最关心的是国际NGO在政策倡导上的最新动作，这直接关系着公司未来的销售策略和方向。在欧美国家，NGO能够实际参与到捕捞配额的管理中，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和影响零售商来对生产企业形成约束。中国企业要想成功竞拍到国外捕捞许可，亦必须符合其定下的各类环境友好准则。
MSC生态标签认证便是典型例子。
MSC标准全称为《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可持续渔业原则与标准》，是为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多样性平衡的水产业良好准则。目前欧美零售商、制造商以及食品服务运营机构都在推行MSC项目，并承诺采购和销售通过MSC认证的水产品。外媒报道称，海洋管理委员会下一个五年规划便是将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作为MSC认证的重点培养市场。稳坐国内水产养殖“头把交椅“的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极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近年，獐子岛一直在走“可持续发展”路线，旗下的渔业虾夷扇贝渔场一旦通过评审，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MSC认证的渔场，对中国水产品开拓欧美市场以及品牌提升等方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MSC认证的条件非常苛刻，虽然只有“可持续发展、生态多样性以及良好的管理体系”三方面原则，但其引申内容却涵盖了限量捕捞、恢复渔业资源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等诸多方面。
獐子岛在潜水采捕方式、网具的新型改造、科研平台搭建等方面，均做出了有利于保护海域资源的举措。该公司副总裁蔡建军表示，相比国内认证标准仅专注于产品本身，MSC标准更强调企业在生产系统和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可持续性，能帮助中国企业以良好的社会和环境表现换取国际市场回报，提升软实力。
全国最大的对虾加工出口商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绿色认证里尝到了甜头。2004年的“中美虾战”国联一战成名。此后该公司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在生产加工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上下足工夫，成为了国内唯一通过水产养殖认证委员会（ACC）“最严谨水产养殖规范”（BAP）认证的企业。在欧洲和美国水产品贸易中，BAP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只有经过BAP认证的产品才能进入市场销售。国联不仅得到了一把畅通无阻的“金钥匙”，也获得了大客户美国沃尔玛集团的重视。
近年来，国际环保机构WWF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鼓励MSC认证。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认证”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帮助企业争得一席之地，也为企业增加了运营成本，这是许多企业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而要引领中国渔业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除了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也需要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在产业链上引起重视，共同推动。
区域提升，争夺话语权
鉴于养殖产业对生态环境的高度依赖性，要协调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已经不能简单满足于少量大型养殖场达到认证水平，那些比邻而居、共享水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中小型养殖户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7月， 智利爆发了ISA （三文鱼传染性贫血症） 病毒，引发了养殖业的重大危机，约有2万名业内工人失业，三文鱼养殖中心从300多家锐减到150家左右。在2007年～2009年间，这种病毒在各大养殖场中迅速蔓延，造成的损失多达2亿美元。即使是那些管理优良的大型养殖企业也未能在这场区域灾害中幸免。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现有手段的局限性，并试图不再以单个企业或养殖场作为目标，而将重点放在整个养殖区域的管理调控和政策改良上。
国际NGO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简称SFP）便是其中一员。SFP已着手研究发展中国家以散户为主要生产者的水产经验，并在中国海南岛以罗非鱼养殖改良项目（简称AIP）作为试点。目前，AIP项目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按照既定目标，该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打造海南罗非鱼供应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优势。
现在中国每年约有50%的罗非鱼产量用于出口，市场潜力十分巨大。不过由于中国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话语权，这给AIP项目实施带来了不少困难。2011年9月初，WWF更将中国罗非鱼评级为“浅红”，即不推荐使用，引发中国水产行业的强烈反弹。AIP项目经理、SFP目前在中国唯一的工作人员韩寒认为：“任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改进，都需要投入。但罗非鱼本身就是一个低端产品，成本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价格的提高，养殖户就失去了改善的动力。” 她继续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与中国罗非鱼缺少自有品牌，缺乏靠质量去争取定价权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的企业缺乏与国际NGO的沟通，从业者们常常在重大的全球行业战略性决策形成过程中缺席。
此外，许多国际标准体系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而制定，以发达国家的产业化、标准化生产为前提，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包容，过于理想化的设计难以符合本土的生产实际，强行实施无法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她建议，本土水产从业者们要能主动出击，借助政府、行业协会和NGO的力量，积极寻求和国外采购商、零售商直接对话的机会，参与到全球水产品行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和讨论中。例如，积极参与国际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等开展的行业内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对话；加强与国内外公共媒体的交流；建立和维护科学、系统的数据库，善于运用数据和公共报告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
值得期待的是，海洋管理委员会已计划建立专项基金用于设计适合发展中国家渔业的MSC认证开发项目，使认证审核评审更加适合小型渔场。
（实习生黄子彦、陈大宏对本文亦有贡献）
9月，香港仍无秋意。
毗邻维多利亚港的香格里拉酒店，是领略繁华最好的地方。5日，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十届国际水产峰会”。偌大的礼堂金碧辉煌，放眼望去，尽是高鼻梁、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国人满场飞，倒让少有的几张东方面孔显得很突兀。
这是主办方、国际非营利机构“海洋网络”第一次将峰会地址选在亚洲国家，特别设计的会议LOGO也“港味”十足：充满现代感的摩天大楼矗立在太平山脚，一艘扬帆破浪的渔船从维港驶出，在它面前的是湛蓝无垠的海洋，无数鱼群遨游其中。一名从北京飞来的行业代表自信地觉得，西方社会已经释放出了信号——世界渔业的未来少不了中国的参与，来自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围绕“世界海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少发言者饱含激情、侃侃而谈。时下热门的“鱼翅”再次成为焦点。禁吃鱼翅的根源在于保护鲨鱼。国际环保团体态度坚决，鱼翅贸易商则不甘示弱。一名香港的商会代表甚至在演讲中振臂高呼，情绪激动。
中国农业部渔业局局长赵兴武也意外出现在了开幕式上，不出所料地被媒体团团围住。被问及“对鱼翅的态度”时，赵兴武答道：“我们可以不吃鱼翅，但不能不吃鱼。中国依靠发展养殖业来解决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渔业一直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然而，随着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保护与贸易发展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鱼翅战争”不过是一次集中爆发，一个典型缩影。未来环保团队与产业协会的争端仍将持续。赵兴武的表态是中国在全球渔业贸易中急欲谋求话语权的表现，也暗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在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纠结。
如何解决渔业的可持续性，如箭在弦上，无法逃避。
当“双控”遭遇“配额”
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就因过度捕捞而枯竭。生产能力过剩和现代化渔具的使用是罪魁祸首。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渔船数量由过去的几百艘，增加到了28万艘。
最先遭到毁灭的是野生大黄鱼。这种我国近海主要的经济鱼类，因渔民大量使用敲罟的作业方式（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造成了灭绝性捕捞。而后现代化渔船继续演变出各种拖网、围网、张网、流刺网等渔具，功率增大，网目变小，海底鱼类几乎被“一网打尽”。
中国并非没有对策。为了压减捕捞强度，从1987年起我国便开始实行对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数实行总量控制（简称“双控”）制度，基本办法是国家把全国总的渔船艘数及总马力指标分解到各省、市，再由省、市分解到县、区。
不过，这种“一刀切”的管控办法，却存在着严重缺陷。
许多传统渔民和其他投资者的小型渔船只适合在沿海作业，受马力控制，他们难以增加功率指标、改建渔船去远洋生产，只能加重对近海资源的捕捞强度。而近海渔业资源的持续衰退，又迫使他们不得不驶向远海去生产，埋下了大量安全隐患，引发了不少渔业争端。
此外，控制渔船马力也无法对捕捞强度形成足够制约。例如灯光诱鱼围网捕捞，其强度与诱鱼灯的发电功率有关，却与渔船主机功率无关。来自渔政执法能力的先天不足，导致非法捕捞屡禁不止，不少“三无”渔船的船型、马力越来越向大中型渔船靠拢。
时至今日“双控”制度已被认为失效。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与其投入大量精力去控制渔船功率，倒不如直接控制渔获量，实行捕捞配额制度。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慕永通曾表示，目前我国海洋渔业捕捞的“游戏规则”是“谁捕到就归谁所有”，渔民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能加大投资，以捕获更多的海产品。每当休渔期结束，往往会出现超量捕捞的行为。而推行配额捕捞制度则能转变对渔民的激励机制，变“大锅饭”为“分灶吃饭”，从“能吃多少”到“该吃多少”。
捕捞配额制度是国际上一种比较科学的管理方式，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在实施。它将过去普遍采取的限制渔船数量、设置禁渔区、禁渔期等被动式的管理，转变为根据渔业资源量来确定捕捞量并进行合理分配的主动式管理。在国际水产峰会上，亦有与会者频频向中国代表询问未来中国渔业政策的走向。可惜，捕捞配额制度是否也能在中国落地，至今未有共识。在各方利益博弈里，政府也在左右为难。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委副会长崔和认为，中国渔业资源批量小品种多，渔民基数大，无法进行分配。“我们不像俄罗斯，鳕鱼年产150万吨，每条船都能分几万吨。你看大黄鱼一年最多才5万吨，几万条船怎么分？”水产专家樊旭兵一针见血地指出，采用配额制就是个长痛还是短痛的问题。科学测算出来的配额一定会比实际捕捞能力低得多，这需要政府做决定——让不让渔民失业。
在欧美国家，如果渔业资源衰退到一定程度时，会采取强制性无限期关闭的措施，关上10年或者15年让生物学家做研究，等资源恢复再重新开放。虽然这代渔民失业了，但下一代渔民却有了工作。“如果我们不想这个问题，只是强调捕捞能力多，没办法实行配额制度，无非是变相找借口，资源永远没办法恢复。”
“洗脚上岸”步步惊心
随着近海捕捞产量下跌，海水养殖成了一个重要的调节杠杆。近年来，国内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早在2006年，海鲜的养殖产量已经占到了渔业产量的70%左右，帮助了不少渔民“洗脚上岸”。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不少海鲜产品出口到了海外，现在全世界近一半的水产品养殖都在中国。
梁池芬是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闸坡网箱养殖协会的会长。20年前，他放弃了海上漂泊多年的生计搞起了水产养殖。过去，为了谋生不少捕不到大鱼的渔民，往往将小鱼人工养大后拿去市场销售。不想，这个办法却催生了当地养殖业的发展。时至今日，闸坡养殖面积已经多达25.8万平方米，养殖网箱8892个，从业人员达到1890人。 坐小型渡船从闸坡港岸边开出，沿途随处可见大小不一的渔排，多数网箱都放下了网衣。偶见有渔民在忙着加工鱼料、冲洗渔网。大约前行了七八分钟后，便到了梁池芬的地盘。与周围仅有十余个网箱的小型作坊相比，梁池芬的基地要大得多，近300个网箱内饲养了金鲳鱼、美国红鱼、石斑、真鲷等十余个品种，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地，年收入大约在200万～300万。
不过，风光的背后却是步步惊心。
养殖规模的扩张带来了环境饱和的问题。国内的海水养殖多以家庭式小型作坊为主。受养殖水域限制，只能设置在风浪较小的内湾或近岸浅水区，使不少渔场的局部密度超过了海域容量。近岸海水交换性差，长年累月地养殖生产，海域富营养化，自身污染严重。而陆地污水入海，又会持续污染水质，极易滋生病菌，导致所养鱼群大量死亡，高密度的养殖布局更加快了病害的蔓延速度，增加了发病几率。
此外，传统的网箱养殖很容易受台风、赤潮、洪涝、寒潮等自然灾害影响，往往一场高强度台风过后，渔排尽毁，满目疮痍。2008年，百年不遇的雪灾几乎把梁池芬所有的鱼冻死了，一下子损失了600万。梁强调，“做这行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利润主要靠规模效应。”100公斤鱼就需要200公斤鱼粉，自己每天光饲料的成本就高达8万元，一条市场价格11块的鲳鱼成本价可能去到8块。
近来，世界鱼粉价格持续走高，几乎掐住了养殖户的咽喉。全世界的鱼粉捕捞量已到了资源的极限，产量多年来均恒定在了500万吨左右。世界最大的鱼粉生产国秘鲁一直在下调鱼粉出口配额。有行业人士预计，当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时，高档鱼类使用鱼粉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低档鱼类则越来越低，类似罗非鱼这样的廉价鱼类将被自然淘汰，最坏的结果是鱼类退出了普通人的饭桌，只能沦为有钱人的盘中餐。
以量取胜、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海水养殖不可避免地掉入“中国制造”的魔咒里——是继续沉沦，还是走向涅槃，等待破题。
绿色认证，升级动力
在全球化程度极高的海产领域，绿色贸易壁垒被认为是驱使中国海鲜转型升级的一大动力。在水产峰会上，一名来自国内某大型海产生产企业的代表对记者表示，她最关心的是国际NGO在政策倡导上的最新动作，这直接关系着公司未来的销售策略和方向。在欧美国家，NGO能够实际参与到捕捞配额的管理中，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和影响零售商来对生产企业形成约束。中国企业要想成功竞拍到国外捕捞许可，亦必须符合其定下的各类环境友好准则。
MSC生态标签认证便是典型例子。
MSC标准全称为《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可持续渔业原则与标准》，是为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多样性平衡的水产业良好准则。目前欧美零售商、制造商以及食品服务运营机构都在推行MSC项目，并承诺采购和销售通过MSC认证的水产品。外媒报道称，海洋管理委员会下一个五年规划便是将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作为MSC认证的重点培养市场。稳坐国内水产养殖“头把交椅“的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极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近年，獐子岛一直在走“可持续发展”路线，旗下的渔业虾夷扇贝渔场一旦通过评审，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MSC认证的渔场，对中国水产品开拓欧美市场以及品牌提升等方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MSC认证的条件非常苛刻，虽然只有“可持续发展、生态多样性以及良好的管理体系”三方面原则，但其引申内容却涵盖了限量捕捞、恢复渔业资源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等诸多方面。
獐子岛在潜水采捕方式、网具的新型改造、科研平台搭建等方面，均做出了有利于保护海域资源的举措。该公司副总裁蔡建军表示，相比国内认证标准仅专注于产品本身，MSC标准更强调企业在生产系统和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可持续性，能帮助中国企业以良好的社会和环境表现换取国际市场回报，提升软实力。
全国最大的对虾加工出口商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绿色认证里尝到了甜头。2004年的“中美虾战”国联一战成名。此后该公司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在生产加工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上下足工夫，成为了国内唯一通过水产养殖认证委员会（ACC）“最严谨水产养殖规范”（BAP）认证的企业。在欧洲和美国水产品贸易中，BAP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只有经过BAP认证的产品才能进入市场销售。国联不仅得到了一把畅通无阻的“金钥匙”，也获得了大客户美国沃尔玛集团的重视。
近年来，国际环保机构WWF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鼓励MSC认证。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认证”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帮助企业争得一席之地，也为企业增加了运营成本，这是许多企业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而要引领中国渔业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除了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也需要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在产业链上引起重视，共同推动。
区域提升，争夺话语权
鉴于养殖产业对生态环境的高度依赖性，要协调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已经不能简单满足于少量大型养殖场达到认证水平，那些比邻而居、共享水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中小型养殖户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7月， 智利爆发了ISA （三文鱼传染性贫血症） 病毒，引发了养殖业的重大危机，约有2万名业内工人失业，三文鱼养殖中心从300多家锐减到150家左右。在2007年～2009年间，这种病毒在各大养殖场中迅速蔓延，造成的损失多达2亿美元。即使是那些管理优良的大型养殖企业也未能在这场区域灾害中幸免。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现有手段的局限性，并试图不再以单个企业或养殖场作为目标，而将重点放在整个养殖区域的管理调控和政策改良上。
国际NGO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简称SFP）便是其中一员。SFP已着手研究发展中国家以散户为主要生产者的水产经验，并在中国海南岛以罗非鱼养殖改良项目（简称AIP）作为试点。目前，AIP项目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按照既定目标，该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打造海南罗非鱼供应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优势。
现在中国每年约有50%的罗非鱼产量用于出口，市场潜力十分巨大。不过由于中国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话语权，这给AIP项目实施带来了不少困难。2011年9月初，WWF更将中国罗非鱼评级为“浅红”，即不推荐使用，引发中国水产行业的强烈反弹。AIP项目经理、SFP目前在中国唯一的工作人员韩寒认为：“任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改进，都需要投入。但罗非鱼本身就是一个低端产品，成本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价格的提高，养殖户就失去了改善的动力。” 她继续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与中国罗非鱼缺少自有品牌，缺乏靠质量去争取定价权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的企业缺乏与国际NGO的沟通，从业者们常常在重大的全球行业战略性决策形成过程中缺席。
此外，许多国际标准体系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而制定，以发达国家的产业化、标准化生产为前提，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包容，过于理想化的设计难以符合本土的生产实际，强行实施无法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她建议，本土水产从业者们要能主动出击，借助政府、行业协会和NGO的力量，积极寻求和国外采购商、零售商直接对话的机会，参与到全球水产品行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和讨论中。例如，积极参与国际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等开展的行业内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对话；加强与国内外公共媒体的交流；建立和维护科学、系统的数据库，善于运用数据和公共报告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
值得期待的是，海洋管理委员会已计划建立专项基金用于设计适合发展中国家渔业的MSC认证开发项目，使认证审核评审更加适合小型渔场。
（实习生黄子彦、陈大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