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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异于高等教育学的分析进路，美国科学史学家威廉·克拉克从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出发，借用“治理术”等理论工具，认为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是在政府与市场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中所建构。大学学者学术资格的确认必须满足系列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与市场对某种劳动的偏好。政府借助于一系列的学术与知识小工具——目录、图标、表格、报告、问卷、卷宗、档案等等构造了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权力形式，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塑造不过是反映了政府感兴趣的那些片段。而政府在官僚体制基础上引入商业化原则，采用学术管理资本主义，要么在大学学术体制内部培育一个竞争市场，要么在大学与政府、大学与期刊等机构之间建立起一个学术市场。无论是为了获取生计抑或是为了争取国家资助，大学学者与学术都被置于商品的境地，发生着交换的价值。本质上，政府与市场感兴趣的片段最终所塑造的不过是一种技术化的学术体制与样态，它能否培育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卡里斯玛”却饱受质疑。这一分析进路为研究德国大学学术体制与反思当今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学术卡里斯玛;学术“治理术”;学术“商品化”
关于德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及其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与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以及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特征等问题，早已被国内外高等教育学、教育学界广泛关注，并对德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及其在科学研究功能的塑造、科研与教学相统一、学术自由、由学术渐臻自我修养等制度与理念层面所发挥的典范功能达成共识，并由此成为当今学界审视当代大学发展与学术体制的高等教育学的学术视域。而在对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分析中，美国科学史学家威廉·克拉克（Willliam Clark）提供了一种相异于学界习以为常的以高等教育学作为分析视角的研究进路。在《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一书中，他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在综合借鉴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和分析思路的基础上，论析了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建构。在他的分析要素中，政府与市场这两大主体被置于核心地位，二者共同促成了德国大学研究性与现代性以及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正如其在此书开篇所道：“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根植于政府与市场所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在其看来处于蒙昧状态的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通过他们的努力，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由此催生了研究性大学。”[1]这一分析进路不仅为研究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也能为反思与变革当今我国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些许启示。
一、学术资格的确认：政府所采用的学术“治理术”
一般意义上讲，资格是对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身份等方面所作出的要求与规定。如此，学术资格是指从事学术工作或学术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身份等;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资格则是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所作出的关于学术条件、学术身份等方面的规定性。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学术资格涵括多种类型，包括获取学位（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的资格，获得大学教师职业与职称的资格，成为研究生导师与学科（学术）带头人的资格等等。由于学术资格在大学中的重要性，其也因此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话题。从高等教育学视角出发，对大学中学术资格的分析主要关注获取学术资格的条件以及这些资格条件的设立是否合理，学术资格获得与取消的法律规制，学术资格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命题。显然，这一研究视角将更多的焦点放置在学术资格自身，却忽视了学术资格与外在社会环境、宏观制度之间的某种关联，有可能会窄化有关学术资格的分析视域，无法呈现学术资格条件的设立等命题背后更为本质性的命题。因而，在学术资格的研究路径中，不应当只包括一种对获取学术资格所应具备的要素进行表层分析与理想建构的思路，另一种更值得加以关注的深层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学术资格史的分析（历时性分析，如获得某种学术资格所需条件的历史演变）、学术资格在不同高校组织之间的对比（共时性分析，如不同高校之间对同一类型学术资格所需条件的异同比较）、学术资格与外部制度环境间的关联等，从而窥探出大学学术发展的轨迹、特征及学术与社会制度环境等各个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建构出一条大学学术资格的社会学分析理路。其中，谁作为学术资格确认的主体（政府、市场、社会还是学术共同体自身等）则是这一分析进路所包含的一个核心话题，这关涉到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的创新以及大学学术体制样态等研究问题的内核。在德国研究性大学起源的研究中，威廉·克拉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路径。他追溯德国大学学术体制的发展历程（包括从中世纪学术形态到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市场等主体是如何介入学术世界，使学术资格、学者身份、学术声誉等学术场域中的元素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而也就使整个大学学术体制历经沧桑。
威廉·克拉克在分析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形成时指出，作为学术资格确认主体的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如果一位新教德国的学者想得到任命，他就必须符合一系列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包括发表作品的数量、勤勉的教学表现以及可接受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2]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新型的“学术卡里斯玛”，即传统由教授群体确认的“学术卡里斯玛”与近现代由政府部门确认的新型“學术卡里斯玛”之间的差别。
那么，上文中提到的德国大学学术资格是如何确认的？意即，政府确认学术资格的途径、方式有哪些？在福柯“治理术”概念的启发下，威廉·克拉克分析了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中政府所采用的“学术治理术”。正是这些“治理术”的使用，促使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得以形成。
“治理术”是福柯用于描述现代国家治理时所使用的一个标志性概念。“治理术”意味着国家作为权力主体掌握着一整套技术性的知识，并开始进入微观权力的实践场域，这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事实。在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治理方式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直接统治到间接治理的演变。“治理术”就是这种间接治理的产物，它是指国家治理所依赖的系列程序、数字、报告、图表等技术性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治理术”是一个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3]，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不再以直接统治为中心，而是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对社会进行引导，从而对社会事务进行治理。它所强调的不是强制，而是一种对“服从规则”的“正面鼓励”，因为“遵守某种行为规范将会使一个人获得好的名声”[4]。 威廉·克拉克借用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分析了德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后发现，现代政府介入高等教育、大学学术事务过程中所惯用的“治理术”包括表格、目录等诸多学术与知识小工具，这是政府意图嵌入高等教育与现代国家对大学学术施展权力的关键手法。“目录、图标、（论文）表格、报告、问卷、卷宗、档案等系列‘小工具’，构成了现代化、世俗化和官僚制的文书。现代学术体制的权力，很大一部分也是由这些琐碎的东西构成。福柯写道：表格的构建，是18世纪科学、政治、经济技术的重要问题之一……到18世纪，表格立即成为一种权力的技术和获取知识的过程。”[5]
例如，在学术目录制度、报告制度等产生与演变进程中，课程目录与学术报告如何成为一种“学术治理术”？在17世纪之前，大学很少设置课程目录，而自18世纪中后期之后，大学通过课程目录的设置使学者们向政府报告其教学和课程安排。这种报告制度的确立成为近现代德国政府改革大学、改造学者与学术的主要工具。譬如，在哈勒大学，1731年政府下令制作课程目录，并有意识地告诉教授们要相互商议授课时间。1748年和1764年法令则要求大学向政府提交课程目录以及关于实际授课情况的报告。在勃兰登堡-普鲁士，1753年有一项法令规定课程目录必须附有学期报告。1781年以后，目录中必须列出教材名称，这样就在事实上赋予了政府通过否决拟议目录而否决教材的权力。在此过程中，官僚式、理性化的学术开始浮现：从图书馆的“目录之争”可以发现研究性图书馆的构建;从文书的格式可以了解学术任命。
因此，在学术理性化过程中，政府对于学术内容、意图、范围、时间等作出严格规定，蕴含了数字、表格、时间、问卷、报告、审核等一批“治理术”，并根据这些“治理术”对高等教育的实践成效进行检验。大型官僚机构的特征就是创造一系列测量的尺度，然后据此界定目标并测量目标得以实现的程度，而国家是这类机构的杰出代表。[6]这些计量的方法为德国大学学术的理性化建构提供了工具，且这些方法都以书面的形式取代了传统的叙事与口说文化。政府通过对“治理术”的使用和支配，依靠制度和规训来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宏观分配和对高等教育要素进行微观调节，由此选出一些“适当的学者”（或者是“合适的学者”），但这些按照政府要求被选择出来的“合适的学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学者”。
为何要挑选出“适当的学者”？在德国官房主义者看来，大学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其民族性和国家性。如果大学的目的仅限于拓宽人类知识而忽视对国家利益和公共福祉的贡献，那么大学也就不配获得政府的公共资助。因此，政府采用这些知识与学术小工具进行学术圈定，其目的便在于力图使大学服务于国家的宗旨。只是，在这个圈定过程中，关于是用一份表格还是其他知识工具将政府权力加以转化，并不存在客观上的必然性。在政府所使用的现代知识工具中，表格的技术在我们的世界中已经极其普遍。它是一种工具，表格也同樣服务于理性权威。所以也就难怪表格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学术和官僚习惯。就像问卷和日志，表格也构成了一种官僚式自我规制的技术，同时也是一种塑造大学与学者的技术。[7]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对于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与权力关键实际上就隐秘地蕴含在这些技术手段中。或者说，技术治理（通过技术进行治理）正塑造着一种新的权力实践方式与权力实践进路。
事实上，对于时间（时刻表）、类别、年龄、职称、成果等的细致规定，意味着这些要素集合成了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制度构件，也是政府施展其约束能力的“小工具”。如果大学学者想要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获取声誉，他就必须符合系列理性化的技术标准与理性化的技术要件。因而，对于时间等的规定不仅仅是物理时间意义的简单呈现，而是时间一触及国家就注定会在“时间中的政治”语境中构造时间的国家意义而非学术意义。[8]很显然，在这种技术性的治理网络之中，大学学术具备可视化、清晰化与可计算性的技术特征，它能让国家清晰地掌握大学学术发展的实然、实时状态，进而为国家引导大学学术提供参考。
所以，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论及现代国家对于社会治理时认为，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些技术性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化与简单化。他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说：“度量衡的标准化、‘社会象形文字’的理性化、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城市规划的理性化，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通过一系列预先确定的目标——主要是物质的、可以度量的——体现出进步，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储蓄、劳动力，同时还有投资实现……这种活动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对未来、对直接服务于目标的计算以及对所幻想的人类福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9]
不过，这种技术化治理的方式能否成功地表达它们所要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以及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活动，并未可知;但唯一确定的是它们表达了国家所感兴趣的那些片段，或者说是在复杂的高等教育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种或几种特征。
二、学术市场的建立与学术商品化
系列学术与知识工具的使用将大学内部社会身份和资历的传统性权威转换为现代理性的权威。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在官僚体制基础上引入商业化原则，要么在大学学术体制内部培育一个竞争市场，要么在大学与政府、大学与期刊等机构之间建立起一个学术的市场，倡导并实施学术管理资本主义，力图吸引目光，扩大大学的影响力，并招募有较高声誉的学者为大学谋取利益。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基础上，所谓的学术管理资本主义就是要通过市场来招贤纳士，并实现贤能治理。一方面通过“出卖”学术获取生存资本，另一方面向政府索要经费与薪水。在这里，课程、科目等学术元素都成为了可流通与交换的商品。因此，一个学者必须培养出一种技艺，即以恰当的面目将自己（学术）铸造在钱币上的技艺。故而，在18世纪的哥廷根大学，所看重与塑造的乃是学者轻松谋生的法门。教师需要利用商业优势;需要让事情开始运作并引领时尚;需要玩些花样推销这样或那样的商品。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哥廷根大学愿意尝试任何事情，甚至把学术著作装扮成“奶油泡芙”。故在那时存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学是一种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政府所派的监督员是厂长，大学里的老师是工人，在那里读书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是顾客，所教授的科目便是一种十足的商品形态，而国王则是学术工厂的主人和所有者。 威廉·克拉克由此论道：“经过官僚制和资本家精密机器的理性化改造，学术生活的面貌大为改观。而理性化的两个强大引擎也相应地由政府和市场来充当——其现代形式就是国家官僚行政体制和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在诸多学术体制改革计划中，皆可看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影子。政府旨在用自己的安排和推定的理性权威取代学者团体的传统性权威。现代研究机构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而这种官僚制人格扩展进入其他国家性语境则又是另一个问题。”[10]
在这里，学术至少是部分地被定义为能够被测量的东西，而且这种测量与学人们的经济收入回报及其他报酬与薪资定价紧密相关，很显然便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境地。由此，在那时德国大学持续上演的所谓人才争夺大战中，学术的价值已经转化成商品的价格。[11]威廉·克拉克更是认为，学术商品化已经导致挖人的价格快速攀升，已经超过了凭资历所能达到的顶点。[12]
所以，有学者指出：在“大科学”时代，学术研究离不开资金支持，大学的学术生产由一种神圣事业变成了货币经济，资本的最根本的特性就是逐利性，大学的学术在资本控制下走资本市场的抽象体系模式，甚至被异化为一种工厂生产模式就不足为怪了。[13]
在学术资本主义框架下，大学与学术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要募集大量经费以支持有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有用的学术成果也可以卖出大价钱。受学术资本主义的刺激，在现代大学里，科研过程与创新过程实现了一体化，金钱首先通过科研过程转化为知识，知识又通过创新过程转化为金钱。[14]因此，作为行动者的大学与学者的“生活机会”其实是一种由权力资源的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个人或组织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空间。[15]而从符号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拥有符号统治权的一方可以通过对测量、评价、比较和奖励等符号的控制，达到控制组织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目的，评估、报告等都属于此列。[16]就像货币将所有事物联结起来而具有普遍的标准与统一的尺度一样[17]，政府的权力符号在实践中也已成为衡量学术优劣的尺度。
三、余论：技术化学术的省思
总体观之，威廉·克拉克的分析进路为研究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他从政府对大学学术治理的实践（即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大学所使用的具体工具）出发，呈现了传统大学学术体制如何被改造、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如何被建构的过程。质言之，经由政府与市场认定的学术在系列学术小工具的圈定下可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化的学术样态，由德国政府所塑造的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基本上构成了当前世界各国大学学术体制的渊源，由此也成为反思当前大学学术体制的一个切入点。这种技术化的学术很显然是为国家服务、为组织服务，塑造出一种学术与组织、大学与国家间的“手段-目的”的抽象关系。
而由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建构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国家对于大学的权力不再是否定性的，而是积极性和生产性的，亦即国家并不排斥而是鼓励大学积极与国家互动，并通过各种工具与符号生产大学学术的内容，通过工具与符号生产大学、教师在高等教育场域内的身份与地位。技术、手段、工具、符号等彼此渗透的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國家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8]国家通过制造具有差异性的知识工具与学术符号来实现权力向高等教育的全面渗透，通过抽象的数字、符号管理提供了一种交流的通用语，它实现了交换的虚拟化与抽象化，将一切异质性的物质与思想置于同一交换平台中，打破了地理隔绝与心理隔阂的界限，最终将社会关系与精神关系置于均质化的状态中。[19]这种工具、数字、符号体系的好处在于“可以在复杂和难于处理的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些特征”[20]。数字、技术、符号通过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的抽象化机制，使自身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抽象观念。学术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学者与学术成果相分离，学术成果仅成为一种商品来进行交换，而能否培育出原创性的“学术卡里斯玛”而不单单是理性化的“学术卡里斯玛”颇受社会质疑。
这种情形在福柯看来，在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政府总是面临治理太多或太少的风险，它很难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去治理。[21]而伴随“治理术”内容的无限增多、逐渐扩大和深层渗透，“治理术”权力便会对高等教育的权力、市场的权力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僭越”，“治理术”的权力话语也会逐渐侵占高等教育的自治话语、“治理术”的权力程序将不断“殖民”入高等教育与学术的运作程序。在对治理效果的追逐中，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自生自发的秩序走向人为理性设计的秩序，高校及教师大多数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存在”，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开始走进由国家、市场设计的数字、技术、符号世界中从而成为一种抽象化、“去身体化”的存在。而国家所使用的“治理术”并不总是反映或记录学术世界的真实情况，其中的非个人性和主体性的缺失意在隐藏和消除某些学术痕迹和声音，这是现代国家进行学术治理的本质。[22]大学学术与学人们被客体化为统计数字与符号机制，学术运作依据的是无分化的抽象原则，只涉及个体身上计算性、获取性的要素。因此，“治理术”将学术世界中质的差异转变为量的差异，推动高等教育的标准化，从而起到了夷平的效应。[23]一般来说，计算是科学行为，算计是商业行为，其实，这年头，科学家与商人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鸿沟了，计算正在蜕变成算计，市场化、功利化、去伦理化正在使得“真理”的求索之路变得崎岖。[24]
当前，在高等教育市场上起作用的是系列工具、符号与数字，高等教育及其中的人现在正接受抽象治理，其整体性与生命性被肆意割分，以片段式、数字化、原子化形态存于世。高等教育也逐渐从人的逻辑、学术的逻辑走向物的逻辑、符号的逻辑[25]，深陷于鲍德里亚所言的“符码统治”的世界之中。无论如何，以数字、技术、符号为代表的国家抽象知识都无法也不能替换高等教育世界的经验知识，因为从本质上而论，国家的抽象知识其实只是“局外的观察者添加的对有关情境的描述，是对行动者自己所提供的描述的补充而不是替代”[26]。事实上，治理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术”和方法，还应指向一种在道德上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意涵。福柯之所以反对“治理术”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启发我们在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治理实践中给其适用性问题留下一定的省思空间。我们应减少各种“治理术”的使用，消解高等教育为了应付各种“治理术”而产生的主体沦丧、多重失灵的“意外后果”，使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发展具有长远性、可持续性。对于大学学术治理而言，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方式、手段、技术，其目标除了追求一个看得见的学术绩效外，高等学校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治理主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实践中既要发挥技术治理在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功效，又要防止其单向度推进所带来的弊端。反对“治理术”的滥用，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事实上，由于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这很容易导致研究与分析人士将问题出现的责任归结到政府身上，由此建构的绩效合法性可能会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呈现而被缓慢消解，从而削弱高等教育治理的基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校留出足够的自我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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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
关键词：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学术卡里斯玛;学术“治理术”;学术“商品化”
关于德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及其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与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以及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特征等问题，早已被国内外高等教育学、教育学界广泛关注，并对德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及其在科学研究功能的塑造、科研与教学相统一、学术自由、由学术渐臻自我修养等制度与理念层面所发挥的典范功能达成共识，并由此成为当今学界审视当代大学发展与学术体制的高等教育学的学术视域。而在对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分析中，美国科学史学家威廉·克拉克（Willliam Clark）提供了一种相异于学界习以为常的以高等教育学作为分析视角的研究进路。在《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一书中，他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在综合借鉴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和分析思路的基础上，论析了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建构。在他的分析要素中，政府与市场这两大主体被置于核心地位，二者共同促成了德国大学研究性与现代性以及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正如其在此书开篇所道：“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根植于政府与市场所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在其看来处于蒙昧状态的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通过他们的努力，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由此催生了研究性大学。”[1]这一分析进路不仅为研究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也能为反思与变革当今我国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些许启示。
一、学术资格的确认：政府所采用的学术“治理术”
一般意义上讲，资格是对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身份等方面所作出的要求与规定。如此，学术资格是指从事学术工作或学术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身份等;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资格则是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所作出的关于学术条件、学术身份等方面的规定性。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学术资格涵括多种类型，包括获取学位（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的资格，获得大学教师职业与职称的资格，成为研究生导师与学科（学术）带头人的资格等等。由于学术资格在大学中的重要性，其也因此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话题。从高等教育学视角出发，对大学中学术资格的分析主要关注获取学术资格的条件以及这些资格条件的设立是否合理，学术资格获得与取消的法律规制，学术资格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命题。显然，这一研究视角将更多的焦点放置在学术资格自身，却忽视了学术资格与外在社会环境、宏观制度之间的某种关联，有可能会窄化有关学术资格的分析视域，无法呈现学术资格条件的设立等命题背后更为本质性的命题。因而，在学术资格的研究路径中，不应当只包括一种对获取学术资格所应具备的要素进行表层分析与理想建构的思路，另一种更值得加以关注的深层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学术资格史的分析（历时性分析，如获得某种学术资格所需条件的历史演变）、学术资格在不同高校组织之间的对比（共时性分析，如不同高校之间对同一类型学术资格所需条件的异同比较）、学术资格与外部制度环境间的关联等，从而窥探出大学学术发展的轨迹、特征及学术与社会制度环境等各个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建构出一条大学学术资格的社会学分析理路。其中，谁作为学术资格确认的主体（政府、市场、社会还是学术共同体自身等）则是这一分析进路所包含的一个核心话题，这关涉到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的创新以及大学学术体制样态等研究问题的内核。在德国研究性大学起源的研究中，威廉·克拉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路径。他追溯德国大学学术体制的发展历程（包括从中世纪学术形态到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市场等主体是如何介入学术世界，使学术资格、学者身份、学术声誉等学术场域中的元素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而也就使整个大学学术体制历经沧桑。
威廉·克拉克在分析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形成时指出，作为学术资格确认主体的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如果一位新教德国的学者想得到任命，他就必须符合一系列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包括发表作品的数量、勤勉的教学表现以及可接受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2]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新型的“学术卡里斯玛”，即传统由教授群体确认的“学术卡里斯玛”与近现代由政府部门确认的新型“學术卡里斯玛”之间的差别。
那么，上文中提到的德国大学学术资格是如何确认的？意即，政府确认学术资格的途径、方式有哪些？在福柯“治理术”概念的启发下，威廉·克拉克分析了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中政府所采用的“学术治理术”。正是这些“治理术”的使用，促使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得以形成。
“治理术”是福柯用于描述现代国家治理时所使用的一个标志性概念。“治理术”意味着国家作为权力主体掌握着一整套技术性的知识，并开始进入微观权力的实践场域，这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事实。在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治理方式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直接统治到间接治理的演变。“治理术”就是这种间接治理的产物，它是指国家治理所依赖的系列程序、数字、报告、图表等技术性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治理术”是一个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3]，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不再以直接统治为中心，而是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对社会进行引导，从而对社会事务进行治理。它所强调的不是强制，而是一种对“服从规则”的“正面鼓励”，因为“遵守某种行为规范将会使一个人获得好的名声”[4]。 威廉·克拉克借用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分析了德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后发现，现代政府介入高等教育、大学学术事务过程中所惯用的“治理术”包括表格、目录等诸多学术与知识小工具，这是政府意图嵌入高等教育与现代国家对大学学术施展权力的关键手法。“目录、图标、（论文）表格、报告、问卷、卷宗、档案等系列‘小工具’，构成了现代化、世俗化和官僚制的文书。现代学术体制的权力，很大一部分也是由这些琐碎的东西构成。福柯写道：表格的构建，是18世纪科学、政治、经济技术的重要问题之一……到18世纪，表格立即成为一种权力的技术和获取知识的过程。”[5]
例如，在学术目录制度、报告制度等产生与演变进程中，课程目录与学术报告如何成为一种“学术治理术”？在17世纪之前，大学很少设置课程目录，而自18世纪中后期之后，大学通过课程目录的设置使学者们向政府报告其教学和课程安排。这种报告制度的确立成为近现代德国政府改革大学、改造学者与学术的主要工具。譬如，在哈勒大学，1731年政府下令制作课程目录，并有意识地告诉教授们要相互商议授课时间。1748年和1764年法令则要求大学向政府提交课程目录以及关于实际授课情况的报告。在勃兰登堡-普鲁士，1753年有一项法令规定课程目录必须附有学期报告。1781年以后，目录中必须列出教材名称，这样就在事实上赋予了政府通过否决拟议目录而否决教材的权力。在此过程中，官僚式、理性化的学术开始浮现：从图书馆的“目录之争”可以发现研究性图书馆的构建;从文书的格式可以了解学术任命。
因此，在学术理性化过程中，政府对于学术内容、意图、范围、时间等作出严格规定，蕴含了数字、表格、时间、问卷、报告、审核等一批“治理术”，并根据这些“治理术”对高等教育的实践成效进行检验。大型官僚机构的特征就是创造一系列测量的尺度，然后据此界定目标并测量目标得以实现的程度，而国家是这类机构的杰出代表。[6]这些计量的方法为德国大学学术的理性化建构提供了工具，且这些方法都以书面的形式取代了传统的叙事与口说文化。政府通过对“治理术”的使用和支配，依靠制度和规训来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宏观分配和对高等教育要素进行微观调节，由此选出一些“适当的学者”（或者是“合适的学者”），但这些按照政府要求被选择出来的“合适的学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学者”。
为何要挑选出“适当的学者”？在德国官房主义者看来，大学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其民族性和国家性。如果大学的目的仅限于拓宽人类知识而忽视对国家利益和公共福祉的贡献，那么大学也就不配获得政府的公共资助。因此，政府采用这些知识与学术小工具进行学术圈定，其目的便在于力图使大学服务于国家的宗旨。只是，在这个圈定过程中，关于是用一份表格还是其他知识工具将政府权力加以转化，并不存在客观上的必然性。在政府所使用的现代知识工具中，表格的技术在我们的世界中已经极其普遍。它是一种工具，表格也同樣服务于理性权威。所以也就难怪表格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学术和官僚习惯。就像问卷和日志，表格也构成了一种官僚式自我规制的技术，同时也是一种塑造大学与学者的技术。[7]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对于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与权力关键实际上就隐秘地蕴含在这些技术手段中。或者说，技术治理（通过技术进行治理）正塑造着一种新的权力实践方式与权力实践进路。
事实上，对于时间（时刻表）、类别、年龄、职称、成果等的细致规定，意味着这些要素集合成了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制度构件，也是政府施展其约束能力的“小工具”。如果大学学者想要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获取声誉，他就必须符合系列理性化的技术标准与理性化的技术要件。因而，对于时间等的规定不仅仅是物理时间意义的简单呈现，而是时间一触及国家就注定会在“时间中的政治”语境中构造时间的国家意义而非学术意义。[8]很显然，在这种技术性的治理网络之中，大学学术具备可视化、清晰化与可计算性的技术特征，它能让国家清晰地掌握大学学术发展的实然、实时状态，进而为国家引导大学学术提供参考。
所以，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论及现代国家对于社会治理时认为，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些技术性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化与简单化。他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说：“度量衡的标准化、‘社会象形文字’的理性化、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城市规划的理性化，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通过一系列预先确定的目标——主要是物质的、可以度量的——体现出进步，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储蓄、劳动力，同时还有投资实现……这种活动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对未来、对直接服务于目标的计算以及对所幻想的人类福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9]
不过，这种技术化治理的方式能否成功地表达它们所要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以及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活动，并未可知;但唯一确定的是它们表达了国家所感兴趣的那些片段，或者说是在复杂的高等教育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种或几种特征。
二、学术市场的建立与学术商品化
系列学术与知识工具的使用将大学内部社会身份和资历的传统性权威转换为现代理性的权威。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在官僚体制基础上引入商业化原则，要么在大学学术体制内部培育一个竞争市场，要么在大学与政府、大学与期刊等机构之间建立起一个学术的市场，倡导并实施学术管理资本主义，力图吸引目光，扩大大学的影响力，并招募有较高声誉的学者为大学谋取利益。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基础上，所谓的学术管理资本主义就是要通过市场来招贤纳士，并实现贤能治理。一方面通过“出卖”学术获取生存资本，另一方面向政府索要经费与薪水。在这里，课程、科目等学术元素都成为了可流通与交换的商品。因此，一个学者必须培养出一种技艺，即以恰当的面目将自己（学术）铸造在钱币上的技艺。故而，在18世纪的哥廷根大学，所看重与塑造的乃是学者轻松谋生的法门。教师需要利用商业优势;需要让事情开始运作并引领时尚;需要玩些花样推销这样或那样的商品。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哥廷根大学愿意尝试任何事情，甚至把学术著作装扮成“奶油泡芙”。故在那时存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学是一种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政府所派的监督员是厂长，大学里的老师是工人，在那里读书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是顾客，所教授的科目便是一种十足的商品形态，而国王则是学术工厂的主人和所有者。 威廉·克拉克由此论道：“经过官僚制和资本家精密机器的理性化改造，学术生活的面貌大为改观。而理性化的两个强大引擎也相应地由政府和市场来充当——其现代形式就是国家官僚行政体制和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在诸多学术体制改革计划中，皆可看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影子。政府旨在用自己的安排和推定的理性权威取代学者团体的传统性权威。现代研究机构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而这种官僚制人格扩展进入其他国家性语境则又是另一个问题。”[10]
在这里，学术至少是部分地被定义为能够被测量的东西，而且这种测量与学人们的经济收入回报及其他报酬与薪资定价紧密相关，很显然便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境地。由此，在那时德国大学持续上演的所谓人才争夺大战中，学术的价值已经转化成商品的价格。[11]威廉·克拉克更是认为，学术商品化已经导致挖人的价格快速攀升，已经超过了凭资历所能达到的顶点。[12]
所以，有学者指出：在“大科学”时代，学术研究离不开资金支持，大学的学术生产由一种神圣事业变成了货币经济，资本的最根本的特性就是逐利性，大学的学术在资本控制下走资本市场的抽象体系模式，甚至被异化为一种工厂生产模式就不足为怪了。[13]
在学术资本主义框架下，大学与学术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要募集大量经费以支持有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有用的学术成果也可以卖出大价钱。受学术资本主义的刺激，在现代大学里，科研过程与创新过程实现了一体化，金钱首先通过科研过程转化为知识，知识又通过创新过程转化为金钱。[14]因此，作为行动者的大学与学者的“生活机会”其实是一种由权力资源的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个人或组织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空间。[15]而从符号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拥有符号统治权的一方可以通过对测量、评价、比较和奖励等符号的控制，达到控制组织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目的，评估、报告等都属于此列。[16]就像货币将所有事物联结起来而具有普遍的标准与统一的尺度一样[17]，政府的权力符号在实践中也已成为衡量学术优劣的尺度。
三、余论：技术化学术的省思
总体观之，威廉·克拉克的分析进路为研究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他从政府对大学学术治理的实践（即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大学所使用的具体工具）出发，呈现了传统大学学术体制如何被改造、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如何被建构的过程。质言之，经由政府与市场认定的学术在系列学术小工具的圈定下可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化的学术样态，由德国政府所塑造的现代大学学术体制基本上构成了当前世界各国大学学术体制的渊源，由此也成为反思当前大学学术体制的一个切入点。这种技术化的学术很显然是为国家服务、为组织服务，塑造出一种学术与组织、大学与国家间的“手段-目的”的抽象关系。
而由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建构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国家对于大学的权力不再是否定性的，而是积极性和生产性的，亦即国家并不排斥而是鼓励大学积极与国家互动，并通过各种工具与符号生产大学学术的内容，通过工具与符号生产大学、教师在高等教育场域内的身份与地位。技术、手段、工具、符号等彼此渗透的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國家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8]国家通过制造具有差异性的知识工具与学术符号来实现权力向高等教育的全面渗透，通过抽象的数字、符号管理提供了一种交流的通用语，它实现了交换的虚拟化与抽象化，将一切异质性的物质与思想置于同一交换平台中，打破了地理隔绝与心理隔阂的界限，最终将社会关系与精神关系置于均质化的状态中。[19]这种工具、数字、符号体系的好处在于“可以在复杂和难于处理的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些特征”[20]。数字、技术、符号通过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的抽象化机制，使自身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抽象观念。学术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学者与学术成果相分离，学术成果仅成为一种商品来进行交换，而能否培育出原创性的“学术卡里斯玛”而不单单是理性化的“学术卡里斯玛”颇受社会质疑。
这种情形在福柯看来，在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政府总是面临治理太多或太少的风险，它很难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去治理。[21]而伴随“治理术”内容的无限增多、逐渐扩大和深层渗透，“治理术”权力便会对高等教育的权力、市场的权力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僭越”，“治理术”的权力话语也会逐渐侵占高等教育的自治话语、“治理术”的权力程序将不断“殖民”入高等教育与学术的运作程序。在对治理效果的追逐中，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自生自发的秩序走向人为理性设计的秩序，高校及教师大多数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存在”，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开始走进由国家、市场设计的数字、技术、符号世界中从而成为一种抽象化、“去身体化”的存在。而国家所使用的“治理术”并不总是反映或记录学术世界的真实情况，其中的非个人性和主体性的缺失意在隐藏和消除某些学术痕迹和声音，这是现代国家进行学术治理的本质。[22]大学学术与学人们被客体化为统计数字与符号机制，学术运作依据的是无分化的抽象原则，只涉及个体身上计算性、获取性的要素。因此，“治理术”将学术世界中质的差异转变为量的差异，推动高等教育的标准化，从而起到了夷平的效应。[23]一般来说，计算是科学行为，算计是商业行为，其实，这年头，科学家与商人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鸿沟了，计算正在蜕变成算计，市场化、功利化、去伦理化正在使得“真理”的求索之路变得崎岖。[24]
当前，在高等教育市场上起作用的是系列工具、符号与数字，高等教育及其中的人现在正接受抽象治理，其整体性与生命性被肆意割分，以片段式、数字化、原子化形态存于世。高等教育也逐渐从人的逻辑、学术的逻辑走向物的逻辑、符号的逻辑[25]，深陷于鲍德里亚所言的“符码统治”的世界之中。无论如何，以数字、技术、符号为代表的国家抽象知识都无法也不能替换高等教育世界的经验知识，因为从本质上而论，国家的抽象知识其实只是“局外的观察者添加的对有关情境的描述，是对行动者自己所提供的描述的补充而不是替代”[26]。事实上，治理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术”和方法，还应指向一种在道德上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意涵。福柯之所以反对“治理术”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启发我们在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治理实践中给其适用性问题留下一定的省思空间。我们应减少各种“治理术”的使用，消解高等教育为了应付各种“治理术”而产生的主体沦丧、多重失灵的“意外后果”，使高等教育与大学学术发展具有长远性、可持续性。对于大学学术治理而言，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方式、手段、技术，其目标除了追求一个看得见的学术绩效外，高等学校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治理主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实践中既要发挥技术治理在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功效，又要防止其单向度推进所带来的弊端。反对“治理术”的滥用，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事实上，由于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这很容易导致研究与分析人士将问题出现的责任归结到政府身上，由此建构的绩效合法性可能会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呈现而被缓慢消解，从而削弱高等教育治理的基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校留出足够的自我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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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