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放假回家，路过孙姨的门前，我看到孙姨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
　　我喊了声“孙姨”，孙姨转过头向我望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发觉的微笑。尔后又把脸偏过一旁向远处张望着什么，嘴里依然在轻轻喃喃著只有她才能听懂的话语。
　　回到家见着母亲，我说：“我见到孙姨了，孙姨会笑了。”母亲有些惊讶，我说：“是真的，孙姨对我笑了。”
　　孙姨是学校孙老的女儿。北师大毕业的孙老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就在我们这所中学教书，后来还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副校长，到80年代中期才走下讲台退休回家。在当时这所小镇的中学乃至全县的教育界，孙老应该算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权威的老先生了。
　　孙老其实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的。孙姨的生父是孙老的大学同学，死于“文革”。孙姨的生母后来改嫁了别人，孙姨小小年纪便没有人照管，孙老和孙老太太商量了一下，就把孙姨从安庆城的家里带到了这个小镇，供她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并在孙姨19岁的时候，孙老通过他的一个在省教委当处长的学生，把孙姨安排在了孙老的这所中学的食堂工作，还是正式工。那个时候，一个小姑娘能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正式工已经相当不易了。
　　更不易的是，孙姨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人又活泼，学校的年轻男老师十个就有九个天天有事没事地围着孙老家的院子转圈。于是孙老家院子门前的那条路就热闹起来，有拿书边读边若有所思路过的，有慢慢吞吞地低着头边扶眼镜边提着水瓶路过的，还有浪漫一点的就拿着一支笛子躲在孙老家后院不远处的树下鼓着腮帮吹着不着调的《喀秋莎》。虽然他们举止不一，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想尽办法接近孙老家的那个院子，心里都在渴望着有意无意间碰见孙姨或者被孙姨碰见。20个世纪70年代后期，年轻人的爱情和那时的岁月一般朴素和简单。
　　可后来的结局是所有人包括孙老都没有想到的，年轻美丽的孙姨在她20岁那年的夏天发疯一般地爱上了小镇纸厂开大货车的一个30多岁的苏北老伙子。孙老和孙老太太苦口婆心地做了孙姨无数个彻夜的工作，甚至让纸厂的厂长出面加以阻拦，但结果都是徒劳——用现在绝大多数人评价的话说，一支鲜花最终还是插在了那啥啥上——1979年的年底，孙姨成了纸厂人的媳妇。
　　老伙子在纸厂住的是集体宿舍，所以婚后的孙姨依然住在学校分给她的两间平房里。可能是不自在学校年轻男老师的横眉怒对，老伙子来学校的次数并不多，至少我从来没有记清过老伙子的模样。
　　孙姨和母亲关系很好，经常来我家串门。孙姨也很喜欢我，偶尔还会拉着我的小手带我去电影院看枪战片。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在我们这个镇子上电影还是个稀罕的东西。每每电影开场，灯暗了下来，电影院里便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坐在孙姨柔柔的腿上，靠在孙姨柔柔的怀里，吃着孙姨给我买的盐瓜子，听着电影里的枪声阵阵，那时的我真的是幸福极了。
　　电影开场不久，经常有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挨排查票，每每查到我的时候，孙姨都会主动给查票的说：“我的儿子，别看长得高，小着呢。”孙姨说这话的时候一脸幸福，就像我真的是她儿子。
　　到第二天去食堂的时候，就有坏心眼的厨师叔叔摆弄着一个小弹弓问我：“小黑皮，昨晚去和你孙姨看电影了吧，你孙姨腿软和么？”
　　我不悦，瞪了他们一眼，昂着头，不说话。当然，最终我还是像枪战片中的叛徒，抵挡不住弹弓的诱惑，把我和孙姨去看电影的每个细节都像背书一样地背给他们听了。
　　拿到弹弓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做了贼一样。
　　后来，大约是孙姨婚后第二年的一天，我在自己房间的小桌子上做作业，听见母亲在隔壁轻轻地对父亲说：“孙姨的老伙子在外面有人了，外面的女人还给老伙子生了个儿子，老伙子昨天被纸厂开除回江苏老家了。”完了母亲叹了口气，对父亲说：“小孙这女人，真可怜。”我急忙站起身，把耳朵贴到墙壁上，想听听我孙姨到底怎么了，可是爸妈那边再也没有了声音。一片寂静。
　　望着墙壁上挂着的小弹弓，边咬着铅笔头上的脏橡皮我边想，孙姨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家串门了。
　　再一次看见孙姨的时候，孙姨好像憔悴了很多，但看上去仍然很漂亮。孙姨和母亲在里面的屋子里轻言轻语地谈了很久，母亲留她吃午饭她也没有吃，临走的时候还从包里拿出给我买的一件海军蓝格子汗衫和一条深蓝色的短裤，帮我换上。然后弯下腰来搂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说：“黑皮，一个多星期都没有看见你孙姨，想你孙姨了么？”
　　我很想大声说“想”，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还是羞涩地笑了一下，穿了那身新衣一个劲地跑到了操场。
　　日子一天天过去，孙姨还是隔三岔五地来我家找我母亲聊天，只是让我失落的是，随着我越来越大，孙姨带我去看电影和亲我脸蛋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那年冬天，学校分木炭。装木炭的大卡车就停在我家院子前面，学校分了孙姨四筐。母亲对父亲说：“你帮小孙送过去吧，她一个人弄不动的。”听了母亲的话，我赶紧对父亲说：“爸，我帮你去食堂拉板车去。”
　　那一天，我和父亲拉着四筐木炭从学校东门的我家门口走到了学校西门口的孙姨的屋前。父亲把四筐木炭帮孙姨搬进屋里摆好，然后转过头招呼我：“问问你孙姨还有什么需要帮着做的。”
　　回来的路上，啃着孙姨给我的大苹果，我想，我可以为孙姨做事了。
　　也是在那一年冬天，孙老太太去世了。
　　高一那年的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去安徽师大学美术，两个月后回到家，刚进门母亲就告诉我：“你孙姨疯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说：“是真的，现在她和我也不说话了，天天坐在门前的椅子上一个人骂人。”
　　我丢下画夹，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疯一般地跑到学校的西门。
　　在孙姨的门口，我看见孙姨穿着一件高领毛衣坐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一个人说着什么，手里还端着半碗饭。
　　看见我来了，孙姨突然停住了自言自语，目光散散地望着我，说：“黑皮，你来啦？” 　　我上前拉起孙姨，把她领进了屋。我从孙姨的柜子里找了件短袖衬衣递给她：“换上，孙姨。”然后我關上了门。
　　走出屋，莫名地，我一脸泪水。
　　孙姨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回到家里，我把这个问题说给母亲。母亲说：“可能还是因为那个老伙子吧。”
　　父亲在一旁不声不响地抽烟，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你小孩子不懂的，做你的事情去。”
　　在我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孙老因为年事已高，被接到了南京他大儿子的家中。孙姨的病情那时也愈发严重了，学校早已不敢让她上班，她基本都是天天坐在自己的房门前或者食堂大坡下的水井旁自言自语。那时的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有一天路过食堂，我听见孙姨突然提高了嗓门在水井旁骂人，骂了孙老，骂了孙老太太，还骂了一个人，老尤。
　　我顿时一惊，立即跑上前去把孙姨拽回家，帮她洗脸，让她坐在床上安静下来。离开时，我不想孙姨再出来骂人，便把她的门关上，在她的门套上插了个小树枝。
　　回到家里，我没有把孙姨骂人的事情告诉父母。我不想。
　　虽然那时我已经不小了，已经懂得一些大人的事情，但我仍然想不通，孙姨为什么在骂人的时候提到了老尤。
　　尽管孙姨早已不认识母亲了，母亲依然不图回报地经常给孙姨送饭送菜过去。记得那年冬天，母亲胆囊炎手术住院。一天，我和父亲去医院给母亲送饭，临走时母亲还一再给父亲说：“老尤，我这些日子不在家，小孙那里，你要去去，一个女人，怪可怜的。”
　　父亲有点不自在，上前挪了一下墙上挂着的盐水瓶说：“知道了，你自己注意把身体养好，不要想太多。”
　　那天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和父亲间就少了些言语。
　　我虽然说不清父亲和孙姨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关系，但我能肯定的是，拿过多次模范家庭奖状回家的父亲绝对和孙老以及孙老太太一样，至少是一个给过孙姨帮助的男人。
　　再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去了省城的一家铁路单位上班，一年中就很少有几次回到家里，见到孙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但学校的人每每和我说起孙姨，都说孙姨亏了有我母亲和父亲这样的好心人这么多年的关心和帮助。
　　每每这时，我都笑而无语。
　　现在想来，孙姨当年究竟是怎么疯的，已经是一个谜了，也不重要了。但我想，只要父亲母亲在孙姨的身边，孙姨的生活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
　　这次回家，孙姨望着我，会笑了，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者简介：吴平，男，上海铁路局合肥机务段职工。作品散见《读者》《中国铁路文艺》《新安晚报》《人民代表报》《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等数十家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