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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介 语
为了让以阳明文化为代表的绍兴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活起来”，绍兴文理学院成立了王阳明研究中心和阳明剧社，并以此为平台带动全校的大学生开展王阳明研究与阳明文化传播实践。本期栏目，我们重点推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同学的王阳明研究论文四篇。。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 《谏迎佛疏》是王阳明写下的一篇谏迎“活佛”的奏章，也是体现其儒佛观的一篇重要文献。在奏疏中，王阳明一方面区分了佛儒之异，并指出儒道高于佛道；另一方面，他又表明了“道一归儒”的可行性，认为佛为偏，儒为正，佛道可为儒道所用。
关键词：王阳明 《谏迎佛疏》 儒佛观 “道一归儒”
《谏迎佛疏》是王阳明写下的一篇谏迎“活佛”的奏章，也是体现其儒佛观的一篇重要文献。他一方面区分佛儒之间的差异，指出儒道高于佛道；另一方面，他以儒教为主，佛教为客，认为佛道可归于儒道，表现出“道一归儒”的思想观点。
一、谏迎“活佛”：进言的坎坷之途
对于王阳明是否上谏以及何时上谏《谏迎佛疏》，历代学者有过不同的见解。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载：“八月，拟谏迎佛疏。时命太监刘允、乌思藏赍幡供诸佛。允奏请盐七万引以为路费，许之。辅臣杨廷和等与户部及言官各疏执奏，不听。先生欲因事纳忠，拟疏欲上，后中止。”a钱德洪此说一出，王阳明为何写后未上疏此谏章便成为了未解之谜。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教授经过严密考证则推翻了钱德洪的说法，他认为迎活佛一事发生在十一月而非八月，由于《谏迎佛疏》乃是机密入京进谏的封事，故未在史书上有所记载。b
迎“活佛”一事早在正德十年（1515）二月就已初露端倪。《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十年二月戊戌，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儿，本乌思藏使也，上留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为正副使，还居乌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贡，且为两人请国师命，及入番设广茶。”c乌思藏使者绰吉我些儿受到武宗的宠幸，乞请其徒领占绰节儿和绰供札失归乌思藏，封为大乘法王向朝廷进献财物土产，并祈求封二人为“国师”，此事遭到了朝中群臣反对。王阳明时任南京鸿胪寺卿，负责此事，更是极力反对番僧之举，并愤而上奏。此奏章虽已经亡佚，但从《谏迎佛疏》中也能看见其身影。王阳明的奏章触怒了武宗，幸而潘棠上书奏援，王阳明才幸免于祸。此外，湛若水曾连写三封书信，劝王阳明明哲保身。武宗其时痴迷于诵读番经，崇尚佛教教义，宠幸番僧而罢逐贤臣。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阳明于四月上章《自劾乞休书》，以表归休之心。八月、九月，王阳明陆续上病疏，然而武宗并不予理睬。
群臣的反对并未改变武宗对此事的坚持，自二月赐封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二人为“国师”并送归乌思藏以来，武宗耗费巨资重修宫殿，扩建豹房，却对朝臣所上奏疏置若罔闻。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宗命太监刘允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远迎“活佛”。“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诰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钜万计，内府黄金为匮”d。可谓声势浩大。在束南景看来，“这场荒唐可笑的迎‘活佛’闹剧不过是二月封大乘法王入贡闹剧的恶性继续”，且最终的结局是“‘活佛’没有请回，武宗先在正德十六年暴毙于豹房了”e。
王阳明的《谏迎佛疏》正是在七月以来群臣进谏劝阻武宗远迎“活佛”但皆被否决的情境下创作的。与这篇奏章类似，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曾写下《论佛骨表》，表明自己反对唐宪宗迎佛骨的态度。与王阳明不同的是，韩愈站在佛教的对立面，慷慨激昂地表明了自己对迎取佛骨一事的坚决反对。其矛头直指佛教，未留下半分调和的余地。而王阳明则采用了一种更为平和中庸的方式，既看到了佛教的可取之处，也认识到其不足之处，从而为丰富儒学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写作《谏迎佛疏》之前，王阳明对佛教有自己的看法，并在文章中就有所体现。在壬戌《九华山赋》（1502）中，王阳明写道：“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层霄。虽长处于穷僻，乃永离乎豗嚣。彼苍黎之缉缉，固吾生之同胞。苟颠连之能济，吾岂靳于一毛。”f王阳明虽有出世之念想，却又将天下苍生视为自己的同胞，怀有济世之志。对出世与入世的思考，时常显现于其笔下。在壬申（1512）《别湛甘泉序》中他写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g可见他并不将老、释归为歪门邪道，他真正痛恨的是世儒之学。乙亥（1515）《赠郑德夫归省序》中写道：“问于阳明子曰：‘释与儒孰异乎？’阳明子曰：‘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曰：‘是与非孰辨乎？’曰：‘子无求其是非于讲说，求诸心而安焉者是矣。’”h在这段对话中，王阳明并未对儒、释之异同做出详尽的分析，而是指出应当学二者之“是”。至于如何辨别是非，需以是否心安为标准。总而言之，王阳明历来对儒佛关系的见解，皆在其文章中有所表露，然而其态度较为含混，并未留下细致全面的论断。《谏迎佛疏》的重要性便由此显现，在此奏章中，王阳明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佛与圣人的差异，展露了其对儒佛关系的真实态度，可谓意义深远。
二、佛圣之异：儒道高于佛道
武宗好佛以致劳民伤财是不争的事实，故群臣世儒皆一片辟佛之声。王阳明则与众人不同，他虽批判佛教，却并不排斥佛教。他在《谏迎佛疏》的开篇便指出：“群臣之谏，虽亦出于忠爱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是乃为善之端，作圣之本，正当将顺扩充，逆流求原。”王阳明站在新的角度劝谏武宗，从而将自己与群臣世儒之言论划清界限，但这也成为《谏迎佛疏》未能上奏发表的重要因素。
在奏疏中，王阳明对佛教的“佛”和儒教的“圣人”分别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指出二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治国之用上，王阳明指出：“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王阳明认为，佛是夷狄的圣人，圣人是中国的佛，佛与圣人之间本无鸿沟，只是其所适用的地域不同，因此有所区分。佛道与圣道，有“彼道”与“此道”之别，佛施教化于夷狄，圣人施教化于中国，皆是合于民族自身的。然而夷狄之道，终究不是中国之道，不能为中国所用。王阳明并未贬低武宗崇尚的“佛”之用，但同时也强调了文化的特殊性，认为只有中国本土的儒教才能真正发挥其治国优势。紧接着，王阳明以车马、舟航为喻，指出武宗行为的不妥：“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纵然有利器，却毫无所用。这并非是佛道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异己之道无法适用于本土，对于治国便无法发挥其效用了。在此处，王阳明承接上文，依旧未指出佛与圣在地位上的差异，而着重强调其效用不具有普适性，需各行其道，各尽其用。 其次，为进一步使武宗信服，王阳明以自身学佛、信佛却又最终弃置其说的经历为例，指出释迦牟尼与尧、舜二圣的差异。王阳明认为，释迦牟尼是西方的佛中最杰出者，尧、舜二人则是中国圣人中最杰出者。于寿命而言，“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寿命已是极高，而“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可见尧、舜的寿命比释迦牟尼更为长久；于方法与效用而言，佛若要慈悲施舍，救人之急难，需“苦行于雪山，奔走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而尧、舜施用“无为之治”便能使天下万物得到合适的安置，以至于家族和睦、百姓昭明、黎民时雍，草木鸟兽无不得以安居。可见圣人之治不仅更为便捷，且效用更佳；于教诲方式而言，“佛能方便说法，开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嗔”，但佛法之传授需当面教诲，而后才得以领悟。尧、舜之教诲“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圣人的教诲无言而流诸四方，不借助形体而又奇妙无穷，且比释迦牟尼之教诲更为宽宏博大。如此看来，无论从寿命长短、方法效用和教诲方式来看，儒教之“圣人”皆比佛教之“佛”要更胜一筹。因此，也就应证了王阳明“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转而求圣道的说法。
最后，于求道而言，释迦牟尼虽亡已久，但学佛之徒中仍有能够传授其道的人，凭借中国之大，必定也有能够传授尧、舜之道的人。王阳明以求道之异，阐述了求佛难，求圣易的道理。要走上求佛之道，需“涉数万里之遥……縻数万之费，毙数万之命，历数年之久”。至于求圣道，则“一尘不动，弹指之间，可以立跻圣地”。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王阳明不仅仅在述说佛圣之间的差异，更将自己对佛道和圣道的体悟蕴含其中。佛与圣的差别，从刚开始的所用之处不同，转向了更为精微的本质差异，高下的区别也由此逐渐显现出来了。
在劝谏武宗的过程中，王阳明立足于儒家视角，先是从儒佛同道，尧、舜与释迦牟尼同圣的角度肯定了佛教思想的可取之处，后又通过具体的分析比对，逐渐引出了佛道相较于儒道的不足之处，论证了儒为主，佛为客，儒道高于佛道的道理。他将武宗的好佛之举称为“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蘖”，实则是希望武宗“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最终“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以好佛之心实践圣人之道，走上利于国家的正途。王阳明儒佛同道而儒道为上的思想有别于群臣所提倡的儒佛异道的辟佛言论，在众谏章中独树一帜，其委婉温和的言论也更易被武宗所接受。王阳明虽提倡儒佛二道，“一而已矣”，但终究是认为佛道应当归入儒道之中去，这便涉及如何归的问题了。
三、“道一归儒”：化偏道为正道
在儒圣二者的差异背后，王阳明更关注其蕴含的是非之理。只有在“成圣”的终极目标下，去除佛教不合中道之处，留下有益的部分，才能将佛道为儒道所用。王阳明在与王嘉秀关于佛、道二教的对话中说：“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i在他看来，佛教的本意也是使人得道，但出离生死终究不是恰当的道路。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没有“上一截”与“下一截”之说。与儒家的中正大道不同，佛教之道是偏而不正的。王阳明将佛道视为偏道而非“非道”，这说明对他而言，“佛教的问题不是本体问题，而是工夫问题”j。如此看来，佛教之道虽存在着过与不及的问题，但若进行有利的引导，也可使其归于正道。
在《谏迎佛疏》开篇，王阳明首先分析了武宗之所以好佛道而不好圣道的外在原因。他认为儒臣“日袭故事，就文敷衍”是导致武宗不得圣贤之道要领的重要原因。凭借中国之大，一定有能够传授圣贤之道的人，只因武宗“未求之耳”。只要肯长久学习圣人之道，那么武宗便能够施展其聪明才智。由此看来，引领武宗化佛道为儒道并非难事，只是以往缺少有利的条件罢了。若是武宗诚心向学，跻身圣人之域指日可待。在“道一归儒”的外部条件能够满足之余，其内部条件的达成同样重要。佛为西方圣人，其道自然有所用处，但若要在中国发挥作用，便需要改变其不合中道之处，归一于儒。其中王阳明反复强调的便是不要“好其末”，而要“求其本”。将好佛之心落到实处，便是要改佛教出世之特性，为当下济世所用。《明武宗实录》记载了武宗痴迷佛教之状：“是时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k武宗热衷于研习佛教，宠幸番僧，不惜掏空国库黄金，耗费十年之久去迎请“活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不聊生的世况。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中指出：“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这正触及了武宗的痛处。江西叛乱起义不断，却未有能解决之人。倘若一心求取出世之佛道，现存的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面对此情况，王阳明委婉地将武宗迎“活佛”之举归因于“思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相信武宗求佛氏之道的出发点在于解决现状，造福苍生。而只要武宗实践其好佛之心，务实求本，化偏为正，归佛于儒，即可解决当时的困境。
在劝谏武宗的过程中，王阳明并不以儒者之见痛斥佛道，他指出武宗的好佛之心以及远迎活佛的行为是出于“圣智”与“善端”，只需将爱佛推及爱众生，将心意化为行动，则不仅能以佛道补充儒道，更能够有所作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道无外”，佛道与儒道各尽其职，最终皆走在对万物有利的道路上，虽然有偏道与正道的区别，但只要都为百姓、国家服务，那么也算是发挥了其现实作用。佛家修己性，渴望脱离生死，其对象着眼于个人；儒家修圣道，施仁爱于万物，为的是惠及天下。在盗贼猖獗，财力渐微的环境下，只有将空寂之理用于现实生活，由一身之乐惠及万民之乐，“大道”才能发挥济世之用。
于外，武宗若有化佛为儒，好学圣道之心，必然有贤人能传授尧、舜之道，使之到达尧、舜之域；于内，不必劳民伤财，旷日持久地远迎“活佛”，只要由偏道入正道，求取圣人之智，便能使西方极乐展现于眼前。因此在王阳明看来，“道一归儒”有其不可忽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正因秉持着佛道可归于儒道的信念，王阳明才提出“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他所求的并非是让武宗以佛教治国，而是希望武宗能以好佛之心好圣人，以践行佛道的精神践行圣道。王阳明对佛教的宽容，并不在于其对佛教教义的领悟，而在于其对佛教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考量。通过“道”的内在化，王阳明消解了儒佛表层的隔阂，看到了二者内部的共通之处。以偏归正，最终走上改善民生，造福百姓，巩固国力的正途，才是王阳明心中真正的期望。王阳明以儒为宗，保持着唯一的儒家立场，他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在成圣之路上，他相信佛道为辅，可归于儒道，而《谏迎佛疏》正是当时王阳明儒佛观的真实表态。
a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5页。
be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69页，第768页。
ck《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转引自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58—759页，第759页。
d 《国榷》卷四十九。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66页。
f 束景南：《王陽明轶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ghi王晓昕、赵平略：《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9页，第288页，第23页。
j 熊贵平：《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同异”与“是非”之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
作 者： 彭聪聪，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为了让以阳明文化为代表的绍兴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活起来”，绍兴文理学院成立了王阳明研究中心和阳明剧社，并以此为平台带动全校的大学生开展王阳明研究与阳明文化传播实践。本期栏目，我们重点推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同学的王阳明研究论文四篇。。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 《谏迎佛疏》是王阳明写下的一篇谏迎“活佛”的奏章，也是体现其儒佛观的一篇重要文献。在奏疏中，王阳明一方面区分了佛儒之异，并指出儒道高于佛道；另一方面，他又表明了“道一归儒”的可行性，认为佛为偏，儒为正，佛道可为儒道所用。
关键词：王阳明 《谏迎佛疏》 儒佛观 “道一归儒”
《谏迎佛疏》是王阳明写下的一篇谏迎“活佛”的奏章，也是体现其儒佛观的一篇重要文献。他一方面区分佛儒之间的差异，指出儒道高于佛道；另一方面，他以儒教为主，佛教为客，认为佛道可归于儒道，表现出“道一归儒”的思想观点。
一、谏迎“活佛”：进言的坎坷之途
对于王阳明是否上谏以及何时上谏《谏迎佛疏》，历代学者有过不同的见解。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载：“八月，拟谏迎佛疏。时命太监刘允、乌思藏赍幡供诸佛。允奏请盐七万引以为路费，许之。辅臣杨廷和等与户部及言官各疏执奏，不听。先生欲因事纳忠，拟疏欲上，后中止。”a钱德洪此说一出，王阳明为何写后未上疏此谏章便成为了未解之谜。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教授经过严密考证则推翻了钱德洪的说法，他认为迎活佛一事发生在十一月而非八月，由于《谏迎佛疏》乃是机密入京进谏的封事，故未在史书上有所记载。b
迎“活佛”一事早在正德十年（1515）二月就已初露端倪。《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十年二月戊戌，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儿，本乌思藏使也，上留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为正副使，还居乌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贡，且为两人请国师命，及入番设广茶。”c乌思藏使者绰吉我些儿受到武宗的宠幸，乞请其徒领占绰节儿和绰供札失归乌思藏，封为大乘法王向朝廷进献财物土产，并祈求封二人为“国师”，此事遭到了朝中群臣反对。王阳明时任南京鸿胪寺卿，负责此事，更是极力反对番僧之举，并愤而上奏。此奏章虽已经亡佚，但从《谏迎佛疏》中也能看见其身影。王阳明的奏章触怒了武宗，幸而潘棠上书奏援，王阳明才幸免于祸。此外，湛若水曾连写三封书信，劝王阳明明哲保身。武宗其时痴迷于诵读番经，崇尚佛教教义，宠幸番僧而罢逐贤臣。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阳明于四月上章《自劾乞休书》，以表归休之心。八月、九月，王阳明陆续上病疏，然而武宗并不予理睬。
群臣的反对并未改变武宗对此事的坚持，自二月赐封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二人为“国师”并送归乌思藏以来，武宗耗费巨资重修宫殿，扩建豹房，却对朝臣所上奏疏置若罔闻。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宗命太监刘允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远迎“活佛”。“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诰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钜万计，内府黄金为匮”d。可谓声势浩大。在束南景看来，“这场荒唐可笑的迎‘活佛’闹剧不过是二月封大乘法王入贡闹剧的恶性继续”，且最终的结局是“‘活佛’没有请回，武宗先在正德十六年暴毙于豹房了”e。
王阳明的《谏迎佛疏》正是在七月以来群臣进谏劝阻武宗远迎“活佛”但皆被否决的情境下创作的。与这篇奏章类似，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曾写下《论佛骨表》，表明自己反对唐宪宗迎佛骨的态度。与王阳明不同的是，韩愈站在佛教的对立面，慷慨激昂地表明了自己对迎取佛骨一事的坚决反对。其矛头直指佛教，未留下半分调和的余地。而王阳明则采用了一种更为平和中庸的方式，既看到了佛教的可取之处，也认识到其不足之处，从而为丰富儒学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写作《谏迎佛疏》之前，王阳明对佛教有自己的看法，并在文章中就有所体现。在壬戌《九华山赋》（1502）中，王阳明写道：“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层霄。虽长处于穷僻，乃永离乎豗嚣。彼苍黎之缉缉，固吾生之同胞。苟颠连之能济，吾岂靳于一毛。”f王阳明虽有出世之念想，却又将天下苍生视为自己的同胞，怀有济世之志。对出世与入世的思考，时常显现于其笔下。在壬申（1512）《别湛甘泉序》中他写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g可见他并不将老、释归为歪门邪道，他真正痛恨的是世儒之学。乙亥（1515）《赠郑德夫归省序》中写道：“问于阳明子曰：‘释与儒孰异乎？’阳明子曰：‘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曰：‘是与非孰辨乎？’曰：‘子无求其是非于讲说，求诸心而安焉者是矣。’”h在这段对话中，王阳明并未对儒、释之异同做出详尽的分析，而是指出应当学二者之“是”。至于如何辨别是非，需以是否心安为标准。总而言之，王阳明历来对儒佛关系的见解，皆在其文章中有所表露，然而其态度较为含混，并未留下细致全面的论断。《谏迎佛疏》的重要性便由此显现，在此奏章中，王阳明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佛与圣人的差异，展露了其对儒佛关系的真实态度，可谓意义深远。
二、佛圣之异：儒道高于佛道
武宗好佛以致劳民伤财是不争的事实，故群臣世儒皆一片辟佛之声。王阳明则与众人不同，他虽批判佛教，却并不排斥佛教。他在《谏迎佛疏》的开篇便指出：“群臣之谏，虽亦出于忠爱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是乃为善之端，作圣之本，正当将顺扩充，逆流求原。”王阳明站在新的角度劝谏武宗，从而将自己与群臣世儒之言论划清界限，但这也成为《谏迎佛疏》未能上奏发表的重要因素。
在奏疏中，王阳明对佛教的“佛”和儒教的“圣人”分别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指出二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治国之用上，王阳明指出：“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王阳明认为，佛是夷狄的圣人，圣人是中国的佛，佛与圣人之间本无鸿沟，只是其所适用的地域不同，因此有所区分。佛道与圣道，有“彼道”与“此道”之别，佛施教化于夷狄，圣人施教化于中国，皆是合于民族自身的。然而夷狄之道，终究不是中国之道，不能为中国所用。王阳明并未贬低武宗崇尚的“佛”之用，但同时也强调了文化的特殊性，认为只有中国本土的儒教才能真正发挥其治国优势。紧接着，王阳明以车马、舟航为喻，指出武宗行为的不妥：“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纵然有利器，却毫无所用。这并非是佛道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异己之道无法适用于本土，对于治国便无法发挥其效用了。在此处，王阳明承接上文，依旧未指出佛与圣在地位上的差异，而着重强调其效用不具有普适性，需各行其道，各尽其用。 其次，为进一步使武宗信服，王阳明以自身学佛、信佛却又最终弃置其说的经历为例，指出释迦牟尼与尧、舜二圣的差异。王阳明认为，释迦牟尼是西方的佛中最杰出者，尧、舜二人则是中国圣人中最杰出者。于寿命而言，“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寿命已是极高，而“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可见尧、舜的寿命比释迦牟尼更为长久；于方法与效用而言，佛若要慈悲施舍，救人之急难，需“苦行于雪山，奔走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而尧、舜施用“无为之治”便能使天下万物得到合适的安置，以至于家族和睦、百姓昭明、黎民时雍，草木鸟兽无不得以安居。可见圣人之治不仅更为便捷，且效用更佳；于教诲方式而言，“佛能方便说法，开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嗔”，但佛法之传授需当面教诲，而后才得以领悟。尧、舜之教诲“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圣人的教诲无言而流诸四方，不借助形体而又奇妙无穷，且比释迦牟尼之教诲更为宽宏博大。如此看来，无论从寿命长短、方法效用和教诲方式来看，儒教之“圣人”皆比佛教之“佛”要更胜一筹。因此，也就应证了王阳明“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转而求圣道的说法。
最后，于求道而言，释迦牟尼虽亡已久，但学佛之徒中仍有能够传授其道的人，凭借中国之大，必定也有能够传授尧、舜之道的人。王阳明以求道之异，阐述了求佛难，求圣易的道理。要走上求佛之道，需“涉数万里之遥……縻数万之费，毙数万之命，历数年之久”。至于求圣道，则“一尘不动，弹指之间，可以立跻圣地”。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王阳明不仅仅在述说佛圣之间的差异，更将自己对佛道和圣道的体悟蕴含其中。佛与圣的差别，从刚开始的所用之处不同，转向了更为精微的本质差异，高下的区别也由此逐渐显现出来了。
在劝谏武宗的过程中，王阳明立足于儒家视角，先是从儒佛同道，尧、舜与释迦牟尼同圣的角度肯定了佛教思想的可取之处，后又通过具体的分析比对，逐渐引出了佛道相较于儒道的不足之处，论证了儒为主，佛为客，儒道高于佛道的道理。他将武宗的好佛之举称为“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蘖”，实则是希望武宗“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最终“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以好佛之心实践圣人之道，走上利于国家的正途。王阳明儒佛同道而儒道为上的思想有别于群臣所提倡的儒佛异道的辟佛言论，在众谏章中独树一帜，其委婉温和的言论也更易被武宗所接受。王阳明虽提倡儒佛二道，“一而已矣”，但终究是认为佛道应当归入儒道之中去，这便涉及如何归的问题了。
三、“道一归儒”：化偏道为正道
在儒圣二者的差异背后，王阳明更关注其蕴含的是非之理。只有在“成圣”的终极目标下，去除佛教不合中道之处，留下有益的部分，才能将佛道为儒道所用。王阳明在与王嘉秀关于佛、道二教的对话中说：“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i在他看来，佛教的本意也是使人得道，但出离生死终究不是恰当的道路。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没有“上一截”与“下一截”之说。与儒家的中正大道不同，佛教之道是偏而不正的。王阳明将佛道视为偏道而非“非道”，这说明对他而言，“佛教的问题不是本体问题，而是工夫问题”j。如此看来，佛教之道虽存在着过与不及的问题，但若进行有利的引导，也可使其归于正道。
在《谏迎佛疏》开篇，王阳明首先分析了武宗之所以好佛道而不好圣道的外在原因。他认为儒臣“日袭故事，就文敷衍”是导致武宗不得圣贤之道要领的重要原因。凭借中国之大，一定有能够传授圣贤之道的人，只因武宗“未求之耳”。只要肯长久学习圣人之道，那么武宗便能够施展其聪明才智。由此看来，引领武宗化佛道为儒道并非难事，只是以往缺少有利的条件罢了。若是武宗诚心向学，跻身圣人之域指日可待。在“道一归儒”的外部条件能够满足之余，其内部条件的达成同样重要。佛为西方圣人，其道自然有所用处，但若要在中国发挥作用，便需要改变其不合中道之处，归一于儒。其中王阳明反复强调的便是不要“好其末”，而要“求其本”。将好佛之心落到实处，便是要改佛教出世之特性，为当下济世所用。《明武宗实录》记载了武宗痴迷佛教之状：“是时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k武宗热衷于研习佛教，宠幸番僧，不惜掏空国库黄金，耗费十年之久去迎请“活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不聊生的世况。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中指出：“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这正触及了武宗的痛处。江西叛乱起义不断，却未有能解决之人。倘若一心求取出世之佛道，现存的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面对此情况，王阳明委婉地将武宗迎“活佛”之举归因于“思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相信武宗求佛氏之道的出发点在于解决现状，造福苍生。而只要武宗实践其好佛之心，务实求本，化偏为正，归佛于儒，即可解决当时的困境。
在劝谏武宗的过程中，王阳明并不以儒者之见痛斥佛道，他指出武宗的好佛之心以及远迎活佛的行为是出于“圣智”与“善端”，只需将爱佛推及爱众生，将心意化为行动，则不仅能以佛道补充儒道，更能够有所作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道无外”，佛道与儒道各尽其职，最终皆走在对万物有利的道路上，虽然有偏道与正道的区别，但只要都为百姓、国家服务，那么也算是发挥了其现实作用。佛家修己性，渴望脱离生死，其对象着眼于个人；儒家修圣道，施仁爱于万物，为的是惠及天下。在盗贼猖獗，财力渐微的环境下，只有将空寂之理用于现实生活，由一身之乐惠及万民之乐，“大道”才能发挥济世之用。
于外，武宗若有化佛为儒，好学圣道之心，必然有贤人能传授尧、舜之道，使之到达尧、舜之域；于内，不必劳民伤财，旷日持久地远迎“活佛”，只要由偏道入正道，求取圣人之智，便能使西方极乐展现于眼前。因此在王阳明看来，“道一归儒”有其不可忽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正因秉持着佛道可归于儒道的信念，王阳明才提出“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他所求的并非是让武宗以佛教治国，而是希望武宗能以好佛之心好圣人，以践行佛道的精神践行圣道。王阳明对佛教的宽容，并不在于其对佛教教义的领悟，而在于其对佛教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考量。通过“道”的内在化，王阳明消解了儒佛表层的隔阂，看到了二者内部的共通之处。以偏归正，最终走上改善民生，造福百姓，巩固国力的正途，才是王阳明心中真正的期望。王阳明以儒为宗，保持着唯一的儒家立场，他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在成圣之路上，他相信佛道为辅，可归于儒道，而《谏迎佛疏》正是当时王阳明儒佛观的真实表态。
a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5页。
be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69页，第768页。
ck《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转引自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58—759页，第759页。
d 《国榷》卷四十九。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66页。
f 束景南：《王陽明轶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ghi王晓昕、赵平略：《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9页，第288页，第23页。
j 熊贵平：《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同异”与“是非”之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
作 者： 彭聪聪，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