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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将司马迁的文献观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梁启超是中国文献学的最早提出者。本文将《史记》所体现的司马迁的文献观与梁启超的文献观做了对比，发现二者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研究《史记》中体现的司马迁的文献观与梁启超的文献观的关系，对探索我国文献学史有一定的作用。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编纂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全面总结了上古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约三千年的历史，不仅取材广泛，而且司马迁修史态度严肃认真，为上古文献的整理、考辨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史记》的文献学价值
（一）对所用史料的考辨
《史記》中征引书籍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共有八九十种。司马迁在摘取、运用史料时，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关于书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辨和关于书籍内容如事实、论说真伪的考辨，以此达到“整齐百家杂语”的目的。对于言过其实的材料，他一律舍弃。例如，在《刺客列传赞》中，他说过：“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但是，对传闻异辞，他谨慎存疑。遇到此类情况时，司马迁常用“盖”“或曰”等字眼在前面，以便于读者辨认。这对后世史学家有深远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就沿袭了司马迁的这种做法。
（二）保存了大量史料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献学家，他写《史记》采摭经传百家。《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等诸子百家著作、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材料来源。司马迁“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实地考察使司马迁不仅验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并且搜集到许多新材料，体察了风俗民情。
（三）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取材十分广泛，就文献史料而言，凡是他生前所著经传、诸子、史籍大都有所涉及。《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而“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有六经门户、诸子渊薮之称。
《史记》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考辨史料、保存史料和成一家之言三个方面，司马迁不仅千辛万苦搜集史料，更是谨慎地辨析史料，将大量的材料进行考辨和保留，成为我们目前了解先秦时期至汉武帝时期不可或缺的珍贵参考。而广泛地搜集材料，目的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开创地这种治文献学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影响颇深。
二、梁启超的文献观
梁启超，字卓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中国古代是没有“文献学”概念的，只有“校雠学”。1920年，“文献学”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此后，梁启超先后共20次讲到了“文献学”，其中“文献学”15次，“文献之学”3次，“文献学问”1次，“文献的学问”1次。从时间上看，梁启超的“文献学”观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他是“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概念的首个提出者。
（一）梁启超关于文献学研究的三个标准的阐释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提出了文献学的三个标准，即求真、求博、求通。
1.求真
对于“求真”，梁启超认为，凡研究一种客观事实，必须先知道它的确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他认为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要强调史料的鉴别，目的就是求真——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他说：“求真为学者的责任。把古书真伪及年代辨析清楚，尤为历史家之第一根据。”只有判定了史料的真实性才有资格去进一步研究，否则做再深的探讨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求博
对于“求博”，梁启超解释道：“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单靠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梁启超认为，史料的搜集要广泛，问题的判断要建立在广博的史料基础之上。
3.求通
对于“求通”，梁启超解释道：“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博”是方法，“通”是目的，最后成“通学”。
三、司马迁文献观与梁启超文献观的关系
梁启超文献观是司马迁文献观的总结与扩展。在古代，我国并没有文献学的说法，因此《史记》在征集、考辨、编纂体例方面的功绩并没有着眼于文献学的角度去评价。古代文献学（校雠学）的研究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但梁启超的文献学囊括了对古代所有史料的研究，分支有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梁启超的文献学重在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最后成“一家之言”，不限定于对古籍的目录、版本的研究。“治书”之学向“治学”之学的转变，使中国文献学研究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是古代文献学（校雠学）向现代文献学转型的关键。
司马迁的文献观是梁启超文献观的基础。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辨、保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态度，为梁启超总结的关于文献学研究的三个标准——求真、求博、求通提供了基础。梁启超的“求真”精神就是司马迁对史料考辨的延伸。梁启超主张大规模做史，要求“博”，目的是成“通学”，著成“成一家之言”的“通史”。
四、结语
司马迁的文献观是梁启超文献观的基础，梁启超的文献观是司马迁文献观的延伸。由此可以看出，两位史学家有共同的治史态度和文献观念：首先，广泛地搜集史料，进行甄别，不要轻易地运用伪证轻下定论；其次，通过搜集整理史料，梳理百家学问，注重其内在关系，以达到通学；最后，通过以上的工作，达到学问的最高目的——成一家之言，学会自己评论自己。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编纂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全面总结了上古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约三千年的历史，不仅取材广泛，而且司马迁修史态度严肃认真，为上古文献的整理、考辨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史记》的文献学价值
（一）对所用史料的考辨
《史記》中征引书籍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共有八九十种。司马迁在摘取、运用史料时，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关于书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辨和关于书籍内容如事实、论说真伪的考辨，以此达到“整齐百家杂语”的目的。对于言过其实的材料，他一律舍弃。例如，在《刺客列传赞》中，他说过：“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但是，对传闻异辞，他谨慎存疑。遇到此类情况时，司马迁常用“盖”“或曰”等字眼在前面，以便于读者辨认。这对后世史学家有深远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就沿袭了司马迁的这种做法。
（二）保存了大量史料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献学家，他写《史记》采摭经传百家。《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等诸子百家著作、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材料来源。司马迁“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实地考察使司马迁不仅验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并且搜集到许多新材料，体察了风俗民情。
（三）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取材十分广泛，就文献史料而言，凡是他生前所著经传、诸子、史籍大都有所涉及。《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而“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有六经门户、诸子渊薮之称。
《史记》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考辨史料、保存史料和成一家之言三个方面，司马迁不仅千辛万苦搜集史料，更是谨慎地辨析史料，将大量的材料进行考辨和保留，成为我们目前了解先秦时期至汉武帝时期不可或缺的珍贵参考。而广泛地搜集材料，目的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开创地这种治文献学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影响颇深。
二、梁启超的文献观
梁启超，字卓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中国古代是没有“文献学”概念的，只有“校雠学”。1920年，“文献学”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此后，梁启超先后共20次讲到了“文献学”，其中“文献学”15次，“文献之学”3次，“文献学问”1次，“文献的学问”1次。从时间上看，梁启超的“文献学”观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他是“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概念的首个提出者。
（一）梁启超关于文献学研究的三个标准的阐释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提出了文献学的三个标准，即求真、求博、求通。
1.求真
对于“求真”，梁启超认为，凡研究一种客观事实，必须先知道它的确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他认为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要强调史料的鉴别，目的就是求真——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他说：“求真为学者的责任。把古书真伪及年代辨析清楚，尤为历史家之第一根据。”只有判定了史料的真实性才有资格去进一步研究，否则做再深的探讨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求博
对于“求博”，梁启超解释道：“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单靠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梁启超认为，史料的搜集要广泛，问题的判断要建立在广博的史料基础之上。
3.求通
对于“求通”，梁启超解释道：“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博”是方法，“通”是目的，最后成“通学”。
三、司马迁文献观与梁启超文献观的关系
梁启超文献观是司马迁文献观的总结与扩展。在古代，我国并没有文献学的说法，因此《史记》在征集、考辨、编纂体例方面的功绩并没有着眼于文献学的角度去评价。古代文献学（校雠学）的研究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但梁启超的文献学囊括了对古代所有史料的研究，分支有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梁启超的文献学重在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最后成“一家之言”，不限定于对古籍的目录、版本的研究。“治书”之学向“治学”之学的转变，使中国文献学研究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是古代文献学（校雠学）向现代文献学转型的关键。
司马迁的文献观是梁启超文献观的基础。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辨、保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态度，为梁启超总结的关于文献学研究的三个标准——求真、求博、求通提供了基础。梁启超的“求真”精神就是司马迁对史料考辨的延伸。梁启超主张大规模做史，要求“博”，目的是成“通学”，著成“成一家之言”的“通史”。
四、结语
司马迁的文献观是梁启超文献观的基础，梁启超的文献观是司马迁文献观的延伸。由此可以看出，两位史学家有共同的治史态度和文献观念：首先，广泛地搜集史料，进行甄别，不要轻易地运用伪证轻下定论；其次，通过搜集整理史料，梳理百家学问，注重其内在关系，以达到通学；最后，通过以上的工作，达到学问的最高目的——成一家之言，学会自己评论自己。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